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杂志《书屋絮语》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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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捧读晚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其中一则尤让我愤闷，郁郁至今，不得释怀。“同治甲戍，日本以台湾生番戕杀琉球人为词，举众数千，突入台境，扎营筑垒，与生番攻战，蓄意叵测，全台震动。事闻，上命福建船政大臣前江西巡抚沈公统师莅台，相机筹办。沈公怒其猖獗，上疏请剿，廷议久之不决。倭势益张，将图深入，其议院有踏平我二百郡之说，闻者发指，讹言繁兴，沿海皆警。”

    当是时，陈其元上书李鸿章，请求朝廷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兵直攻日本本土，挫其锐气，使日兵顾于后院，无暇前行，保台湾无损，卫内陆无忧。《应敏斋上张振轩请讨日本书》是此战策的另一雄证，陈其元有惺惺之惜，恭录全文于其笔记。白纸黑字，于史有据。

    应敏斋分析了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对台湾于大陆之重要性着笔甚多，一再强调必战的谋略和路径，认为此战一启，把战场放在内陆，不如战于外洋；放在外洋，又不如把战场置于对方国内，攻其本土，百利毕现。他在此上书中还指出，日本侵略台湾，毁盟失信在先，讨之可谓师出有名，不会引起国际公愤。两邻相距，不日可达；集国之精粹，胜之不难；日本进行明治维新，新旧与内外矛盾重重，人心浮动，兵力不济，不堪一击；从沪、闽两地直攻日本“长琦”，为南路；从“高丽”起师，渡“对马岛”，震荡其北，此为北路，南北夹攻，万无一失。这样一来，既可解台湾之危，又可保海疆之防，攻守两全。

    然当时朝廷未纳其议，朝中重臣如李鸿章则模棱两可，英国公使威妥玛从中调处，赔钱撤兵，空留遗恨。甲午败战，实早有伏笔。惜乎其策，殊堪扼腕。

    战争是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角力。我们珍爱和平，然而战争总是会有的，世上局部战争屏息即发，哪怕承平日久，大国也要设假想敌，不时警策，实是潜在战争的形态。古今中外战争之多，案例之繁，恐他事件难以比肩；历来兵法之丰，又恐其他谋略不足相平抗衡；战争的残酷性与毁灭性，也是诸如瘟疫之类的天灾无法比拟。战争一开，轻则血流成河，重则亡国灭族，何其惨矣。

    攻守有恃，端赖实力；战无不胜，多在强己知彼，强己才是上策。当今世界为强势对抗，落后必挨打，故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方能御敌保民。

    勿忘国耻，“俾天下后世莫谓秦无人也”，国人当自强自励，免后人如读晚清一节叹之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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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先生在伦理学领域颇有建树。他在本期《书屋》发表的一篇读书笔记，对《战争与和平》作了深层次的解读，还涉及手段与目的、动机与效果等经久不衰的伦理学话题。笔者不揣谫陋，且借“絮语”一角谈点感想。

    手段与目的引申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关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里撰写的《君王论》一书，以诚实的态度直面当时政治人物相当忌讳的手段问题，被后人称为权术的百宝箱。在书中，他同时表达了对手腕技巧的爱好与对意大利统一所怀有的爱国者的愿望，但却丝毫未将二者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他不曾回答这样的疑问，即用卑劣的手段能够达到崇高的目的吗？质言之，利用人性之恶构建理想社会是可能的吗？

    伦理学的研究表明，没有程序正义，所谓的实体正义便难以保证。那些经常使用卑劣手段并从中获得过快感的人，就很难指望他们会为了崇高的目的而奋斗，这正如某些习惯了委曲求全的人，安知大任到手而不轻易放过呢？

    从古至今，都有人对手腕技巧持有类似艺术品的鉴赏态度，如发现深心辣手，还不禁击节赞叹，反复玩味。这些人评价历史人物，不问手段是否正当，目的是否正义，而是以成王败寇的逻辑裁断一切。抱有这种心态的人在文明社会大多奉行丛林法则，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道德底线可言。

