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3-19 17:54 - 已阅:[]次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人对《海瑞罢官》批判的背景略知一二,就全国范围来说,华东六省党报虽最早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但也没有给予多少关注。山东省的《大众日报》11月24日转载之后,近一个月毫无声息。之后,各省基本上严格按照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时发表的编者按确定的力图把批判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的要求开展,把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控制在学术批判范围内。 12月3日,华东局宣传部电话指示山东省委,对有关《海瑞罢官》讨论提出了三个要点:(一)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二)“清官”论问题:(三)道德继承问题,并再三强调要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要使“讨论正常化”。12月5日,山东省委宣传部指示山东省历史研究所在省科技馆召开会议,传达华东局按《人民日报》的调子制定的关于《海瑞罢官》学术讨论计划。12月10日,山东省委宣传部召集文史界和高校的负责人开会,传达省委宣传部长王众音的指示:“范围限于对《海瑞罢官》文章本身的批判,不要联系本省的”,“坚持说理,以理服人”,“不要用质问口号”。1965年12月3日《大众日报》第三版同时刊载了《人民日报》11月30日编者按与11月29日《文汇报》编者按的内容。
根据华东局宣传部的部署,1965年底山东对《海瑞罢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文科各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山东师范学院与山东大学等高校文科各系师生围绕《海瑞罢官》,就有关的学术问题开展了讨论。山东师范学院文科各系师生的讨论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清官”这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有“清官”。但是“清”与“不清”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内容。历史上的“清官”决不是脱离了封建剥削阶级本质的“清官”。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不能超越他们的阶级界限。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清官”。其理由有二:一是人民所说的“清官”是农民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地位,希求解放而幻想出来的;一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麻痹、欺骗人民而制造出来的。海瑞的出现就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和农民思想认识不足而产生的。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来揭露他、批判他,让人民群众从落后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二,关于怎样评价历史人物以及海瑞该不该肯定的问题?总的争论各方不同意吴晗对海瑞的美化和歌颂。但在具体分析时,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肯定或否定一个历史人物,要看其站在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哪个方面来决定,就是说,看哪个阶级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因此都应否定。海瑞纯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走卒,他的“退田”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万世基业”着想,他的“以工代赈”、兴修水利,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制度的。这样就延缓了革命的爆发,阻滞了社会的前进,因此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从这方面看,“清官”比“贪官”更反动。有的认为在某个朝代开始时,封建统治阶级慑于前朝的动乱和崩溃,被迫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 ”的让步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可以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但当某一朝代末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揭竿而起,冲击封建王朝的时候,再实行改良主义措施,就失掉了任何进步意义而成反动的了。而海瑞就恰恰处在明末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时期,因此他的改良主张,只能是麻痹人民的鸦片,决不能给予肯定,更不能像吴晗那样加以美化和颂扬。不同意上述意见的认为,对海瑞应当适当肯定。评价历史人物需要两个肯定、两个否定。如海瑞从统治阶级内部比较来说,应是被肯定的人物;但对人民来说就应说是反动的否定人物。否则,唐太宗和刘黑达处在同一时代,而且是同时被肯定的人物,应如何理解?秦始皇和陈胜、吴广也是处于同一时期,又都是被肯定的人物,如何理解?海瑞退田、除霸、兴修水利,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有一定好处,确实有利于人民,因此,不应全盘否定,而应当适当肯定。至于海瑞的主张是否能推行下去,影响多大,那是另外一回事。还有的说,在历史上,不能否认某些统治者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清官、好官不能完全否定,而应当具体分析。好官总比坏官好,因为坏官破坏了统治阶级的正常秩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第三,《海瑞罢官》宣扬了些什么?应怎样认识《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有人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抹煞了阶级矛盾,掩盖了朝廷和“王法”的本质,丑化了农民的革命形象,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宣扬了阶级调和论,是一出地地道道充满封建毒素的坏戏。吴晗在这出戏中,虚构了一个“好官”搭救“顺民”的故事,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海瑞,颂扬成一个“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把劳动人民歪曲为只会“喊冤”、“叩头”、呼唤“青天大老爷”的“懦夫”和“顺民”,企图证明对立阶级是可以调和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可以相互合作、相依为命的,劳动人民只有等待统治阶级中出现清官、好人,才能获得解放,并在他的“卵翼”之下才有“好光景”。这纯粹是阶级调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另外有的认为不能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和“平冤狱”与现实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认为这样联系有点牵强附会,没有说服力。 有的说,资产阶级进攻,反对的是社会主义,而海瑞反对的是贪官污吏,怎么能相类比呢?有的说:分析作品的现实意义不能简单化。你为什么单去领会这是影射人民公社和“平反”呢?你不好去领会这是影射反对坏人坏事吗?这样不也有教育意义吗?
