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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雅兰:中国有性学专家,缺性爱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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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4 16:51:13 | 只看该作者
内地女性30年性生活变迁
陈新欣
                                            
    这篇文章是笔者结合中国大陆自1978年改革开放30年来‘性革命’过程中的大事和在咨询中了解的人们实际生活中渐变的真实体会撰写的。
之所以追溯大陆女性改革开放后性生活状况变化的历程,是因为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都会有男欢女爱,都会有人类繁衍。在男女两性爱情关系中,性关系无可置疑是爱人间表达最亲密情感的最高形式,并使相爱者双方从中体验到情爱与性爱统一后的特别陶醉的感受。而且性关系构成婚姻的实质内容,还能导致生育儿女。正因为其珍贵,所以要给它正名,要还它本来的价值,生命短暂而宝贵,享受性快乐是人们的权利,性不但无罪而且有益身心,不可或缺。能够让人们心情舒朗地享受最大化的性快乐,保障人们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婚姻生活,才是“以人为本”的好的制度。
因为人们特别器重这种关系,特别不能容忍他人涉足。这种心情本来是自然和单纯的,可是经过私有制和某些宗教千百年的强化、熔铸、畸变,逐渐形成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不理性不科学的观念,形成非理性的严苛和荒谬的制度。毒化了人们的心灵,剥夺了人们天赋的权利,演变出许多人间悲剧。非理性的性观念从另外一个方面戕害着人们的生活。
内地在解放后曾经有过非常禁锢的岁月。经过改革开放后近几十年的拨乱反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是和我们期望的人人都能够得到性福生活还相距甚远。而且这种愚昧不但对成年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还在戕害我们的孩子——新一代年轻人。
我想就以下几方面重点讲述一下我多年工作咨询所得的心得。那就是:
一.无性时代30年
大陆解放后性被政治化和丑化
文革期间更变本加厉
无性被视为纯洁和高尚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性解放
艰难的解冻
拉锯式的争论
性福也是生活质量
性福也是人权
三.女性性权利的回归
女性收回自己的性权利
不幸福的婚姻不再凑活”
性伴多也不可耻”
性与爱可以分离”
性已经不是洪水猛兽
四.未来中国女性的性
“我的性我做主”
“花心”是因为没有找对人
“我选择完美是因为我自立”
  
  
  
一.无性时代30
大陆解放后性被政治化和丑化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允许纳妾和妓女存在的,大陆解放后把非婚姻中的性一律取缔,并且把性的越轨和政治法律结合起来,1950年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用革命的手段关闭妓院,施行一夫一一妻制,本来这样做是有利于保护女性的,但是由于矫枉过正,用群众监督和组织处分、法律制裁的方式制造了过分严苛的惩罚氛围,把违反者视同对革命的反抗,严厉镇压,性成为洪水猛兽,只有繁衍的意义,不允许因此快乐,于是实际上人们的性生活变成地下活动,变成不可谈论的可耻和无奈之事,床上也成为检验革命立场的地方,人们进入了无性时代,而且这个阶段持续了30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性观念极端保守,性关系严格建立在婚姻基础之上,任何非生育性行为被认为是可耻的,任何非婚姻性关系都会遭到群众舆论严厉的批判和组织上严格的处分,“作风不好”的帽子足以打倒任何人。性是禁止谈论的话题。性知识的普及更是无从谈起。人们只有在法院判决书或批判“作风不好”的人的会议上才能够听到有关性的侮辱性的字眼。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银河研究员在文章中曾经引用过一个死刑案件,判决书主要内容是:被告人陈X平自1971年来,利用高干子弟的特殊身分,以吃喝拉拢、小恩小惠、帮助购买紧俏商品、调动工作为诱饵,引诱女青年上钩后,继而利用淫秽书画等腐蚀手段,在洛阳、郑州、北京等地先后奸污妇女25名 (其中未婚女青年20人);以搂抱、接吻、抠摸等方式猥亵女青年24名。陈自1977年至1981年间,利用工作关系,以向外商索要、偷阅、购买等方法收集外国画报多册,将其中淫秽图片剪下,共计818幅,收集起来装订成4册,用以引诱挑逗女青年堕落。此外,陈在奸污、玩弄王XX等13名女青年过程中,拍摄裸体、性交、搂抱、以嘴含其生殖器等淫秽照片59张,冲洗后装订成2册,用来腐蚀引诱女青年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判处死刑。
那时侯在一般人的眼里,这就是罪有应得,大快人心,老百姓应该视为前车之鉴,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过除了生育以外的无性生活。
吕女士说:“我结婚的时候都28岁了,因为搞对象要政治审查,家庭出身不好单位不同意,父母也怕背黑锅,而且国家号召晚婚晚育,所以好不容易才找了个出身好的。怕人家说不会生孩子,连避孕都不敢,结婚就有孩子了。那时侯我在部队当兵,和丈夫两地分居,一年见一、两次,既然有了孩子,就觉得再喜欢过夫妻生活不应该,好象品质不好,很放纵,很不正经。春节他来看我,想亲热,我就拒绝,觉得他就不应该提出这要求,几次三番,我觉得自己还很正派,一直态度坚决。他就急了,半夜三更,装上他的东西,穿上大衣就要赶火车离开。我一想他来第一天就走了,别人会怎么议论我,才态度缓和了,勉强同意过夫妻生活,可是他已经没有兴致了。
那时侯没有‘做爱’这个词,就叫过夫妻生活,和丈夫在一起也很不好意思,一般睡觉不脱衬衣、裤衩,事完后就立刻穿上,就没让他看见过我裸体。灯黑着,没有声音,没有其他动作,就是男上位,几下就完,也没什么好的感觉。偷偷摸摸的,觉得性是世界上最下流的见不得人的事。我和丈夫一直关系不亲密,大概和结婚后我经常说他有性要求就是耍流氓有关。也是后来他出轨,我们离婚的原因吧。”
只有改革开放后,人们才有胆量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重新审视这类案件。李银河说:“这个个案是没有受害者的行为,属于道德败坏。如果法律以整肃道德为目标,公民中有相当大一个比例的人应当被绳之以法。按照这个个案的标准,唐璜如果身为中国公民,是应当判死刑的。此外,值得存疑的是,有些人风流成性,如果他们的行为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是否可以认为一定是道德问题?如果他以结婚之类的许诺骗取他人的性服务,那应当说他道德不好。如果双方都不觉得受损害,只能认为是他们所选择的一种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甚至不一定属于道德范畴。一个人因为自己选择的不伤害他人的生活方式而至被判死刑,这在现代世界是十分罕见的案例。”
  
