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中苏蜜月的最后时刻:毛泽东、赫鲁晓
时间:2014-03-19 17:54 - 已阅:[]次
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汇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1]。但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尤其是这次会议究竟是如何筹备、如何召开,在中国、俄国和以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专门的研究[2]。 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响应[3]。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都是中共提出来的。 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1957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无疑就是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4]。但是,笔者还注意到,莫斯科会议过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争论和分歧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中共和苏共首先指责对方的,也恰恰是对莫斯科会议路线的背叛[5]。这就是说,莫斯科会议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为什么会是这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这次会议得以召开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和新思路,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也确实“捅了漏子”,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和组织混乱[6]。如何稳定局势,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 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表现形式是以1947年成立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7]。后来由于苏共强迫大家批判南斯拉夫和铁托(Josip B. Tito),并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情报局在社会主义各国名声极坏。到1952年,即在斯大林去世前,情报局的活动就基本上停止了[8]。鉴于情报局浓厚的斯大林色彩,在二十大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通过了解散情报局的决定。在讨论各国共产党今后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时,米高扬(Anastas I. Mikoyan)建议利用一些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取代现有的情报局。多数人都赞成建立区域联合组织,但情报局的名称不能再用。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提出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称为“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得到一致拥护。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及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9]。苏共在大会期间是否与各国党商谈过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史料。只有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Veljko Micunovic)回忆说,3月29日赫鲁晓夫与他谈话,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国际形势本身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而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欧洲两个,亚洲一个,美洲一个。赫鲁晓夫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他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对这件事“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10]。 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对情报局一类的机构很感兴趣。当1947-1948年中国内战爆发而中共已经决定与苏联结盟时,毛泽东对共产党情报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至少在苏共看来,中共可能有意搞一个“东方共产党情报局”[11]。1949年春,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认为内战尚未结束,时机还不成熟,没有答应[12]。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提出了中共参加欧洲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根本没有必要”,但认为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13]。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此事又耽搁下来。到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5年中国紧随苏联之后,与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时,情报局在欧洲已经无人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重提建立类似情报局的共产党组织,显然不合时宜。因此,苏共的这个建议被中共轻易地否定了。 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他在会谈中说,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14]显然,中共虽然也主张各国共产党应该协调行动,但认为活动的方式不是建立机构和办刊物,而是开会解决问题。目前看到的史料没有显示苏共对此做何反应,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当时苏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混乱而面临窘境,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局和创办新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二 中共有意与南共联合召集会议 尽管各国共产党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却是大家的共识。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15]。4月18日《真理报》(Pravda)发表公报宣布:由于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无论就其组成成员来说,还是就其活动内容来说,都已经不适应新的条件了。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报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这条消息[16]。 情报局是解散了,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还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给东欧一些党关于解散情报局的信中,苏共中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17]。为此,6月22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18]。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鉴于此前出现的党内和社会的思想波动问题,决议对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做了许多限制性解释,同时提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19]。这一点不仅苏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他各国共产党也有类似要求。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Maurice Thorez)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表示,情报局停止活动后,各国共产党会考虑各自国家的民族特点,但必须加强联系,以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方向问题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问题”[20]。正在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之时,波匈事件爆发,事情只得拖了下来。 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显得更加必要了。毛泽东和中共对波匈事件非常关注[21],在危机处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响,帮助莫斯科化险为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特别是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22]。大概是考虑到莫斯科面临的尴尬和被动局面,以及苏共没有正式答复是否同意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主张,在中共看来,此时召集各国共产党议事,最好由自己出面了。