    动机与效果则引申出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讲意图伦理，但责任伦理更带有根本性的意义。一个人不管做事的动机如何，他都要有为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借口某人的动机是好的，就为他开脱责任，洗刷罪过，那就是可怕的放纵，其示范作用更是贻害无穷。有时一个人的动机如何，真是只有天知道。

    虽然知人知面不知心，但一个人行为的后果却是可以看到的。如果造成了不好的后果，他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在人类生活中，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固然不少，但坏心办坏事恐怕才更为习见吧。强调责任伦理，可以最大限度地鼓励人们以好心办好事，同时也使居心不良者在行为上有所忌惮。

    要建设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有两种人最为碍手碍脚，一种是崇拜卑劣手段的人，一种则是轻信善良意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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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翻阅《随想录》，感慨颇多，常为那非常年代民族的悲惨遭遇欷歔不已。然而，掩卷之余，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作者巴金老人嫉恶如仇、秉笔直书和呼唤正义的勇气和卓识。

    今天，站立在新世纪的门口，目睹纵横交错、宽阔平坦的大道旁一排排高耸云端的大楼里色彩缤纷的灿烂灯光流溢的辉煌，你会觉得，那个铅云低垂、锥人心痛的苦涩的非常年代已与我们渐行渐远了。环顾四周，行色匆匆的路人的脸庞上写满的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渴望。特别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那个非常年代恍如隔世了。是啊，从某一角度来看，这是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为有今日每一个人享有的阳光和愉悦，我们都应欢欣无比。但是，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国的知识分子似应有所觉悟，并牢牢记住点什么呢？

    曾几何时，由于种种原因，面对举国上下癫狂一时的非人道、非理性的荒谬之为，很多知识分子都选择了旁观或沉默——没有呐喊，没有抗争。其中不少人甚至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言谈举止已堕落为万世唾骂的流氓或强盗，遑论一个知识者在“世人皆醉我独醒”时秉有的品格或责任!

    其实，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既然伟人都白璧有瑕，何况芸芸众生中碌碌为无的凡夫俗子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知识分子，作为国家的栋梁和精英，尤其是那些有不幸经历者，虽不能如古代贤者“一日三省”，拷问自己的灵魂，坦陈自己人性的缺陷与丑陋，但也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可惜的是，对于发生于二十世纪神州大地上的那场浩劫，如巴金老人敢于剖析心灵者微乎其微，更多的知识者则采取故意回避、有意淡化和刻意遗忘的态度，语焉不详，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由此看来，巴金老人的真诚、率直和谦虚使其获得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光荣称号，实不虚也。

    巴金走了，纪念他老人家的最大意义在于，毋论世事翻手为云覆为雨，作为知识分子，始终要持守立身的底线——良知。为了理想，你可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终生默默无闻地努力着奋斗着，但不曾伤害任何一个给予自己温暖的亲人、朋友和其他善良的人，哪怕是擦肩而过的邂逅者，也无愧于自己最深情可爱的国家。愿矣，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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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之球形”到世界“大同”，再到天下同此“凉热”，国人的想象力确实惊人，较之其他尤为特别。

    明清两际，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和地理书籍的迻译、世界概念的导入，觉醒之士方知天外有天，此番认知之艰难，颇为戏剧化，哪怕误读百出，至今仍令人深思。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一开，英国坚船利炮裹挟商业与文化的侵略扑面而来，西洋之厉之狠，给老大自尊的中国留下巨创。由此，“体”、“用”之争似水流年，撕裂之痛，时刻悚然。

