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杂志《书屋絮语》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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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刻，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大半个神州。伴随着喜悦与激动，人们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又迎来了一度一年的传统佳节——春节。

    是的，瑞雪兆丰年，又加之锦鸡报晓、一唱雄鸡天下白……人们如此赋予鸡年以许多美好的祝福与期待，谅必今年一定会走向更加热闹与辉煌吧。

    作为历史的纪年，2005年往日的今天，该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令人忆念，该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杰令人铭记，也该有不少说不清、道不白的人事细节令人唏嘘不已、咀嚼不止：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废除影响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近千年的科举制一百周年；明代郑和率庞大船队远渡重洋六百周年……

    五十年、一百年、六百年……茫茫宇宙，浩浩银河，漫长的人类历程曾不能为天地之一瞬。忆往昔，弹指一瞬间。无穷感喟，无以言表。

    而对于《书屋》言，2005年，也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日子，它将迎来自己十周岁的纪念日。

    十年辛苦不寻常。十年来，《书屋》追求自己的品质与价值，与时代相伴，与民族共舞，与国家同歌，几多风雨几多愁，欲说还休。值得欣慰的是，好在躬逢清明盛世，有若干上级的特别关怀，有千千万万读者与作者的无私厚爱，不过沧海之一粟的《书屋》日趋深邃而质朴，在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才得以奉献出一片精神的赤诚。

    古人言志，有“十年磨一剑”、“十年寒窗”之谓，即成就一番伟业者，不可不执著专注、坚定不移。何止伟业?在景象如惨象的市场经济中，懈怠意味着淘汰。但可喜的是，从过去到现在，《书屋》历届的领导及编辑们都视期刊如生命，敬业爱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尊崇读者为上帝。《书屋》的同仁，能秉承这一可贵品格，一如既往，算是献给《书屋》十周年最好的礼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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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廉俸之外不取一文”，曾文正公自警自励之言，让人佩服与欣羡。然到咸丰四年之后的曾国藩，人予百五十金退百金，留五十金，还慨叹读书人之苦，家庭之累，当官之穷，同一人前后风格迥异。看其日记、书信，诸篇所记的拿金银及高档药材送家馈友，想来别有况味。

    读完《傅斯年全集》，知先生在柏林读书期间，每每向陈寅恪先生借钱度日，遍见窘态。在给胡适先生的书信中，他谦称国外读书鲜有长进，为生计所困，难有心思向学。后来，傅、陈两先生专业一致学问却殊途，单就学术心态而论，出身于大户人家的陈寅恪先生学问确实做得优裕宽松，这恐怕是日日为生存发愁添压的贫寒学子难以企及的。

    所谓“吃饭哲学”，不外乎是指衣食无忧之后，素淡二、三人之学问的一种底子。底子厚，心里清洁，学问类似于玩票，不显仄狭，纯粹文章，钻得深，拓得宽，一以贯之，硕果累累，大家即成；底子薄，为稻粱谋，苦行僧式的做作，心烦气燥，柴火气味浓重，烟雾弥日不散，生计尚可，与真正的学问到底隔得远，且喧哗的成分多，口号式的分贝高，自落俗套。这两种学术样态，也是奈何不得的。曾国藩的感叹，傅斯年先生的“不长进”，应是有由头的，他们代表学人的一类生态。

    道德文章，大概是先得道，然后才可讲究德的。若整日为生计压迫，为言说困厄，向来难有道的通达，“宁静以致远，澹泊以明志”，底子薄的人为之，常显矫情；底子厚的人，不言自明，不淡都不行。坐怀大乱者，难得平和心境，术乏专功，何来道？不来道，只讲德，空谈无益啊。

    时下，学术之流弊甚多，司空见惯，实是有情可原的。学术规范之要义，可以形式上的禁格，却难扫学术之外潜在的动机与手段，应试教育当可检讨。

    面对着条件极为艰苦，却肩担民族大义救亡图存重任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和他们的作为，傅斯年们似的“不长进”也不尽然，再想想当今学界的诸多怪象，颇为不忍。向学未敢忘忧国，大至大处 ，言行与事象诸在，令人叹服，是为楷模。学界前辈若此，后人当如何，扪心应自知的。

