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杂志《书屋絮语》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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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确有“大义”存焉。近代“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无不指向思想启蒙、惠及大众一途，及至五四，一脉相承，人文蔚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无疑是激扬近代文艺革命之余波，手段与目的相互辉映。先是现代诗歌萌芽，再延及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齐齐破土，一时全民踊跃，洛阳纸贵，说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决不为过。当年，任何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本著作，一出笼必引来万人争观，莫不耸动，煞是热闹。那时，西学东潮同时迸发，颇为壮观，至今想来那些似懂非懂的理论著作，读书人差不多人手一册，可以说十年的光景，国外几百年来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成果，国人都迫不及待地拿来啃过遍。九十年代以降，消化不良的后果才出现，多元化掩盖了种种孱弱，荆棘满目，歧途纷纭。

    对八十年代的反思，绝非新世纪才开始。当时，韩少功先生一篇《文学的根》是一引子，它既是小说转向的一种标榜，又是文学自身反省内力的爆发，人们因过多地关注其标志作用，反而错过了整体反思的机会。及后，韩少功先生更多地以思想者的角色出现，不停息地在进行批判，至真至诚。其实，这股反思的力量一直在延续，横跨世纪，或隐或露，不绝声响。今年，查建英女士与八十年代文学界热点人物对话录的出版，残雪女士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厌恶”的发言，格非先生以一部小说《也不过是垃圾》为标识，三桩事件最为醒目。

    文学走到今天，似乎已完成了一个轮回，正在寻找突破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可能来自形式的革命，因为这些年的实验，已将各种花样玩尽，也绝不可能来自下半身革命，因为网络裸体流传，已再无私秘的空间，真正的力量应源于生活里深刻的真实、人性的高度和引导想像的实力。我们可以一遍遍地重温革命或世俗的“传奇”，但总有一股活鲜之力会从其中产生，因为人们总会拒绝平庸，总会接受人性与写作高度的挑战，来应和思想的律动，文学总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找到真正的价值，并包孕“大义”。

    本刊自去年以来，一直对当代小说、散文、杂文等进行检讨，包括这期邓晓芒、景凯旋等先生的文章，实在是想看到文学走出困境的方向和愿景，也使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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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在世，如不留下几行笔墨供人指摘，有何乐趣可言？本期杂志发表的《写给中国的纳税人》一文，系李炜光教授发愤之所为作，倘能引起某些讨论，想必是他乐于见到的。

    时下，中国人纳税的意识还相当缺乏，偷逃税的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人把税收视为一种负担，避之唯恐不及，至于政府是如何运转、如何办事的，他们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另一方面，政府又特别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对纳税人的权利却宣传不力，实际行政中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无论对纳税人还是对政府而言，都存在一个将权利和义务高度统一起来的问题，而提升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则尤为紧切。

    从人性的实际来看，扩张权力的冲动和逃避责任的惰性在任何政府那里都是存在的。纳税人生活在何种状态，主要视其对政府的认知和努力的程度而定。清明的政治既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自动地从政府的“觉悟”中产生，纳税人强有力的鞭策和监督才是根本。再者，纳税人享受到应有的权利是其积极纳税的持久动力。这种动力辅之以政府的严格依法行政，足以使中国的税收格局大为改观。

    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讲构建和谐社会。我想，厘清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形成良性、有序的互动，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所谓“和”，照中国古人的理解，就是包含差别性的统一，而非盲目服从意义上的雷同，西周末年的史伯就说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句话深刻地点破了“和”与“同”的本质区别。至于“谐”，有人从象形的角度将之理解为“人人有话说”，我觉得很有意思。政府要说话，纳税人更要说话，只有这样，双方的信息才通畅，矛盾也才能逐步地得到解决。因此，建立和谐社会，绝不意味着回避和掩盖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加以适当的解决，只可能越积越深。