12月21日,《大众日报》第三版详细报道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文史各系师生开展的讨论情况,并发表了与《人民日报》编者按意思相近的编者按,其中许多语言是直接引自《人民日报》的。报道的题目为《海瑞罢官到底宣扬了什么---本省高等院校文科师生展开热烈讨论》。编者按说:“自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引起了各方面读者的注意。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的文科师生,本着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精神,相继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在我们报道了上述三校文科各系的讨论情况。从他们讨论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评价,实际上涉及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以及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对于《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揭露矛盾,辨明是非,弄清问题,解决矛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此,我们准备就这个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场辩论。我们希望在辩论中,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这就是:在辩论中,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也要采取说理的办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发展真理。我们热烈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经常教导和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踊跃参加。”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许多党政负责人因具有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而被当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和清洗。山东师范学院副院长田仲济等12人在6月18日 山东文化大革命万人动员大会上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公开点名批判。
1966年6月1日晚上,经毛泽东同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随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要求人们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武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切“牛鬼蛇神”“造反”。之后,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消息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国公布。这一非比寻常的举动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大、中学校引起了强烈轰动。山东师范学院学生同全国全国各地高校一样,围绕对待学校党委的态度开始了激烈辩论并逐步分化。
在山东师范学院,聂元梓等大字报的广播引起了学生和学校党委不同的反应。在此之前,有些系的学生,主要是中文系和历史系,因为对个别教师不满,就自发鸣放,贴大字报。由于矛头不是对着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院党委表示支持,并分工由副院长刘明凡负责抓“文化革命”工作。当时,受到大字报攻击的几乎全部是教师。其中有中文系的田仲济、徐志春,体育系的田有令等。部分经历过反右派斗争的老教师开始恐慌、紧张。6月2日,山师学生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当天就贴出大量大字报。其中有的声援北大聂元梓,有的大字报则怀疑、揭发山师校党委,怀疑院党委和北大党委一样有鬼,批评校党委领导运动清规戒律太多,指责校党委“领导运动不力”。有的大字报用类似北大大字报的口吻质问:“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何我院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看不到一张大字报?”“为什么声讨余修罪行大会开了以后,余修伸在山师的黑线黑手不揭发?”也有直接揭发院领导个别人的大字报,其中主要是揭发或质问山东师范学院副院长王大彤,也有揭发山东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的刘砥石和山东师范学院副院长)刘明凡的。
揭发、质问校党委和揭发校党委、行政负责人的大字报的出现,引起了校党委负责人和部分系干部的强烈不满,校党委当即决定进行反击。6 月2日晚,山师校党委扩大会议召开。刘砥石主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校党委如何应对当时的局势。刘明凡提议对揭发、质问校党委和党委主要负责人的大字报(当时称个别牛鬼蛇神贴的大字报)进行反击。他说:“他贴一张,我们贴他十张加以反驳。”主张对那些少数企图闹事的人,要派左派师生跟住他们,掌握他们的动态;主张第二天(即6月3日)上午先开全院党员及积极分子等左派师生会议,把这一队伍组织起来,共同控制全院形势,然后下午再开全院师生职工大会,声援北大革命师生,并建议党委副书记刘砥石最后在会上传达省委指示精神,以证实、解释院党委的全部做法,都是根据上级指示来的,是正确的,院党委和北大党委不一样。在6月3日的会上,王大彤等提出了与刘明凡不同的意见,如开不开左派大会,是开大会还是开小会等。还有的提出最好连夜请示省文化革命办室,是否开左派会议和全院声援北大大会。刘明凡表示同意请示,并称如果请示后省委不同意,声明保留自己的这些意见。当时会议并没有展开充分讨论,主持会议的刘砥石认为学校党委有权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不必请示。至于开全院大会,要请示一下。在6月2日一天之内,从早晨到深夜,校党委一共开了四次会,上午开党委扩大会,下午二时至四时半开各系汇报动态会,下午四时半后召开听取白素传达省委书记刘秉琳和郑之久指示的会议。
6月2日晚的山东师范学院党委扩大会议对应对当时的形势虽没有形成具体明确、文字性的决定、纲领、计划、策略,参会人员的思想也没有完全统一,但也形成了在确保党委领导下有组织开展运动的大体思路。据1966年7月14 日刘明凡《第二次在全院大会交代稿》归纳总结,有以下主要内容:
纲领:牢固地控制全院文化大革命形势,引导它循着预想的轨道,也是当前形势发展的必然的轨道前进。所谓预想的,当前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轨道,即一方面要彻底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余修伸在我院的黑线、黑手;另一方面又保证不出任何意外事故,如上街游行示威、去省委请愿、去大众日报闹事及发生人命案件等。
计划:首先立即组织左派队伍,把省委指示精神先在左派中传达,使左派能一方面站在院党委方面,做好党委助手;另一方面则联系、团结全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孤立并监视少数企图兴风作浪的不稳分子。进一步召开全院大会,通过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方式,并在会上作必要的解释和动员,使大家相信我院党委基本上和北大党委不一样,我院前一段的各项措施,都是根据省委指示的精神具体执行的。并号召大家把大字报的矛头指向余修伸在我院的黑线黑手。这时(样)左派队伍能和院党委上下呼应,就可达到把大家引向预想的发展轨道。对大鸣大放大字报中已出现的与以上要求相违背的那些牛鬼蛇神的或敌我不分的大字报,组织力量反击,特别对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他贴一张,我们贴他十张。
策略:除进一步在党内外揭发王大彤的材料外,建议由刘砥石及材料组考虑决定,也抛出少数(约五六人)已经收集、整理了的,具有全院性的又与余修有联系的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的材料,作为当时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对象。这一策略的意图,不是要分散对汪大彤的注意,而是因为王大彤的问题没有解开,材料也未整理,性质一时又难确定,不同时引导大家对比较有根据的、条件成熟的人进行揭发批判,运动下一步就可能产生暂时熄火的现象,形成僵局。
步骤:1.先开全院左派大会;2.再开全院声援北大大会;3.配合对全国全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揭发批判,同时发动对院内具有全院性的人物,包括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及党外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进行大鸣、大放;4.到适当时机,转入院内各系重点人物的揭发、批判;5.运动最后阶段,通过普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方面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另一方面,在立新思想基础上,打破旧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框框,大立党的教育方针即毛泽东教育思想,深入教改。
在以上各个步骤中,有两个总的要求:第一,积极有效地认真抓好毛主席四篇著作的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不断领导大家前进。第二,大鸣大放大字报、小字报、墙报、写揭发批判文章,多种形式并用。