    虚文与实在，无用与有用，抑或不中不西与即中即西，应放在大处言说与操作，不然纠缠于概念的界定，拘泥于小处的计算，深陷于功利的讨巧，道德分离，或不道不德，学问没有重量，无所依托，难免会空疏、小气，终其一世很难阔大起来的。学问乃天下公器，实当关乎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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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古籍卷帙浩繁。现代人要想进入古典中国，需要拜读的书籍实在不少。比如，你要领略魏晋风度，则不可不读《世说新语》；你要研究明末士风，又不可不读《呻吟语》和《菜根谭》。

    上海的张远山先生博览群书，于中学颇有心得。他将中国传统古籍删之又删，向读者郑重推荐《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史记》和《庄子》五部经典。在他看来，广大读者如能围绕这五部经典涵咏默会，必能窥见古典中国之堂奥，并重振我大中华文明之雄风。

    远山先生的见解，令我想起一件往事。我在大学读书时，有位老教授对我说，《红楼梦》、《史记》和《庄子》分别代表了古典中国文、史、哲的最高水平，值得一读再读。得老教授之鼓舞兴作，我硬着头皮啃完了《红楼梦》和《庄子》，以及《史记》的若干重要章节。

    依愚见，春秋战国这一“轴心时代”的作品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其时百家争鸣，各擅胜场，每家每派皆有其独特的价值。远山先生于此期仅选《庄子》一书，令我不免有些遗憾。诚然，《庄子》一书矫然不俗，不失为文明社会永远有效的解毒剂，但《韩非子》、《老子》等书也别有洞天，不读未免可惜。

    韩非子是中国专制主义文化的祖师爷。不读《韩非子》，现代人便无法洞悉古代帝王术的残忍刻毒；相应的，不读《老子》，也无法了解宰相术的曲折幽微。许多学者认为《老子》一书是帝王南面之术，而实际上历代皇帝中践行黄老之术者很少。道理很简单，既然高高在上，谁不倾向于为所欲为呢？真正推崇黄老之术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们。宰相最希望皇帝“无为而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只有这样，宰相才有文章可做。再者，伴君如伴虎，宰相只有借助老子的“太极软功”才能与君王周旋。

    翻读古典，贵在有恒。一年细心读一两本，积久便可培养文气，高翥视域，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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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踏进学校的大门，老师也好，家长也罢，他们都会严肃认真地要求你如何刻苦学习。待稍稍更事，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教诲也就渐渐耳熟能详了。从日课夕诵的“人之初”算起，长大成人的中国传统士子读烂无数发霉的经书，不知要白白耗尽多少青春时光。读书之苦之累，可想而知。夜半之时，如豆的青灯映照下的黄卷上匍匐的往往是读书人疲惫叹息的瘦长身影。

    不错，读书或阅读，作为一种创造性极强的精神性实践过程，它确实需要读者付出包括体力在内的一切努力的。尤其是在“不疑处做到有疑”，没有一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功夫，恐怕是一无所有的。除非极少数天资特高者，庸常之辈概莫除外。问题是，在中国传统的士人看来，“学而优则仕”，因为书中有“颜如玉”、“千钟粟”、“黄金屋”。遥望“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荣耀，对中国传统的士人而言，读书哪怕是漫漫征程中的跋山涉水也就在所不辞了。

    其实，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士人读书观的不同，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其文明的程度。西人读书，多在明理得趣，求探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奥秘，寻绎出对象演变的规律来。故此，读书的无穷快乐造就了大批在各个领域卓有建树的发明家和科学家。今天，在被中国传统士人目为“奇技淫巧”的现代文明成果，始作俑者皆为西人。更不要说日下习以为常的电子计算机了。而传统中国士人读书的极端狭隘性与世俗性，没有益智，没有新见，让自我迷失在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吟吟哦哦、哼哼唧唧中却不能自拔，使本来充满无限情韵与愉悦的读书变为压迫人生至喘不过气来的沉重负担。一批又一批的书蠹便老死牖下，就只落得百无一用的骂名了。于世无补，于国无益，这样的读书人能指望他们不断地推进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文明，恐怕也难。

    当然，读书是不能抹掉功利色彩的，其工具性不言而喻。否则，也就不可有今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浩浩荡荡了。升学、求职、谋事，读书是通向理想彼岸的重要桥梁。但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悲剧发生时，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灵感也就被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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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湘人，风云际会，群贤毕至，尽显风光，然识见各异。

    读《曾纪泽日记》，知光绪四年八月，他蒙召应对：“办洋务，难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之后，他便放洋出海，担任驻英、法公使。此番见识，当时可谓先进。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办洋务图自强，确知之维艰，行之亦难，终事倍而功半。及甲午一役，仇未报，耻未雪，再后的庚子之变，只好耻而又耻了。事势比人强，郭嵩焘早在咸丰八年日记中写道：“自西洋通市中国，中国情形，彼所熟悉，而其国之制度虚实，中国不能知也，但眩惑其器械舟车之利，相与震惊而已。”看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更进一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事势所逼，脉络虽清晰，终究无济于事。