    “和而不同”是君子之风，甚至是一种天趣，其重要表现在于讲真话。我们常说“童言无忌”，可见讲真话和吃饭、睡觉一样，同为人的本能之一。本能被压抑和扭曲，当然说不上舒服。过去巴金提倡讲真话，固然体现了老人的赤子之心，但有人将其姿态视为某种精神标高，想来就有些荒唐。讲真话成为难事，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正常的现象。什么时候讲真话蔚然成风，再也用不着刻意提倡了，那么建立和谐社会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

    迎送人自老，新旧岁无痕。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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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新年伊始，《书屋》编辑们心中不禁响起毛阿敏的歌声：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

    本期杂志以讨论“社会公平”话题开篇，这倒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因为从文化的视角探讨民生话题历来是《书屋》的特点之一，况且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06年中国经济社会蓝皮书，又将贫富差距、失业等问题列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和想像力，但同时存在的权钱交易也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一些自私的经济学家热衷于为强势群体出谋划策，一起争夺社会资源。他们如同坐在轮船头等舱中的贵人，一边抽着雪茄玩味诡谲的人生，一边对拥挤不堪、怨愤难平的三等舱中旅客们说：重要的是防止平均主义的幽灵复活，头等舱是无关紧要的！

    平均主义当然不是公平，但平均主义却可以作为大棒被某些人使用，打压人们的公平吁求。

    “公平”话题极为复杂，对我来说，只能凭感觉和常识凑一下热闹而已。一方面，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造化弄人，天难匪忱，上帝在掌控公平之门时尚且左支右绌，更何况人类呢？你能说在将军与士兵、老板与马仔之间有绝对的公平吗？但另一方面，相对的公平则是能够讲求的。将军不一定冲锋陷阵，但必须体恤士兵；老板可以深居简出，但必须为马仔的奔走付酬，这就是相对公平。再放大到整个社会，政府应确保各种人的合法财产和权利不受侵犯，富人们不必一夕数惊，而一般民众亦可做到衣食无忧，安居乐业，这样社会共同体才会相对公平与和谐。

    现代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是在摇摆中不断寻求平衡点的过程。有时强调效率过头了，就要向公平倾斜，反之亦然。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无非是自由竞争和公平正义两种思潮反复搏弈的结果。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有一种情况反复出现，即一部分人谈及社会不公平现象，就颇为怀念计划经济时代。这种思维方式或许是粗陋的。计划经济不仅造成效率低下，而且其中不公平的程度更甚于市场经济。目前中国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权力不当地介入资源配置所使然，而不是单纯拜市场经济之赐。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追求公平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穷人并非本能地仇视富人，那些诚实经营、富于教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富人不仅会赢得穷人的尊敬，而且能成为提升国民创造力、推动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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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这个词不用久矣，与“启蒙”相当。时下，各种伪饰翻新的理论，总与民间社会相隔膜，于是高蹈虚空之言，似是而非之论，弥漫无边，不着实际。尤其，那些翻译转述的概念，徒具其表，经不起常识的推敲。

    开启“民智”，与现代化进程相随相从。草根意识，民间智慧，底层角度总能对宏大话题的“叙述”有所裨益，因为世俗的情怀和生存的智慧，总比玄之又玄的理论来得真切、实在。柴米油盐，表面上看不需多少理论，其实颇多技术含量，“货比三家”，择善选之，是小智慧。谈到国与国的关系，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忽视民间的呼声和舆论的导向，这是大智慧。如果理论或策略能往下移，与民间对接，可能会圆满丰沛。我们习惯了上传下达，作为政策执行，有其必然，但下述上传，也应该同等对待，不可偏废。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路人皆知。然如何认识美国，特别是其政策走向与民间生态，人言言殊。哪怕对于罗斯福“新政”这样大的政策评估，居然有那么多的人为障碍；对资本主义的“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认识，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都在原地打圈，不得中的，更何谈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正确评估，刘绪贻先生治学一波三折的经历可以作为明证。好在历史的长河总向前奔流，冲破思想禁区，导入正轨，这既是政治清明的表征，也是包括刘先生在内的基层学人的智慧体现。在这股大洪流之中，民间往来，文化交流，留学移民等细水汇入，也是冲破的重要力量，这与理论的争辩和突破一样有意义，而且来自民间的作为，在某个历史时期确实主导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今后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中美关系史上，作为政治家的司徒雷登与作为教育家的他，也是需要从民间角度来认真评价的。且不说他创办的燕京大学三十三年为我国培养了多少人才，也不说它如何融汇中西文化，说这所大学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遗产，应该不为过的。如果还是从以往政治的概念去看，那么就只能是漠视其中的一些真实。而揭开事实的真相，重新进行客观评价，无疑是要从“底层”做起的。

