《师慧园论坛》管季超辑：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网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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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在学三食堂用餐完毕--通常是一份五毛钱的辣白菜，外加三只馒头或六两米饭--嘴都来不及抹，拎起油渍斑斓的饭兜就直奔三角地而去。那个时候，互联网尚未普及，不知晓电子邮件、聊天室、BBS为何物，遑论Q群、微博，三角地成了名副其实的“信息中心”。我穿梭于摩肩擦踵的人群，在布告栏寻觅感兴趣的讲座或学术报告，顺便浏览各色招贴、海报，不亦快哉!然而，这种情形延续了也就两年时间。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仿佛一夜之间，三角地骤然冷落，人影熙攘的场景消失了，偌大的布告栏空空如也，凡是有碍观瞻的招贴都被清除殆尽，只剩一些电影海报、舞会通知、遗失启示、TOEFL广告，在亮得刺眼的阳光下招展，乍看冷寂得要命。那以后的长长一段时日，每忆及昔日盛况，常不免有恍若隔世之感!
　　 依我的经验，听讲座，实在是一件精神愉快、身体劳累的事情。原因无它，名师大家的讲座都需要提前占座，赶上极引诱人的，吃饭都嫌来不及，抓了两只馒头就往大阶梯教室跑。当讲座开始后，必得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庄严姿态，扯长了脖子洗耳恭听，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一句话。有座当然太好了，占不到座位才叫悲催。一堂讲座，至少也要三四个钟头，两条腿如何消受得了。遇到一晚上几场讲座“撞车”，只恨自己分身乏术，又不舍得割爱，在二教和文史楼之间赶场“追星”，真是苦不堪言。不过话说回来，亲炙大师毕竟是一种相当愉快的经验，特别有忘却筋骨疲劳之效，即便站着听到最后也甘之如饴，苦自管苦，“乐亦在其中矣”。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好叫座的是钱理群先生，人气指数绝不输于“超女”、“跑男”。细想起来委实是一件遗憾之事，钱理群在中文系任教，我们这一届同学却没有机会上他的课。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慕名去听他讲鲁迅，题目是“反抗绝望”。讲座在一间大阶梯教室，照例是人满为患，连窗台上都站着人。几名同学在前面替他“开道”，东冲西撞，最后总算挤上了讲台。那时，他才五十出头，却已过早秃顶，矮矮胖胖，穿一件极普通的夹克，满是皱纹，好像长久没有熨过，淳朴得像一个老校工。说实在话，这第一个印象，跟他那响亮的名头相去甚远，借用一句当时的流行术语，远超出了本人的“期待视野”。然而，待到讲座开始，他的表演天赋立刻得到了极致的发挥。那真是一场全身心投入、酣畅淋漓的演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冬天的，不时掏出手帕擦拭热气腾腾的脑门，一边擦汗一边憨厚地咧着嘴微笑，脸上带些歉意。台下的同学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声静气，鸦雀无声，连他擦汗的动作也显得意味深长。至今我犹记得他在讲台上那种几近顽童似的表情。
　　 在思潮迭涌的八十年代，李泽厚和刘再复是名震遐迩的启蒙导师，一部《美的历程》，一部《性格组合论》，在大学校园一时风靡，人人耳熟能详。连一个数学系学生的床头，也都摆放一本，以显示自己热爱美学和文学。两位大师的讲座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不但北大学生从不缺席，外校的同学也赶来旁听，连最大的阶梯教室都装不下慕名而来的学生。我曾经听李泽厚先生讲过“启蒙与救亡”，听刘再复先生讲过“性格组合论”。我依稀记得李泽厚先生的讲座好像是在二教，听的人多得出奇，偌大的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迟到的同学找不到座位，便在水泥台阶上席地而坐。那天他穿了一件灰蓝色夹克，头发蓬乱，总有那么几绺桀骜不驯地垂下来，以至遮住了右眼，他不厌其烦地捋上去，但随即又掉下来，如此反复。他甫一上台即开宗明义：本人今日不是来演讲的。他随即解释说，他不喜欢高踞讲坛，感觉就像一只供人观赏的猴子。相形之下，他更乐意和同学们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闲聊。出人意料的开场白引发了一阵骚动，准备商榷甚至诘难的同学一下子亢奋起来了，纷纷埋头疾书，提问的纸条很快如雪片般飞上讲台。他低声慢语，字斟句酌，如考试答题般一一作答，气氛既严肃又热烈。讲座结束后，李泽厚走出教室，后面跟一大群余兴未了的学生，一边走路一边讨论。据说有几个学生一直追问到海淀。
