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3-19 10:04 - 已阅:[]次
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一时间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
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
尴尬的博士
有别于欧洲的“师徒制”,同时又与美国的“老板制”有差距,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在现实拷问之下问题重重
周光礼撰写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自8月24日这天面世后,即引发各界争论。
在这个被为“国内第一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中,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并且触目惊心的现实,当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博士生,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博士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等等。
周光礼分析,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当前,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导之下,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不过,接到记者邀访的电话,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光礼现在不再侃侃而谈,而是迅速挂掉。
规则反复
事实上,中国的博士生问题已经日渐引起严重关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任陈洪捷告诉记者,从三年前开始,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就着手进行全国博士生的调查,调查结果将集结成书,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礼的调查选样千人,集中于两所学校。而陈洪捷领衔的调查,则是一个全样本的调查,“所有培养博士的单位全都包括进去了,问卷发了3万多份。”
据陈洪捷介绍,在国外,有教授头衔的就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而中国并非如此。中国的博导需要从教授中遴选出来,遴选责任部门包括教育部的学位办公室、各地的学位委员会,以及高校里专门的学术委员会。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导则成了“老板”。
周光礼的调查报告称,有的导师把博士生当做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100%的横向课题由学生完成。
坊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老板’带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变成雇佣关系、劳资关系,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劳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契约,‘劳’方只有劳动的义务,却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
而事实上,中国的博导制度又不是纯粹意义的上“老板制”。
周光礼的报告指出,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矛盾,其实正是“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
所谓的导师制(或称师徒制)源于欧洲,以科研和撰写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
“从国际上对博士培养制度的总体研究来看,主流看法认为欧洲的导师制需要改革。师徒制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老师就算再有能耐,但个人的知识和视野毕竟有限。而美国倡导的老板制,是一种导师集体负责制,可以兼收各家长处,创新、机会、潜力会大得多,因此美国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陈洪捷说。
老板制能够利用市场有效配置大学科研资源。周光礼认为,老板制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经费以竞争的方式发放,并在研究经费中把用于研究生培养的费用计算在内,在科研中实现“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决定,教师掌握的研究经费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机制,老板制有利于实现大学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的优化配置。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顶级大学是在美国,即可以证明美国博导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国,博士生培养制度曾经经历多次的反复——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随后学习德国模式。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立了美式博士培养制度。到了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全面学苏联,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又回到了欧洲的导师制。而到了文革期间,这种制度很快又烟消云散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导师制。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改革的目标又转向北美的老板制。当下中国的博导制度,正是处在第二个循环当中。
但是,在朝着“老板制”转向的过程中,中国的博导制又带有明显的“师徒制”色彩。“虽然一个博士生上面除了设有导师以外,还有很多由一两个博导组成的指导小组,但所谓的指导小组只是名义上的,真正操作起来往往还是以一个导师为主制度异化2008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9年,全国在读博士生达到24.63万人;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
招收学生的依据是导师个人偏好,别人无权干涉。在博士招生规模很小、导师选拔严格的条件下,这种方式与博士培养的要求是相匹配的。但随着中国博士教育规模急剧扩大,招生腐败亦随之出现。
在美国读博士,课程学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门课程几乎都要求达到世界最前沿水平,每门课程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而对博士生的评估,则是由第三方的中介机构进行。也就是说,决定一名博士生能否毕业,该名博士生的导师说了不算,而是由导师指导委员会进行决定。