  
文革期间更变本加厉
文革期间是性的严冬,在政治、经济、舆论的压制下,人们的性生活很少,性知识更少,性目的很直接,性方式很简单,性观念很不人道,“性问题”被看得很政治,很严重,处理很严厉,性冷淡、禁欲、性盲被看成高尚,性福、性快乐、性享受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因为性不和谐造成婚姻矛盾的很多,离婚不容易,因此无性婚姻很多。
在那个年代,男人提离婚就是陈世美,女人“从一而终”才是好女人,无论过到什么水火不容的份上,也死不离婚。不少女人把自己的一生“自觉”地死死绑在一个男人身上,而且顽固到令人觉得可怕的程度。
吴XX是某大学教授,和妻子董丽上演了一场持续30年的离婚大战。
他们是刚解放时父母包办结婚的夫妇。因为彼此缺乏了解,没有感情,加上婚后董丽性情乖张、暴躁,两个人经常发生争吵、打闹,给新婚生活蒙上了阴影。吴婚后不久就离家出走,到贵州某市参加了工作,此后一直没有回家。1952年他考入北京某大学,离家更远了。
1962年,夫妻生活仍不能正常的吴XX,下决心离婚。董丽却坚决不同意。无奈之中,吴向他们老家的法院起诉离婚。贵州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过认真调查,认为他们的婚姻已无爱情可言,于1965年判决离婚。
判决书中认定:“吴与董丽由家庭主持结婚后,夫妻感情本来就不够好,后来由于女方作风问题和工作表现不好,致使双方政治思想产生分歧,男方虽然耐心帮助,但女方对男方的帮助却置若罔闻,终使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本院在审理中,又进行了多次调解,但和好无效。”
本来,婚姻关系已死亡,董丽对吴XX也毫无感情可言,通过法律手段予以解除,对当事人双方都是解脱。然而,董丽不服判决,向高级法院上诉。
为了达到不离婚的目的,董丽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村民在她策划的联名信上签名,要求省法院不要判离。此外,董丽还不断写大小字报到处宣扬,向上级党委写信,找有关部门告状。她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不可挽救了,但她就是不离婚,她要拖死他,她到处张扬说:“我好不了,也不能让这个‘负心人’好过!要下地狱,就一块儿走!”董丽的做法当然只能使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吴更迫切地渴望得到解脱。因为当事双方意见大相径庭,这桩离婚案的终审判决被搁置下来。
不久,文革开始,一切都脱离了常轨,这个案子就拖下来了。
1981年,在县法院开庭审理吴的离婚案时,董丽纠集一群人哄闹法庭,并扬言如果法院判离,她就要行凶杀人,然后自杀。致使法院最终判决不准离婚。
吴半年后再次提起离婚诉讼,他在起诉书中写道;“我的态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坚决要求与董丽离婚。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1986年,县法院经过反复深入调查了解,认为这桩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作出一审准予离婚的判决。
董丽又上诉到市法院,声称如果判离,她就死在大堂上,她的儿子将要杀人。市法院感到此案十分棘手,就此又拖了下来。一件明明白白的离婚案,因为妻子对婚姻外壳的盲目依赖,甚至把婚姻作为报复对方的武器,通过胡搅蛮缠,撒泼放赖,以死要挟的方式,竟“战胜”了法律,把本该早结束的有名无实的“婚姻”延续了30多年。这场旷日持久的“离婚大战”是没有“赢家”的。直到董丽死了,他们的婚也没有离成。
董丽赔进去了30年的时间,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保持徒有虚名的妻子名分上,实际上“丈夫”对她只有厌恶和愈来愈深的仇恨,别说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连同事、邻居的关系都不如。经办法官感慨地说:“吴老先生这辈子只办了一件事——离婚。而且,这件事最终还是没有办成。”
类似案例在生活中还有不少。
河南妇女王XX坚决不离婚,带着毒药上法庭,挟制法官,不许判离,否则“以死抗争”,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
湖南妇女胡XX的丈夫“风流”成性,她却死不离婚,只是天天痛哭流涕地跪在丈夫面前哀求他改邪归正。无奈他还是要求离婚。她自己砍断手指,用血写下“指头为证,重新做人”,以警醒丈夫,被她的极端行为感到震惊和恐惧的丈夫反而一纸离婚诉状递到法院。她选择了用同归于尽的办法保住夫妻名分,于是在开庭后的一个夜里,用劈柴的“沙刀”砍死了丈夫。等待她的只能是法律的审判。而她原本是可以在离婚后创造一个新的幸福人生的。
这不仅是董丽们个人的悲哀,而且是当时许多人认同的对付“负心人”的最厉害的惩罚方式,那些帮助董丽把这幕悲剧持续演下去的男女们正是基于这种传统婚姻观念和政治是非判断来行事的,由此形成了民众婚姻质量和性生活有无不重要,重要的是夫妻名分和形式上的家庭完整的僵化思维模式。
即使到了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的调查还发现很多人极其缺乏性知识,不了解自己的性器官,不知道自己的性敏感区在哪里,不了解男女在性生活中的反应。据调查,只有17.5%(不足1/6)的女性了解女性的性高潮是怎么回事,大部分女性居然对此一无所知。完全知道男性的性高潮是怎么回事的,男人中只有49.2 %,不足半数;女人中则少到只有20.9%。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安琪研究员在《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中,对城乡6033名男女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于性生活中的关键词——“性高潮”,有接近半数的人表示“没有听说过”,即使听说过或者了解“性高潮”的人,44.9%的人是在25岁以后才启蒙的。有33%的人认为性生活不怎么重要。
阿凤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她上山下乡在建设兵团呆了14年,因为长得漂亮,经常会被连长、营长的骚扰,他们都是结过婚的人,她不愿意当“破鞋”,就找了一个老实甚至有些窝囊的男人结婚了。结婚当天晚上她就闹着离婚。“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扎我下面,很痛,都出血了。我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见,我就要求他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这么扎。他把灯打开把阴茎拿出来让我看,我一看那么丑,当时就哇哇地吐,吐完就要他马上和我去办离婚手续。他家人听见声音跑过来劝我,说离婚也得等明天天亮了才能办。我就那么一直坐在凳子上等。
后来我母亲知道了劝我,说男人都长那样,结婚出血是好事,不要闹了,让人笑话。虽然当时没有离,后来还是离了。我一生对性都反感,没有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一辈子没有体会到什么是性的高潮。现在想起当年的事,觉得自己真是什么都不懂,可是也不能怨我,怨就怨那个封闭的时代害苦了我们。那时侯八大革命样板戏里都是孤男寡女闹革命,他们就是我们的人生样板,熏陶着我们的青春期。第一次听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的时候,心里都觉得很奇怪,那么神圣的人也结婚有老婆吗?也做这种无耻的事吗?现在想起来,那时侯怎么那么愚昧!”
无性被视为纯洁和高尚
淑华提起她的性经历,唏嘘不已:“我听广播说有的女人在过夫妻生活的时候都睡着了,成为大家的笑话。我想想我结婚后就是这样,我丈夫在上面做,我就数数,有时候很不耐烦地说他,‘都300次了怎么还不完啊!’有时候数着数着就睡着了,一觉醒来,看他还在做,觉得很乏味。有时候说‘要不你做着,我看杂志。’每天晚上都希望他不要提出做那事。结婚十多年后,我都没有分泌物了,阴道是干的,我想才40岁怎么就这样了?是不是女人这时候就不应该过性生活了。后来我就说疼,不让丈夫做,我说我已经生了孩子,现在年龄大了,‘历史使命’完成了,他没有权力再强迫我做这事了,他再做就是流氓,他很生气,好象我这样做是欺负了他。再后来他就不爱回家。再再后来我就发现他有别的女人了。我居然没生气,想想这样也好,这样他就不纠缠我了,只要不离婚就行。”
王丽说:“我小的时候,父母怕我被‘污染’,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我,什么都不让我知道,不让我接触,我的生活就是上学和回家。他们对性的问题很反感,很忌讳,我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中变得对性很鄙视,对异性很防备。我很喜欢看小说,心仪纯洁无私的爱,但是从来不把性生活和爱情联系起来,觉得如果做那种下流的事就玷污了爱情。
我丈夫在大学时对我一见钟情,可是我没觉得爱他,他拼命追求我,我父母都同意,6年后结婚,可是结婚后我们都没有知识,所以夫妻生活很失败,人家说夫妻生活很性福,我却感到可耻和难受,所以尽量减少夫妻生活次数,虽然我们住一起,但是结婚头3年就做了5次,丈夫开始还在等待我回心转意,后来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觉得痛苦,他也不好受。我一点没有爱他的感觉,觉得在一起很无聊,没话说。觉得很憋闷,丈夫虽然很爱我,但是也不能长期承受这样的生活,最后他说他的底线是只要我给他们家生一个孩子,哪怕以后永远没有性生活,他也认了。因为他父母年龄都大了,最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孙子,但是我不愿意,我觉得自己已经生活得很不幸福了,为什么还要添一个无辜的小生命来共同受苦呢。
我母亲为我的事操碎了心,怕我离婚,怕我将来一个人孤独,后来得了白血病。为了她能够高兴,多活几年,我又挨了3年。她去世后我才解脱。我觉得与其他和我这样一个无性的女人勉强在一起,还不如两个人分开,都轻松。现在很多人过单身生活,我也想自由自在地过,有时候尽被爱的义务也是很沉重的。”
她们的经历、感受和观念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心不想”,所以“事不成”。那时侯因为知识匮乏,不知道怎样做爱的也大有其人,我在部队医院时就听一个医生说,一对结婚6年不育夫妻来看病时,她发现女方还是处女,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在腋下做爱的。有的夫妇向牛马学习,一直肛交,导致不孕,在上海某治疗不育的医院统计中发现,有1/3是不知道正确做爱方式导致的。加上观念闭锁经济状况窘迫,人们还没有条件和心思享受性的快乐,比如有的没有房子住不能结婚;有的房子小一家老小住在一起不方便过夫妻生活;有的备不起三转一响娶不上媳妇;有的观念保守夫妻生活不协调成天吵闹。有的耐不住‘性’的煎熬没结婚就怀孕,犯错误被处理,甚至判刑。我所在的部队就曾经发生两起干部另寻新欢,因为部队管理很严,又离不了婚,就设计把自己老婆杀了的事;被政治条件限制与相爱的人分手,和不爱的人结婚不幸福一生的事更是司空见惯。那时侯虽然人际关系简单,很透明,好管理,但是是以人们不幸的和低质量的生活为代价的。
可见无性的30年流毒是多么深远,给老百姓带来多么沉重的性压抑,要彻底改变是多么困难。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性解放
艰难的解冻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观念转变,就不会有性的解放。改革开放后,大陆经济开始复苏,观念开始解放。第一次关于性的讨论发生在1979年6月,现在看起来那么正常和寻常的接吻,却掀起轩然大波。导火线缘自《大众电影》复刊后第5期的封底——一张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人公接吻的剧照。署名向问英的读者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措辞非常激烈地质问:“我看了你们编辑出版的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的封底影照,非常愤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这种极左的指责放在改革开放前足可以置一个杂志于死地。例如1988年以前,中国被认定的“淫秽色情图书”有30多种,6家出版社因违反出版规定停业整顿,130多种被认为图文涉及淫秽色情描写的期刊被叫停。几乎所有主编都战战兢兢对待每一个图片,每一篇文章,生怕被停业。
实际上《大众电影》在选择这个封底时,编辑部了解极左思想的长期浸润,会使一些深受其毒者过度反应,下了很大决心才刊登的,但还是没有想到这么快便有读者发来了措辞如此强烈的来信。他们到影协书记处请示后,决定将这封信全文发表在下一期的杂志中,并请读者就“接吻剧照”进行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11200余封关于“接吻剧照”的讨论信像雪花一样飞入了《大众电影》的编辑部,其中反对的声音有三分之一多。这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关于“接吻”的全国性公开讨论,后来成为当代性学家研究“性解禁”后的第一个启蒙事例而不断引用。
英国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播出后也引起舆论大哗,有人指责安娜不道德,批评中央电视台播出这部戏是在鼓吹婚外恋。完全把目光集聚在性的归属上。包括对后来的电影《谁是第三者》、《廊桥遗梦》的争论,都非常激烈。
可见那时侯有些中国人把接吻当成道德败坏的表现,不但夫妻连接吻都不做,而且不允许看外国人做,否则就群起而攻之。可以想见他们自己的性生活又该是多么贫乏。
拉锯式的争论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反思,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对人性、爱情包括对性的追求,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剪不断的红丝线》等文学作品触及了女性不幸婚姻的敏感区,引起人们对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肯定。中国性真空状态打破后,对“两性”文化的解禁势如破竹。时隔9年,“裸体油画”取代了“接吻剧照”,1988年在北京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将人们对“女性裸体”的热情推上顶峰。仅18天的展览就迎来了22万观众,刚刚结束“性真空状态”的社会对“裸体”的需要,大大高于“艺术”。著名的性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认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一场“性革命”迅速结束了“无性社会”。“当时的中国社会,任何一个领域出现跟性相关的话题,都会吸引全社会的目光,接吻的电影剧照引起的讨论不过是开篇而已。”潘绥铭说。
就是在这种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拉锯式的争论战中,中国的年轻人首先接受了性解放的思想。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清晰地描述了中国人的性观念变化的轨迹: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合法地、铺天盖地般地宣称: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那么为了什么呢?”“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除了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怎么可能还有别的目标?”于是,渐渐地,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夫妻之间寻求那些更能够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性知识、性科学开始成为人们的急切的需求;几乎一切性方面的传统观念都被质疑了。
对同性恋、虐恋、性工作者等性的“亚文化”的态度转变则是“曲径通幽”。2003年3月,李银河第一次委托一名政协委员将“同性婚姻立法”的建议带上了全国两会,此后年年坚持递交提案。除了同性婚姻外,性社会学家也纷纷以平和的心态开始研究虐恋群体、性工作群体等更为隐秘的亚性文化圈子。
  
性福也是生活质量
30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质量极大提高,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处在温饱不足状态,农村有2.5亿贫困人口。经过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居民拥有的财富迅速增加。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78年实际增长6.5倍,达到1.3万多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6.3倍,达到4140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实际提高7.2倍,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从21.9元增加到1.3万元。城乡居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人民生活质量极大提高”,不仅表现在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有闲钱,更重要的是精神思想的解放,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包括性生活质量的提高,让人们开始倾听自己内心性需求的呼唤,也重新审视和评价他人和国外的性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说,第二个分水岭出现在90年代末,“中国人的性行为越来越像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就是强调性是自己的权利。”
性权利的概念于1995年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的文件中,作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达成的共识出现在大会的成果性文件“北京行动平台”中:“女性的人权包括她们控制和自由决定有关性的事宜,涵盖性和生殖健康,免于强迫、歧视和暴力……(第96段)”性权利常常是作为民事、政治和经济权利交汇的一个支点。性权利不能脱离于更广泛的人权运动的目标。人权是普世的、不可分割的和不能剥夺的。性权利的实现需要社会的性别平等。它挑战了根深蒂固的性别和种族偏见。
“饱暖”就有条件让自己“性福”,中国人的性生活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提供了性解放的可能。例如房子大了,可以和老人、孩子分开居住了,甚至许多家庭已经分套居住了。不必害怕性生活被家人察觉而假装无性了,私密的性可以在自己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张扬了。城市大了,休闲的场所多了,婚外的情和性也有了安置的处所,到宾馆开个房已经不再需要带结婚证。潘绥铭教授在2000年和2006年两次对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实践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人的性伴侣、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都有了明显的增加。比如,国人超过两个性伴侣比例由2000年的16%增加到了2006年的25%;国人婚前性行为比例由32.9%增加到了43.5%;男性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更是由20%提升到了36.6%,女性大学生的比例由12.8%增长到了26.8%。
性福也是人权
  
“性福”与否影响人一生的生活质量,身心健康和工作动力。
性福与否虽然别人看不见,却能够表现出来。性福的人精神焕发,心情愉快,
笑口常开,对家人对朋友善意而快乐,工作积极,事业发展……;不性福的人心情沮丧,常常有无名之火,经常把自己恶劣的情绪泼洒在他人身上,身心都不健康,抑郁暴躁,家庭经常被战火笼罩,爱打骂孩子,工作没劲头,经常出错,与同事和领导关系紧张……
可以说,性福也是人权,需要重视和尊重。
性研究解禁后,针对经常影响性福的法律和观念问题,大陆学者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长时间的研究,并且拨乱反正。例如:
A.性有罪吗?
“万恶淫为首”几乎成为公认的真理,许多宗教认为性是有罪的,导致人们
虽然结婚生子,却只承认其繁衍的作用,讳言其快乐的内涵,否则会有罪恶感。父母对待青春期孩子的性更是忧心忡忡,怕他们犯作风和道德错误,例如早恋和婚前性行为。
可是无论怎样诋毁性生活,它依然是人们婚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是爱情表达的正当方式,是幸福的组成部分,是快乐的源泉,正所谓“食色性也”不可移易,就象吃饭睡觉一样正常和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认为:有许多宗教认为性是罪,但是我恰恰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人们的这些做法根本没有罪。我要勇敢地传播“性不是罪”这个理念。原因是希望大家把对自己身上挥之不去的性欲的罪恶感觉去掉,改变这个扭曲的观念,在短暂的人生中生活得快乐一些。人为了性欲的满足有时会得性病(在保护措施不够好的情况下),这并不使性成为罪,就像人为了食欲的满足有时会得病(如肝炎、心血管病)并不会使吃饭成为罪一样。
民间也有这样的调侃性生活的段子对性生活加以肯定:“早上起来做做爱,锻炼身体又补钙;中午时分搞一搞,增加感情实在好;晚上睡前叫叫床,明天体力无比强;半夜起来打一炮,免疫增强不感冒。”当然这可能是在新婚夫妇中才能够做到的事。
我曾经在天津、湖南、山西电视台或广播电台及一些网络等涉性节目中多次
做为嘉宾,专门普及正确的性知识,非常受欢迎。但是它们都相继在上级指示下被取消了。虽然没有人站出来说我们这样做是有错的,但是决定取消者心里还是觉得性是丑恶的,甚至是有罪的,是不能谈论和传播的。
可见大陆达到发达国家如瑞典的解放程度还任重道远。
  