(关于运动发展的几个阶段,当时曾特别声明:没有上级指示做根据,只是从整个革命形势观察,主观估计的,作为参考,将来整个运动的进程,以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指示为准。)
注意事项:1.密切注意不稳分子造谣蛊惑群众,凡发现这一类事,要派专人监视,随时掌握情况,击破其阴谋。2.教育师生员工,凡接外来消息(包括来信所传外地外校文化大革命有关消息)要立即向组织上汇报,不要在群众中传说。3.密切注意师生员工中情绪极不正常的人,及时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派专人照顾。对老教职员受了揭发批判的,尤要作为重点照顾对象,各系要有专人管这方面的工作,绝对避免发生人命事故。4.特别注意抓活思想、活问题,加强政治思想领导,不要缩手缩脚,应该理直气壮地和群众接触,带领群众前进。5.关于停课问题的解释,说明不立刻停课的几个原因,不要造成大家对省委不满。
这一计划没有在六二党委扩大会上认真展开讨论,也未正式表决通过,但实际上各系各部门在座的同志,全都记下去了。后来全院大体就是按这套计划进行的。因此,在执行中所产生的严重恶果,特别是把革命师生员工当敌人监视,对革命大字报全面进行了反击,对写革命大字报的革命师生员工进行人身打击,一切正是我这一罪恶计划引起的,我必须承担主要罪责。
6月3日上午,按照校党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全院党员及积极分子大会召开。会议气氛十分紧张。会议开始前,刘明凡要各系调整座位,清查到会人数,宣布:“这是一个党内的会议,除党员及邀请参加的党外革命积极分子外,其余的清退场。”临时布置部分拥护党委的学生穿上军装,在礼堂两边门外站岗,不让其他人接近会场。在会上,刘明凡致开会词,实际上是布置对给党委贴大字报学生反击的动员令。他说:“今天是召开全院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会议,也就是左派大会。”“在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客观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左派尤其要紧紧靠拢党。”他要参加会议的人“理直气壮”、“坚定起来”、“守纪律”、“密切注视不稳分子”、“扎根到群众中去,具体掌握群众动态”。刘明凡在刘砥石讲话后又讲话。他说,6月2日全院大字报的主流是好的,是应该肯定的,是反映了全院革命师生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关心,更加重视,更加积极,反映了大家提高了政治警惕性,如怀疑、质问院党委,这些基本上是出于政治热情。但他更着重指出,当前在我院一派大好形势中,也出现了一些少数个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有少数大字报的矛头,“不是指向敌人,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和与黑帮有联系的个别人,而是在攻击整个党委,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乃至攻击学习主席著作。”“这些少数人如果不是认识上错误模糊,分不清敌我界限,抓不住政治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么就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之后,刘明凡又列举了出现的个别谣言,有几批同学连夜上大众日报去,企图扩大事态。数学系有两个同学说:再不停课,就要上街游行示威,院党委开会,还有人去偷听等等。这些都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在这样的时候,他们那些代表地富反坏右利益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企图把水搞混,打着红旗反红旗。”最后又再一次号召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据后来刘砥石说,这次会议上的主要意见是刘明凡的意见,由刘砥石最后做出结论。这就是:“六三会议是个彻头彻尾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大会,是个反革命的大会。六三会议的决定,是我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决定的,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推脱的责任,虽然会议上的主要意见是刘明凡的主要意见,是我最后做出的结论,应该说我是制造事件的祸首,罪有应得。”
“六三”会议后,校党委开始对写揭发、质问校党委及其负责人大字报的学生进行反击。反击的大字报特别集中在张福鼎、尤德先两人头上,对他们两人贴了几百张反击的大字报。而对党委提质问、提疑问的大字报则几乎没有了。据刘明凡在1966年7月14日的《第二次在全院大会交待稿》说,“有不少写了对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的师生,有痛哭的,有不吃饭的,有写检讨的,有情绪消沉的,有坚持不服的。”“所有写大字报的革命师生员工,都遭到了严重打击。正如大家所揭发的,使许多革命师生员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痛哭流涕,反复检讨,精神上受到种种折磨,像这样的人统计达450人左右。还有不少人被跟踪、监视,被称作牛鬼蛇神,被贴了黑名单,以至有的人想自杀。”
当天下午,在由各系各部门总支书记参加的情况汇报会上,各系汇报了反击情况,校党委认为形势完全扭转了,不用再开准备晚上或第二天上午要召开的全体人员大会了,并对下一步工作作了部署:
首先,认为左派队伍中有些人在这次贴大字报时,丧失立场,敌我不分,要求各系加强对所谓左派队伍的组织领导。一方面要充分掌握这些情况,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不管怎样,这些人仍然要留在左派队伍中,在实际斗争中继续加强教育、锻炼和考验他们,通过他们去牢固地联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并不断调整扩大左派队伍。
其次,关于大字报的问题,提出:“反击要灵活、要适可而止。在形势不能控制的时候,适当反击一下,在已经控制了形势的时候就要煞住。反击主要对“牛鬼蛇神”,要善于区别,从实际出发,不要把所有大字报提意见的一概当‘牛鬼蛇神’加以横扫。要求各系把所有大字报分四类认真统计:一是正确鸣放类;二是虽对党委提了一些质问、疑问,但确系出于政治热情类;三是有些由于认识错误模糊,一时说了些不适当的话或敌我不分的话;四是冒头的“牛鬼蛇神”类。对不同的类别采取不同的对付办法。”
之后,校党委组织了对一些师生的批判斗争。如英语系电化室教师孙长祥6月2日晚打电话给《大众日报》和省委宣传部,要他们派人到山师看大字报,又利用电化室扩音设备向全系同学广播煽动,结果被立即停止工作,并对他开展斗争。据1966年6月20日《大众日报》载,“被监视的师生达22人次,有时两人跟一人。他们还强迫革命师生再三检讨而过不了关,有的被迫检讨达18次之多;责令424人要作书面或口头检讨;强迫28人在小组会、座谈会上进行检查。他们还组织558张大字报进行反扑,给革命师生扣上了‘反党’、‘反革命’、‘忘本’、‘黑帮’、‘牛鬼蛇神’等种种诽谤的帽子。他们围攻向《大众日报》写信赞扬北大革命师生革命精神的五名学生,说他们是搞‘匈牙利事件’,是‘为民请命’、‘兴风作浪’,是‘反革命行动”,‘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喉舌’,‘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谋士’,‘跳梁小丑’、‘坏家伙’,戴上了许多无中生有的帽子,逼迫他们‘老实交代’,反复检讨。”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山东省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对给党委提意见、贴大字报学生公开进行反击的极少高校负责人予以撤职、批判。与匡亚明对学生采取同样行动的山东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刘砥石、副院长刘明凡被公开批判,以表明山东紧跟中央开展运动的态度。6月19日下午,山东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单位40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举行集会,召开声讨大会,“痛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院党委副书记刘砥石、前副院长刘明凡的反革命罪行”。山东省委驻山东师范学院工作组组长李芸生宣布了山东省委关于撤销刘砥石、刘明凡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山东师范学院在对“二刘一王”(指刘砥石、刘明凡、王大彤)公开批判之后,校党委已是名存实亡。省委工作组开始具体指导山师“文革”,学生之间围绕运动下一步如何开展和对工作组的看法,很快又产生新的分歧。为了加强对运动的控制,山东省委增加了工作组的力量,派山东省重工业厅厅长蓝名述任新的工作组组长。在省委决定罢“二刘一王”官的时候,为了保护山师各级党组织和参加“六三”会议的各系的总支书记、党员和积极分子,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李芸生采取先将省委决定告诉中文系党总支负责人的办法,让他们先贴大字报批判揭发刘砥石、刘明凡,以争取主动,避免学生在批判“二刘一王”的同时,把矛头指向所有党组织负责人、党员和积极分子。但个别班级仍然出现少数学生对参加“六三”会议的同学进行打击压制的现象。一些学生认为“在文化革命中,群众比团员表现好”,“对于党员,先否定了再说”。政治系有的激进造反学生把班内党员斗来斗去,并且安插人跟踪听话。有的党员被迫连写数次检查,连哭几场。有的班、系不让党员参加文革领导小组,交待好了也不行,死揪住他们不放。李芸生认为山师的“黑线人物”已经揭出,主张运动的重点是批判“二刘一王”,不主张继续揭发、批判其他人 。