    国人被逼睁眼看世界。晚清第一代士人历西、游东、履北，保存了相当多的史料，阅读它们，常使人心神伸张，久难平息。他们的遭遇及感触，不仅仅是强弱之差，更主要的是政体、商业、民主、交通相较之下的隐痛。曾纪泽在日记中全文抄写马建忠上李鸿章书，是为显例，这篇上书可以代表当时的一种识见，难能可贵。抛开猎奇之笔和不恰当的中西文化比附， 他们那代人的观感和认知，验之当下，依然是真知灼见。换句话来说，他们的言论影响至巨且深，我们却没来得及细心地检讨，可以相信，这笔历史的遗产肯定会散发其应有的光泽。从徐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到后来的维新变法，都经这种见识的推动，是对时艰世败的正常回应，更是列强强逼之结果。然“体”与“用”如何处理，一直反复纠缠，从“中源西学”到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面上看似乎合乎实情，根子里却是开倒车，反不如第一代放洋士人的见地。及至清政府之君主立宪，民国时期的议会制、联省自治，实际上都是虚应，徒有其表而已，这无疑留下了一笔糊涂账，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清算，其后遗症远没有治愈。时至今日，我们还在漩涡式的文化怪圈中难以自拔。

    洋务却唯洋是务，一个多世纪的执拗，难得融通，疗时济世，技术至上，西化得可以，其影响如影随形至今。然道德文化沦丧在前，贫富悬殊结构失衡在后，物质丰富掩盖了人心的躁动和社会的不安，诚信和公平尚远。文化几成操作，数量化、标准化式的流水作业，论述如同刻板，翻译仿如嚼蜡，再好的思想恐难深入民心，成为指导，实有辱斯文。

    “洋为中用”是一种常态，“古为今用”却少有人提及。我们有富矿般的历史资源，本应掘取，似该破除“体”、“用”的禁锢，无论中西，前后打通，得“体”文明，受“用”清爽，煌煌上国何必局限，何愁和谐。青山依旧，几度时维，前面应是美丽的故事，确实得靠大智慧大视野来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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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作者沈宁先生颇有家学渊源，他的伯父沈钧儒、外祖父陶希圣都是现代深富学养的政治人物。

    沈宁先生感叹道：现在青少年受教育程度太低，于文史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学问。他的话虽然有些刺耳，但的确道出了部分真相。据我所知，时下在大学学历史的不读《史记》、《汉书》，学文学的不读《庄子》、《文选》的现象并不鲜见。这种不重视原典阅读，没有根基和依托的育人模式存在很多弊端。我曾在大学修了多年历史，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希望那时每学期只重点攻读两三部中外经典，免得到头来什么都是半生不熟。

    经典著作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关联性，熟读其中的一二十部，其收获一定比到处浮光掠影要大得多。我们其生也晚，一睁眼就要面对中外几千年的文化史，想起来着实累人。但也不必灰心丧气，文史之学总与人性和情感有关，可谓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择其要者而读之，花一番精研深讨的工夫，当不至于辜负古人之遗意。

    中国的文史之学堪称厚重，古汉语的深邃表现力也勿庸置疑。仅《史记》一书，绝妙好辞就俯拾即是。司马迁讲到秦汉易代，说是“王迹之兴，起于闾巷”；谈及文景之治，又称“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即便是叙述历书之沿革，也有“冰泮发蛰，百草奋兴”这样的神来妙笔。白话文的出现是历史之必然，只可惜古汉语的语言元素丢失得太严重了，找回并激活它们需要长期的努力。我平时看过一些报纸上的社论，总感觉文章辞藻贫乏，转承呆板，没有充分发挥令人感奋兴起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雅深婉、意味悠长的内容，知识界有责任传承它们，并将它们推广到民间。香港的凤凰卫视在这方面功不可没，特别是其“凤凰大视野”栏目推出了不少有文化品位的节目，如“粉墨春秋”、“解读河洛文化”等等，解说词也写得文采斐然。而内地的某些电视台却一味拼凑所谓喜闻乐见的娱乐节目，营造狂欢景象，还自以为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呢。

    文化的发展一方面需要认真求新，另一方面需要庄严守旧。不认真求新，守旧必然不得要领；不庄严守旧，求新便会辱没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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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说：“诗言志。”所谓“志”，不论后来者如何阐释，终不离个人的愿望和理想之义，同时也包含着主体的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以此标准揆之，古今中外流芳百世的优秀诗作多不例外。有一等襟抱，便有一等诗人。对于“亘古男儿一放翁”的陆游来说，吟诵其“铁马冰河如梦来”之句，你能不感受到他那起伏的胸膛里奔涌着的灼热的爱国之情吗？诵读其“家祭勿忘告乃翁”之辞，你能不为他一生戎马倥偬、征战南北，至死不忘国家统一的无私情怀激动不已吗？