B.性欲差异无关道德高下
人们觉得没有多少性欲的人品德比较好,让人放心。比如对异性从来没有兴趣,视若无睹的人,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从一而终的男女。而爱好广泛,性感突出,爱和异性说笑逗趣的人,尤其是主动离婚的人,有婚外情的人往往是作风不好心怀不轨的人,是喜欢勾引异性的人,因此是道德败坏的人。父母常常害怕孩子成为后者,所以往往防患于未然,压抑孩子活泼的天性,制止他们和异性同学来往,设置重重藩篱。
就象人们饭量有差异,有的人饭量很大,吃得很多,不等于他品质不好,有的人吃得很秀气,不代表他道德高尚一样,性欲的差异也不代表道德高下。只是他个人的性特点而已。如果他没有侵犯他人的利益,就只是他的个人事务。例如著名画家毕加索一辈子恋爱、结婚8次,在他80岁的时候还娶了35岁的妻子。许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经常陷入爱河,甚至为了爱情失去理智,多次离婚……认为这样做的人是因为其道德品质不好,建议用严厉的惩罚来让他们收敛自己的放纵。如果真的这样做,恐怕就没有毕加索们了。
所以有些专家认为性生活是人的本能需要,和吃饭睡觉没什么本质区别,没有必要放进去太多的文化和道德内容,让其负载太重,现代性游戏的规则应该多样、随意,让人感到轻松,才符合人性。
李银河研究员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有些人性欲低下,有些人性欲高昂,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性欲低下者因此觉得自己道德高尚,这就没有什么道理了。如果这些有道德优越感的人偏巧掌握了权力,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性欲标准和道德标准来制定政策、法规,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检查书籍、报刊、音像制品,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惩罚别人,这就不仅没有道理,而且问题严重。目前我国的淫秽品检查制度的社会基础就是这类人。他们用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批评别人,这都是可以的,他们有权利发表这样的意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以一部分公民的道德标准来制定法律,并且用这些法律法规来惩罚持有另一种道德标准的公民,那就错了。因为后者也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有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
  
C.自慰有害健康吗?
自慰在男性和年轻人中比例比较高,而且随着有关性知识的普及,人们懂得自慰是发泄性能量最安全最守法最自我的事,只要不过分,无损健康,越来越不成为问题。但是在传统观念里,这样做是危险的,有害的,不正规的,甚至有人认为是有害健康的。有这种观念的人不少。
人的各种器官都有“废用性退化”的特点,长期搁置不用,就会退化。性器官也不例外。用禁欲对抗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性欲本能,包括屏弃任何能够缓解性需求的方式以及时刻对性欲进行内源性的批判,压抑和限制人的性需求是非人道的。它导致两种情况,一是痛苦体验,性欲望越强烈,压抑导致的情感痛苦体验越深刻。甚至因为过分压抑形成性冷淡,性器官退化,甚至焦虑、暴躁、抑郁。二是躯体反应,比如夜晚失眠,噩梦不断,头晕目眩,注意力涣散,情绪低沉,缺乏活力,疾病缠身,过早衰老等等。
自慰或者使用性器具自慰,使人保持对于性生活的应激状态,宣泄体内积聚的性能量,满足低水平的性快乐需求,保持性激素的正常分泌,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方式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和利益,因此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这不仅无违道德,而且应该予以推广。作为父母一定不要给孩子灌输自慰有害的观念,因为自慰最大的害处就在于它带来的恐惧。
国外通过调查5900名妇女后发现,69%的自慰有意淫伴随。许多人说,如果没有意淫伴随,手淫就太寂寞了。心理学家认为,有意淫的人是健康的,有创造力的,性活动积极主动,性生活幸福的。
  
D.女性高潮的意义
过去多数女性是体会不到什么是性高潮的。曾经有个调查,在甘肃农村,妇女问调查高潮指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而现在女性高潮的比率和过去比大大提高,调查发现中国女性性高潮比率“经常有”和“全部都有”的为28、3%,虽然和男性的77、5%比还是有很大差距,比过去不足10%还是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此为性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
女性高潮的意义除了生理上的健康作用之外,从情感和精神上对于女性和她的爱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第一表示她和丈夫确实达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因为女人获得性高潮必须对男方毫无保留,没有戒备,倾心相爱,一旦达到,就意味着她确实对男方以诚相见了,女方会在精神方面迅速地靠拢对方,对他产生深沉的爱意和留恋,沉浸于这种性爱的女性不再接受其他男性的感情,加深了双方的归属感和亲密感,关系变得坚韧和牢固。
第二知识分子类型的女性往往自我压抑最严重,自我保护的本能非常顽固。尽管性高潮是非常享受和快乐的,许多传统型女人却在潜意识中压抑自己,不让自己获得性高潮。其中原因之一是:觉得自己假如表现得过于忘我,会被男人认为是淫荡的女人,从而被男人排斥、厌恶。因此心里很不安,这种担忧使之不可能有性高潮。而达到性高潮的女人往往会从此撕去假道学的面具,解放自己,变得真实可爱。
第三性爱在男女构筑良好的爱情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性爱上美满和谐的恋人一般会愉快地相处,互相谦让,普通情侣如果能够达到真正的性高潮,那么即使他们年龄大了,没有性生活了,他们之间依然会继续相爱相亲。即便是已经分手的恋人,只要他们曾经达到过性爱顶峰,若干年后仍然有可能成为好朋友,因为他们曾经无保留地向对方展示过真正的自我。
而做不到这一点的恋人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不休,你吵我闹,大伤和气。所以男人最大的愿望是让女性感受到性高潮,如果做不到,他就觉得没有真正得到对方。那些没有做出回应,感觉迟钝的女性便会受到男性的冷落,无论她们多么美貌或者多么富有才识教养,如果在性爱中反映迟缓,注定不会得到男性青睐。
第四女性性高潮会使男子也获得无以比拟的、高层次的快感。其更多的属于精神领域。男子在性爱中一般都采取主动,并以能够给女方带来快乐为乐事。对于男人来说,性的快乐不只在于射精的那一刹那,而开发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性敏感区,赐之以快乐,使她成为自己的‘俘虏’,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快乐。将女子引向性高潮后,自己才能得到真正的性快感。才能乐此不疲,贪得无厌地追求再一次成功。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射精时一瞬间的快乐,男人不如自慰来的省力,之所以如此努力,是为了让自己的女人能够享受到真正的性爱,而能够有所回馈的女性,即能够轻松达到性高潮的女性,会使男性爱意深化,如痴如醉。在男人看来,女性的肉体特别是性高潮时的反应,实在不可思议,让人感叹不已。
男人认为如果能够和心爱的女人共入欲死欲仙之境,对方能够在肉体上接受自己,满怀喜悦和感激之情。但是如果女性始终没有达到性高潮,男人会感到遗憾,好象吃了饭,但是没有觉得有滋味。只有在引导女性达到性高潮后,男人才会觉得“自己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了”,并且引为自豪,对于给予他这种快乐与自信的女人,男人自然心存感激和爱慕。
  
E.性爱有益健康
有个短信说:“没有疯狂的接吻,哪有床上的乱滚;没有肚皮的摩擦,哪有爱情的火花;没有激烈的肉战,哪有一生的相伴。如果平平淡淡,不离也得散。”虽然有点调侃有点夸张,但是道理是对的。按照美国性专家Stein(斯泰恩)博士的说法,什么都不做是最糟糕的。这样的生活会损害你的情感和身体。研究表明,缺乏性爱会损害健康,甚至缩短寿命;另一项研究表明,45岁到59岁的男子,每周有两次性事的人的死亡率,比那些每月只有一次甚至更少的人要低50%;还有研究结果表示那些至少一周发生一次性行为的大学生免疫系统明显比那些不这么活跃的学生强得多。“性行为是一种提升健康水平的方法,类似于服用维他命、运动以及营养均衡的节食”,Stein说,“这不仅是关于婚姻的问题,对公众健康也有重大意义。”Stein博士说,“性本身完全是由期待来支撑的。”
存在于婚姻生活中不正确的性观念,会导致对对方人品的贬低和怀疑,会导致性生活的不和谐,例如:性冷淡,性制裁,婚内性强暴,性早衰,甚至无性婚姻,从而引起婚姻内矛盾丛生,小事变大,甚至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离婚的理由。对于女性来说解放思想改变观念尤为重要,在这个基础上,才会乐于接受新方法,新事物,给自己带来性快乐和性享受,给婚姻带来活力和生机。
  
现在大陆乐于监视他人私事的人大大减少,单位也不再管监督和处分有情感问题的职工,婚姻和情感越来越属于个人的领地。性法律和性文化研究专家李盾认为:中国对性犯罪的认定,在法理上有很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对于性犯罪的制裁是维护社会风化,所以对于强奸和通奸的处罚是一样的。而现代,对于性犯罪的处罚是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在1979年的刑法修改稿中,通奸是被作为犯罪处理的,但是争论非常大,焦点是通奸有没有侵犯人的权利,所以后来这条在法律中被取消了,表明从法律上也承认了性是人的一种权利。而在台湾据说一直不能取消这条法律规定。
2001版的《婚姻法》修改期间专家就应该不应该把制裁“二奶”、惩罚婚外性关系写进婚姻法发生很激烈的论辩,最终反对一方获得胜利。保护包括性权利在内的人权,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女性性权利的回归
女性收回自己的性权利
中国女性性观念改变,把过去属于丈夫的性权利收归己有,对中国性革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不容忽视。李银河说,虽然没有数据证明女性性观念改变在中国人性观念转变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其作用很重要不容质疑。统计资料显示,过去,中国男女在很多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性伴侣的数量、性交开始的年龄以及频率等都有很大的不同。较早调查的数据,婚外恋男性数量达到60%,而女性数量只有26%,现在这种距离明显缩小,例如上海女性的婚前性行为就达到59%。
    中国第三次性革命的特点是人们对性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观。表现在女性身上,就是她们对于失身、处女膜不再注重。而性生活、性体验不再是夫妻的专利,对性与爱情、性与婚姻,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有关系,也可以视为没关系;可以同与自己相爱和准备结婚但还没有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也可以同自己不爱也不准备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而同意权往往掌握在女性手里,和谁做爱,拒绝谁,什么频率,什么方式……女性已经不是被动的顺从者,而是自己掌握性权利的主宰。
    对女大学生的调查也显示出这样的变化:过去的女大学生认为只有在相爱的两人之间才可能发生性关系;此前几年,一些女大学生虽然仍然认为两人如果相爱才会发生性关系,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会和他结婚。现在,女大学生们认为,即使两人不相爱,只要不是互相利用,也可以发生性关系。
    浙江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62%的学生同意只要是和相爱的人,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85%的学生认为,已经发生性行为的男女不一定非得结婚。对于同性恋,约有60%受访同学抱持宽容态度,他们认为同性恋应该被允许。而62%的则认为,珍视贞操是对人性的压抑。

    “不幸福的婚姻不再凑活”
大陆离婚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07年民政部报告称:当年结婚数为991、4万对,离婚数为209、8万对,比率为20、8%。比上年增加18.5万对,增长9.7%,粗离婚率为1.59‰, 比上年增加0.13个千分点。办理离婚件数超过10万件的省份有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南和四川。
越来越多经济独立的女性摈弃了传统观念,对不幸福的婚姻不再凑活。无论是自己遭受了暴力,还是被歧视虐待,哪怕只是觉得感情消失,女性都敢于理性面对,不怕离异;如果是丈夫方面出了问题,出轨或情感外移,请求或逼迫离婚,女性也能够冷静地保持自尊,争取不成就好和好散,所以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性居多。
小晨是个“文武双全”爱好甚多的女人,又活泼大方,所以深得男士的喜爱。可惜她的丈夫有传统观念,以为娶了她就铁板定钉,没跑了,所以不太珍惜她。离婚后才后悔莫及。她说:“我原来是准备从一而终的。可是发现丈夫对我很漠视,有一次我摔青了脸,他过一周才发现,我才知道他根本懒得看我了。追我的男生一直很多,从初中、高中同学,到战友、同事都有。加上我90年代后思想开了窍,知道不必为了一个不在乎你的人守什么贞,就有了婚外情。孩子大了,我也不用顾忌了,我不想做偷偷摸摸的事,我收入比他多,经济不靠他,干脆离婚。
我的情人前后有N个,都是他们主动追我的,比我小得最多的差20多岁,现在经常来往的有5个,他们都有婚姻,所以和我来往都是隔周岔月的,他们彼此也碰不上。虽然他们觉得我不会只有一个情人,但是也只限于猜疑而已,我不想说没有意义的实话,不告诉他们的原因在于我知道男人很嫉妒。中间也有想离婚和我结婚的,可惜我都看不太上,我这人很挑剔,在一起一阵可以无视他的缺点,在一起时间长了也烦,又不想破坏人家家庭。离婚10年,就这样过,也很滋润,喜欢谁可以接纳谁,不喜欢了,一句话,就拜拜了,当然我尽量说得委婉,不伤害人家,不树敌。被我甩的人包括我前夫还经常联系我,企图恢复关系。我不想,他们也没办法,有时候觉得他们也很可怜。
这倒让我自己很有优越感,事情都由我主宰,我说了算,即使在床上,他们也都乐于讨好我,满足我的需求,并且以此为乐。生怕我不喜欢他们了,让我经历了以前从来不可能体验的性快乐。虽然我今年60岁了,按传统观念来说应该‘收手’了,可是我觉得自己还很有男人缘,身体状况也很年轻,就这样过着吧。什么时候不行了,就找个没老婆的男人同居,相互照顾。再老了,相互照顾不了了,就去养老院。”
她的情况在中老年知识女性里虽然还不是主流,但还是有代表性的,她们有的为了孩子维持名义上的婚姻,私下有自己的伴侣;有的同居而不结婚,避免孩子干预、财产纠纷和离婚的麻烦;有的不明确说出来,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体验自己的快乐或烦恼。
  