于是,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善后事宜期间,周恩来便主动再次提出了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不过,这时中共虽然继续同苏共“交换了意见”[23],但私下考虑的会议召集人却不是莫斯科,而是北京和贝尔格莱德。 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特意找到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眼下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已经授权他与铁托商谈。米丘诺维奇提出,为了能更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比如召开这个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还会举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又强调:更确切地说,整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人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虽然不是很坚决,但周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不过,那样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还说,会上将研究创办各国共产党新的报纸的问题,但中共反对这样的做法。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24]。 此前,周恩来确与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通过电话,要求他临时拜访铁托一次,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于是,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彭真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的问题。铁托表示,关于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者多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25]。南共的态度令中共进退两难,因为事前并未向苏共提到会议召集人的问题,回国途径莫斯科时,彭真只好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26]。 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而如今这两家的意见已大体一致,苏共只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开会解决问题[27]。为此,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鉴于南共的态度有些勉强,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通报各国共产党会议的问题时不要表现出强迫态度和过份热心,可先进行双边会晤。会议认为应与中共商议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了,并委托苏斯洛夫(Mikhail A. Suslov)和谢皮洛夫(Dmitri T. Shepilov)草拟致中共中央的信函。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28]。 莫斯科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着实令中共吃惊。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而来信却说:“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应该由中共中央主持会议的筹备工作。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29]。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毛泽东一改初衷,答复苏共中央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建议不要匆忙地开会[30]。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三 赫鲁晓夫迫切需要毛泽东的支持 过了四个月,苏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开会议,并建议在7月就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议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这一次不好再推托了,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会议,但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可以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一致的意见就写上,不一致的就不写。考虑到这个文件要公诸于世,中共主张会议之前要在共产党之间充分交换意见。草案要经过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中共认为,这样做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麻烦一些,但是,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是有好处的[31]。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六月事件。这次事件的结果再次使中共占据了主动地位,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也更加言听计从了。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个派别集团。莫洛托夫(Vyacheslav M. Molotov)、卡冈诺维奇(Lazar M. Kaganovich)、伏罗希洛夫(Kliment Y. Voroshilov)、马林科夫(Georgy M. Malenkov)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而赫鲁晓夫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他的支持者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到1957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开始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二十大路线。6月18日,在违背赫鲁晓夫意愿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大多数成员坚持要求由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Nikolay A. Bulganin)主持会议,而剥夺了本应该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权力。会议对赫鲁晓夫提出了大量指责,并以7比4的票数通过了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面对这预先策划的突然打击,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赫鲁晓夫在第二天继续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从各方面检讨自己,暗中却布置国防部长朱可夫(Georgy K. Zhukov)、克格勃主席谢罗夫(I. Shelov)紧急动用军用运输机,将一批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这些经过专门挑选的约二百名中央委员强烈要求参加主席团会议,并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的改选问题,朱可夫甚至扬言可能会动用武力来迫使主席团就范。面对突变的形势,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让步,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于6月22日开幕。在持续了八天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在十二次全体会议上,有六十人发言,其他出席者均提交了书面发言或声明,一致谴责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行为”。会议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32]。 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在苏共基层讨论中央全会决议的过程中,参加者非常踊跃。据统计,仅在俄罗斯联邦就有84.6%党员和预备党员总计371.15万人参加讨论,在会议上发言的有71.35万人。尽管像一般党的会议一样,多数发言者都表态支持中央的决议,但提出疑问者也不在少数。相当一批党员和群众在发言中表现出惊慌和怀疑的情绪,他们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很多党组织都把这看作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少地方在开会时争吵激烈,气氛紧张。有人要求让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在广播或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甚至当场宣布,宁愿被关进监狱和开除党籍,也不同意中央的决议。还有一些单位的讨论超出了党所规定的范围,很多大学的党员提出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必修课程的考试,人们还对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表示出强烈不满,甚至发生了砸汽车和跳楼自杀事件。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有些州党委不得不建议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出面进行干预[33]。 赫鲁晓夫的麻烦不只来自国内和党内,继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苏联又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引起了各国共产党的猜疑。