    民国，正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的过渡时期。世事沧桑，波诡云谲，各种思潮相互摩荡，各派力量彼此消长。作为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言人，民国的首脑们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若干年。尽管这些政治精英的行迹如一缕轻烟飘逝人寰，其功过是非也已尘埃落定，但近读毛翰先生的《民国首脑们的诗》不觉一爽。囿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过去，人们鲜有比较系统地阅读过这些首脑们不同艺术风格与旨趣的诗作。今日浏览，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还可以隐隐倾听到他们的灵魂在隐秘处的阵阵呻吟。

    一般来说，对于以政治为生涯的人而言，不论其动机与结果如何，挥毫写意多有阔大气象和豪壮之志。如，由孙中山的“要把乾坤扭转来”、黄兴的“独立苍茫自咏诗”、袁世凯的“大泽龙方蜇”、蒋介石的“腾腾杀气满全球”等，就可见一斑。但是，一个人在人生的舞台上如何叱咤风生、纵横捭阖，时时高奏生命的凯歌之刻，总不免有月白风清下的无边遐想。例如，曾经不可一世、阴险狠毒的袁世凯，闲暇之余，酬酢唱和之什也一派淡雅，在对大自然美丽景色细致入微的描摹中也融入了饶有咀嚼不尽的情韵。如，“一池花雨鱼情乐，满院松风鹤梦闲”，与他那些述志诗相比可以说是判若云泥。如果仅从内容来分析，使人无法料到这些作品会出自一人之手。再如 ，前述陆游，除了一展远大志向的不朽之什令人百读不厌外，谁又不为他多以自己凄美的爱情故事为底色创作的柔丽的婉约词心旌摇曳呢？

    所以说，文者，诗、词、曲等也，为文，就是要选择适合的文字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而对读者言，只有全面准确地阅读作者的大部分作品，沿波讨源，知人论世，方能对创作者的人格、气质、精神不厚不诬，形成一个较完整清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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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有谁没见过大雁南飞、秋山旷远的景象？但不知从何时起，那长空雁阵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且未引起什么特别的伤感。受物质主义大潮之裹挟，现代人但识风尘劳扰，而不知云水盘桓——雁去雁来谁管得，举世皆为名利忙。

    所幸芸芸众生中仍有天机清妙、托怀玄远之人。大雁哪里去了？蔡蓬溪先生怅望千秋，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哀感顽艳的文字为远逝的鸿雁招魂。迟钝如我，亦不禁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

    孟春之月候雁北，仲秋之月候雁来，翩翩鸿雁是报告春秋轮回的使者，它如期的迁徙昭示着天人之间的神秘感应。当雁阵惊寒、秋风四起、无边落木萧萧下，敏感的心灵怎不生发对山河岁月的敬畏和叹服。雁鸣有凄切之意、物哀之美，而飞翔万里又寄寓着生机和希望。苏武困居匈奴十九载，北海牧羊，节旄尽脱，其孤怀遗恨尽付于鸿雁传书。一段传奇穿越两千年，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人生在世，都难免思亲怀乡之苦。此种情愫既深婉又崇高，为美好人性之表征。放眼中国文学史，恰是鸿雁意象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诗性，使游子意、故人情获得了尽乎完美的表达。“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唐人杜牧的诗作寄意遥深。羁旅之人极目远眺，雁影将断未断之际，正是乡愁最浓之时。

    清代画家边寿民以画芦雁著称于世。郑板桥对其才能推崇有加，赋诗云：“画雁分明见雁鸣，缣缃飒飒荻芦声。笔头何限秋风冷，尽是关山别离情。”两位大师哪里想到，二百多年后，给他们带来无穷遐思的大雁将失去居所和雁道，终归于无何有之乡。倘他们起于地下，见此寂寥之天空，亦必精神殒丧，了无生趣。