在此情况下,有的学生开始对省委工作组和李芸生表示不满,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省委工作组和组长李芸生,从而开始怀疑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要求撤销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怀疑省委工作组,怀疑省委。有的学生写出题为《“大胆怀疑”好得很》的大字报,认为“大胆怀疑”是“革命师生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根据运动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是新生事物”,“二刘一王”是大胆怀疑出来。认为“大胆怀疑”好得很;“大胆怀疑”是无产阶级的口号;“大胆怀疑”是“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新产物,是革命师生的口号。物理系六五级一班刘建国等人贴出了题为《提几个问题---致省委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中第六条写道:“看了对王众音的揭发,里面有很多言论是非常反动的。但当时为什么省委只抛出余修,而对王众音丝毫也没有牵涉,难道当时没有发现吗?而对余修的揭发也只是提出那一次,以后再也不见了,难道其问题就没有了?因此我们怀疑省委弄出余修是个大阴谋。”有的学生说:“我现在除了毛主席以外,谁也不相信了。”山师化学系六五级一班的杜玲、孙树英、张彦芳三位同学直接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谈对山东和山东师院“文革”的看法,认为余修是抛出来的,对省委和工作组表示怀疑,要求党中央、毛主席派工作组到山东来、到山东师院来;认为“大胆怀疑”是正确的,追查刘季平、赵觉的问题之所以没有继续下去就是因为工作组长蓝名述提出的“大胆怀疑”是错误的这句话;并说:“对蓝名述这句话本身对错且不说,‘从效果上看是压抑了群众运动。’”她们担心这封信被山东省委扣留,让全院师生给她们想办法,并暗自打算变卖衣服,自筹经费亲赴北京,上书毛泽东。
一时间,不但省委工作组受到学生的怀疑,山东省委也成为不可信任的被怀疑对象,有些学生开始把运动的矛头对准作为运动领导者的山东省委。如何控制运动成了山东省委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情况,山东省委决定在大专院校开展“大辩论”,这在学生之间引起了进一步的纷争,斗争的矛头有所转变。省委工作组由被怀疑、被揭发的对象一下子变成学生之间争论的裁决者,重新变被动为主动。他们借“大辩论”之机,掀起对怀疑工作组和省委学生的反击和打压。
山东省委决定从7月下旬在大专院校中开展“大辩论”既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也与他们对“文革”运动的认识和形势判断有关。开展“大辩论”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尽快为结束“文革”做准备。
大辩论”从7月21日起,在山东各大专院校相继展开。在辩论中形成了对立的两种观点,对学校领导及党委领导运动等问题持肯定态度的师生占多数,持否定态度的师生占少数,多数对少数形成了政治压力,同时对部分怀疑、批评、反对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师生进行了批判斗争,有的被认定为“右派”、“反革命”。8月初,“大辩论”随着工作组从各高等学校撤出而终止。
关于山东师范学院的“大辩论”。“二王一刘”被罢官后,出现了学生给所谓黑帮分子戴高帽子的现象,引起工作组的不满。蓝名述说:“现在温度太高了,小青年偏激,动不动就戴高帽子,这样脑子一热就会出问题。”“运动不能老处在高潮,先下一场毛毛雨,逐步降温,不能一下子把温度降下来,不然群众就受不了。” 7月21日下午,工作组召开院、系、部门“文革”领导小组长会议,部署“大辩论”。关于开展大辩论的原因,蓝名述说,有些学生“是在含沙射影地说工作组有问题”。又说:“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反复的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下一段搞‘大辩论’,把绝大多数意见统一起来……否则,谁也不敢领导运动。”关于学生存在分歧的原因,蓝名述说:“造成分歧的原因……是否由工作组造成的呢?我们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原则性错误,不是吹嘘,主要有党的领导,省委的领导。”21日晚,山师召开部署“大辩论”的动员大会。蓝名述讲“大辩论”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统一思想、整顿队伍,控制运动,认为“由于思想不一致,许多方面就很难有共同的语言,现在已看得比较清楚,我们提一个问题,采取一个措施,都有相当数量的同志赞成,都有相当数量的同志反对,勉强搞下去,很快就出问题,而且搞得很严重”,大辩论看起来要费点时间,甚至好戏要停一停,但经过大辩论能造成“队伍整齐,步调一致,兵精武器好的局面,出现更深入、更扎实的新高潮,”,“不这样,只能各行其是,战斗也无法进行下去,使谁也无法领导运动”。蓝名述这段话充分反映了开展“大辩论”的真实意图。后来有的大字报说:“蓝名述7月21日报告,便是一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整同学的动员令,主帅发令,群将指挥,层层执行,不难没有统一的步调。”
山师“大辩论”的题目有三个:一是“大胆怀疑”对不对,二是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三是学校要不要走阶级路线。
关于开展“大辩论”的做法,一开始就遭到一些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们对工作组组织“大辩论”的动机提出疑问,并对确定的三个题目提出批评。中文系六五级学生孙显亭和英语系六四级学生毛元玉成为 反对省委工作组和“大辩论”的两个主要人物。
中文系六五级三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孙显亭公开反对进行“大辩论”,在7月21日下午他作为班领导小组副组长参加了会议,回去后就大嚷工作组的安排不恰当,认为辩论的主要问题还是揭发和批判的关系问题。当晚参加会议时,在蓝名述报告结束后,他跳上主席台向蓝名述提了四个问题,当时蓝名述没有宣布他的意见,让他把意见在会后交给工作组。但孙显亭回去后便在同学面前、各小组会议上念他提的四条意见,并且说蓝组长不敢念。
22日晚,孙显亭提出要到省委汇报和调查蓝名述的情况。据7月27日中文系六五级三班张学长、丁兆普、黄传玉等八人写的《大家都来分析批判—与孙显亭谈话记事》中说孙去省委的目的有四个:“一、汇报一下当前我院运动的情况,方向是否对头,对当前运动应如何估价;二、以批判为主还是以揭发为主的问题,引起同学混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三、把运动引向何处的问题。我不同意‘大辩论’。蓝组长说:辩论的三个问题是三次请示省委决定的,电话联系更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我很怀疑这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少数人的意见;四、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用《人民日报》来看我院的情况,群众基本上没发动起来。”
24日,孙显亭到山东大学走访,回来对一位同学说:“我今头午去山大,那里也搞‘大辩论’,那里是搞主要人的主要问题(如成仿吾的问题)谭启龙书记亲自领导。”“省委工作组让辩论三个问题就不对,人家是抓主要人物的主要问题,而省委工作组让抓了些不重要的问题,这里头有问题,目前这些问题都不是普遍的,都不重要,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我们这里却辩论这三个不重要、没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感到这里头有阴谋。让辩论‘大胆怀疑’的目的就是以后不让我们再怀疑省委工作组的问题。他们执行了错误路线不让给他们揭发。讨论党的领导,讨论来辩论去还是要加强工作组的错误领导。”“那晚上蓝组长的报告完全是自我表白。”“他们搞辩论是三番五次向省委请示的,给省委打电话请示,省委批准后决定的。问题是省委是否知道咱院的情况。我看这里头有很大问题,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在被否决之后,除保留自己的意见之外,必须认真执行多数人的意见。山大的同学提出来这个原则可以不用,因在文化革命中,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往往少数人坚持正确的意见,而多数人受迷惑而坚持错误的意见,我看就得执行少数人的正确意见。”
毛元玉是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曾对林彪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现学、立竿见影”学习毛泽东著作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林彪这个提法,我看有的地方也不完全正确,不合乎辩证法”,“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观和思想,这怎能立竿见影呢?”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对学校规定的每天固定两个小时的学习毛选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学习时间不一定固定,可以灵活些。同学们可以利用睡前、饭后等时间自己学就行了。在对刘砥石、刘明凡进行公开批判之后,他就在班内“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利用分化、瓦解、质问的方式整党员。蓝名述几次劝他停止“挖根子”,他也置若罔闻。他认为,揪出“二王一刘”以来,整个山师的党委都烂掉了,所有的党员也都是坏的。他承认《人民日报》社论中讲到的“大多数党员还是好的,是正确的”。但认为那是就全国范围内讲的,具体到山师来讲就不是这样了,各系领导干部都烂了,辅导员也都是一个个的走狗。毛元玉在三个重大问题上与工作组存在着重大分歧:(一)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问题;(二)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三)关于山师党组织是否全部烂掉的问题。