性伴多也不可耻”
一个网上匿名女性A很喜欢晒她自己的观念变化和经历。说她自己大约有过400个性伴,她说她1955年生,50多岁,离婚后曾经因为感情困扰自杀过,被救活后觉得自己的每一天都是捡来的,所以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觉得活得明白而且性福。“我们小时候很封建,从不和男孩子讲话,12岁时有过第一次手淫,14岁时,有个男人抱过我,隔着衣服摸过乳房,一边抱一边用下身拼命地顶我,我当时最怕的是怀孕。18岁工作了,和单位里的男同事可以说说笑笑了,但从没有过动手动脚。我那时知道,只要谁碰了我,我就是他的了,觉得我这一生不可能让第二个男人碰我。21岁,我前夫进了我们单位,他第一个吻了我,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都是他的了。一天晚上,他带了个避孕套到我宿舍来,结束了我做处女的一切,那种撕裂的痛,到现在记忆犹新。恋爱2年后,我们同居,5年后结婚。我从来没有找到高潮的感觉,我也无所谓,一个月做一次在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
生了儿子后哺乳期还没过,又怀了一个孩子,怀上这个孩子以后一切都变了,特别想要男人,后来前夫承认我没有高潮是因为他有性问题,30岁那年我和同事有了性关系,32岁时离婚。离婚后和也已离婚的同事同居,打打闹闹到1989年底。那时我就知道我绝不会嫁给他,因为他心胸太狭小,一旦离开他我一定放纵自己。1990年终于和他分手了,代价是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100片利眠灵和80多片其他的药,想都没想就吞下去了。但“阎王爷”看我阳寿未尽,没有收我。
1990年开始天天泡舞厅,同时认识了很多男人,那时身边常保持3到4个性伙伴。这时和单位里的同事也有四五个做过,但感觉都不好,1998年初我开始上网,3个月后和一个网友有了性关系,他是1969年生人。后来他带来过他的一个同学,我们3个人一起做过。开始上网后就越发不可收拾了,最多的时候一天3个,这时我才知道中国男人性能力差的是那么多,他们都需要伟哥。1998、1999这两年从网上找的性伙伴,至少有45—50人。到2000年的时候,100多个是有了,不到200吧。2000年之后玩SM,又有几百,总共也有400人了吧。
我知道即使在现在这样开放的时代,我不说,没有人会找我的麻烦,但是我说出来,会被许多人讥讽为‘公共汽车’‘破烂货’什么的,会在生活中遇到歧视和刁难。我又想说出来,因为我不觉得自己的性伴多有什么可耻,各自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基本上应该算是双赢,所以只好匿名,算是自我保护吧。”
A和因为性开放而在中国网络上走红的“木子美”、“流氓燕”等女性的心思和观念很相似,这样生活的女性有一批,让人们知道还有这样的女人和她们另类的生活。香港艺人的艳照门事件也曾经轰动一时,让普通人窥到文艺界的艺人婚前随意和开放的性生活,也让人们知道了泄露隐私后的严重后果。
  
性与爱分离
性与爱分离越来越常见,例如:一夜性基本还谈不上了解就结束了;服务性质的买卖的性也司空见惯;追求SM感觉的人,用钱买虐待;千万富翁用金钱征婚找“纯洁的没有性史”的处女;富姐利诱英俊但是贫穷的帅哥……
精神契合而且性生活和谐,性与爱高度统一,不掺杂任何利益考虑的纯粹的爱情成为稀有品和易碎品。即使在婚姻中,能够达到并且保持这种状态的也不多见。当然为了双方心理平衡,表面上还是“家丑不外扬”。多数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生活维持忍耐,但是暗地婚外有情人;少数干脆分手,自由自在。
今年43岁的刘姐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发一把,成为千万富姐。离婚后面对追求者总是放心不下,觉得都是冲自己的钱来的,逐渐把目光放在年轻的大学生身上。在网上认识了不少高挑英俊但是穷困的学生,她通过吃饭聊天决定是否上床,上床后决定是否继续保持关系,经过筛选,选择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满意的帅哥。她给他提供住房和学习资助,帮助他读研究生,帮助他找合适的工作,送给他各种高档消费品。现在已经在一起6年。
她说:“我觉得我很爱他,但是他肯定不爱我,虽然他嘴上说得好听,所以我也不能让自己爱上他,免得以后他翅膀硬了,飞了以后我太失落,我知道早晚有这天的。但是在一起一天我就享受一天,也不亏。他比我年轻15岁,他身材好,皮肤光滑,模样俊俏,素质高,知识面宽,我俩性生活和谐,我知道我占有和享受了他的青春,所以应该补偿他,我给他的所有的东西和为他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
一直说自己没有找到真爱的52岁的林小姐表白:“我不是不懂爱,不懂情,而是把爱和情看的太重了,很想好好地爱一个人,把他拥在身边,累了就腻在他身上休息,难受了就在他怀里大哭,高兴了就抱着他大笑,需要了就缠在一起疯狂做爱。有时又很怕,怕我真的爱上谁,如果真的有一个家,想想生活中那许许多多的麻烦事,头就大。而且到现在我越来越不知道我能适合什么人,什么人又能适合我。我甚至做不到面对一个男人3个月不腻。我会把我爱上的人当成我的私有财产,我不会和任何人分享!你想要别人可以,你找一个,我会找十个,然后我们分手。
和我交往的多数男人都是除了他夫人再没有碰过别的女人,即使有,也不多,而且多数是过去时。在和我交往的时候除了夫人身边就没有别的女人了,我要是知道有,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他。但他们都知道我身边不止一个男人,他们从没嫌弃过我。
总之,我的处世原则就是:我不去干涉、骚扰、妨碍、破坏任何人的生活;你也不要干涉、骚扰、妨碍、破坏我的生活!我只知道我自己适应这种生活,我不想拆散任何人的家庭,不会对社会带来危害,更不会因为妒忌去犯罪。我觉得最好的社会制度就是,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是不妨碍别人和不给别人带来危害的生活方式,怎么样能过得更顺心更舒心些,就怎么样过下去。”
  
性与生育分离改变性行为
据调查几乎所有的夫妇都看过A片,能够上网的大多都看过黄色图片或色情文章,时间长了看得多了,很多人就觉得不新鲜没意思了,也有的人以此作为娱乐和感官刺激,并不把它作为教科书,也不作为引发性犯罪的导火索。但是对改变他们的性观念确实有作用。有些夫妻使用性玩具,有的使用助性药物、助性润滑剂等,也有的组织换偶活动。总之为了快乐什么都可以试试,能够快乐什么都愿意接受。性已经可以不导致生育。意外怀孕处理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了。性与生育分离导致性快乐逐渐成为性活动的目的。
目前中国的多数婚姻中,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唯一的,婚姻质量很好的占3%,婚姻质量还可以的占75%,他们为了家庭安定,孩子健康成长,对自己的性生活有要求改善的努力,一般不寻求婚外的性满足,或者偶然为之,目的是让自己增加社会阅历、‘尝鲜’或满足好奇心。中国性学会性医学分会公布一项网络性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男性已婚者中有过婚外性关系的占47.4%,但属于经常保持的“长期情人”或“二奶”仅占13.5%,这个数字分别比女性高5和6个百分点。婚外性关系被配偶发现可能产生民事纠纷,但是已经很少人因此被认为有罪,有证据的会在财产分割时照顾无过错方。
李银河对性革命的观点很鲜明:“我感觉性革命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体现社会的多元化,造成宽松的社会气氛。现在同性恋自杀率比以前相比低了许多。性革命对社会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都有好处。”“中国人当前性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技术原因就是生育与性的分离。”这一说法得到了李盾教授的支持,“避孕技术包括避孕套的普遍使用,加上堕胎技术的完善,性行为后的负效应被消除到最小程度,这是性行为增多的技术原因。”
  
未来中国女性的性
未来中国女性的性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真的会比西方女性更解放吗?人们或多或少有些担忧和疑虑。我认为女性对性和人了解得越多,性知识越完备,上当受骗的概率就越小,自主和争取性福的能力就越强,生活质量就越高,痛苦就越少。
女性不“性福”,往往在性生活的两极,一种是被传统观念顽固控制的性自闭、性冷淡、性无知,中老年妇女的性搁置,自愿或被迫地处于长期无性状态等;另外一种是错误的性开放观念导致的性放纵,性生活无节制、无尊严、无自我控制力,造成意外怀孕甚至少女生育、多次人流、被传染生殖系统疾病、有害身体健康的性方式、被性利用和性侵害等。因为人所具有的观念和行为的差异性,现在也出现了性的复杂状况,例如一夜性、婚外性、婚前性、同性爱、同居不婚、为性而性、自慰、虐恋、性交易等。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密码
女人爱什么样的男人?女性自己也很矛盾,既希望男性品行端正,有绅士风度,又不喜欢床上没有野性的,过于柔性的男人,选来选去,往往选择了有点顽皮,有点阅历,或活泼快乐的男人,即使比自己年龄大许多,是再婚也可以,许多男大女小的重组婚姻中,年轻女性往往图的是男人有性经验懂得风情有经济基础,经过别的女人长期调教的成熟男人,虽然花心,不太可靠,但是有味道。这种现象被总结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解读“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密码,最终还是和性有关。女性希望找一个安全稳重靠得住的男人,但是这样的人往往没有趣味,死板,性生活往往千篇一律。在男性中,有教养和知识分子类型的男人,很多缺乏男性魅力,因为他们的天然的野性的激情被束缚得太久,太牢固,已经变形,想放开不容易。他们的嫉妒心却十分强烈,又碍于文化人的体面,不能直接表现出来,于是往往通过曲折的途径,间接发泄心中的嫉妒和不满。这样“不坏”的男人,表面看起来循规蹈矩,象个谦谦君子,实际上很乏味。时间长了也不招女人喜欢。如果男性在性生活上既无能又有障碍的时候,就不会再留恋于他。
一个女性说她曾经爱上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结婚后才知道他阳痿,而且已经6度结婚,都被妻子甩了,她也毅然离婚。即使是未婚的少女、处女,内心深处也希望得到有激情会表达,热烈而狂野,具有男性雄风的男人。所以在校女孩往往注意和暗恋那些身体健壮肌肉发达活泼硬朗高挑舒展的男生。
但是这样的男人不是无师自通的,要想满足女性的希望,男性就必须在性上磨练自己,在和许多各种不同的女性的性交往中学习到性经验,丰富性生活的内容,有了这样的经历,才有可能在婚后成为与妻子性生活和谐的好丈夫,才能够让妻子得到性享受和满足。但是在大内地如果男性这样做,秘密的尚可,公开的“学习”就会被“正经人”,尤其是女性所否定。女性希望他无师自通,可是本能不能带来经验,这成为一个矛盾。我曾经接受法新社一个丹麦记者采访,聊天时他说他32岁结婚,婚前交过许多女朋友,有过同居,有丰富的生活和性经验,最后决定和现在的妻子结婚生育孩子。他们那里婚前可以有多个异性朋友,结婚后就必须守约,不能再有婚外恋情了。欧洲许多国家如此。
中国现在有这种经历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开明的人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必计较对方的历史。聪明的女人往往会对丈夫的恋爱史虽然好奇,但是会理智地让自己三缄其口。
  
  
“花心”是因为没有找对人
人们常常批评“花心”男女没有道德。其实不然。
一位千挑百选终于喜结连理的女性说:“我认为对我来说,男人数量的多少,不是最重要的,男人的质量才是我最看重的。我相信爱情,但是在我没有找到爱情之前,我有肉体和精神需要的时候,我会接受我不太爱的男人,毕竟女人没有男人爱,她的生活是凄惨的,她的自尊心会特别受挫折。时间长了,不是仇恨男人,自闭自己,就是放纵自己,取悦男人,那样就变态了,没有自尊了,被肉欲控制了。我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很虚伪,很空虚。我怕成为这样的女人。
我以前有过一些男朋友,我就在里面挑来挑去,那时侯还被容貌身材等外在条件限制着自己的选择范围。觉得他们都各自有缺点,让我象对待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中学同学找我有事,后来他向我求爱,我知道他一直对我有好感,但是我不搭茬,因为觉得他个子矮,模样一般。这次想了想,觉得多一个追求者也没关系,就接受了他。没想到他特别棒,无论性还是生活,他很有幽默感,很会让人快乐,爱学习,知识面宽,不计较,不自私,很细心,会关心体贴人,包括我的家人。他还特别理解我过去有许多追求者的历史,完全不嫉妒。虽然个子矮,胸怀却比很多男人宽阔,对我有过许多情人的事一点不奇怪,一点不吃醋,也不认为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时间长了,我对他的爱与日俱增,因为相互爱慕,我们的性生活无比和谐,做爱质量和频率都超高,怎么着都不腻,越看他越顺眼,已经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因为彼此相爱,我们的性生活特别有激情,每次都有高潮。我把所有的男朋友都‘欢送’走,一点都没有藕断丝连,就和他一心一意过日子。每天都在体会幸福的感觉。我觉得我这辈子大概就和他这样过了。我的经验是不能只注重体貌,更应该注重心灵是否与自己契合。
我想那些‘花心’的男女,大概不是不专一,而是还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那些一点都不‘花心’的夫妻,大约是找对了人才结婚,就是所谓的‘选择我爱的,爱我所选择的’吧。”
她是从不太完美向完美“性福”成功过度的典型。
  