    中西文化的交战应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条隐线，此消彼长，不一而足。到“中国文艺的中兴”（蔡元培语），以运动的形式来了个总爆发，偏激人士舍中就西，矫枉过正，滑入歧途。联想到郭嵩焘、曾纪泽、马建忠、容闳、严复、王韬等人的西学见识，满以为后来者会为之续篇，臻于完善，结果牙慧不拾，余而不绪，岂是糊涂，简直恶趣。失却文化的策源，又同而不化，贻害无穷。

    郭嵩焘言“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开埠以来，“洋情”知了，也近代化了，似乎“荆棘”已除，而“控制之法”犹然不得。再后，“洋情”更知，西学更炽，洋为中用，到头来还是未脱窠臼，食洋而不化。

    “奴才写的洋人全知道，洋人写的奴才不全知”，曾纪泽那代人很有自知之明。情势之中，“不全知”也不仅仅关于“洋情”与西学。又逾百年，我们知识多了，见识似乎却少了。面对近代湘人旧事旧识，良可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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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文化名目繁多，且各有千秋。举凡齐鲁义丐、燕赵屠狗、秦晋小调、巴蜀老酒、江浙书卷、闽粤红帆等，皆为大中华文明增色不少。

    浩浩湘水，青青岳麓，万古一担好河山。说起“湖湘文化”，想必人们也不会陌生。有名的“潇湘八景”，曾引来文人骚客无数。我在网上比较过全中国诸多的“八景”介绍，感觉唯我“潇湘八景”的命名最富诗情画意，“平沙落雁”、“江天暮雪”、“远浦归帆”、“洞庭秋月”等无不具有古典主义的深邃意境。得自然地理之胜，湖南人文遂呈现郁勃不可遏抑之气。

    最近由岳麓书社出版的《湖湘文化大观》一书，洋洋一百六十余万言。我在慨叹此书搜罗宏富之余，也试图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依愚见，所谓湖湘文化之特色，大抵可以“男人干大事，女人解风情”概括之。

    先说“男人干大事”。近代以来的湖湘子弟劲直尚气，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到谭嗣同、唐才常、樊锥，从黄兴、宋教仁、刘揆一到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各个历史的转折处皆有湖南人相与指天画地。尽管每代之间的政治诉求差别很大，但对政治的强烈兴趣却是前后一贯的。

    事情做大了，自然就信心十足。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尚嫌不够豪畅，说“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才真正解了气。一百余年来风云变幻，政潮跌宕起伏，其间的苦乐悲欢，和湖湘子弟的关系是何等紧切！

    再说“女人解风情”。考察一地之风俗，切不可忽略当地之女人。人们常说“湘女多情”，话虽说到了点子上，但展开得不够，尤其缺乏比较的视野。

    一般而言，北方的女人朴实率真，有野风吹放之美，只是感情不够细腻；江浙的女人温婉柔媚，有临水照花之韵，但举止似过于矜持。比较来看，湘女既有温柔缠绵的一面，又有火辣野性的一面，因而在雅与俗、动与静之间保持了平衡，颇为符合男人的审美取向。尤为突出的是，湘女乐于分享男人们的奇思妙想，并且时常予以鼓励。她们渴盼自己的心上人功成名就，因此心理脆弱的男人将不胜其鞭策。

    炎炎夏日，不耐枯坐。草此小文，一以遣时光，一以抒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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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辨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伦理间的关系，尽管有偏颇之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其实，资本的残酷性、掠夺性、疯狂性以及极端逐利的世俗性与基督拯救自我、引人于天国为旨归似难有共通之处。但事实是，恰如硬币的两面，在对人性的体认上，两者殊途而同归。