但在中国,博士的课程学习几乎沦为了摆设。在这次调查中,几名博士生导师都表示,“给博士生上课是没有必要的。”有些导师甚至直言,“即使一门课都没有,我也没什么意见。学生培养计划发放下来的时候,我就非常不认真,签个字就算了。学生要上哪几门课,可以去问师兄。关键是学分够了就行了,他们上几门课我也不知道。”
于是,学术研究便成为中国博士们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陈洪捷表示,导师普遍的想法是,“活是肯定要干的,因为研究训练肯定要在实践中去完成。”但是,研究项目本身的科研含量有多少,是问题的关键。
而学生则称,“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和工作有什么区别啊?读博期间还做那么多横向项目,还不如出去工作。”
横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市场的项目,多见于理工科,一般是将已有的理论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中去,因此产品直接与市场有关。在中国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后,横向项目便成为课题组的重要经费来源。
与横向项目相对应的是纵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中国教育系统内部层层下达的科研任务。纵向课题多是理论研究,需要的是学术创新成果。由于中国的科研经费僧多粥少,纵向课题的经费,往往只包括购买仪器、设备、资料和差旅费,不允许用于人才培养。
因此有学生称,在一些项目中,“有些老师自己一年拿几十万,对一个学生一两万都不愿支付。”
于是,师生关系演变为一种类于雇佣的关系。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发生过几位研究生不满导师“剥削”而集体将其“炒掉”的事件。更有甚者,有的导师让研究生帮其著书,自己却不进行任何指导或把关。学生为了表示“无声的抗议”,竟连篇累牍地抄袭别人的著作,引发官司,让导师的丑闻最终曝光……这些看似荒唐的现象,在赤裸裸的“员工”与“老板”的关系中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培养博士的一个传统概念就是,你的导师是谁,他就成为你唯一的指导人。他给你项目,给你钱,这就牵扯到利益关系。” 陈洪捷说。
这样一来,博士生和导师之间,就像一个小公司中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一些博士生导师辩解称,他们会安排博士生做科研项目中需要思考和技术创新的部分,而那些纯粹的基础工作,则交给硕士生去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任务其实很难区分。
为了整治招生腐败,中国高校开始更多地借鉴美国经验,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量化管理。但博士培养制度依然还是过去的学徒式,这也就使得美国的老板制在中国被异化。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书中说,“全国指导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导师不在少数,指导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导师手头上有110多位博士生,但是,许多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没有见过导师一面。”
陈洪捷认为,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上述所言如此严重。但他也指出,“这不是某个导师的问题,而是整个科研体制的问题。”
。” 陈洪捷说。学术草根“博士是中国学术的草根。”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导沈阳教授说,“因为绝大多数的科研项目是由博士生承担,但他们的待遇非常低。”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名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每个月只有1000元的补助,甚至很难维持正常的人际交往。”因此,除了给老板做课题以外,他还悄悄地在外做一份“没有任何学术含量的兼职”。
理工科院系的博士待遇要好一些,尤其是导师的横向项目比较多的时候,“导师会象征性地发点钱,”华中科技大学电机系的一名博士说,“有时候每个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
陈洪捷认为,博士质量最大的一个隐患在于生源本身。因为读博士的条件较艰苦,因此潜力较好的学生不一定选择读博士,而宁愿去工作或者出国。“在读的博士生中有很多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础不好,或者出身的学校不好,基础上有弱点。第二类是,不愿意做科研,只是为了到这个城市,或者跟配偶团聚,或者不喜欢原来的工作,所以选择上博士。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拿博士当跳板,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于是,很多导师也就抱怨,‘学生没兴趣,那我怎么培养?’”
这个问题显然与国家给博士生的待遇有直接关系。许多中国人选择去美国和西方读博士,即因为那里的待遇较好,博士生可以维持生活,可以养家。此外,中国的博士规定为三年制或者四年制,时间限制很死。而在国外学制是弹性的,三四年做不完可以再延几年。
“有时候,博士生正在做一项大的研究,需要时间慢慢打磨的时候,就要面临毕业、找工作。这种情况就导致博士生做选题时,压根就不去碰那些大的难题。”
因此,在现实中,博士希望投靠课题多、项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则希望找到听话、出活和“有后台”的学生。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与经费,以使他们完成论文并获取学位,并不在意老师是否能真正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导师则需要学生参与课题,成为自己“项目组”的“劳动力”,而学生能从中学到什么,以后成为怎样的人,他也并不在意。
对此,周光礼称,“中国大学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师生关系功利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的关系。”
但对于媒体一边倒的指责,沈阳则反驳称,博导变成“老板”,原因并不出在博导身上。在中国现有的教学体制中,给予年轻学者的机会太少,原本就不多的纵向课题总是会落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手中。
沈阳老师还透露,教育产业化之后,“作为硕士导师,每年要自己拉20万的课题,作为博导,每年要自己拉40万的课题。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学校就不会让你再带学生。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2007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发表声明,称自己由于交不起“助研经费”而放弃招收博士生。声明称,“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交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无力缴纳此钱……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然而,更多的博导无法如此洒脱,因而不得不变成商人,工作重心也就从专心研究课题到费尽心思找项目。“尤其是当你带领着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中又还有年轻教师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更大了。作为一个团队的带头人,你不能让他们没有基本的生活费吧?所以就不得不总是想着要找项目。”沈阳说。