7月22日,毛元玉贴出题为《告全院革命师生书》的大字报。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看法如下:从省委工作组来到我校到“二刘”罢官这一阶段运动是正常、健康的,顺利发展的,成绩很大。从“二刘”罢官进入到对“二刘一王”的集中批判后,毛元玉感到冷冷清清,有些停滞不前,因此他说工作组实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而不是马列主义路线。理由是:工作组怕运动搞乱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以强调团结为名,不让搞运动,制造各种清规戒律来束缚同学的手脚。之后,他还到省委谈了他的看法。毛元玉的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不小的震动。许多同学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就《告全院革命师生书》进行辩论和交换意见,有的大字报甚至对毛元玉破口大骂,乱扣帽子。如有的大字报标题是《丧心病狂的毛元玉》,有的骂毛元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群众”、“反动嘴脸”,毛元玉的大字报是射向党的一枝毒箭,要煽动群众斗群众,而且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等等。
24日晚,孙显亭连夜写了题为《紧急呼吁》的大字报。孙显亭认为进行“大辩论”是揪住同学的问题不放,你给我写,我给你写,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利,是混战,是厮杀。孙显亭的大字报一贴出,立即遭到反击。工作组负责人指示“对这类大字报要狠批”! 7月26日,张诚忠、主传文、王淑贞、李继增等16人写的题为《严厉驳斥<紧急呼吁>》大字报即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孙显亭的紧急呼吁是一株大毒草,是对山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这是对全院革命师生的强烈挑战,也是向领导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党和省委工作组的猖狂进攻;孙显亭紧急呼吁的矛头,是直接指向省委工作组和全院广大革命师生的,他不仅以恶毒的语言对省委工作组的负责人进行人身攻击,而且对革命师生也极尽污蔑之能事;孙显亭把领导我们运动的省委工作组诬蔑为混战的制造者,把坚决响应党和工作组领导的积极参加“大辩论”的师生诬蔑为对同学的“痛驳、狠斗、算总账”,是“将同学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刽子手 ”,是“为了从中捞利、取快活的私心家”;孙显亭的大字报,一方面恶毒地攻击省委工作组和全院的革命师生,一方面极力为毛元玉、杜玲、李宗梅(李写了大胆怀疑好得很的大字报)等人开脱辩护。
除了两派激烈辩论之外,也有的学生保持了比较理智的态度,对“大辩论”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其中中文系六四级三班胡正法等八人题为《就有关运动的问题谈谈我们的一点看法》的大字报就较为有代表性。胡正法等人的大字报认为, 毛元玉的《告全院革命师生书》出现后,许多同学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辩论和交换意见,这是好的正确的一面,同时也应该说是主流的一面。但不能令人满意的是,有极少数的同学,辩论的态度很不够郑重,不够严肃,有的甚至破口大骂,乱扣帽子等等。他们认为毛元玉的大字报有严重的错误,而且对这种错误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但不能因此就大胆怀疑毛元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最后,胡正法等人表明了自己对待“大辩论”的态度,即:“第一 ,我们并不是在此不现实地强调运动一定要‘四平八稳’,像写文章、绣花一样。大字报中出现了个别言辞过激现象,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但如成为写评论大字报的基调或风气,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当然我们更不允许有人故意混淆敌我界限,混淆两类不同细致性质的矛盾。第二,我们主张还要辩论下去。有的同志一时糊涂,说了错话,我们应该帮助其提高认识,并且允许人家改过。有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右派分子乘机向我们进攻,向我们放毒,我们也应该而且必须加以痛揭痛驳,狠批狠斗,以肃清流毒。对于敌人的进攻,我们一定反击,毫不客气。第三,我们希望有认识错误的同志不要背包袱,不要怕扣帽子,大胆摆出自己的观点,请同志们共同讨论批评,以提高认识。不要计较同志们批评的态度。如毛元玉同学、杜玲同学……目前我们就真诚地希望你们能真诚地谈出你们的认识,让同学们共同讨论。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同学们看得最分明。不谈看法,不摆问题,问题还得不到解决。”
围绕“大辩论”的三个题目,学生之间展开了论战。由于工作组实际上已经给辩论定了调子,支持工作组和“大辩论”的学生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大辩论”实际上变成了对怀疑、反对工作组的少数学生的围攻。
关于“大胆怀疑”对不对问题的辩论,对工作组不满的学生一般赞成“大胆怀疑”论。肯定“大胆怀疑”论者提出了十个为什么,质问工作组,其中包括:“让李芸生任院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这是谁的决议?”“山东省委不同于北京市委,山东的大学不同于北大,但个别的地方也很难说,这是谁定的调子?”“大胆怀疑”论者认为省委工作组已经滑到修正主义边缘,把工作组的做法说成是大阴谋。蓝名述关于开展“大辩论”的报告,也被当作大阴谋。杜玲等三人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被称为“大胆怀疑论”的活标本。毛元玉认为:“反对提倡“大胆怀疑”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观点。”
孙显亭认为:“马克思曾说对万事万物都怀疑,如果你认为怀疑是唯心的,这是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7月26日,孙显亭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胆怀疑资产阶级可以使用,无产阶级也可以使用,决不能不叫我们根据一些事实进行大胆怀疑。既然大胆怀疑是右派向左派进攻的武器,也可以是左派向右派进攻的武器,大胆怀疑在师生中使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怀疑错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群众眼光是亮的,他们即使把水搅浑也是暂时的,群众是会把他揪出来的。”“说大胆怀疑是右派向左派进攻的口号,是谁提出的?这种提法对不对?”“怀疑有唯心的一面,也有唯物的一面。”“山东省委是可以怀疑的。”孙显亭是“大胆怀疑”论的提倡者和执行者。在小组辩论中,许多同学提“大胆怀疑”是唯心的和反动的,是右派向左派进攻的武器。他不同意,认为提“大胆怀疑”是唯心的反动的……“是非常抽象的”,“大胆怀疑”是可以的。他认为除去党、党中央、毛主席和群众绝对不可以怀疑外,只要有事实其他完全可以怀疑。他提出自己怀疑省委“不可靠”的理由是:谭启龙去山大蹲点搞文化革命,对于成仿吾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定性质。
对“大胆怀疑”论批判的大字报当时远远超过赞成这一口号者。1966年7月27日山东师范学院文化革命办公室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资料汇编材料》第35期关于“大胆怀疑”等问题的讨论中的七篇文章都是驳斥“大胆怀疑”论的。它们是:英语系六四级三班任秀玲等的《我们是“造谣生事者”》;英齐效先等的《关于毛元玉》 ;中文系六四级三班贾仁章等的《谁是“造谣生事者”》;张诚忠等《严厉驳斥<紧急呼吁> 》;政治系田丕建等的《刘先民是“大胆怀疑”论的吹鼓手》;历史系六二级陈廷起等的《请看大胆怀疑论的恶劣后果》;英语系六四级七班林玉荣《大胆怀疑论是反动的》。
有的大字报说:“大胆怀疑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口号,大胆怀疑是牛鬼蛇神向伟大的党向革命的师生进攻的一大法宝。大胆怀疑利用革命师生将运动进行到底的革命情绪叫我们怀疑伟大的党,怀疑党的方针政策,怀疑真正的革命师生。大胆怀疑抽象的肯定党的领导,具体的否定党的领导,排除党的领导,制造革命队伍中的混乱,是错误言论人人有分的翻版,大胆怀疑给运动带来了大危害,大胆怀疑糟得很。” “大胆怀疑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大胆怀疑是与毛泽东思想对抗的,大胆怀疑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大胆怀疑的口号是一枝向党进攻的毒箭。”
关于要不要党的领导问题的辩论,实际上是何为党的领导,党组织在运动中起何作用、党与群众关系的争论。有的工作组组员公开声称:“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把矛头指向党和毛主席”,“不听支部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而孙显亭则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只能起到启发、引导群众的作用。”“只是认为人多了(指省委工作组由五人增加到24人)这还不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是以毛泽东思想来体现,不是以形式来体现。”“只听毛主席的话是对的,谁的也不听。”
对工作组怀疑者被支持、拥护工作组的学生指责为不要党的领导。7月26日,化学系六三级一班李成义等六人的题为《党的领导万岁》的大字报说:“目前在我院的大辩论中,其中心本质问题是: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运动能否顺利向前发展、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所有革命同志都应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保卫党的领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人说,运动的初期加强党的领导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本质就是不要党的领导。有人说,党的领导与走群众路线有矛盾,这是极端错误的提法。”