“我选择完美是因为我自立”
一位经常找我咨询恋爱问题的女性,挑挑拣拣数百上千人了,年近56岁还是孑然一身,她还是痴心不改,继续挑选着。她没有精神问题,但是观念很固执,虽然人老珠黄,但是尚有余韵。“我的标准是个子1米8以上的,会唱歌打球的,当然模样要帅,在这个基础上,我的原则是要么就找有钱的,不爱也可以忍耐;要么就找有爱情的,没钱也凑合了。可是能够满足我条件的男人太少了。就象人们调侃的:有钱的不可靠,可靠的不帅,帅的没本事,有本事的长得矮……所以我被迫不断挑选不断淘汰,北京所有的婚姻介绍所我都去过了,钱也交了不少,所有的婚恋网我都寻遍了,朋友也帮我介绍,中外男人接触了不少,我多的时候一天就见2、3个,就是没有适合我的,现在的男人完美的太少了,还常常遇到骗子。我就这么一个人过一辈子了?我不甘心。我屡败屡战,很多人劝我降低要求,我就是不能凑合,要凑合我早结婚了。虽然我知道选择完美可能有些偏执,可是我有本钱啊,我自己条件这么好,我经济独立,不靠谁也能活得很好,那我干吗委屈自己凑合一个呢!”
虽然她太自我,太追求完美的一步到位,因此蹉跎了岁月,但是毕竟可以看出她真有主意,真自主,完全不被外界舆论影响。如果不是现代社会女性自立,这种人生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女性来说,什么是最“性福”的?
人们一般公认的是建立在相互爱慕基础上的、安全的、自愿的、主动的、能
够获得性高潮的、能够相互切磋和学习并且获得正确和丰富的性知识和性观念、掌握和体验到各种性技巧、促进身体健康的、自我满意的、保持新鲜感和持久的性是最性福的。
虽然不完美但是能够接受的性是:安全的、自愿的、能够获得性高潮的。
一个社会的经济民主自由文明程度,往往影响到生活观念和方式。有好的以人为本的政治制度,就会有人性化的生活、婚姻、性制度。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影响和改变世界。提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妨再看看他们的性教育和性生活情况:
瑞典有850万人口。瑞典政府十分关注性教育。例如:
1933年成立了全国性教育协会,现有核心会员600人。
1938年法律允许避孕,流产也在一定范围获得法律许可。
1942年性教育作为选修的课程。
1955年性教育在全国的学校中成为必修课。
1998年制定了全国预防性病与艾滋病的政策法规。
瑞典政府十分关注性问题对大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在传媒中不允许有伤风化的黄色和暴力镜头出现。赌博、妓女是被禁止的。
但是进行性教育没有阻力,大街上,裸体雕塑艺术随处可见,性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离婚不再被认为是非常痛苦和难以解决的,只要有一方提出,另一方则难以反对而予拒绝。1996年的全国调查数据为:
18—74岁女性,保持婚姻的比例为52%,同居未婚的为23%,有较长期性伙伴的为15%,临时性伙伴的为10%。越年轻,有配偶的越少,如18—24岁组结婚的为6%,同居的38%,有较长期性伙伴的为36%,临时性伙伴的为20%。
18—74岁男性,与女性比例类似,有配偶的平均为48%。年轻人结婚率较低,18—24岁组为2%,有短期性伙伴的较多,为39%。
第一次手淫的年龄比中国低,18—24岁组:女性为14、5岁,男性为13岁;第一次性交女性为16、4岁,男性为16、9岁。年长者时间稍推迟一些,但是差得不多,如:35—49岁组,第一次手淫女性为15、7岁,男性为13、3岁;第一次性交女性为16、4岁,男性为16、6岁。
瑞典性教育从7岁开始,在中学生中已经可以讨论象如何使用避孕套等问题。学校性教育采取启发式,参与式而且非常人性化的办法。如:讲解、自学、小组讨论、活动式对话等。社会有青年门诊、少女中心、媒体教育、同伴教育,还有国际互联网和NGO组织的各种形式的支持。
性教育的积极成果十分显著:瑞典全国性病患病率极低,20岁以下女孩子怀孕生育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生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第一次性交年龄也明显推迟。堕胎率超低,每个妇女平均堕胎0、6次。
随着政治退出中国人性生活的舞台,经济越来越发展,女性越来越自立,影响女性“性福”的因素越来越内化为女性自己的感受和自主处理方式。如果说传统社会爱情和性是婚姻的附属物,已经被人们否定,那么现代社会所公认的是有爱情才有婚姻和性,目前确实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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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4 16:52:17 | 只看该作者
性学革命
作者:赵芳 赵玲 赵合句
中国古代性问题的探讨与实践总结被称为房中术,相当于现在的“性学”。性学囊括了性研究、性教育和性治疗等几个方面。我国早在距今2000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和先秦时期就孕育和形成了世界上最早也最完备的古代性学。研究和发展科学,特别是探究性与健康的奥秘,的确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我国古代性学的形成
1.1 彭祖是性学始祖
彭祖传说为颛顼帝玄孙陆终氏的第三子,姓钱名铿,自尧时举用,历夏至殷末,为殷商时之贤大夫,据传享年八百余岁。因封于彭城(今江苏徐州),故称彭祖。他在古代的影响颇大,故历代文献多有反映。不但汉代刘向的《列仙传》和晋代葛洪的《神仙传》载其传闻事迹,就连《论语》、《庄子》乃至《楚辞》等也都提到他。
据《国语》和《史记》记载,彭祖以长寿著称。晋代医学家葛洪曾为他立传。彭祖认为:情欲不可禁,男女相需犹如天地相合,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禁欲违反自然规律和人性有损健康,和谐的夫妻生活能增加精神活力,延年益寿。彭祖回答素女说:“受精养神,服食众药,可得长生。”他还对采女说:“黄帝宜知交接之法。法之要者,在于多御少女,而莫数泄精,使人身轻,百病消除也。”据《抱朴子》记载,彭祖曾有著作《彭祖经》问世。他不但是华夏养生之鼻祖,房中术之权威,而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容专家。据《北梦琐言》记载:“闾邱公大理评事时得此术(彭祖房中术)两面如桃,年过七十。”传说中的素女、玄女都是彭祖之术的传人。《素女经》说行房做到“八动不泻,身体生光”。《玄女经》说:“能知其道(指房术),乐而且强,寿即延增,色如华英。”孙思邈曾总结彭祖房术,认为大要在于“闭固”,“闭固”是指交不即泄(延长交合时间)和不屡交屡泄(多交少泄)。彭祖一派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乐而不损”,而且能起到“老有美色”的作用。
范文澜在《中国道史简编》中说,房中类“是调节性欲以求寿考”。在历代著名养生家中首推彭祖,因为他的房中术使他在防老抗衰、长寿、美容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彭祖采用导引、服饵、房术、蒸脐法等,都是围绕提高性腺机能活力这个轴心的,这是他长寿美容的秘诀所在。因此葛洪说:“长生之要,其在房中”。而房中的核心技术之一即是以“闭固”为大旨,即在性交时体内真气不外泄而求得延年长生。历代养生家都十分重视房中,“房中”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性理养生”。
1.2 我国房室学说的三大学派
我国古代房室学说有如下三大学派,即道学学派、儒学学派和医学学派。所谓道学学派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春秋时期的老子提出“节育保精”之说,是我国古代房室学说的基本思想。秦汉之际的黄老学派,东汉以后的道教学者,是托黄帝立言而对老子学说进行改造和发展的一种新道学。这一学派继随、发展了老子的节育保精之说,这从马王堆房中著作及《黄帝内经》等黄老之说的著作中可以充分看得出来。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据《纬》书载,孔子曾著有房中学著作《秘书房记》一书。儒家道家是从人体生命学的角度去研究房中学,因此对于房中养生的理论、方法较为专深,较为开拓。是在礼仪道德的政治观和哲学观的支配下去研究修生养性,从而注重房中节育的问题的,礼法框架较多。
自汉代开始,统治者尊崇儒学,视医为儒者之余,因此儒学出身的医家才以防病除疾为专门职业,在房中医学上主要以治疗性病为主,如华佗《结毒(花柳病)科秘传》就是这种性医学著作。儒家亦重视养生延年,所以不少医家亦接受了道家房中养生的理论方法。
从发展时期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以节育保精之说为宗旨;第二个时期是汉末魏晋以后,直至隋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过多地宣扬“数数御女”,闭精不泄,还精补脑之说,因此以纵欲固精为其特点;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统治的影响,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封建道德观的作用,因此房室文化遭禁抑和房中求嗣的研究是其特点。自此,性学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社会里扭曲、变形,被禁锢差不多有千余年。
1.3 对我国古代性学的评述
我国古代房室学说不但开创早,且所存文献资料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也是世界各国所不能相比的。从现存文献所提及的古代房中著作的书名来看,亦有几百种之多。它为现今性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中国古代性学家对性生理、性心理、性行为、性与时间、性与环境、性与健康、性与养生、性与美容、性与长寿、性与智慧、性与优生、性与社会、性与自然、性与医药、性与文艺、性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有些方面特别是性与养生、性与长寿、性与智慧等领域的实践,更令现代性学家们望尘莫及。国际性学会有人提出世界三大性学经典之说:印度之《伽玛素特喇》(Kamasutra),说是印度孔雀王朝时的作品;古犹太王国之《达妙德》(Tamud),说是2900年前之作;中国之《素女经》,他们说是春秋战国或秦汉之际的作品。但前述两书皆极其简略零星,唯我国之《素女经》有论、有方、有药、完整成帙,堪称经典。
荷兰学者高罗佩在其所著《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评论道:“由于中国人认为性行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且性交是每个男人和女人的神圣职责……也许正是这种几乎不存在任何压抑的精神状态,使中国古代性生活从总体上讲是一种健康的性生活,它显然没有像其他许多伟大的古老文化那样有着许多病理和心理的变态”。
也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古代房室学说亦有偏颇或不科学之处。正如中国性学会理事、江苏省性学会副理事长储兆瑞教授所说:“中国的性文化一直提倡‘节精养生’、‘节精长寿’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当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和应用我国古代的房室学说。
2 现代性学的发展
2.1 我国现代性学的发展
我国近代性科学的倡议者,要算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的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张竞生博士。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编著的《性史》一书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声轩然大波。他在汕头的一些报刊上介绍霭理士性生理学的某些科学理述,发表了“节育优生”的意见,竟被认为是“卖春博士”。
潘光旦教授于1939年11月开始翻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并把许多有关性方面的情况都注了进去。1946年,此书的中文版正式出版。社会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生育制度》一书,论证了两性行为对社会绵续和稳定具有的两重性。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性学问题的研究仍像严冬一样,未予解冻。只有1956年出版过王文斌的《性的知识》和于光远主编的《性知识》两本小册子,此后20余年不见动静。直到1963年周总理指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年们,这才将这方面的知识写入教材。但总的来说,对于性学的研究仍处于封闭状态,人们依然谈性色变,深怕有诲淫之嫌。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推动下,一方面是外国的性学著作传入国内,更主要的是医学家要深入研究其疾病的治疗问题,生理学家、遗传学家、解剖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教育家等,均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而对性学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养生之学大兴,益寿延年之学具有广泛的魅力,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遗传、优生与长寿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因而,婚姻、恋爱、健康、血缘、房室交合等都对优生起着重要的作用。1982年吴阶平教授主持编译了《性医学》一书。此后,在不到10年时间内,竟出版了性学著作90余部,其中关于中国古代的房中学著作亦有二三。此外,各地性学会的相继成立和性学杂志的问世,使中国文化界在性学研究方面出现了蔚为可观的崭新气象。
2.2 西方现代性学的发展
西方性学研究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德国。1886年德国精神病医生克拉夫特·埃宾的著作《性心理病》的出版,是性学成为独立科学的标志。这本书以后又修订了12版,它概括了早期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对性的研究。以奥地利的弗洛伊德和英国的霭理士为代表的性学初创时期的首批学者,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性变态和正常人的性心理。霭理士曾先后出版7卷巨著《性心理研究》。弗洛伊德于1950年出版了性学三论。参与过性研究开创工作的还有摩尔、福勒尔、赫西菲尔德等人。摩尔是德国医学家,世界第一本《性学手册》就是他编写的。福勒尔是瑞士的一家医院的院长,他热心性科学的普及和教育工作。赫西菲尔德也是德国医生,1896年他用笔名写了一本书《怎样解释男人或女人爱同性的人》,1908年,他编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种性科学杂志。被誉为性科学之父的布洛赫是现代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最早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性障碍研究,“性科学”术语就是他最先提出来的。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学教授金西创造了一套特殊的面对面调查和记录的方法,接受其调查者达17000人之多,对每个被调查者的提问多达350个。他在1948年和1953年发表的《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人类女性性行为》被誉为现代性学的第一座里程碑。美国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1959年以后重新闯入曾使华生(他在1920年前后对人类性反应进行了实验室研究)身败名裂的研究禁区。经过对700多名男女受试者多种性行为方式的上万次性反应过程的科学观察和测试,于1966年发表了《人类性反应》专著,被誉为现代性学的第二座里程碑。又于1970年发表了《人类性功能障碍》一书,为行为疗法奠定了理论基础。紧随其后的美国卡普兰女士,提出了性欲是性反应的基础,在1974年出版了她的处女作《新性治疗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学对阳萎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提出。1982年《G点》一书的出版,为女性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近十年来性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这是与多学科的交叉渗透的结果。以性是“以大脑为中心,以皮肤为终端”的新概念,否定了“性的中心是生殖器”的观念,同时也发展了性技巧、性工具、性药物和性手术。
大体而言,在东西方历史上均有着相似的长期的性禁锢,性科学、性文化长期停滞在十分愚昧僵化的状态。因此,在19世纪以前,世界各民族都没有形成严格独立的性学。严格地说,直到目前为止现代意义上的性科学也只是初具规模,和行为科学、生理医学科学中的成熟学科相比,性学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不健全的或者存在空白。尤其是人们对性学的认识、性与健康的关系等,还普遍存在着较大问题,甚至是“盲区”。因此,性学革命还任重道远啊!
3 当前性学革命的主要任务
3.1 加强青少年的性教育
3.1.1 我国性教育的开展
我国是世界上开展性教育最早的国家,从“马王堆汉墓医书”中的性医学文献中得知,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性教育的必要性。这些文献中的房中专著《天下至道谈》认为:“人产而所不学者二,一日息,二日食,非此二者,无非学与服。”即人生不用学习的一是呼吸,二是饮食,除此之外都必须学习和练习。中国古代房中术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向人们传授必要的性知识,以增加夫妻之间的性乐趣,和睦家庭。据《新唐书》记载,唐太宗的妹妹丹阳公主嫁给薛万彻(唐初三大名将之一),由于他不懂行房之道,引起公主不高兴,以致俩人几个月都不同床。唐太宗得知此事后,觉得应该想个办法加以解决。于是他备办酒席,把他的妹夫(或姐夫)们全部召来,大家边喝边对薛万彻进行性教育。之后,唐太宗用他的宝刀与薛万彻夫妇打赌,如果再“阳不胜”的话,这把宝刀归你们。通过这个性教育故事的叙述,对我们今日如何开展性教育,当有一定的启发。