    工业文明唤起了人类无法魇足的欲望，在扩张过程中，鸿雁便不幸沦为一种牺牲品。可人类并非天外来物，它与其他地球生灵是相互成全的。当人类把众多的生灵推向绝境时，自身也必然会踏上一条不归路。现在忏悔也许还来得及，纵不能召开地球万物恳亲大会，也该懂得对其他生灵实行开明专制。兔死狐尚且悲，雁逝而人独不惊，可乎？

    当秋天再次来临的时候，会有奇迹发生吗？我愿和蓬溪先生共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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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后，并未把地球带走，倒是给地球增加了重负。本期《书屋》发表《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鲁迅》一文，为热闹的鲁迅研究又添一说。

    我少时读鲁迅，基本上不得要领，直到现在才稍许有点感觉。鲁迅为人，有深通世故的一面，所以在虎狼丛中也不乏存身之术。但其心灵的质地仍是书生本色，观世阅人，往往出以真言，不吐不快。如果要编一本《鲁迅真言选》，那材料是可以信手拈来的，编者只会苦其多，而不会苦其少。

    鲁迅不相信“王道”之说，认为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正惟如此，鲁迅对儒学、儒生都极为反感。仔细揣摩，鲁迅的看法不无道理。历代儒生肩扛道德理想主义的大旗，死命地将政治伦理化，其结果是既败坏了政治，又损害了儒学的声誉，原本想“以道制势”，到头来却是“以势为道”；原本标榜为万世开太平，实际收获的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儒学一旦与政治结缘，就势必会成为愚民之术、干禄之具。大盗与乡愿相交相资，造成道德的虚假繁荣。明代李卓吾痛斥儒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儒生“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可谓掷地有声。

    儒学本来有些价值，并非一无是处，但要真正对现代社会有所助益，首先应当守本分。当代“大儒”蒋庆先生在凤凰卫视宣讲儒学，不胜其托足无门之悲，让人觉得儒学心法真是前后呼应，有古今条畅之概。

    鲁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人的缺点了然于胸。说到社会，他坦言在这历史甚长的古国，花样很多，情势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单是一些无聊事，就花去许多力气；谈及文人，他更是毫不客气，说中国文人投机心理很重，虽然可以慷慨激昂，但压迫一来，就逃跑一批，有的干脆就出卖消息去了，所以坚定的人实在少见。面对人心的糜烂，鲁迅怀郁如焚，经常被巨大的孤独感所包围。他一生以暴露“旧社会的坏处”为志业，说得上将愤怒进行到底了。

    人们谈到鲁迅，会经常想起胡适。胡适也是一介书生，说过很多真话，尤其对人性的幽暗意识看得很透。但他不像鲁迅那么激切，恨不得对人世来一番彻底的荡涤。在胡适看来，多数人的眼界局限于世俗的幸福和欢喜，所求实际而又平庸，因此社会的进步需要依赖经验和常识，不可陈义太高。胡适为人谨肃，善于节制自己的情感，所以文学创作非其所长，我读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写的新诗，实在不敢恭维。

    有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并不以为然，起码此说无法涵盖鲁迅和胡适。人生的意气有多种，其中书生意气最为可贵，流氓意气最为可鄙。两者此消彼长，决定人间的兴衰荣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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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攸同”、“道术未裂”，西潮东潮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交锋与融通，历时久矣。

    清代同光以来，放洋出海之土，秉持民族的自尊，常把国外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比附”，直追三代以上，常以为道也罢，术也罢，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有之，无甚新奇。谬者谬矣，却极为可爱。待到近代开埠，连这种虚饰的“比附”都极为稀薄，拿来主义盛行，欧风美雨淋漓，揭瓦拆屋，根基动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隔夜又西风”，眼花缭乱，圄囵吞之，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呼嚣而过，至今还剩药渣满地。王蒙先生《红楼梦与现代文论》可以作个借镜，让我们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他尽管也玩“比附”的老套，但能见其智慧之光。