关于第三个辩论题目“学校里要不要走阶级路线?”最能反映“文革”的实质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学生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由于在招生时就对成分不好的学生存有歧视,故大学里学生所谓家庭阶级成分的构成就决定了论战双方的力量。有的同学认为:“学生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用重在表现就行了,用不着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的说:“我班出身剥削阶级的学生多,应着重强调重在表现,不必过多强调贯彻阶级路线。”但持这种观点的人数并不多,并很快处于被围攻的地位。1966年7月31日英语系六四级五班《战斗简报》记载了当时辩论的情况:
我们班同学对“学校里要不要走阶级路线”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有些问题我们弄不清,还有些问题产生了分歧。有的同学弄不清党在学校里的阶级路线是什么,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在学校里是否适用,在讨论党的“重在表现”是针对谁的问题时分歧很大。有的认为重在表现的政策是针对出身于剥削家庭阶级的人而言的。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又展开了大班讨论。我们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一)党在学校里的阶级路线是什么?(二)为什么在学校里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三)在学校里如何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学校里阶级成分是复杂的,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子女。……在学校里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从招生、培养到使用都要使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和其它革命分子子女占绝对优势。录取新生时同样条件要先取他们,使我们的学校永远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学校,使资产阶级后继无人。在学校里的组织发展(建党建团)也要以他们为培养对象,平时学校补助也要首先用在他们自己身上。在毕业分配时,要把党和国家机密和重要工作交给这些可靠的人去担当,使印把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总之,我们学校永远为这些人开,大力培养他们和使用他们。
关于在学校如何贯彻党的阶级路线,1966年7月30日外文系六四级一班刘少田、王兰玉的题为《在学校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和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的大字报中说:“在学校中应当如何贯彻呢?我们认为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在具体工作中的体现就必须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子女为基础,依靠他们,同时也应该依靠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或许有人问:我们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为基础怎么能谈得上依靠其子女呢?我们认为这并不矛盾。参加四清工作的同志明白,在农村中,依靠贫下中农,决不是说仅仅依靠本人是贫下中农的,其子女也是依靠力量,同理,学校中也必须这样。重在表现的政策是党的一项阶级政策……这项政策是针对剥削阶级子女提出的,即对剥削阶级的子女,实行重在表现的政策。而重在表现的政策,对工人阶级出身的子女来说是不适用的。”
1966年7月31日英语系六四级五班殷昭秀等12人的大字报《在学校里要不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中说:“……(二)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应如何体现党的阶级路线:我们认为党的阶级路线应该在学校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在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下应当在各个机关单位树立工人、贫下中农的优势。具体地说,就是从招生、录取、培养教育、使用等方面必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树立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女的优势。我们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意味着我们办教育是为工农办的,我们学校的大门是向工农子女开的。所以我们在招生和录取的时候要尽多地把工人、贫下中农的优秀子女招收到学校里来,在整个的教育和培养过程中,注意重点培养。尤其是在分配使用时要注意到选拔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并把他们分配到国家重要的岗位去担任国家的重要工作。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首先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照顾,从各方面给他们提供优越的条件,促使他们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合格人才。在学校的组织建设和干部提拔方面更应当首先考虑到他们。将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尽多地、尽早地吸收到我们的党内和团内来,并让他们担任其重要职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革命事业千秋万代后继有人,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印把子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事业在中国和世界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
随着形势的发展,山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围绕着对校党委、省委工作组以及“大辩论”的态度不同,两大红卫兵组织山师文革串联小组和山师红旗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逐渐发展成为山师两大红卫兵派别。其前身分别称为第一战斗小组和第二战斗小组。
8月2日,在得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的消息之后,驻山师的省委工作组召开了有部分团支部委员参加的党员会议,给“大辩论”定调子,认为通过“大辩论”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大辩论”贯彻了“放”的方针,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围绕对“大辩论”的定性,两派学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1966年8月3日山东大学政治系王其俊、李前、徐文彩等111人的题为《告山师革命同学书》的大字报引起的。该大字报认为山师省委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制造了反革命事件。大字报内容如下:
山师革命的师生员工们,革命的同志们:
惊悉你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校所有的革命的同学,感到万分焦急和不安。由于近来你院工作组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公然对六三以来揭发二刘一王反革命行为的革命左派进行了疯狂的反扑。过去二刘一王的卫士们竟肆无忌惮地对革命左派进行政治迫害,使全院的革命大好形势惨遭重大损失,造成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师院革命的同志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发出战斗的号召,我们坚决回应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彻底闹革命,彻底解放自己,彻底打垮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认为,你院文化大革命,在工作组的指导下,已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根本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你院工作组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文化大革命,你院斗的是敢于揭发问题的同学,你院批的是敢于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同学,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革命的同志们,难道这不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吗?难道这是统一认识大搞揭发吗?难道这不是把矛头指向同学吗?难道这不是根本违背主席的指示吗?