1963年,周总理指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少年,让他们能用科学的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健康,促进正常教育。1973年,周总理又向有关部门的同志询问实施性卫生教育的情况,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要求不仅在教材上要有这一章,而且在讲课时应有大幅彩色男、女性器官的挂图,便于形象的说明。直到1975年,他老人家病危时还一再嘱咐一定要把青少年性卫生教育搞好。
3.1.2 青少年性发育提前
据医学文献记载,1932年产科专家依索美尔(Esomel)首先报告一例5岁的妈妈,这女孩名叫林娜·美地娜(Lina Medina),系南美秘鲁人。当她8个月时即已开始来月经,随后出现乳房发育及阴毛生成。5岁8个月时剖腹产下一个3kg重的活泼小男孩。一时轰动医学界。以后在非洲、印度等也陆续有类似情况的报道。
在我国武汉市新洲的方娟3岁就来了“例假”。她的乳房已有成人拳头大小,并生成深色乳晕。经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检查,方娟的性激素较高,卵巢已出现孵泡,属性早熟。从各大医院的门诊病例分析,目前儿童性早熟的发病度明显上升,8岁女孩乳房就开始发育,10岁男孩出现睾丸、阴茎增大,这些都是典型的性早熟信号。性早熟儿童常会伴发各种心理、生理问题。此外,由于骨骼生长加速,骨骼提前闭合,所以性早熟的儿童,进入青春期后身高往往比同龄伙伴约矮10~15cm。
再者,现在年轻人的恋爱、婚嫁也出现问题。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生育研究所所长熊承良的抽样调查结果,大学生中未婚有性生活的学生占12.07%,学生中未婚但有男女朋友的占31.67%。熊承良说,高校本科、硕士、博士生一直是生殖健康教育的空白。目前,在高校周边医院接受人流术的高校女生不少,这类人群处于性活跃期,也是避孕失败进行人流术的高危人群,他们需要政府关怀,急需获取避孕节育技术的服务。因此,华中科技大学承担一项“尖板眼”课题——研究大学生生殖健康。
3.1.3 急需加强青少年的性教育
对青少年加强性教育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事,需要全社会关注,特别是学校和家长负有重要责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周运清说,我们的青少年就多数而言,不缺学历、不缺文凭就缺文化底蕴或文化教养。他说人类的性是文明的性,不是野蛮的性。所谓性文明是指人们在性观念或者性行为上都能遵守社会所公认的科学的进步的行为规范。近20年来,青少年性传播疾病发生率明显上升,许多国家性病患者的第一群体都是处于性活跃期的青少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表明,在每年全世界新发生的3.33亿性传播疾病患者中,至少有1亿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病例为80万例左右,每天约190人感染艾滋病,有40%左右的患者为16岁~20岁的年轻人,他们成为艾滋病蔓延最迅速的高危人群。
中国性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大医学部医人文系主任胡佩诚教授曾就“走向人类性健康”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学校性教育应从7岁开始,中国大学生的性知识水平只能打66分。他指出“教唆论”、“无师自通论”、“简单无用论”等三大错误观念,阻碍了中国性教育和性学研究的发展。根据崔庚寅的调查,我国的初中生92.3%有“性梦”。50~60%的大学生则有自慰行为。他指出,对我国1093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其7.1%的男性和2.2%的女性有性经验。他说,性教育的理想途径中,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学校,其次是家庭。但实际上,目前学生们了解性知识的途径是书,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性教育的不足。
2006年12月,浙江省性学会召开第一次学术交流会,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朱琪教授参加了交流会,他指出性道德教育,是要理直气壮地提倡性道德,旗帜鲜明地反对性自由,明正言顺地以确切的语言和肯定的语气告诉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应该做到不要有婚前或婚外性行为。
3.2 维护老年人的婚姻权利
3.2.1 性健康者长寿
性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长寿,我国很早以前已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汉代学者班固就说过:房事“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损性命。”日本妇科医师高彬指出:性活动能使整个脊椎的肌肉和关节保持良好状态,增进血液循环,助长深呼吸,增加心脏贮备力,“这是有利健康的”,“很少有运动可以和性交相比”。日本熊本县政府对当地7200名88岁以上与家人同住的老人调查,得出结论:“性爱与长寿息息相关”“性爱兴趣和活动是长寿的主要条件”。苏联学者尤里·留里科夫认为,文明的性欲,长久的爱,“有利于健康,延迟衰老,保持精力充沛,给人的精神和肉体以新的力量”。外国有研究者说:“性的偏离或失去平衡量,也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科学家们发现有些孩子患有疾病,甚至是由于其父母年轻时缺乏性知识造成的”。
20世纪以来,有不少科学家在“丧偶后对健康的影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发现死亡的夫妇之间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相互联系。当丧偶后的一个较短时间内,丧偶者的死亡时间有聚集现象,此外配偶间死因,诸如肺结核、肺炎、流感、心脏病及癌症亦有显著的联系,这意味着社会心理和环境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夫妇生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可能是构成他们死亡的共同原因。就传染病而言,就可在夫妇间传染,丧偶状态本身可产生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影响,这包括了悲伤、饮食条件变差、贫困和社会生活的改变等。另外,还有些学者对再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再婚有益于丧偶者,再婚者的死亡水平较之未再婚者甚至未丧偶者低,说明再婚也有延寿作用。
3.2.2 不要干涉黄昏恋
有前资料表明,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人约有一亿多人,其中因丧偶、未婚、离婚而独身的有3500多万人(其中男性约为1100万,女性约为2400万,老年独身男女之比约为1:2)丧偶老年人的心理变化通常比较强烈,可以概括为震惊、悲痛欲绝阶段、情绪波动和追忆往事阶段、孤独和祈求同情阶段、宽慰自我阶段、重新新的生活。另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是独身老人的心理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适和恢复,性的自然本能和高于本能的情感(即性欲与情爱)也随之恢复。他(她)们渴望性活动和情感交流,但由于传统的观念影响,子女、亲友和社会对独身老人性要求的疏忽,使他(她)们常常感到烦恼和压抑,因而常表现为爱发脾气或性格古怪。由于与配偶在几十年生活中建立的性爱和情爱关系已深深地占据了他(她)们的心,所以回忆增多,在回忆中得到性的满足(慰籍)。同时,由于性能量的郁结使他(她)们对性兴趣更为广泛了,如通过言情小说、影视作品来满足精神上的性体验,通过手淫来满足性生理的需要。调查结果表明,独身老年妇女性自慰行为通常比其他老年妇女为多。我们希望独身老年人的子女和社会一起来关注独身老年人的性问题。
但是老年婚姻问题上社会阻力是很大的,一是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思想上没有解脱出来,什么“老不正经”、“老骚货”之类的言传危害着老年人。据报道,武汉市东西湖慈惠农场的杜爹爹(71岁独居),他在老年活动中心认识了守寡多年的农妇洪女士,两人惺惺相惜,很快坠入黄昏恋。哪知杜家二子一女均坚决反对,其长子指责其父“为老不尊”,并从附近买来花圈放在门前,警告洪女士赶快滚回去,否则后果自负。眼见“黄昏恋”要被搅黄,杜爹爹气得拨打110报警求助。另有四川省一逆子为阻止父亲再婚,三番五次到父亲家掀桌子、扔砖头,威胁两位老人。“为了能和后老伴过安稳日子,我都给他跪地磕头了”老人江德山含泪到当地公安机关说,为防止儿子闹事,他大白天也得用粗铁丝把门从里面缠紧。对于老人的不幸遭遇,公安机关表示:坚决查处。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单身老人,最怕冷清寂寞,如果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老伴相陪,平时生活上互相关照一些,每天散散步,晚年生活也会平添一份情趣。所以,对这种事做子女的不必从中作梗,也没有权利“打破”。有些子女反对老年人再恋再婚,说白了还是担心自家老人的财产“改姓”。其实,只要事先大家坐下来,平心静气地把这类事妥当处理好,想来日后也不会有什么矛盾的。
3.2.3 像他们那样去争取“性福”
据媒体报道,2006年十大爆炸性征婚事件之一,最夸张年龄的征婚——百岁老人征婚,他拥有双博士学位,年已105岁老人宫杜若在包头征婚的消息在媒体公布后,多家媒体陆续跟进报道。为了扩大征婚的范围和影响力,2006年10月9日老人在网上建立了自己的博客,成为当日互联网的重要新闻。百岁老人博客一天的点击量就超过5万次,超过了一些明星的博客。另据《武汉晚报》报道,91岁的武汉大学教授刘老想找个伴引发热捧,首日即有30多位应征者,年龄最小者25岁。又据《城市晚报》报道,81岁老汉魏德祥举着广告牌在长春市永春人力资源市场内征婚。还有汉口年已七旬的郑爹爹,执意去割眼袋是因为看上了一位年轻的婆婆。
3.3 探究性理与健康的奥秘
3.3.1 西方对性理养生的实验研究
西方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人体衰老最主要标志是性衰弱和性衰老。抑制和防止性衰老,可以改变和延缓人体各种衰老特征。”曾引起医学界轰动的兰德曼·塞格·弗尔诺医生,他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里维拉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他认为“人体内的性激素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因素”。他甚至预言:“那些多年来保养良好,身体健康的老人,也许只需医生为他们施以微妙的外科手术即可恢复其容貌青春与活力。”他为一些求医者移植了类人猿的睾丸,在非洲丛林中作了2000多例的这类睾丸的移植术。
法国的米尔沃基威斯康星医学院的丹尼尔·拉德曼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脑垂体产生的一种叫做生长激素的物质的数量越来越少,人的衰老象征是生长激素数量的减少造成的。他用6个月时间,给12位年龄在61~81岁之间的男性老人每周注射3次生长激素,将他们血液中这种物质的含量提高到只有年轻人才有的水平。结果惊人的是:这些人的肌肉几乎增加了9%,脂肪减少14%以上,皮肤的厚度增加了7%。这些变化,等于将时钟倒拨了10~20年。
3.3.2 中外高寿者的实践经验
辛亥革命老人郭叔蕃先生(生于1893年)是西安市武术协会副会长,他曾任杨虎诚先生拳师28年。他的强身保健功除每天早起从脚心到头顶按摩一遍外,就是坚持练习“铁裆功”。他认为练习此种功法,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生理机能,促进性腺的分泌能力,睾丸变得坚硬起来,虽年老而不衰,并促使延年益寿。
日本前首相(日本二战投降后当上首相)东久迩宫稔产(1887~1990年),他养生有术,享年103岁,是历届日本首相中寿命最长的一个。他总结出防衰强身五法:①脑下垂体刺激法;②肾脏摩擦法;③乳腺摩擦法;④睾丸摩擦法;⑤甲状腺摩擦法。此五法实际上就是“强肾养生”为主的按摩养生法。
3.3.3 作者的养生效果和体会
本文作者之一的赵合句老人已年逾古稀,但别人说他只有五、六十岁。2004年他与女儿赵菲(30多岁)外出旅游,随行者问她:“小赵,这是你老公吧?”她赶紧解释:“这是我老爸!”问者惊讶地说:“你老爸这么年轻!”2005年有人请他到四川绵阳市讲课,那天晚上集团老总等为他接风洗尘。同行者介绍:“这是全国著名的老专家,已70多岁了。”这时集团女秘书吃惊地道:“你不说,我还以为赵专家只有四十多岁呢!”赵先生身体健康,满脸红光,他自觉有“返老还童”之感。2006年他在评析《现代健康报》的“性与健康”专栏时曾写道:“古人谈性色变多,而今性学尚开壶。贵报卓识避专栏,性与健康奥妙多。”他的养生奥妙尽在本文中,让我们深入研究性理养生,以促进人类的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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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赵合句.尤爱“性与健康”[N].现代健康报,2007,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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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4 16:54:05 | 只看该作者
(台湾)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网站:http://sex.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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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7 09:24:19 | 只看该作者
学者评出2013年度十大性与性别事件http://edu.cyol.com 2013-12- 来源:中国青年报 庄庆鸿  本报讯(实习生苏孟迪记者庄庆鸿)12月23日,“2013年度十大性与性别事件”在京发布。“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海南一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等性侵案受广泛关注、“以暴制暴”妇女被判死刑、清华大学教授称“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小”、“绿茶婊”与“女汉子”等语汇流行等事件入选年度十大性与性别事件。
  年度十大性与性别事件评选与评点活动始于2008年,今年的十大事件由10名中青年性与性别学者评选产生。活动发起人、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说:“我们关注的并不是最有影响的事件,而是公众存在错误认识或认识不足的事件,通过评点,引导公众的观念,倡导人权,倡导性别平等。”
  “以暴制暴”妇女被判死刑引争议,成为此次十大事件中关于性别暴力的典型案例。
  四川籍妇女李彦2010年为反抗长期遭受的家暴“杀夫”,后被判死刑。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年年初核准了死刑,100多名学者、律师和社会人士随即呼吁“刀下留人”。
  活动评委、心理咨询师朱雪琴认为:“‘以暴制暴’源于受暴者在长期受暴、无力摆脱、孤立无援中,变得越来越被动和压抑,一些人在绝望中最终自杀或杀死施暴者。”朱雪琴举例说,许多国家将此类行为定性为“正当防卫”或“可原谅的防卫”,对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中国,由于缺少对家庭暴力的专项立法和有效干预,国家和社会对此类悲剧应承担更多责任。”她说。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中国“白丝带”公益活动咨询部部长王大为说:“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暴行,根本上说是性别歧视。”2013年,北京新巨人培训学校招聘启事上写“仅限男性”,女大学生曹菊将该校诉至法院,历经波折,双方于今年12月当庭和解。新巨人培训学校支付曹菊3万元用作反性别歧视专项资金,校长当庭道歉。这被称为“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
  2008年生效的《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就业歧视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但迄今尚无女性求职者因性别歧视而胜诉的案例。“曹菊维权道路之坎坷,彰显了中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现状之严重,反映了我们的法律文化对‘歧视’的认识缺失。法律应更加完善对就业性别歧视的定义与惩处。该案的和解结案,使司法失去了对性别就业歧视进行正式否定的机会。我们认为,对此类倡导性案件应避免‘和稀泥’式的模糊处理。”评委耿乐说。
  “我国现在缺乏对性别歧视的惩处机制。用人单位出现性别歧视的事件,并不能受到法律的惩处。”哈尔滨医科大学性健康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彭涛说。
  “性别暴力破坏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健康关系,损害着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我们应该对性别暴力零容忍。”方刚说。
  自2013年5月“海南小学校长带6名女生开房”事件之后,反性侵成为舆论焦点,防性侵教育更多地进入义务教育课堂。10月,四部委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活动评委、中华女子学院性与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静呼吁:“除了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外,也需要加强旨在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自我决策能力的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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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3 22:10:15 | 只看该作者
潘绥铭: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
张雄    共识网 2014年1月22日   