　　 甘阳和金观涛，一个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甘阳翻译了卡西尔的《人论》，出版之后一纸风行，于是“人是符号的动物”之说不胫而走。他的讲座当然风靡得不得了，启事一出，无不奔走相告，如响斯应。他个子不高，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遮住了半边脸的金边眼镜。印象最深的是镜片后面透出的目光，深邃而犀利。知道金观涛则与当代文学课有关。黄子平在介绍七十年代文学时，对他和妻子以“靳凡”为笔名发表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评价甚高。后来对他提倡的“方法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看见海报栏上有他的讲座，难逢的机会岂肯放过。那天讲座的情景已然模糊，只隐约记得他戴一副眼镜，冷峻清癯。讲座主题是“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讲了些什么早就忘了，唯一能想起来的是“超稳定结构”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几个术语。
　　 我上北大时，“五四文学社”每年都举办“未名诗歌节”，是诗歌发烧友们一年一度的节日。初次见到慕名已久的谢冕先生，是在诗歌节的一场朗诵会上。这么多年了，最让我难忘的莫过于他身上浓烈的诗人气质。那天他穿一件白衬衫，挽着袖口，显得格外精神。他对文学抱有异乎寻常的信念，只要谈到诗歌，总是神采飞扬。他声音洪亮，略带闽南腔的普通话穿透力很强。他爱笑，笑声很清澈、很爽朗，单纯率真得如同一个孩子。他的演讲辞几乎都是诗的语言，却又不乏智性的闪光，总有那么几句话让人回味不已。学者的睿智和诗人的激情在一个人身上并济、交融，确乎奇妙。有一刻我甚至想，假如缺少了谢冕，北大的天空是否仍旧如此迷人和丰富。
　　 陈鼓应先生是哲学系的客座教授，研究老庄哲学有深厚的功力。他著有《庄子今注今译》一书，至今我都保存着。据说他也是于丹的偶像。我久仰其名，他的讲座肯定不会错过。我记得他那天讲庄子，大教室里座无虚席，黑压压的都是人头。讲座快开始时，忽然听到有人说：“陈老师来了!”只见戴一副金边眼镜、穿一袭长衫的陈先生步履稳健地登上讲台。他说话的声音低沉，徐缓，一派温文儒雅的名士风范。演讲时不用讲稿，只带了几张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不时大段大段地背诵《庄子》原文，着实令人叹赏!他的经历也蛮有意思，他本来是台大哲学系副教授，因支持学生运动，遭校方解聘，当时还被台湾当局拒绝入境。流光似水，转眼就过去二十多年了。
　　 在三角地西侧，比较靠近商场那边，有一丬书店，名曰“社科书店”，那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我的藏书有一大半购自那里。店面不大，但满目琳琅，经常给我意外的惊喜。有一段时间，我天天都去逛一两个小时，随便翻翻不花钱的书，顺带了解最新的排行榜。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排行榜和讲座之间呈现某种“同构关系”，不知是排行榜主导了讲座，还是讲座影响了排行榜。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转折点上》连续数周蝉联榜首，在学三食堂的饭桌上，每个同学都在谈论“上帝死了”，没多久周国平就被请来做了一场关于尼采的讲座。有图书做“预热”，讲座焉得不轰动。过后不久，他又来北大签名售书。在我看来，这也算是一种“品牌延伸”。那时候各种思潮蜂拥而起，热点切换亦颇为迅速，各领风骚三五天。过不了几天，我又接二连三地听过陈嘉映讲海德格尔，陈宣良讲萨特，杜小真讲加缪。
　　 我听过的唯一一次不用提前占座的讲座，是在塞万提斯铜像所在的勺园草坪，主讲人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干巴老头，大家都称他为“老包”。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的下午，草坪上坐满了人，你挨着我，我挤着你，老包几乎“无立锥之地”。在塞万提斯铜像的衬托下，他原本清瘦的身子显得更加矮小。他语速极快，一口安徽腔的普通话因疲惫而略显沙哑。每讲到得意兴奋时，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会突然放光，满脸皱纹也随之舒展开来，手势凌厉而果断。世事如梦，此后曾有几次行经勺园草坪，在时过境迁好多年之后，一些陈年旧事遂又一幕一幕浮现眼前，不禁百感交集。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他?为什么如此瘦弱的身躯竟能迸发沛然莫之能御的激情?这次讲座留给我的印象，在他故去多年以后，至今仍新鲜如初。
