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3-19 17:54 - 已阅:[]次
“再不道歉就晚了。”这样的一种意思,济南曾就文革道歉的刘伯勤表达过,北京就文革道歉的陈小鲁表达过,此番再次由宋彬彬等人表达出来。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脱敏或集体性心灵仪式,但无论如何,曾经在40多年前那场浩劫中以不同程度的作恶者出现的那些人们,正在试图向历史与社会展示他们可贵的反思与良知。
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据《新京报》报道,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在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在这些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每一个迟来的鞠躬,每一则短短的道歉信,都无疑是一次次来自历史深处的不胜唏嘘。而又因为时光的云遮雾罩,体制的闪烁其辞,这样一些道歉更加具有发历史先声之宏大意义。因此正像学者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刘伯勤道歉信时说到的,“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这的确是我们应当珍视的一种个体勇气,一种人性抵达。就陆续出现的“文革道歉”而言,这也的确是一种需要得到认同的价值高度。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对于今天更多仍对那场浩劫“决不原谅”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道歉的仪式,或者一掬公开流出的泪水。
现在看来,宋彬彬的道歉事件获得了比陈小鲁们更为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其中原因,不仅在于她曾经作为文革符号人物“宋要武”的存在,更在于她断然否认了此前坊间流传甚广的两种说法:一个是宋于文革初期组织过红卫兵“杀人比赛”,亲手杀了七八个人,并且需要为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遇难负责;二是由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的由来。于前者,宋仅仅表示,“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于后者,宋指称系《光明日报》在发表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时擅自做的改名处理,“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
尽管这已不是宋彬彬第一次在公共空间否认关于她的“传说”,尽管在此次她也表示,“如果没做好准备(面对质疑),我就不会站出来。”但是要让更多的人信服于她的说法,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而除此之外,不论她是否准备好了,她都将不得不面临“到底是道歉还是自辩”的质疑。这正如一位实名微博用户写道的:“她无非说了三句话:卞校长不是我打死的;我没有改名宋要武;我是被冤枉的。通过她的文章能看出,她不是为了还历史真相,而是委屈舆论对她的指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并不全然同意这样的指责,但它却的确表明,关于“宋要武”,我们也许还缺少一个真相。
所谓“孤证不立”,因此公众自然不可能尽信当事人所说。然而真正让人尴尬的却是,虽然岁月不过仅仅间隔了40多年,虽然有不少的当事人仍旧健在,但是对于当时发生的一切,我们却无法找到相应的档案资料或相关历史记忆。这一方面表明,尽管不断有人出面道歉,但是涉及到那场巨大浩劫的林林总总、细枝末节,我们今天所知晓的依旧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则表明,尽管随着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已多少有了对那场浩劫的基本评价,但是由于仍旧缺少一种体制或制度层面的追溯、正视与反思,使得一切真相仍旧处于欲说还休,犹抱琵琶,从而也无从考证的状态之中。
对于所有“决不原谅”的人们来说,无不需要一场真正的和解。固然像我们常常说的那样,没有道歉就没有和解。但是显然,道歉并不等于和解。道歉仅仅是和解的第一步。在由此而及彼的过程中,那永远无法绕开的,是真相。没有真相,则道歉无意义,宽恕无原则;没有真相,更不会有真正的和解,更不会有真正的未来。这也正是宋彬彬在此次道歉时说道的:“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道歉如盐,在点滴催化之中,必将溶解那些尘封的坚硬与麻木。个体的道歉之所以必要且弥足珍贵,正是因其所意喻的忏悔姿态,是在历史晦暗不明的情形下,一种道德的清醒与承担。但是如果说道歉,又如何能仅限于某一个体?而除了这些零星的姿态以及公开的坦陈,在历史最痛彻真切的深处,那所有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如今安在?那使所有人成为被迫害者与做恶者的原因又是什么?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对于历史真相的完整还原,是现实体制对于历史真实的真正承担与正视。非如此,不足以弥合价值共识;非如此,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宽恕与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