尽管东欧各党大都在报纸表态拥护,但据中国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在波兰的反应一般是冷淡的”,捷党“多数表示不理解”,“整个保加利亚人也很难理解”,很多人甚至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持批评态度[34]。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反应更加非常强烈,其讨论的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苏共党员。上海市党内外的普遍反应是:“从苏共中央决议揭发的事实来看,反党理由是不足的”,主要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对党内分歧这样处理“会给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一定会藉这个问题挑拨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甚至中国的右派份子也会“混水摸鱼”。天津市委会机关干部听到消息后,连夜讨论,第二天上班后仍然议论纷纷。许多人对苏共中央这种做法表示怀疑、惊讶和不满,有人甚至提出希望中共中央进行干预。山东省级机关党内外干部的思想波动也很大,普遍怀疑苏共决议,认为赫鲁晓夫“小题大做,恐怕是以宗派反宗派,以教条反教条,以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广州市干部为苏共中央决议可能引起的后果而感到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莫洛托夫等人是老布尔什维克,革命一辈子,想不到竟落得如此下场!二十次党代会批判斯大林的结果是在东南欧和全世界引起了大混乱,这次会不会重新引起混乱[35]?中国驻苏使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也认为:“反党集团事件是苏共中央使用组织手段处理党内思想分歧的事件,就其政治实质来看是属于党内是非之争,从公布的材料看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论证该事件有反党的性质。”苏共对马林科夫等人“作了如此严重的组织处理是值得考虑的”。“这次事件继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后第三次严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威信。”[36] 赫鲁晓夫很清楚,为了巩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党的支持,其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支持[37]。中央全会结束后,7月3日,苏联立即向各共产党国家使节介绍了全会的情况,又专门向中国使馆进行了个别通报[38]。同时,苏联驻华使馆还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P. A. Abracimov)时只表态说,毛泽东不在北京,情况可以转告,又说,对一些老同志犯了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39]。7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会议决议和新闻公报,同时刊出的还有一些党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公开表态[40]。但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大部分党没有表示自己的立场,这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在当天的一次宴会上,《真理报》总编辑问中国记者,中国报纸发表了什么。当时中国的反应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斯科一些大学生的言论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说: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41]。但此时莫斯科对中共的态度还一无所知,赫鲁晓夫显得非常焦急,于是派米高扬立即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其实,中共中央对此事十分重视,7月4日晚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研究。会议讨论的内容,目前不得而知,但有材料说,第二天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传达了中央的基本方针: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对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只有支持”[42]。7月5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会见米高扬,谈了整整八个小时。米高扬详细介绍了情况后,毛泽东发表了几点意见:莫洛托夫的错误在于思想守旧,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中共原来有些人认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员会,现在看来只能如此处理;肃反问题主要是取得教训,不可太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团结。毛泽东最后表示,这次事件对中共也有些震动,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43]。 7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米高扬汇报说,一开始中共反对采取把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的严厉措施,但最后“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主席团会议因此一致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44]。毛泽东的表态如雪中送炭,使赫鲁晓夫如释重负。赫也感到,召开一次共产党会议,一方面不能再耽搁了,另一方面更需要依赖中共了。7月9日,阿布拉希莫夫再次约见刘少奇,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尽快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回答说: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来[45]。中共的答复给赫鲁晓夫吃了定心丸,苏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在莫斯科看来,只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其他党的意见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四 中苏共同筹备莫斯科会议 波匈事件后苏南关系有些紧张,为了进一步搞清铁托的态度,苏共派专人去南斯拉夫商议。8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诺马廖夫(A. Ponomarev)和安德罗波夫(Yuri V. Andropov)自贝尔格莱德发来电报说,与卡德尔(Edvard Kardelj)、兰科维奇(A. Rankovic)等人会谈的结果是,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也不接受共同宣言,其理由是担心南斯拉夫的国际处境因此变得复杂化[46]。苏共中央主席团于当天召开会议,决定将已经起草好的宣言草案寄发原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国,其中特别要求驻波兰大使亲自向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通报。会议还确定,只要这些党认为适宜,即使南斯拉夫拒绝,也要召开协商会议[47]。苏联很可能此时决定,利用各国党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的机会,召开协商会议。第二天,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便致函毛泽东,正式邀请他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若干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举行的国际会议。信中还说,为了把这个会议办好,苏共将把准备提交会议通过的文件,交给中共中央征求意见[48]。对此,毛泽东欣然接受[49]。而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党透露毛泽东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暗示将在庆典期间召开重要会议,并且希望各党“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50]。10月6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商量了访苏代表团的问题[51]。 10月22日周恩来向苏联使馆通报了访苏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动身日期[52],但此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即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尚未得到中共认可。直到10月28日,苏联大使尤金(P. F. Iudin)送来了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私人邀请信及苏共起草的会议宣言草案。尤金称,这份宣言草案已送南共中央征求意见,南共领导人不同意这份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草案翻译后,分送有关领导人。胡乔木看后认为需要修改,毛泽东又问邓小平的意见,邓也认为必须修改。于是,毛泽东指定胡乔木动手修改,并指示,在文字上尽可能保留苏共中央的草案原稿,但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胡用两天时间对草案做了较大改动,有的部分几乎重新写过。根据中国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粗略统计,中方对草案的修改约一百多处,较大的补充有二十余处,删节三十余处。胡乔木所增加的重要内容主要有:和平力量的增长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发动战争,则必然会在战争中自取灭亡;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毛泽东看过修改稿后表示同意,并特别欣赏最后一段表述[53]。 