革命的同志们,你院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走了一段弯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同学们战斗起来,决不能轻易放走犯了严重错误的工作组,你们要勒令他们留院作彻底的检查,公开承认错误。
同志们,革命是没有界限的,我们坚决与你们站在一起,誓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重新点燃起革命的烈火焚烧一切牛鬼蛇神。
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人民万岁!
山师革命的师生员工万岁!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山东大学政治系
王其俊 张某 李前 徐文彩 等一百一十人
1966年8月3日
8月8日和9月9日,蓝名述代表省委工作组作了检查。之后,围绕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大辩论”是不是反革命事件,山师两派学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学生党、团员和学生干部为主,拥护工作组、赞成“大辩论”的学生认为,“前段我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省委工作组坚决贯彻了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揭开了六三反革命会议的盖子,揪出了二刘一王等黑帮分子;在运动中自始至终都坚持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主席思想解决运动当中的问题;在这次‘大辩论’中引导大家弄清了当前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尽管工作中有些缺点,也是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亦是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 “从‘大辩论’的原因、内容和效果看,是完全正确的。据我们所了解,工作组蓝组长给我们做的大辩论的启发报告,是经过省委批准了的,是完全正确的。从表面看来,‘大辩论’对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好象慢了些,甚至与任务相脱节,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是更快地完成任务,更好地团结对敌,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我们高呼‘大辩论’好得很!” “这样一场以统一认识为宗旨的‘大辩论’,长了革命派的志气,提高和统一了大多数同学的认识,加强了党的领导。”
在“大辩论”期间遭到围攻批判的学生,对蓝名述的检查很不满意。他们认为:“‘大辩论’的直接原因是工作组把一部分对工作组布置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压回去,以保证自己订出的框框得到顺利贯彻。”他们中还有的人认为,“大辩论”是在工作组领导不力,安排不当,群众意见很大,以致运动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下发动的,“大辩论”的内容雄辩地说明工作组对革命群众不信任,“大辩论”的后果是恶劣的。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革命串联物理系狂飙小组在题为《质问蓝名述》的大字报中,指责蓝名述在检查中回避关键问题 :“(一)全院性围攻毛元玉、孙显亭给你写的大字报,你为什么两次检查只字不提!(二)工作组一些同志提出‘大辩论’要夺权,夺谁的权,怎样夺,为什么要夺,两次检查你为什么只字未提?(三)‘大辩论’中省委的指导思想有问题,你为什么反复强调我院‘大辩论’违背省委指示精神?省委给‘大辩论’的指示精神到底是什么?”(四)在‘大辩论’未结束之际,你为什么在八二借总结之名给‘大辩论’定调子,欺骗蒙蔽党员干部?(五)‘大辩论’动员会上,你亲口布置‘大辩论’由班文革领导小组领导,为什么辩论中工作组召开一系列会议(系、班骨干会,‘左派会’、‘总结会’)却没让领导小组长参加?实际有的班级‘大辩论’中,领导小组根本没领导辩论,你蓝名述不知道吗?(六)省委为什么先说我院‘大辩论’好?为什么又急转弯说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工作组与省委关系到底如何?”山东财经学院的杜学钦等在题为《致师院工作组》的大字报中说:“从师院近来的大字报和‘大辩论’的情况看,你们不是在发动广大师生员工向牛鬼蛇神开火,而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整群众。有部分同学在革命激情激荡下可能言词过于严厉,有些说法也可能不太恰当(即少数人的话除外),你们就抓住这些所谓把柄,小会动员,大会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组织‘大辩论’,许多前段大胆揭发问题提意见的人成了你们这次辩论的主要对象,给不少革命同学造成精神上的压力,坐卧不安,食欲不振,严重地破坏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团结,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阻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1966年8月10日中文系六四级二班王建璞等人的题为《“大辩论”是反革命事件》的大字报认为:“‘大辩论’把我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入了邪路。‘大辩论’前形势是冷冷清清,‘大辩论’开始后倒是变得轰轰烈烈了,而是同学揪住同学斗得轰轰烈烈了。有不少革命师生在‘大辩论’中被斗,有的甚至被斗了五六天。有很多人是院领导小组的领导,由于运动中出现了一点偏差,就被人指责为不要党的领导等等罪名,把这些敢冲敢闯的同学,说成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假革命’”,“‘大辩论’在客观效果上是极坏的。斗了群众,又挑起了同学之间的矛盾,闹的同学不团结,互相攻击的现象出现了,这是严重的分裂革命队伍的行为!”