    先于马克斯·韦伯的西方另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早就洞悉了资本的本性，称它自来到人间，每一个毛细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吞噬着人类的灵魂。因此，资本的扩张或肆虐应是人本能和欲望的汹涌与膨胀，其破坏性和腐蚀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基督倡导“原罪”，认为人呱呱坠地，从赤条条来到世上起，就先天地怀有罪恶感和耻辱感。这一神秘的宗教思想逐渐弥漫于西方文化的深处，便慢慢滋养出了西方世俗社会中的忏悔意识。那就是，在西方思想家看来，自诞生之日起的人类社会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暴力、罪恶充斥人间，因为就作为社会的个体人而言，文明的面纱遮掩的往往是人性的丑陋与卑劣，鲜活的生命有时在原始的冲动中会萌芽出可怕的邪念。故此，为了安顿躁动不安的魂灵，世俗社会中个体生命的时时反省自问是十分必要的。可喜的是，资本的特性与基督精神的绝配是，资本展示了人性的恶，却也催生了人们创造神话的无穷动力，而基督的“原罪”，在阻遏人们对欲望的无限想象之时，却也抑制了其对本能的无限扩张。所以，在基督精神的熏染下，西方资本的拥有者在聚财与散财的过程中也多了一份对天下苍生的同情与悲悯。

    而有学者指出，在二十年的变革中，由贫穷走向富裕的国人却不乏麻木不仁者。他们中有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责任、良知与使命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夏虫语冰。他们的所作所为怎可与秉有世事关怀的富有者的慷慨之举相提并论呢？这或许归咎于中国文化少有“原罪”的传统。此言不谬矣。因为即使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谆谆教诲，也多为“反求诸己”的“慎独”，强调的往往是道德品质的自我纯粹而已。实践证明，作为引领个体艰难人生向善与趋美的道德所铸就的生命境界不论有多高远、生命的胸襟不论有多宽阔，天下因道德的感化而尽“尧舜”几近不能，更何况是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时代。其中的隐由只有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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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差东北，顺路闲逛了沈阳故宫，再坐近六个小时的火车到长春，参观了伪“满洲国”皇宫，联想起北京故宫，清朝的轮廓鲜明。从规模初具、宏大疏阔到齐整划一、泱泱浩荡，再到偏安一隅、仄狭紧逼，一段历史仿佛浓缩在三处建筑物之中，是为浩叹。

    满族骠悍强硬，能征善战，骁勇无比，无坚不摧，史有定论。入关之后，励精图治，逐鹿中原，康乾盛世，中外咸服，蔚为壮观。然道咸以降，由盛而衰，偌大的王朝毁于一旦，直止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下，溥仪做起“儿皇帝”，仰人鼻息，为国人所不耻。沈阳与长春两座皇宫相隔不远，一为起始，一为落幕，当为殷鉴。

    晚清内外交迫，朝纲不振，变局顿起。国门虚设，夷舰长驱，争贸易，挟长技，难与争锋；鸦片之害，甚于猛虎，银两大肆外流，国库虚空，几无粮饷；天灾人祸，百姓遭殃，几无御敌之兵。鸦片之战，了无章法，先是任意更改定例，后是谎报战功，虽有小胜，不改格局，“百年之患，遂成今日之祸”，随后豆区瓜分，国不将国。内有太平天国，回、捻蜂起，平而不已，拆屋散架，如桶脱底。

    吏治污浊，“政由贿成”，是其崩溃的致命伤。清朝律法不可谓不严，然法令为官吏挟持，法为己用，“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贪赃枉法，晚清一节鲜有清官廉吏。好谀嗜利，上下其手，官吏敛财有如蛇蝎，是为乱局。不惟贤良，只认银两，宵小当道；不问功业，只依关节，纨袴干政，官僚不成体统，生民犹坠地狱。

    官吏不识时务，前倨后恭，韬略不修，逶迤难断，虽有振作，难挽颓势。夷夏之别，老大自尊，不知“魏晋”；与夷人交道，诓诈无礼，无论见识；洞开去势后，又任其自横，卑躬屈膝，媚态尽现。虽有洋务自救，大体不变，徒袭皮毛，甲午一役，败局铁定；庚子之变，冀蛊惑以振国运，殊不可思议。尔后一蹶不振，终落长春皇宫之小，消弥无形。

    吏治关乎天下。甲申三百年，犹在祭祀；道咸之乱，如挂目前。面对三处皇宫宽窄大小，感 忧在怀。眼下，腐败为民所共指，蚁穴堪忧；外敌环伺，不亚前朝，国人自当警醒。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痛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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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其一大特点便是擅长伪装。你看看这个功利主义的世界，扮富、扮俊、 扮酷者有之，而装穷、装傻、装死者亦有之。庄子反文明固然不妥，但所言“圣人不死， 大盗不止”却足以矜式百世。文明促进了进化，但也带来了智慧的滥用。文明抑制了野性，而野性又可借文明的外衣而张扬。