10月29日晚,毛泽东会见尤金大使。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苏共中央送来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文件,有些初步意见。总的来说,草案需要大量删减,只保留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中共还有一些意见。第一,关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中共主张要同时提出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第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应该更一般性,不应当仅仅突出地提出与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这样一种提法,以便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第三,关于反党集团的问题,毛泽东希望在宣言中不要指名道姓。最后谈到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形成问题时,鉴于南斯拉夫,可能还有波兰,不同意宣言的内容,中共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是经过事先充分讨论后通过并发表宣言,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宣言也要通过。毛泽东倾向于这个方案,并说:这样“天下不会大乱”。第二是经事先讨论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只表述一些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问题。第三是只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声明。毛泽东请尤金尽快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赫鲁晓夫,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了解中共代表团将带着什么问题去莫斯科[54]。 10月3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鉴于需要商议和修改的地方较多,毛泽东决定提前去莫斯科,到那里起草一个稿子,提交苏方讨论。政治局会议还批准了10月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代表团的方针的决议[55]。11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尤金10月30日电告的毛泽东谈话内容。会议做出决议,否定了只搞一个简短公报的方案,而接受毛泽东的第一方案:即使南斯拉夫的代表团不签字,也要发表共同宣言,同时,也可以搞一个中苏两党的声明。最后,会议要求苏斯洛夫等人参考中共的意见进行修改,尽快提交主席团[56]。当天,毛泽东率领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五 起草共同宣言时中苏的分歧和妥协 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主要就是一件事:起草和通过《莫斯科宣言》。从11月3日中苏两党开始交换意见,到10日基本达成一致共识,然后又交给各党代表团讨论,并成立起草委员会修改,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19日)完成定稿,进行报告和签字。在此期间又决定,分别召开两个会议,执政党(南斯拉夫不参加)单独签署《莫斯科宣言》,全体共产党、工人党另外签署一个《和平宣言》。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不同看法的争论,苦口婆心进行说服,想方设法达成妥协,所有这一切求同存异的努力都是在起草和讨论宣言的过程中完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重要的问题是与大家商量搞出一个会议文件,“开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57]。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中共代表团颇费了一番周折。 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赫鲁晓夫登门拜访。毛泽东说,我提早到来就是为了宣言草案。我们要搞一个好的宣言。我们党也准备起草一个稿子,供你们考虑[58]。11月3日晚,中苏两党举行会谈,首先讨论了起草文件的问题。关于会议是否要通过一个共同宣言的问题,赫鲁晓夫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关于苏方的草稿,赫鲁晓夫说,正在根据中共的意见修改,比如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得短一些等。毛泽东表示,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中方都同意。他建议由中苏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毛泽东还提出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以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仍然表示不赞成,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毛泽东提出,还是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毛泽东主张他们不在宣言上签字,宣言中可以提一句:对文件中的各点,十二个执政党(不含南斯拉夫)必须执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只是作为建议提出[59]。 中共代表团从11月3日晚上即开始修改草稿,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到11月5日完成。同日,苏共中央也提出了一个修改草案。11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分别由邓小平和苏斯洛夫领头开始会商。讨论的结果是,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的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60]。11月8日中午,中苏双方代表再次会商,就宣言草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取得共识,但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分歧依旧[61]。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是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苏共认为,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和平共处,因此出现了和平过渡的新前景,其中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的过程,一个是指取得政权后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这里发生争论的是前者。在苏共最初的宣言草案中的说法是:“由于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为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新前景。工人阶级追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里,共产党员力争通过与社会党人结盟和争取议会中牢固的大多数,以及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非议会的革命性阶级斗争的途径,把人民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并能够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确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愿望的实现,将会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经过修改的第二稿,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改动[62]。而中共的看法是必须提出两种可能性,并且应该强调武装斗争的前景。 为了说服苏共,毛泽东决定主要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1月7日至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Harry Pollitt)和总书记高兰(John Gollan)会谈两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指出,在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是否坚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和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不宜过份强调和平过渡。这几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可以在宣言上提出两种可能性。其实,西欧各党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法共倾向于武装斗争,意共更强调议会斗争,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为此还在莫斯科吵了起来。英共则认为,英国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上台,这对和平过渡更有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过多强调武装斗争的问题,而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的说法,则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衷方案[63]。 