对于山师“大辩论”的态度和认识是两派学生分歧的基本点,但分歧从“文革”一开始就存在。1966年9月5日,山东师院中文系六四级二班革命造反小组等题为《分歧从何而来?---答别有用心的人和一些思想模糊的人们》的大字报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该大字报说:“最近,有不少人谈到第一、二战斗小组(即现在的文化革命串联小组和红旗战斗小组)的分歧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愿重申自己的观点与广大师生员工辩论。有人说,分歧是从最近的‘大辩论’开始的,其分歧焦点是承认不承认‘大辩论’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分歧是从第一战斗小组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开始的;有人说分歧来自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如此种种,统统是毫无常识,统统是谬论!我们认为,分歧由来日久,而大揭盖、大爆发,是从六三黑会就开始了的!”“当时党、团组织负责人和广大党、团员在刘砥石、刘明凡为首的党委组织指挥下,对怀疑党委、向党委提意见的学生进行反击围攻,形成了所谓六三会议派。在二刘一王遭批判后,这批人处境不妙,”“自6月13日至8月2日,文化革命的领导,大多数是由从前本来不出名的革命学生担任,而一些党员、团干部,老积极分子落到被领导的地位,心里很不是滋味,认为天下大乱了。这不顺眼,那不服气,老想恢复正常秩序,党是党,团是团,官是官,民是民。这一个时期,他们是沉默的,消极的。他们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更多的精力却放在整理同学的反党材料上,一伙人老是跟在革命队伍后面,东瞅瞅,西瞧瞧,吹毛求疵,找阴暗面,扩而大之,分析上纲,四处宣扬。有严重错误思想的工作组负责人,竟循这些人之意,策划了一场‘大辩论’,让党团员抬起头来,让六三会议派挺起胸来,夺取文化革命的领导权。于是乎,这些人空前活跃起来,积极推行工作组的‘学生斗学生’的政策,充当了一员勇猛的斗士,又何其威风耶!结果使不少班级本来已经开始缓和的矛盾激化了,本来就比较尖锐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一场‘学生斗学生’的‘大辩论’,使六三反革命事件造成的分裂更加剧了。六三反革命事件奠定了分歧的基础,‘大辩论’为两个战斗小组的形成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大辩论’的‘大辩论’,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第一战斗小组和第二战斗小组在斗争中诞生了!继而在战斗小组的基础上诞生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但这只是两个组织日趋健全罢了,基本队伍是早已形成了,是什么力量也动摇不了的!”这张大字报还把分歧列表说明:甲方(山师文革串联小组):揭发院党委---被斗--批判二刘一王--被斗--揭发工作组(糟得很)--批判工作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大辩论’是反革命事件)--继续揭发批判;乙方(山师红旗红卫兵):誓死捍卫院党委--斗同学--沉默(包括对革命大字报的围攻)--斗同学--捍卫工作组(好得很)--维护工作组(成绩是基本的,方向性错误,走了一段弯路的方向性错误)--哎呀,再也不能升级了。
在对省委工作组和“大辩论”存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在第一战斗小组、第二战斗小组的基础上,山师两大红卫兵组织在1966年8月相继成立。当时成立时,两支红卫兵都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认为“大辩论”是反革命事件的第一战斗小组基础上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就是山师文革串连红卫兵;在拥护工作组、拥护“大辩论”的第二战斗小组基础上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就是山师红旗红卫兵。1966年8月23日下午,红旗红卫兵在北京天安门前正式宣布成立,并发表了《山东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宣言》。9月3日修改后的《山东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宣言(草案)》宣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自领导下,以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为主体的革命组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的组织发展原则是强调阶级成分,一切讲阶级,讲阶级分析,讲阶级路线,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之后,文革串连红卫兵也正式宣布成立。
关于山师红旗红卫兵和文革串连红卫兵组织构成人员之间的区别,当时就很明显。在对工作组离开山师的态度上,文革串连红卫兵坚持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主张弄清问题后再欢送。而红旗红卫兵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工作组仪式,献花,载歌载舞,献红袖章等,气氛热烈之极。1966年10月11日,山师政治系六二级文革串连海啸战斗组题为《内部消息---第二战斗小组是怎样建立的?》的大字报认为:“第二战斗小组是为保卫工作组而建立起来的,是在为‘大辩论’作辩护而建立起来的”,“红旗红卫兵就是在第二战斗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是一直沿着第二战斗小组的‘大方向’前进的!”1966年9月3日,山师中文系六四级二班革命造反小组的题为《驳论一束》的大字报也反映了这一状况。如党、团支部都在第二战斗小组,还是第二战斗小组好;第二战斗小组是正统的、合法的,第一战斗小组是杂牌,是非法的;第一战斗小组的同学大都是以前表现不大好的。第一战斗小组(文革串连小组)和第二战斗小组(红旗)的界限就是承认不承认“大辩论” 是反革命事件,有的人还认为,第一战斗小组和它的红卫兵只吸收认为“大辩论”是反革命事件的同学参加。
在1966年10月之前,红旗红卫兵由于得到原有校党、团组织和广大党、团员的支持,力量远远超过文革串联红卫兵。后来,山师又出现了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但基本的仍是山师红旗红卫兵和文革串连红卫兵。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学校党委、工作组等均被否定,拥护、支持省委工作组的山师红旗红卫兵开始衰落,文革串连红卫兵发展成为一支在全省有重要影响的力量。他们对各级党委的态度也由怀疑发展到不满和反对,甚至直接把斗争矛头对准山东省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各级党组织在激进造反学生的冲击下,不能正常行使权力。与此同时,除了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之外,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纷纷成立打着造反旗号的各类组织。这些组织大多与激进红卫兵组织有很密切关系。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师文革串连红卫兵在各界群众组织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动成立工人群众组织,12月27日成立了“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
山师串连红卫兵则与一些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中对本单位党委及其负责人不满的一些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成立名目各异的造反组织,并迅速按行业系统组织起来。如济南工业企业系统就成立了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并很快发展到数万人之众。为便于活动和指挥,造反团又按行业分设纺织、交通、机械、饮食、卫生以及长清县等十几个分团。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与工人造反团建立了密切关系。接着,济南工人造反团把总部迁到济南市总工会。随后,吸收了一些外地工人组织,改称“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1967年1月23日下午,济南、青岛、淄博、泰安、聊城等地的工人造反派两万多人,在省体育场集会,宣布成立“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工总)。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还在文艺界成立了“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农民组织中成立了“山东省贫下中农造反总指挥部”。
在1966年底1967年初,以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工联为主和以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山工总为主的两大派别在济南乃至整个山东社会各界形成。这两大派均属于在“文革”运动初期怀疑、批评、反对地方党委、单位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激进造反组织。两大组织互相攻击,展开混战,围绕对夺权的不同态度和对权力的争夺产生了激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