据沈阳观察,很多博导专注于拉项目之后,自己就不动手做课题了。因此,博导对学术前沿的把握程度急剧下降,更谈不上有足够能力指导博士生。
就在周光礼的报告发表后六天,他所在的高校——华中科技大学宣布,拟清退307名超学时的研究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很少上课,完全是为了“混文凭”而来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华中科大内部相关人士了解到,在这份名单中,除了奥运冠军杨威和高之外,还有很多在职博士,他们的身份大致有两种:一是在职的青年教师,博士文凭意味着评职称的必要条件;二是官员,博士文凭则意味着“镀金”。
博士生一两事
博士生的生活有着自己特别的系统,这些已不年轻的学生,一面活在系统中,一面又需要面对系统外的现实生活,游离之间的故事忙碌而纠结,让人唏嘘。
对于文科博士生而言,生活的重量在于一页一页的论文中间,读博期间,如何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成为他们追求的最大目标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博士生杨震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三年时间,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完成一篇10万字的博士论文,实在太紧张了。”
而对于理工科的博士生,压力都在一个个项目上,“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金烨离开实验楼,扭头又见熟悉的场景——工科实验室灯火通明,而其他专业的实验室则一片漆黑。
在他看来,这明暗之间,恰好点破了研究生阶层的差别:与其他专业不同,工科专业导师手里的项目繁多,多到学生需要日以继夜。
不过,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各自的博导,几年的博士生生涯里,“关系”二字或许才是最核心的命题,需要认真思考。
跟导师“入伙”
在金烨的眼中,博士生涯的前两年就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高度的重复性劳动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一名高级技术人员,而没有任何学术成就可言。学生与导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无言的默契,只不过谁都不想说明白。
“导师很忙,我们也很忙,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还会考虑什么学术问题了。学术根本不成气候。”金烨平静地说。
包括金烨在内,这20多名信息工程博士也不必担忧论文。因为依照前辈经验,只要从读博期间做项目的过程中任选一点并略加论述,博士论文的通过和导师组织的论文答辩都不会阻碍他们毕业。甚至在“两篇权威、一篇核心”的论文发表上,也只是疏通关系的问题。
2009年《文汇报》的报道中说,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王明的“菩萨心肠”几乎闻名于整个校园,每到晚上,他都会拿着猫粮给学校周边的流浪猫喂食,数年风雨无阻。王明有一次坦率地说,猫只不过是他转移压力的一个道具,“如果生活中没有猫,这几年一个人做学问,我可能会做疯掉。”
“博士生其实在地位上是被动的。我也听说过好导师,也相信一定有好导师,但一切都取决于博士生身边的环境了。”金烨说。
被动的地位
博士生的生活,大多和金烨类似,他们被动地沦为各种项目的“技术工人”。
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读环境专业的博士生王音说,目前急功近利的学术体系催生了“项目型”导师和“项目型”博士群体的壮大。尽管在重点大学,对导师和研究生从事商业项目的管理比一般院校严格得多,然而单是国家项目的压力就足以将博士生的研究冲动抹杀。处在生态链最底层的博士研究生其实无力改变什么,只能坐等学术环境的改善。
王音告诉记者,国家的重大项目多到这所大学的导师都应付不来,他们没时间也没精力外面兼职做项目。导师拿到的项目都上报学院,之后学院从项目中提成其中8%,而项目组所用学校的资源和学生都全部免费,并且还给项目组成员发工资。
方中明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专业的博士生。在他眼中,由于科研机构跟高校的不同,学生的角色也会弱化很多。“很多时候自己就是职工。”他说。
“学术创新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老师有科研任务,课题必须结题、要发表文章,因此肯定要走‘短、平、快’的路线,不容得自由探索,不然课题组就得解散。”他说。“创新是需要时间的。国内目前的环境下,研究生或科学家都是以谋生为目的的。”
博导如是说
当大家都来说博士江湖如何风起云涌时,身在其中的博导的话,或许能给人不同的视角。
1964年6月出生的张涛,早在2003年7月便受聘为北航材料学院材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他漫长的求学之路后,这样的位置让很多人羡慕。
一些好朋友会来打趣,恭喜你,成为老板了。
老板,这个商业词汇在博导圈子里,则早已有了不一样的蕴含。
初次被人喊做老板,他感到不太习惯,有类似的感觉的,还有郭世佑,这个典型学者型中年男人,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兼所长,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委员历史学科专家组召集人之一,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博导关系学
记者:现在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如何?与你当博士那会儿相比呢?
张涛:现在博士生和博导的关系可能不如我们那会儿密切,我带博士生时,有时首先给他们上情感课,教他们什么是爱,什么是沟通。因为我觉得情感对人影响很大,情商影响不亚于智商,这是一个博士最基本素质的准备。现在学生情感经常出现问题,毕竟在社会转型期,成年人心理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带的博士生不多,目前是8个,刚入学我对每个人都公平对待,就是奔着学者的目标去培养,但是过一段你就能看出,有的人是想将来做学问的,有的就是来混文凭的,所以我就采用不同的方法,每个学生要求不一样,学生里有占20%要做学问就不错了,对做学问的学生我是按照真正博士生的要求去培养。对于想仅仅想拿个文凭的,我就尽量帮助他毕业。
郭世佑:我读博时主要靠自学,博导对我辅导的不多,但是我受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影响很大,我本科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身为副校长的林增平教授特别关心学生,那时电话很少,打电话很困难,林教授家里有电话,有时我们学生打电话,敲门就进去,林教授从来不阻拦。学生去林教授家,他总是耐心地答疑解惑,我那时的论文他都帮我认真修改。博导与学生关系现在不如以前,现在有的学生用你的时候找你,不用你的时候,有时博导生病了他连句问候都没有。有一次,我有个学生写论文需要用到日本的资料,我要找日本的一位著名历史教授去申请,但是这位博士生平时连封信都写不好,而日本这位老教授的汉文基础非常好。所以为了避免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得亲自帮学生写申请信。最后我还被其他学生埋怨,觉得我不该管闲事。我感觉现在一些学生情商在下降。
决定博士生轻重?