11月10日中苏两党会商前,各自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11月11日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准备的大会报告分发给各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关于宣言草案,委托苏斯洛夫等人与中共代表协商,继续完成宣言文本的制订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要“坚持自己的立场”[64]。中共代表团认为,苏共的主要顾虑是,如果改变对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就无法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这样很难向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中共估计到苏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护团结,又坚持原则,邓小平提出,是否可以就和平过渡问题,向苏共提交一个书面的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中共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联的观点,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毛泽东同意这个建议,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这份意见提纲[65]。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的同时,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代表团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方的宣言草案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当日下午,中苏两党起草宣言的小组再次会谈。邓小平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双方经过磋商,终于就全部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以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的名义将草案提交各国代表团讨论[66]。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宣言草案,授权代表团定稿。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听取并通过了关于宣言草案的修改意见,确定由起草委员会直接与中共代表商议定稿。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还商定,建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不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4日召开的会议,以免增加他们国内工作的困难。经与各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在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之后,再召开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这个会议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托苏联和波兰党的代表起草[67]。 至此,中苏之间一个最大的分歧意见得到解决。与苏共的草案相比,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按照中共的意见,有两点重要修改:一、在指出和平过渡可能性的同时,还指出了非和平过渡道路,并强调“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时,同时提出应在议会外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68]。至于中共的书面提纲,当时只提供给了苏共,既没有在大会上公开,也没有提交给任何其他党的代表团。直到1963年中苏大论战时,这个文件才公布于众。实际上,中共《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在原则上与宣言的提法没有分歧,只是又增加了两点: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其可能性;争取与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但不能模糊与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69]。邓小平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于我们的观点,苏联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70]可以看出,中苏之间真正的分歧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言,当时中国的外交方针与苏共的观点,特别是经过修改的宣言中的提法,基本是一致的[71]。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宣言修改草案的当天,周恩来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一个报告。周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定要衰亡下去。这是肯定的、必然的趋势。因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敢于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通过和平竞赛可以使帝国主义一天天削弱下去。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政策,但并不怕、也不会疏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要警惕战争的危险。关于国家的过渡,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四五年来,国际形势一般地说是趋于和缓的,但是并不排斥在个别问题、个别地区、个别一段时间内会有紧张[72]。这说明,中共代表团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坚持不同意见,核心的考虑就是应该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即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苏联坚持和平过渡的提法,主要也是为了与苏共二十大路线衔接。如果在共产党国际会议上按照苏联提法表述这个问题,就等于确认了苏共二十大的国际意义,说它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那么中共的革命经验将置于何地?吴冷西的这个感受是十分准确的──这就是中苏分歧的深层含义。中共代表团表面上争论的是“和平过渡”的提法,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共同宣言中提到苏共二十大[73]。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宣言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在谈到“和平过渡”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而在起草委员会上中共代表团还是声明:“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74]。当然,为了中苏团结,毛泽东最后还是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但恰恰是这种求同存异的做法,为日后中苏争论和大论战留下了伏笔,中共为此后悔不已[75]。 当然,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只是表现在中苏之间,不过在宣言中都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意,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各个党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76]。经过毛泽东的百般努力,确实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然而,其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其实这一纸宣言,从内容到形式,都真实地反映了中苏关系的性质、特点和实质,是中苏同盟关系最典型的写照。注释 1 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六十八个党,其中四个党(如美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亮相。(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98-9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723。) 2 关于莫斯科会议及中共在会议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外,目前很少看到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设专节讲述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引用了不少中国档案,很有史料价值,但主要是毛的一些谈话,其他涉及不多。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一书也有一章讲莫斯科会议,但重点在分析会议中争论的问题,而对会议筹备和进行的过程语焉不详。 3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页95;《毛泽东传(1949-1976)》,页724。还有研究著作认为,恢复各国共产党联系的倡议,最早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57年提出的(雷明顿〔Robin A. Remington〕著,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译:《华沙条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页46)。这显然更是远离事实的。 4 与中国学界传统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从1954年10月开始,直到1957年底,中苏关系一直处于最佳状态,即蜜月期。参见〈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58。 