    眼光往下移，确实需要面对真实的勇气；理论往下移，确实需要倾听民间声音的耐心和尊重草根智慧的平等。那些披着华丽外表的理论或智慧，需要我们换种民间角度去鉴别真伪，所谓“世事练达皆学问”。世事如何，正是我们观察、分析和判断事物的有力补充，两者合则察，分则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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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是时下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本期《书屋》就此发表三篇文章，其中的沉痛之言、切谏之声，意在唤起人们疗救的愿望。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力有所增强。在此背景下，适当地实行大学扩招不失为利国利民之举。遗憾的是，因为一轰而上，大学扩招竟演变成了一场隐患重重的高校“大跃进”。为了容纳汹涌的人头，各大学只得拼命增加硬件设施，除了向银行举债，另一办法便是维持高昂的学费。学费居高不下，让众多的中国家庭不堪重负。

    如果说大学的硬件设施尚能在短期内有所改观的话，那么软件设施的完善就要复杂得多。如今的大学教授们忙得不亦乐乎，最忙的事情就是争取科研课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各种各样的考核、定级、评奖都离不开课题，教授们手头没有课题，就如同官员没有实权、商人没有流动资金一样打不开局面。这些个课题每日纠缠着教授们的灵魂，占去了他们的心力，自然使之无暇顾及教学质量，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下降便难以避免了。

    我总有一种感觉，即从事科研是文化人和科技工作者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虽是后天习得的，但一经习得便不容易丢弃。即使没有任何政府资助，那些教授先生们也总会琢磨一些问题，存心有所创获的。如果此种想法不谬，那么政府资助的目的当是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探究兴趣，促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造福于社会。道理本是这样，谁承想政府资助的课题、项目却变成了指挥棒，以及一种苛刻的评价机制和令人垂涎的获利方式。如此一来，便造成大大小小的教授们争抢课题的局面，特别是那些学阀式的人物尤为积极，他们尽可能地将资源划归到自己的利益共同体，致使一些洁身自好、确有学术水平的教授不一定得到选题。选题与承担者能力的不对称，是导致抄袭、造假以及剥削研究生劳动等诸多恶劣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现在的许多教授对官学交易、钱学交易的现象见怪不怪，又为什么对低价值乃至负价值的东西熟视无睹？一言以蔽之，学术腐败已严重损害到大学教授们的主体性。

    政府使用的资金是纳税人的血汗钱，理想的状态是一分一厘也要有相应的回报。如何避免政府热衷于为大学教授们找事做，以及大学教授们挖空心思从政府那里捞钱，成了解决中国大学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大学是国家精神之代表，也是民族希望之所在，它理应有不为浮云所惑，不与流俗相竞的精神气质。从大学校门走出的，应当是纯净优雅、追求真理的社会精英，而不是过早沾染世俗风尘的名利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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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对于日本的认识，公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但辛亥之前，日本人对此书相当不以为然，其中一句尤让人气馁：观此书，犹在清朝看明朝之事。其间的认识悬殊盖因时过境迁，日本已非昔比；另一层怕是自傲了，日本汉学至今还沿袭此风。回头看去，我们有过于夸大魏源的《海国图志》对明治维新的作用之嫌，它其实只是导引，日本当时有其内困外扰之所在，且风云暗动早蓄有时。无论如何，我们一本书没有那么大的功效，这一层尤需辨识清楚。不然，我们依然容易在历史中“误读”日本，从而缺乏据实的说服力。私下以为，《伍廷芳集》中伍氏记载甲午战败谈判的细节，诸君可看，那才是真正的读法。