记者:博士水平在下降,博导权力很大,但是博士生却几乎都能毕业。而美国博士生最终无法毕业的比例可能超过30%,真是如此吗?
张涛:博导权力是很大,但是从学校等各方面来看,都不希望学生不毕业,所以博导有权力也不敢轻易使用。我的博士生基本上都能毕业,除非你实在是不好好学习。科学的辉煌时代很多领域没标准,后来有了标准,发展的高峰期也就过去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给学生毕业定个标准不是很好。
郭世佑:每到三四月份,博士生递交论文的高峰期就到了,这个时候不少博导最头疼,因为绝大多数论文实在没优点,一些博导还得拼命去找优点。虽然不少博士生论文和题目都不好,但是他也毕竟研究了三年了,你不让他毕业也不好。北大历史系很严格,每次都按照5%左右淘汰掉不合格的博士生。我觉得其实这也不合适,假如都符合标准了,都该毕业,不符合标准的,就都不该毕业。但是地球这么小,北京也不大,淘汰掉谁都不好。我还是比较严格的,对于水平不高的论文,我给的最终评语都不会很好,还是实事求是指出问题。
包身工?微创新!
记者:很多人说,博士生成了博导的包身工?
郭世佑:我也听说过博士生为博导打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为博士生打工。我的课题比较少,而且大多是教育部的课题,经费最多十几万。我总共带十几名博士生。有时学生就业有压力,我就把国家课题分一些给学生做,请他们参与。不是让学生为我打工,而是帮助学生,他们填表的时候,填上他参与了重大国家课题,对他未来找工作很有帮助。我不主张合写著作,我只有一次和一位博士生合写了著作,稿费分给他一多半,还一再表扬他做的工作很多。还有一些要求博士生必须在国家级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我还得帮助博士生修改论文并在这种权威媒体上发表,有时修改论文比自己写论文要累得多,牵扯很多精力,所以我说我是在给我的博士生打工。
张涛: 我也听说过有带几十个上百个博士生的现象,因为这类博导掌握的项目大,属于做“工程”,做一个体系。项目多,经费多,就可以多带学生。(中国新闻周刊)
网友探究:博士出“水货”的四大原因
动机不纯,心态浮躁
网友[旭日]:浮躁的社会风气让学子们难以在象牙塔里一心就学,加上“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学术环境,造成真正潜心治学的硕博生越来越少。
网友[xy大漠飘雪]:人家读博士是为了做学问、解决问题,我们创新读博是为了做官、获晋升、拿文凭、获高薪水,我们的动机和人家的有天壤之别。所以趋之若鹜,门庭若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硕博招生体制
网友[实在是看不下去]:教育部门力图通过硕博的扩招来延缓严峻的就业形势,但是这样的扩招,让硕博生的生源弱化,再加上宽进宽出,“生产”出来的硕士、博士含金量自然大大降低。
网友[大漠媳妇儿]:近年来,大学扩招,给不少学子创造了上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有的大学招研究生比招本科生还多。有的导师因为带的弟子太多,或者忙于在外创收、走穴,有的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弟子,根本没有多少时间与精力指导自己的弟子。
科研体制
网友[悠悠的猫]:国外有的明确规定导师课题经费中1/3要用来培养学生,而我国在政策层面完全把博导的教学和科研分开了。导师要支付学生各种费用,只能去拉很多简单的直接服务社会的课题,多由博士生完成。博士生水平因而难以提高。
网友[肖勇]:人家的科研经费要求三分之一用来培养学生,我们的博士生特别是理工科的不少费用需要由导师支付,所以博导变成老板,学生变成包身工成为廉价的高级劳动力。
博士教育商业化
网友[香槟伯爵]:学校建立博士点,以及教授升博导,这里面的猫腻多着呢。为争取一个研究生学位授予点,东拉西凑一些教员当导师,跑遍北京城,踏破万里路。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硕士点等原本培养精英中精英的学术重地,越来越成为名利的象征。
网友[薰衣草]:许多人感叹“今天的博士不如五年前的硕士,五年前的硕士不如十年前的本科”。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博士培训班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考博更是一路绿灯,把博士培训班当做博士生产线。
网友[xy大漠飘雪]:博士教育通则是,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以充实到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而我们的博士可以是官员出身、可以是老板出身,搞学术研究的也越发不纯。(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