　　 在北大四年间，曾有过一次令我毕生难忘的“偷听”的经历。临毕业前那年暑假，中国文化书院和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期“中外文化比较”暑期讲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以各大高校的教师居多。我堂而皇之混迹其中，昂首挺胸，略无愧色，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盘查”。授课老师以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为主，有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杨周翰先生、庞朴先生、李泽厚先生，等等，皆为一时之选。他们睿智而隽永的言谈，令人百闻不餍。我至今仍记得季羡林先生讲授“中印文化关系”的情景。他身着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足蹬一双黑面圆头布鞋，高高瘦瘦清癯得不得了，满身透着久违的古风。他上课时腰板笔挺，神情格外端庄，举止格外笃定。每讲完一堂课，都亲手把黑板擦拭干净，然后就坐在一张靠门的座位，一边休息一边跟同学们聊天。他聊中西文化，聊北大掌故，聊他的留德趣事，说说笑笑开心得很。他说，他已经垂垂老矣，还不准备死，希望活过一百零八岁。他引了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诗：“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接着详细解释米即指“米寿”，茶即指“茶寿”。他说，他不想清清淡淡过养老日子，准备研究“糖史”，还打算撰写一本回忆录。他半开玩笑对同学们说，在北大老教授排队去八宝山的队伍中，他不算第一，也不算最后，但坚决不不加塞。一番话让同学们笑弯了腰，他在大笑声中接着讲下一堂课。这的确是我大学生涯中最奇妙的一段经历。除了几位老先生之外，当时在深圳大学工作、才名藉甚的刘小枫，北大西语系的王宁也给讲习班上课。其时中国文化书院和比较文学所分别由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老师执掌，这对“学术伉俪”除了亲自上课，还坚持旁听每一堂课。记得有一回，刘小枫在台上讲“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白发侵鬓的乐老师坐在第一排听课，并且很认真地记笔记，不时颔首微笑，场面甚是动人。好多年后回想起来，有机会聆教这么多学贯古今中外的前辈学者，实乃人生可遇不可求的造化。
　　

　　 4
　　

　　 一教旁边的几株丁香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几多青春足迹湮没其间。时光流逝何其匆遽，一季又一季，直到有一天猝然一惊，四年的北大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多情最是未名湖。关乎燕园的琐碎往事记忆，带给我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不知是留恋还是伤感。也许，对于我而言，不单是告别一座校园，告别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更是告别一个已经谢幕的时代。
　　 一批人走了，一批人又来了。如果把离开北大譬作另一场远行--确实如此，前面永远是陌生的风景、莫测的遭际--那么，因为有了北大，在踏上漫长的注定会给我欢乐、也给我忧伤的旅程时，才不致迷惘和进退失据。一直以为北大是一道一成不变的风景、永远的心灵原乡，多年以后，从岁月深处蓦然回望，它还是原先的样子：湖光塔影依旧迷人，我敬仰的前辈不会老去，三十二楼和四十三楼不会拆除，南墙不会推倒。
　　 然而，北大终究还是要改变的，不是吗?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曾几何时，校园里盖起了许多过去没有见过的大楼，许多过去见过的大师却一个个凋零了!我曾经熟悉并引为骄傲的东西正在消失。世异时移，北大早已不复旧识的北大。我的失落和惆怅是可想而知的。我试图在回忆中拼接、复原“过去好时光”，因为我知道，失去了的一切，只属于那个激情年代，和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热情的人们，而那个年代，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成为一个依稀的旧梦、一段遥不可及的回响。
　　 而我，仍固执地将记忆留在上个世纪，留在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