5 参见〈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若干问题〉等文,载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页372-464。 6 笔者的观点详见〈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页28-70。 7 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页172-87。 8 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努力是计划在1951年初再次召开情报局会议,并提议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但遭到陶里亚蒂的拒绝,设想中的会议也未能举行。参见Г. М. Адибеков,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4 (1996): 156-61。 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2月22日,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 ф. 3, оп. 8, д. 389, л. 67-69; А. А. Фурсенко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c. 106-107, 927。 10、50 米丘诺维奇(Veljko Micunovic)著,达洲等译:《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北京:三联书店,1980),页34-37;416。 11 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 ф. 17, оп. 128, д. 1173, л. 1-37。 12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页188、189。 13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71-73, 232-33;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413-14。 14 1957年11月6日、11月15日毛泽东与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谈话,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2001年10月(下同)。 15、17、18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 933; 933; 143, 947. 16 《人民日报》,1956年4月19日。关于情报局解散过程的研究,详见Л. Я. Гибианский,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4 (1993): 131-52。 19 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30-34; К.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ХХ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c. 352-68. 1956年7月2日《真理报》和7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决议。 20 《人民日报》,1956年7月31日。 21 据不完全统计,从10月20日到12月底,毛泽东主持中共高层会议达二十六次之多,认真研究了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问题。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页9。 22 详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对于刘少奇访苏和周恩来的穿梭外交,赫鲁晓夫感到“非常满意”,尽管他对中共的批评有些耿耿于怀。见Н. С. Хрущ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c. 361-63。 23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页7。阎在写作时不仅查阅了中央档案馆的大量材料,还核对了俄国档案。 24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页267-70。目前披露的中方史料虽然简单,但可以证实南斯拉夫大使回忆的基本内容。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13-14。 25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310;《周恩来年谱》,中卷,页13;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页10。 26 关于彭真的通报,当事人的回忆不尽相同。李越然(彭真的翻译)回忆说,彭真只讲了东欧的局势已经稳定的情况,赫鲁晓夫提出重新组织共产党国际机构的问题,彭真表示会向中共中央报告。(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页109。)阎明复(周恩来的翻译)回忆彭真通报的内容是:“铁托当时表示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但是要求不规定议事的日程,也不要作出约束性的决定。”(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页7。)但无论如何,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莫斯科当时从彭真那里得知的情况是:“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拟定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见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99, л. 26;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 991。 27 中国外交部报告:波匈事件之后,中国在苏联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得更加突出,苏联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苏友好关系的新做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91-01,页2-7。 2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2月2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7, л. 1-8;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 224, 990-91。 29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页10。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新解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彭真与铁托会晤的文件,可见此事极为隐秘。 30、31、65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页7;7;10-11。 32 В. П. Наумов, "Борьба Н. С. 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 оп. 2 (1996): 10-31; Р. Г. Пихоя,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6 (1995): 3-14。有关档案文献见:Ковалева Н. и т. д. сост.,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1998)。中译本见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33 А. Пыжико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c. 66-67; "Отклики трудящихся на решения июньского (1957)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Архи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no. 1 (2000): 10-20;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7月12日,第2255号,页32-33。《内部参考》,1949年创刊,1964年停刊。当时只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现已成为史料,在一些海外图书馆即可看到,笔者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阅到相关资料。 34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38-01,页1-9;109-01124-08,页91-94。 35 上海市档案馆,A77-2-404,页1-3;《内部参考》,1957年7月4日,第2248号,页15-18;7月5日,第2249号,页5-6;7月8日,第2251号,页76-86。 36、38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页49-51;49。 37 据中国大使刘晓回忆,自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党内两派都频繁与中国使馆接触,寻求中国党的理解和支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页50-51。 39 阎明复:〈代序〉,载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页1-2。 40 《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 41 《内部参考》,1957年7月12日,第2255号,页32。 42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页192。 