有“性学教父”之称的潘绥铭即将退休了,在他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30年,正是中国人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剧烈变革的30年。
图1  潘绥铭(图/梁辰)
那个年代你没有选择
潘绥铭的办公室位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第一间,门牌号400,听起来像是个编外所在。与其说这里太过简陋,倒不如说主人不大讲究。不知何故,空调外挂箱稀里煳涂地摆在楼道里(不知环境学院的人看见会作何感想)。办公室里是一些陈旧的家具,一面挂钟的指针始终指向两点。另一面墙上则是学生赠送的横幅:师恩如山。这幅字因为反着念也通,因而显出了几分喜感。
第一次采访时,我很自然地坐到他办公桌对面。他指指与他相邻的那一侧:“坐这儿不是更好吗?”我知道这种90度的格局比起面对面会让双方更放松一些,但显然,他比我更重视交往中的细微之处。
潘绥铭是我见过少有的既快人快语又善解人意的人。他说起话来富有节奏,而那张卡通化的脸则强化了这种表现力,他是个天生的演讲者。几个月前的一个秋夜,北京彼岸书店举办的一次读书沙龙请他去讲《我们时代的性与爱》。主持人致开场白时说:“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性,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性是一个神秘的、难以启齿的话题……”他接过话筒:“对性还觉得很神秘的有吗?小孩都不神秘了吧。”众人哄笑。
潘绥铭的口才在人大是出了名的,从10年前到现在校内流传的各种版本“四大名嘴”,里头都少不了他。演讲中观众的哄笑总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它以片刻的默契让人忘记了个体间的千差万别。提问环节则轻而易举地揭穿了这个假象。有人问道:“我们应该怎么树立正确的性爱观?”潘绥铭避开提问者的目光,像在自言自语:“我好像回到了16岁,1966年……”
他拿出长者的姿态劝勉年轻人“不要这么说话”。因为“没有正确,也不需要树立”。“这东西想树立也没那么容易。我都被树立60年了,还这么反动。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总结出一些标杆来。”
1966年是潘绥铭的人生转折点。这一年“文革”爆发,潘绥铭正上初三。作为“老三届”的一员,他必须中止学业离开北京,到黑龙江黑河一农场“上山下乡”。自传中他写道,从15到35岁,“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
出身“老三届”的知识分子对人生的这段经历感情复杂。被耽误掉的青春自然无可挽回,而荒诞岁月里随大流的荒唐事则更难以原谅。
“你没法向后代解释当初怎么那么傻。”潘绥铭说,“忠字舞不是跳一回,是跳了两年呐。没法解释,纯粹的傻逼事儿。”
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一样。潘绥铭错失了成为“新三届”的机会,等到他以同等学力考取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时,时间已经是1981年。31岁的潘绥铭迎来了人生新转机,他还是8个月大的孩子的父亲。3年后,他被分配到人大历史系。系主任号召年轻教师开新课,他报了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竟获批准。1987年,潘绥铭索性调到社会学系,正式开始从事性社会学的研究。
这段历史如今说来似乎一切水到渠成,乏善可陈。潘绥铭曾经拿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过30岁前的经历,试图寻找自己从事此项研究的某些依据。他很快得出结论,自己的人生与那些50后同龄人并无差异:老三届,上山下乡,“文革”。“那个年代你没有选择。”他对那些追问他最初研究动机的年轻人说,你们不理解那个年代,因为“所有人都一样”。
潘绥铭研究性的起因恐怕找不出什么童年依据。他将自己走入性领域的原因归结为只是偶然读到学校图书馆里的那几本有关性的英文老书: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穿6个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权力地位;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使其平静。这些描写都让他大开眼界。
在研究性30年后的今天,潘绥铭称自己的神经仍能被轻易撩拨:孩子们提到“菊花”都会让他“一颤”,网上也是“爆菊”乱飞。“这个事怎么会这么多中国人都知道了?”他感叹道。
这几年临退休,他发现自己的课没过去那么热了。虽然他也说过自己的终极目标是“没有一个人来听他的课”——这意味着性不再稀奇,但对一个热爱讲台的人而言,台下学生不咸不淡的反应却也让他有些落寞。“90年代我经常讲点儿红卫兵的幽默,大家都会心一笑,说这比听相声过瘾。”潘绥铭说,“这10年不行了,孩子们(对‘文革’)太陌生了,‘毛主席教导我们’,我瞅瞅下面,连微笑都没有了。”
学生们依然会鼓掌,但莫名其妙的掌声反让他感到恼火。“体制把人训练得越来越面具化,这么小的孩子都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儒家多少年都没练出来,现在咱们给练出来了。”
媒体与性
潘绥铭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30年,正是中国人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剧烈变革的30年。在1983年流氓罪要判死刑,而2013年车展上的车模可以衣不蔽体。潘绥铭说,性革命在中国已经成功,性的精神禁欲主义已然逝去,而性的时尚则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主要敌人:日常生活中铺天盖地对于性方面的流行文化与时髦表现的描述、推崇与引导,正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个人。他在《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中表达了对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的厌恶:
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各大网站上去看看,关于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中国人关于性的认知水平总归是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人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黄盈盈是潘的衣钵传人。起先她拒绝了我通过出版社的采访邀请,但后来跟潘通过电话后又答应了我。“我们师门都这德性,”在性研究所办公室,她坐在潘绥铭的位置上笑道,“这点上可能是受潘老师影响,我们对媒体都保持一些距离。”
潘绥铭承认他对媒体的偏见。“做学问的人都有一点,”他为自己辩护道,“断章取义没上下文单独摘出一句来,很糟糕。”他在微博潜水,却不愿发言:“140个字说不清楚。喊口号现在不适合我。”他有个博客,大约每周更新一次,但关闭了评论,“我没时间看,不回又不好意思。”这样跟读者的互动就只剩下点击量那个数字。网站编辑隔三差五推荐某些篇目,点击能有十几万。那些不被推荐的文章阅读量一般是几百到一千。“也不错了。中国有一千人在看我文章,我觉得已经超乎我想象了。”
社会学家李银河是潘绥铭的同龄人和朋友,两人的经历也大体相当。跟潘一样,李银河也不爱跟网民互动,尽管她开放了评论。但李银河对媒体的态度比潘绥铭积极,当然她也引发了更多的争议。李银河毫不掩饰她对点击量的关注:“我有个小小的陋习:每次发一篇博客,隔了十几分钟点开看一下,看到读者已经过了五百,心中窃喜。想起梁文道的话(香港最好的小说只能卖500本),心说:已经超过了。”
她同意在媒体上发声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就算会因此招来非议。“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看门狗嘛,”李银河说,“你必须出来发声。80年代参加换偶的人是要枪毙的,你不出来反对怎么可以呢?”
我问她潘绥铭不爱发声算不算一种失职。“我也不愿意说什么失职,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工作重点嘛。我觉得也是人家的自由。”李银河说。
我想潘绥铭对大众媒体的不满主要在于“被编辑”。在他不遗余力四处推广的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上,你可以看到站长潘绥铭的自得其乐。这个网站的框架结构和设计风格显露出一种早期互联网的审美。他收罗各种读者来信,有夸有骂,不一而足。一个富有历史学特色的条目是“潘绥铭的分类大事年表”。里面记载道:“1986年,614位北京市民的性生活调查,失败,结果未发表。”
在这张年表下方关于自己的学术介绍里,潘引用了大众传媒送给他的“中国性学第一人”和“性学教父”两个称号,虽然他表示不喜欢它们。
自娱自乐
20年前,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法国博士对潘绥铭说:现在你可能是最激进的,但到50岁时,你会变成一个儒家。他不服气,“我不愿辜负当年把我引向性学的那种激情,我会一直告诫自己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当然,如果剧变的历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抛弃了我,我会欣慰的。”
他在80年代就已成名,不断被人请去开性学讲座,听众是大学生、社会团体、妇女组织,包括医科大学的博士生;他在报刊上开专栏;甚至还客串过一阵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可以想见,在精力最旺盛的中年,他曾以普罗米修斯般挥洒热情去填补社会对性知识的需求。
属于80年代的那种理想情怀,支撑着潘绥铭熬过了90年代的前几年。“救国救民啦,促进社会改革啦,这些情结我那时候还是有一点。”潘绥铭说。对于将个人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李银河的解释是:“因为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中国乱得实在不像话,大家的命运都跟这个连在一起,你想不关心都不行。”
大约在1995年之后,潘绥铭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学术做多了,你就明白学术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小众而做。爱因斯坦现在都没几个人能真正理解。所以明白了这个你就心安啦,不急功近利。否则你对社会现实很失望。你都抱着改变中国的(动机),那中国没变你不活了?”
潘绥铭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两项研究:红灯区考察和针对中国总人口性生活和性关系的抽样调查。他慢慢减少了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李银河曾跟潘绥铭感慨道,在理论上我们都是残废。潘接茬说你是残废,那我就是弱智了,你好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我可没有。潘绥铭也不讳言他们这代学者的理论功底不如他们的弟子,“韦伯到哈贝马斯,他们都背得溜溜的,我是基本上都不太知道。”
你能听出他并不太在乎这些理论。他并不掩饰对空谈理论者的鄙视:“很多人读书读傻了,满脑袋理论,没有一个是从生活中来的。张口闭口博弈论。我就说你是不是中国人,我怎么跟胡锦涛博弈?符号互动论,我怎么跟我老爸符号互动?你们根本不明白,那是自由社会,人人平等才能互动啊。”
我很难不想起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怪异论断。