    有趣的是，为了刻画人间的诡诈，人们常常拿动物说事，创造了数不清的寓言。《笑林广记》载：一人戏将数颗珠子挂在猫的脖子上，使得群鼠欢跃于庭，私相庆贺：“猫老官已持斋念佛，是定然不吃我们的了。”可是猫一见群鼠，竟连吃数个。余鼠背地哀叹：“我们以为猫念佛慈悲了，哪知是假意修行。”

    谁真正见过假意修行的猫，又有谁真正见过披着羊皮的狼呢？这样的猫和狼只在人间才有。君不见某些贪墨之徒，虽然内心早已黑幕层张，污垢丛积，但外表却俨然一副清官廉吏状，其大奸似忠、大私若公的修炼功夫，倒也蒙骗了不少人。法国学者蒙田说得好：那些外表虔诚而实际可恶的人，比那些表里一致而放浪形骸的人，更应该受到指责。

    人间的险恶，或来自赤裸裸的侵犯，或来自形形色色的伪装。因为后者的不确定性，人们甚 至更加感到恐惧。所谓缺乏诚信，换句话说就是诈伪盛行。害人者主动戴上面具 ，防人者则被迫带上面具，谁也不会轻易摘下，谁也不知道假面舞会要持续多久。

    每个人都有展现个性、扩大社会交往的内在需要，而现实生活的信用程度却远远不如人意。 既然现实的交往不通畅，不安全，那么人们便会本能地将目光投向虚拟世界。这大概是时下网民群 体特别庞大的原因之一。依照常识，在现实中与人交往起码还有个感性认识，但在网络上却 知之甚少，而且虚拟世界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投影，甚至更加歌哭无端。还有更重要的，无论你在网络上留连多久，终究还得回到现实中来。但人们却顾不了这些，因为他们觉得，面对电脑多少有点安全感，而且可以相对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思想。至于以后是否与网友见面，还得经历内心的煎熬，实际情况是临阵退缩者大有人在。

    在一个人人防骗的社会环境中，由于交往成本格外地昂贵，人们自然感到“有身如梏，有心如棘”。虚拟世界作为一个替代品，并不能有效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所谓生活质量，不但要“免于匮乏”，而且还要“免于恐惧”。解决心灵的安顿问题，比搞点饭吃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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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我们常可听见人们不满当前各种社会怪象的激愤之辞：假如没有……医药费就不会居高不下；假如没有……房价就不会日夜疯长；假如没有……名目繁多的教育乱收费就不会层出不穷……而无数条充分的理由被完全假如以后的残酷的现实是，涛声依旧，那些喜欢或习惯于用假如善对一切的人们获得的只是无奈的叹息。年年岁岁人不同，但岁岁年年花相似啊！

    近日翻阅西洋书，当读到“总统是靠不住的”之时，不觉浮想联翩。在国人看来，总统一 之主，乃道德与智慧的化身，他都靠不住，太阳底下，哪还有谁值得信任呢？

    西方的主流意识认为，作为存在物的个体的人，它首先应具有自然性，即趋利辟害、趋乐避苦应是其本性，在任何条件下，总是最大限度地呈现出这一特性来；然而，人又具有社会性，他的存在又受到社会各种关系的制约，即他的愿望与发展须满足或服从其他社会成员的需要为前提。因此，人实际上是一个由自然性和社会性和谐而成的矛盾体。作为人，总统也是肉身凡胎，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免不了脱俗，在月白风清、夜籁人静之刻，躺在温暖柔软的大床上，隐秘的灵魂深处偶尔也会冒出可怕的念头，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何让“靠不住”的总统成为“放心”的总统，建立对权力的监督当是十分必要的。在西方文明史上，这一观念由来已久，到近现代日渐成熟，已成为国家一切制度安排的思想基础。

    在仁、义“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甚嚣一时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却敏锐地觉察到了道德釉彩涂抹下的人性的斑斑点点。他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并直截了当地指出：“人之性恶，其性者伪也。”与西方的哲人相比，其识见可谓毫不逊色。但可惜的是，先驱者灿烂的精神火花很快熄灭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里。更可悲的是，千年来，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作用下，这种由“人之初，性本善”奠定的道德论竟演变成杀人的理与礼，其阴魂久久不散，也是始作俑者未曾料到的。

    如果国人都能如魏源不敝帚自珍，敢于争眼看世界，如鲁迅不固步自封，勇于实践拿来主义，要之，我们民族那畏之似虎的千年死结会迎刃而解。

    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