    现代开明，留日浪潮确实造就了一代人物，也部分影响和改变了旧中国发展历程。浅一层说，许多转译的词汇至今还在沿用，其始也简，其作则巨。然而，甲午之惨烈、抗战之剧痛，中日近现代史夹杂着浓郁的战争硝烟，呛得我们难以睁开眼，也正因此，国人对日本的认识相当的扑朔迷离，无法清晰明朗。

    现代文人有行。周作人、戴季陶对于日本的认识，早有公论；郭沫若、郁达夫等的文字也反映不少，哪怕屈辱残忍；陶晶孙十岁进日本，生活二十余年，留下创作和事功的东西也多，尽管伤痕累累；凌叔华一篇游记，亦堪可入册。这些感性化的文字，让我们或多或少看到日本的民间面貌与精神状态。然国人著作之中，鲜有《菊与刀》之深透与犀利。所谓知己知彼，最要紧的是彼处深层真实状况的认识与把握。在我的印象中，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一书中，他游历德国、意大利时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萌芽很有触动，在与友人的通信谈到日本最有可能步其后尘，需要警惕，可谓先见之明，而这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事。

    历史需要经常温习的，前贤留下来的文字确需再读常新。我们牢记国耻，但不能老被硝烟蒙住我们的眼睛。前车之鉴，有识才得有鉴，徒有说“不”的勇气是远远不够的，确需要慎密的知与识；来者可追，有力才能追得上，仅有志愿恐难成，确需几代人务实的努力。

    还得回到甲午之前的中国与日本，我们需先从历史关节处起步，回首前尘可以走得更稳；还得回到鲁迅的日本论和对国民性的批判，“知耻近乎勇”，观念上宁肯苛刻，才有更新的冲劲；还得回到生死存亡的近现代的硝烟之中，呛就呛点，置之死地而后生，因为过往的历史从来不谈公法，只剩残酷的事实。我们后辈该如何，固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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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书屋》发表了一篇反思“封建主义”的文章。作者的学术观点系一家之言，供广大读者讨论辩驳之用。

    儒学为“封建主义”之代表。如何认识儒学，在今天的知识界见仁见智。有学者为了替儒学辨诬，将其分为原始儒学和被董仲舒等改造过的儒学，似乎原始儒学与专制统治无关。此种观点未见得周全，因为历代专制帝王以孔子而不是以其他人为护符，说明孔子的思想中确有为其所用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冤枉孔子。

    窃以为，儒学作为政治哲学，其内在缺陷几乎是致命的。因此，历史的真相是儒学作为外衣，总是难以掩盖政治的内在本质。孔子诛少正卯，董仲舒首劝汉武帝杀骨肉大臣，王阳明、曾国藩皆以奇用兵，杀人无算。此数儒者，其行为与平生学术皆大有乖离，正可证实其教儒学者，其法亦必申韩。虽然如此，从社会教化和个人修养来说，儒学之价值又不可抹杀。人生欲火旺烈，伤己伤人，多读一些儒家格言，对持盈保泰不无裨益。

    百年以降，文化保守主义者代不乏人。其中翘楚，如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人有感于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不胜其哀生失路之叹。他们对传统缅而怀之，敬而畏之，其人格精神至今灵光岿然。问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中的多数人缺乏政治哲学之训练，而且对传统之优长作了放大的估计，因此又常被人所诟病。

    如今有关传统文化之讨论，常常流于意气之争。有些人基于历史的记忆，对尊孔读经十分反感，认为此举是“沉渣泛起”，必然妨碍政治进步，于是忍不住大张挞伐。由此可见文化与政治关系之密切。不难想见，随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步，不但市场经济将更有活力，而且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信自尊也会相应增强，许多文化讨论也可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中进行。否则，靠几个博士抵制“圣诞节”，靠地方政府恭祭炎黄二帝，恐怕都难挽传统文化之颓势。