“这叫时代烙印,最年轻时候的东西往往起作用更大。”潘绥铭说,“实地调查是革命话语灌输给你的,西方当方法论来学,可是50年代长大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即便在学术专著中,潘绥铭也不放过嘲弄他的同行们(国内和国际)的机会。他根据团队多年调查经验写出的《论方法》一书,在严肃探讨社会学本土调查经验之余,极尽嬉笑怒骂吐槽之能事,批判学界研究中各种荒诞。自然也顺带挤兑下媒体:“大众传媒一介绍某个调查,就喜欢说调查者千辛万苦顶风冒雨,就好像在表扬一个边远山区的邮递员。这实际上是在贬低调查者,难道学术研究只需要克服物理上的困难就可以了吗?”
潘绥铭自己也承认,他们这代学者在学术训练上不如晚辈规范。“有些人会说他没有学术味道,但这是他的风格。”黄盈盈说,“我们这代人科班出身,缺的可能是对问题的见解,这方面是潘老师的强项。”潘绥铭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是:“与其细节上精益求精,不如在分析中入木三分。”
他对“理论派”轻蔑的底气,恐怕来自于他持续20年的实证研究——据此写成的39篇英文论文还得以在国外发表。时任人大社会学系主任郑杭生曾对潘绥铭的《中国性学研究系列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在中国,这是首次严格运用社会学规范的实证方法,对于中国整体情况的全面反映与分析。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视为性社会学在中国日益成熟的标识之一。”
1998年,潘绥铭在广东东莞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红灯区社区考察。此后他带领学生定向调查了全国21个红灯区和其中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跟普通人接触多了,你就明白,就算要救国救民,也得他们自己来,不是我来救。”
我问他什么叫救,“争取他最好的前程啊,这就是最好的救。”他举了个例子,“你看咱们一个局外人的想法,对小姐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回家?从良?越了解就发现真是多样化,有的人真想在这里面解决婚姻问题——在嫖客里找个老公。她的逻辑是:他嫖过我,所以谁也不嫌谁。在咱们这种干净社会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在一次预防艾滋病的调查中,有个矿工曾笑话他:“我们明天都不知道会不会被砸死,你还问我戴不戴安全套?”这让潘绥铭感叹缺乏对方的生活体验,老手也会问蠢问题。“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咱们想都想不到,世界是在不确定而非确定性上建立起来的。”
就在他潜心做研究的这十几年间,各类草根组织和NGO风起云涌。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潘在早期扮演社会启蒙角色的接班人,但潘绥铭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晚辈的敬意,曾有年轻人当着他的面骂:“你们就会自娱自乐!”
此时的他表现出良好的分寸感,“我想我要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是会这么骂别人的,不稀奇。”这句话听起来既有老者的风度,又因其感伤的口吻引人同情。接下来他说道:“可是做一个研究如果不是自娱自乐,它一定做不到今天,一定坚持不到。”
1月31号之后,潘绥铭就可以正式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尽管他享受演讲,但并不热衷于社交。每天在家读书,上网,思考。潘绥铭是个军事迷,号称已经看完了网上能找到的所有战争片,他觉得德国拍得最好,“因为他们是战败国。”得闲他还会玩玩《战地1942》,那是10年前的一款电脑游戏。“这个游戏有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每个敌军在被打死的时候会显示他的名字。”他介绍自己在这款游戏中发现的“意义”,“它能让你意识到,你打死的不是敌军,而是跟你一样有名有姓的人啊。”
女儿的性教育
人物周刊:你对女儿的性教育是怎么样完成的?
潘绥铭:没有特别,就是早早把书买到家里,性方面的书。我这个不可复制性就在于我家里书全是性的书,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教育。她从识字开始就看,看懂看不懂反正她看,她想看随时都有。我给所有人的建议就是这条,家里买上一两本书,别专门买什么儿童性教育,没必要。只要跟性有关系的,通俗一点的,你就买一本,爱搁哪儿搁哪儿,小孩好奇心强,他很快就翻来看了。你要说哎呀那个书的质量,你放心好了,中国有个审查制度,偏离主流的出版不了,只要国家卖的书你就买吧,肯定是主流价值观的。
人物周刊:你也没跟她主动谈过吗?
潘绥铭:到了初中时候问过。他们早比我们想的要快得多,她早就想过这种问题了,只是不跟你家长谈而已。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谈?
潘绥铭:代沟,很简单。
人物周刊:你是专家啊。
潘绥铭:没跟你说做研究跟自己是两回事,你研究性就得做性,那你研究杀人你还得杀人吗?这是两回事。咱只能过日常生活,不可能过别的生活。
人物周刊:她对你研究的这些是什么态度?
潘绥铭:特别小的时候她跟小孩说过,说我爸爸是研究性的,我听见了。但那是因为她也不懂,小孩也不懂。初中左右大家能听懂的时候她就不说了,等她上了大学,大家都能理解的时候她就又说了。大学以后就不避讳了,中学的时候有点避讳。
人物周刊:是你避讳还是她避讳?
潘绥铭:她避讳,我没法避讳,我怎么避讳,我说的就是这个。
人物周刊:比如说我想研究一下毛片,我是不是应该当着她的面看这个呢?
潘绥铭:不会的。
人物周刊:避免了这种局面这就是避讳。
潘绥铭:应该没有。她初三就跟我出去做过社会调查,高三的暑假还跟我们去过红灯区,还帮我们做了几个访谈。但那时她太小了,质量不行所以我没用到。我们有一本书还写了她的名字呢。她比较活跃,会跟人打交道,人家看她小,也不戒备。但中国这种家庭关系之下,子女一定不会继承父业,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她第一不想研究性,第二不想做学问,第三不想当老师,因为外人眼里看到的都是光环,亲人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缺点。
未来的性
人物周刊:说说未来的话题吧。你书里讲到科技改变性,实际上是人的行为方式的改变。
潘绥铭:总体上改变,不仅仅是性。
人物周刊:这种东西会有一个质的改变,比如说裸聊,算做爱吗?
潘绥铭:这就是所谓质的改变。很简单一句话还要不要身体接触,没身体接触还叫不叫性?甚至将来的脑电波交换,连生殖器都不涉及了,那可真的是质变。现在不管你怎么解释,离不开身体吧,离不开生殖器吧,如果脱离开呢?这才是真正的危险。那个东西一旦推广,速度会比过去快,过去用100年,以后可能用10年,甚至一年,传统结构不可能变得这么快,婚姻不可能变得这么快,爱情也不可能,那你对大多数人就是冲击。迅速适应的人一定是少数。
人物周刊:我突然想到,对于性我们到底是把它当成一个目的,还是说它只是手段。
潘绥铭:这个也是80年代就讨论过,但没那么深入,应该是说你具体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中国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有答案的。
人物周刊:以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在消费性。
潘绥铭:它本身就变成目标了。
人物周刊:我们要消费性的目标是为了快感。那么吸毒获得的快感比性要高出千百倍。
潘绥铭:没错。
人物周刊:如果毒品泛滥,大家可以用很少的成本获得毒品,对做爱这事根本提不起兴趣来。
潘绥铭:乐观派从来都是这么看问题,这就是必要代价。然后人就变了,人就变成另一种不需要性的人了,他们就这么认为。悲观派往往说这不行,就是这么两个基本思想。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悲观派?
潘绥铭:不,我根本上来说是乐观派,乐观派你才可能宽容。
人物周刊:但你老是用糟糕这个词。
潘绥铭:这是社会学的训练,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一说问题就往往是负面的,问题本身就带有负面含义,这也是社会学带来的。历史学可不这么看问题。
人物周刊:你选择历史学的角度?
潘绥铭:对,你要没有这个角度的话,那你看什么都是问题,看什么都糟糕,那我就一定成为保守派了。从保守派角度我也能写无数文章来批判:性爱分离,没有爱了你那个性不变成动物性了嘛,80年代很多人都这么说。你站到过去,当然就会变成孔子那样了。你站在现在批判现在,这是社会学,你要站在将来批判现在你就是历史学了。所以历史学比我们更深刻就是在于这儿,它纵观至少两千年以后,思路和思想就不一样了,它不会局限在现在来看。
人物周刊:之前有人说你50岁会变成儒家,变了吗?
潘绥铭: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跳出自己来看的话,也可能。你为什么从阶级斗争逐渐走向宽容、多元等等,说不定真是受儒家的影响。因为儒家总体就是中庸嘛,摆平嘛,不要太极端。像黄盈盈他们后来人肯定会做出这个判断的,就是你们老一代学者越来越儒家了,越来越和稀泥了。这完全可能。生命周期不是你能抗拒的。人越来越保守,很少有人能跳出去,那些大学者实际上也没跳出去。当然往好说你是越来越六十耳顺了,那不也是,说来说去不还是儒家嘛。所以你要保持激进状态,只是激进的目标不一样,你仍然保持一个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但具体做研究针对谁,那个不要搞阶级斗争。这也是不同时代,我们时代爱用这种话。有个研究生就跟我说过,潘老师你上课有些幽默听不懂,我说那也没办法,因为新的幽默我也不会。
人物周刊:黄盈盈说现在网上的段子你比她知道的还多。
潘绥铭:我是专门看黄段子,或者是笑话段子,其实就是为了尽量别落后。
人物周刊:有一段时间你还自己来写段子是吧?
潘绥铭:那是为了预防艾滋病,功利性太强了,写一点段子,因为段子才真的有影响。
人物周刊:那个怎么样?
潘绥铭:后来被一个家伙去冒领奖去了,然后评委又是我。后来奖还是给他了,他拿走我不拿,这就叫自得其乐,谁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原创,就行了。我做了点贡献,奖谁拿走不重要。
人物周刊:大概是20年代苏联有人提出过杯水主义。你觉得这个东西会实现吗?以后会不会跟某人做爱就跟请吃个饭一样。
潘绥铭:局部的,在欧洲特定情况下特定人都已经实现了。去意义化,这个事已经没那么多意义了。
人物周刊:吃饭也是有意义的呀。
潘绥铭:对,它也可以去意义化。快餐就抓住这点了,你说好吃吗?真说不上。营养?你说什么麦当劳都是垃圾食品,它畅销,就是去意义化。商业成功都是这个,像什么4G、3G,我现在都没明白2G跟4G有什么区别,你甭考虑这个。我原来不是说,哪天人都不谈性了,这才是理想状态,它没那么多值得谈的,也没那么多值得去考虑的,它就是很平常的事,最低限度跟吃饭一样,吃饭你也得考虑吧,不是说真的什么都不考虑,但你考虑很有限,什么样的饭馆,什么样的菜价,没什么再伟大的意义、再高的价值。性将来也是,总得挑人吧,合适不合适,也就这么点考虑,什么家庭、社会那都没了。
人物周刊:我们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吗?
潘绥铭:一夜情,不就是越来越朝这方面走,什么时候大家都认为它就是一夜性,把这个词都改过来以后,它就变成这样了,现在大家还不得不用一个情来遮遮掩掩。其实约炮要是流行以后就证明这点也没了,连爱的意义都去掉了。反过来咱们社会学都说,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如果反弹相当大,那在一段时间内你就成不了气候,或者说它会变成一个多元存在,你只是多元中的一小元。从力量对比上来说它很弱小,仍然是弱势群体,仍然是边缘群体现象,可我们要的不就是这个嘛,你承认我是一元,给我一个空间就完了,不能要求它成为主流。
(实习记者谢思楠、姚梧雨童、郑宇亦有贡献)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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