    偏颇地说一句，声光化电，一派激进之后，学术界最不应失却的就是那份矜持和雍容。自乱阵脚，方寸全失，弄得如今学术几近面目可憎，食之乏味，少有二三十年代学者中西会通的韵致和圆润。学院体、翻译腔、论文调密布，其文不忍卒读，何来说明透彻，义理兼备，情文优异？作文难有可爱的面庞，心动的风韵，又何来肌肤相亲的冲动，更遑论善始善终？喜新不厌旧，张隆溪先生不断呼吁“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反倒在各种思潮的喧哗之中显得极为低微。谁还在躬身践行，孜孜以求呢？

    说到这些年的文字，大家都有种隐痛，汉语言旧有的魅力哪里去了？联想到去年那场汉语言“保卫战”的争论，似乎争了便了，很少有自觉的维护和写作，深受西文之害的汉语言快不成模样了。现实中的文明人西化痕迹太重，“化中国”根本用不上传教士的土办法，我们自己先从母语里化了，此条尤为寒心。

    本期开篇《王元化谈鲁迅》，是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的扛鼎之作。元化先生年迈多病，此文只是以前文章的辑录，但其思想深度和文字功底，真是老而弥坚。非巧合，编完这期，前有元化先生之作打头，再有王蒙先生的殿后，“二王”古朴的学风和深邃的思辨很值得我们推崇。借“二”字说开，鲁迅的杂文和周作人的散文，“二周”何尝不如是，如今都无法逾越。单就鲁迅薄薄的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后来人又如何，想来真是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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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繁华的都市与广大落后的乡村同时并存，是当今中国的突出特点。两者的差别之大，甚至给人以恍如隔世之感。

    时下有许多学者格外关注乡村文化的虚化或荒漠化问题，并为此忧心忡忡。我在湘鄂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山村长大，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状况有一些直观的感受。记得小时候，虽然承载乡村文化因子的祠堂、族谱、庙宇等已不复存在，但尚能听一些有文化的长者讲述朝代兴替，以及家族先贤们的掌故轶事。后来老成凋零，口耳相传的文化也难以为继。如今的乡村少年，比之我辈更少乡土文化的浸润，家园已无法赐予他们一个相对自足的精神世界。

    近代以来，随着乡绅文化的持续衰落，城市对乡村形成了全方位的绝对优势。广大乡村在为城市提供巨大的经济、智力支持的过程中越来越显得气血不足。即便是近三十年农村的物质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但文化建设却明显滞后。特别是一些偏远的乡村，文化的虚化产生一种荒愁的氛围，让人神情恍惚之余深感苦涩。

    我每到一地，都特别留意乡村民居的样式。平心而论，中西部最近二十年新修的民居，给人以美感的实不多见，更遑论与自然山水的相映成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财力不足，另一方面也与审美缺失有关。凡到过“徽州六府”的人，一定会为那里的古代民居感到骄傲。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并不全是用钱堆起来的，其中透出的美学和哲学意蕴，反映了那里的先民深厚的文明素养。

    对于一度几乎被“抽空”了的乡村来说，重建起来真是谈何容易！依我的书生之见，新农村建设目前最重要的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改善的基础上，国家有必要鼓励甚至是资助大量有学养的知识分子和文武官员在退休后重返乡村，担负起培育乡村文化因子的使命。乡村的文化建设，绝不是送书下乡、送戏下乡这些表面工程能够济事的，而是需要活生生的文化人薪火相传，和农民一起重塑乡村的文化自信。

    中国古代社会本有文官告老还乡、武官解甲归田的传统。小到县令知府，大到六部显秩，都有许多人自愿回归桑梓。如明代嘉靖年间担任过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的邹文盛，致仕后便回到他在湖北公安的老宅。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回乡后对教化乡村、维持城乡在文化上的生态平衡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与众不同。在我看来，如果有一天，大量知识分子和文武官员能够自愿地告老还乡，把在农村度过晚年当做一种幸福，甚至是一种责任，那么和谐社会就算建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