    文化可以寄情，可以遣怀，照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可用来充谈资、助谈兴、增愉悦、尽余兴的东西所在多有。周作人说“二十四史”是好书，诚为行家之言。受传统文化之滋养，中国民间直到晚清也可见郁勃之文气。那时遗留下来的民居，单是门楣上的题字，如“香流修绠”、“五之别墅”、“诒厥孙谋”等就有悠长之滋味。而眼下，能将传统古籍读得文从字顺的大学生却越来越少，具有古典情怀的才子佳人也日见稀落。在此背景下，易中天、阎崇年、王立群诸先生的讲史便有了启蒙振衰之价值。

    “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每读陈寅恪先生的诗，就不禁思接千载，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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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那声“救救孩子”孤独的呐喊，至今还在思想的上空回荡，余音袅袅。作为经典话语，不断被赋予新义，看来孩子的问题真是与时而同步，历久而弥新。这其实隐含着一种悖论：技术的昌明与教育的先进并没有带来问题的实质性解决，观于眼前，似乎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父母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天经地义。“子不教，父之过”，“身教重于言教”等都把父母推上很高的位置。然而现代商业社会的竞争浸透到各个层面，父母在承受着物质与精神双重的压力之下，还要腾出手来教子，本身就不堪重负，至于更精细层面的家教，已被不充裕的时间和业已匮乏的精神挤到心力不济的角落。

    社会倾注下一代的用心昭昭若日，教育无处不在。各式学校齐备，幼稚园到中学大学层层相接，教师的素质在不断攀升，各种设施与设置非昔日可比；有教无类，业余教育覆盖城市山村；国家的教育投入，逐年递增，各种政策的出台都为孩子的成长让路，然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在孩子教育上得到充分地体现，原有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观念冲溃之后，社会教育场景可以说每况愈下，不忍细究。记得前年，承女儿老师抬举，我被请到学校为家长们谈心得体会，归纳起来说了四层意思，那就是高尚的品质，高尚的趣味，强健的体魄，恰当的分数，当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响。我并没有由之而沾沾自喜，也知道所有大家的困惑，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家长们无辜，孩子们更无辜。在许多无奈之中，我对自己的女儿提出了最低要求，就是你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学会承担责任。问题是我们大人们是否能做到，整个社会是否能做到，如果没有，那么我们都该在孩子面前羞愧。

    我们都在与孩子共同成长，整个社会都如此。如果“救救孩子”这个命题现在还能成立，那么首先该救的是我们自己和整个社会。这非故作高论或矫情，而是事实。

    问题还在于各种“底线”被戳破之后，大家都茫然无措，方向不明，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社会、学校、父母有不可推御的责任。那么，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引导来共同汇成向上的内驱力；荣耻观转化为全体遵循的准则，在是非上建立起强大的判断来影响孩子们的言行，显得尤为重要。“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其实就是要使整个社会明朗清晰起来，我们完全可以与孩子们一道生活在光明而干净的世界里，呈现出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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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池月先生写完《古都史话》后，又开始致力于北宋人文历史的研究。本期《书屋》发表的《贤相：权力和道德的统一》，便是其前期成果之一。

    北宋称得上贤相的有好几位，其中又以王旦最为典型。王旦在宋真宗时期为相十余年，其间推挽俊彦不遗余力，持身公清一无可议。欧阳修为之撰神道碑，极尽称颂之能事。宋仁宗继位后，甚至誉之为“全德元老”。

    不过，所谓“贤相”，正如“明君”一样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宋真宗赵恒好大喜功，他人为地制造祥瑞事件，以便为封禅做准备。身为宰辅的王旦明知此事为“鬼打墙”，却违心地为宋真宗奉迎“天书”，硬是将一场假戏演到了底。南宋人洪迈撰《客斋随笔》一书，其中对王旦颇有微辞，说他“心知得罪于清议，而固恋患失，不能决去。及其临终，乃欲削发僧服以敛，何所补哉？”《容斋随笔》虽在体例上毫无章法，但品评人物常能切中肯綮，因此不失为一本难得的好书。