43 1957年7月5日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4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7月8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7, л. 59-59об.;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 259。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05。 46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ф. 3, оп. 23, д. 63, л. 64-71;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 1018. 4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0月18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8, л. 18-19;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 274, 1018。 48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页209;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页12。 49 1956年苏联曾两次邀请毛泽东访苏,均遭拒绝。1957年5月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再次提出邀请,毛泽东表示还要研究后再答复。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页11-12。 51、72 《周恩来年谱》,中卷,页84;95-96。 52 周恩来与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87-18,页79。 53 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页3;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页7-8;《毛泽东传(1949-1976)》,页724。阎原来回忆说,苏共草案是10月25日交给中共的,后来的回忆又改为28日。见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页13。 54 尤金致苏共中央电,1957年10月30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2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页2863-68。另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页724-27;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页9。 55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页16。杨尚昆回忆说,中方的修改稿当时就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了。(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页3。)这大概是记忆有误,详见下文。 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1月2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8, л. 26-27;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 279-80, 1021-22。 57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58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页97-98。 59 《毛泽东传(1949-1976)》,页728、733;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页20-22。 60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页10-11;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页97-99。 61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289;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页10-11。 62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 1022;刘晓:《出使苏联八年》,页58-60;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页97-98。 63 《毛泽东传(1949-1976)》,页733-34;1957年11月8日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与波立特、高兰谈话,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页106-107、133-34。 6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1月10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8, л. 28-28об.;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 280-81。 66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页10-11;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册,页290。 67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页1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1月12日,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8, л. 29;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Том 1, c. 281, 1022。 68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 69 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页96-99。 70 邓小平:《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1958年5月5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号59,第78-84张。 71 讲到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并不否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如在与陶里亚蒂谈话时毛泽东就说,意大利资产阶级比较弱,所以将来意大利有可能先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第一阶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到第二阶段才是无产阶级专政。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页111-12。 73 为此,中共甚至反对苏方草案的如下提法:“苏共二十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中共八大、法共和意共的代表大会也表示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中方表示在宣言中无需提到中共八大,各党代表大会是各党自己的事,不需要国际会议批准。见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页32。 7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页139-40。看起来,中共不得不同意的那段文字应该是指宣言中的苏共二十大“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句话。(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后来,在1960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之间争论最大的还是在会议宣言中要不要提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参见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册,页610-11。 75 李丹慧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考察,并撰写了长篇论文〈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的斗争与调和〉,《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以此反观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很有启发。 76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页135、149-50。1958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来信征求中共对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意见,苏共建议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党联合刊物,只进行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交流各党经验。2月27日中共回信表示赞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8.1-1958.12》,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页97-98)。《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于1958-1991年期间,在布拉格用34种语言出版,并在145个国家发行。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冷战国际史专家,代表作包括《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苏联专家在中国》、《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