    贪恋权位是中国古代宰辅的一个通病。在中国皇帝系列中，尚有个别自动离职的现象，而宰辅们却一律“坚守岗位”，恋栈不去。汉、唐名相有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八位，除后两位被罢相外，其余六位皆终其位。何以如此？因为宰辅们深知，在位比不在位尊荣得多，也安全得多，一旦去权，则祸机莫测。

    宰辅做得好，堪为廉洁之楷模；做得不好，便是六欲之盟主。这好与坏，既有赖于个人的品质，更取决于皇帝的作派。皇帝有追求享乐的无边欲望，又有诸多的烦心事需要排解，于是身上既奇痒难耐，又隐隐作痛。由于痒比痛更难忍受，所以皇帝们更倾向于选用曲意逢迎、擅长挠痒的奸相，而非那些方正不阿、切谏止痛的贤相。历史上贤相少而奸相多，揆诸皇帝的诡秘心理，原不足怪也。

    宰辅多为进士出身，有很深的文化修养，但作为百官之班头，日浸月渍，浊气渐盛而清气渐衰，故留下优秀的诗作便比较困难。唐朝的张九龄倒是个例外。“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仅凭这首杰作，张九龄便可流芳百世。

    中国人自古对“贤相”推崇有加，也对政治道德化抱有深切的期许。不讲道德的政治无疑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道德化就是个真命题。在封建专制政体下，政治是对利益“家天下”式的占有，儒家用道德把这一点包装起来，结果必然是伪善下的人欲横流，个别清官又如之奈何？与之比较，民主政治则讲究各种利益诉求的和平搏弈，在搏弈中的策略思维便逐渐转化为以公正、公平为核心的政治道德。

    与其做清官梦，不如铸民主魂。这是真理，同时也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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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股市大涨，基金也顺势而上，先知先觉者早已赚得盆满钵满，待到大家醒悟，跟风操作，赚钱效应却递减，甚至为负。“所谓利钝者，大约先一着为利，后一着为钝。”市场是按自己的规律在运行，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掌控，利钝之别，由中而发。推而广之，上个世纪恢复高考那几年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大学生、研究生都被喻为“天之骄子”、社会栋梁，在尊重知识、以文凭论英雄的年代，这批知识分子最先获利，住的是单位福利房，连找个对象也往往要容易得多。九十年代后，其价值递减。现在博导、教授、博士都在“贬值”，遑论研究生、本科生了。

    市场化、产业化随着经济的洪流肆意漫漶，教育、医疗、住房等无处不以货币资金作为最后的目标，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社会三大公害。仅就看病难而言，社会流传一句俚语：“什么都可以有，就不能有病；什么都可以没有，就不能没钱”，就是此种表征，可以想见最朴实最简单的事实就是生活在当下的常识。古人云“有钱能使鬼推磨”，已经道破，如今则是有钱能使磨推鬼，干吗呢？因为破除迷信多少年了，现在连鬼都找不着了，这也是市场的经验和常态。惊讶的还在于，旧时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抑或最美好的男女感情往往附丽在货币资金或潜在的利益转换上。尤其后者，更是显形，感情再好，也难抵利益的扼制或分裂。“求财”则为一路，要生活而已；那么“求情”又是一路，因为物质利益可以与感情“等价交换”，财与情能在残酷的经济面前形成买卖关系。所谓“情是无价宝”，却能以金钱来交换，实际上情感也在“贬值”。

    老辈们都在说：现在的钱不值钱啦。实际上，物价的上涨已超过了收入的增加，导致了货币的“贬值”。到这一步，似乎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贬值”泛滥的时代。因此，各种人为的“缩水”现象层出不穷，“等值交换”与“增值效应”几成幻想。对情感价值的肯定与尊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性，如若交换正在“贬值”的情感，无疑堪忧。

    “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那么退而为之？就是打发时间，过好日子，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把日子滋润起来。因为只有广阔的精神世界可以抗拒“贬值”，保住内心既定的价值观，内定而应万物。或者，在勤勉的状态下，尽可能地去创造较好的生活条件。除此以外，莫过于神定气闲，眼见也要净，工整而清洁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