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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向太阳,向光明”,这是朱厚泽先生11岁时一幅画作的题字。2010年5月9日,这位曾短暂执掌中共宣传部门的“三宽部长”病逝北京,尽管他曾服务的体制没给这位老人太多悼念和缅怀的声音,然而,他这个人以及他留下的思考,却赢得了诸多民间有识之士的的尊重。
这一境遇巧妙地印证了他关于中国改革进程的概括:从国家回归社会,从官方回到民间。“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马上回家’”,这是朱厚泽对身后事的交代。这位党内“好人”,终其一生,直至死去,都在诠释“宽厚”二字。
述而不作,下笔谨慎,窃以为,党内居高位者,对现体制问题之洞察,对中国未来走向之思考,无出朱厚泽右者。“思考越深越痛苦”,朱厚泽在痛苦中留下来的遗产,对这个党和这个国家来说,太珍贵了!
朱厚泽小传
朱厚泽,贵州省织金县人,1931年1月16日生于贵阳市,2010年5月9日逝世于北京,享年八十岁。
朱氏出身书香门第,天资过人,学习勤奋,志向远大。幼年受良好家教,并在注明之贵阳达德小学及清华中学就读,十七岁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并领导贵阳市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朱氏脱颖而出,在贵阳市青年团和工业系统历任领导工作。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遭左倾路线迫害,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方获平反,恢复党籍,重新工作,历任中共贵阳市委书记至贵州省委书记。
1985年朱氏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当时党内分歧严重,朱氏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首倡“三宽”:一,对不同意见要宽容;二,对异议人士要宽厚;三,要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此议深受渴望思想自由的知识界之欢迎,虽为反“自由化”者所不满,但获胡耀邦总书记之支持。由于“三宽”方针得以贯彻,1986年中国思想界出现活跃趋势,朱氏也因此被称为“三宽部长”。
可惜好景不长,1986年底,党内分歧激化,政治形势逆转。1987年初突然举行的中央“生活会”,导致总书记被更换,也导致中宣部长易人。朱氏在任仅一年半,即告离职,此后直到离休,实际上已告赋闲,并无用武之地。
朱氏十七岁参加革命直至逝世,凡六十二年,真正施展才华放手工作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而已。虚度光阴竟达三十九年之久!放眼神州,年华逝水,蹉跎岁月者何止千万?中华民族何辜,英才遭此浩劫!
朱氏生前,宽仁厚德,待人以诚。与之相处,如沐春风。故人皆愿从之游,忘年交尤多。
朱氏又以“山之骨”自勉,身处宦海,卓然自立,嫉恶如仇,不畏权贵。
在卸任中宣部长的交接仪式上,从容面对政治对手,不卑不亢,对是非曲直但凭历史裁判,然后拂袖而去,从容坦荡,不失英雄本色。
朱氏不介意于宦海浮沉,但对国家命运始终关心如故。更因已经摆脱冠带所束,故思想愈加自由,不但对长期危害中国命运之左倾理论和路线痛加批判,而且对所谓“经典著作”也概不迷信。他留有大量稿件,可惜未及公诸同好,即被病魔多去生命。这些遗稿,对许多问题都有深刻思考,其见解之卓越,远超同侪,足以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界先行者之一。
生前声——朱厚泽说:
谈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都是高层次的政治规范,要说规范,是高层次的政治规范。它管的是国家、社会的政治目标、方向和道路。不要把它当成一把尺子,拿到日常生活中去,头上比一下,脚下比一下,以致发生超过几尺几寸的裤管就把它剪掉,高鞋跟就把它敲掉,或者头发长到披肩就禁止入办公楼之类的荒唐事情。
——摘自《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气氛——在<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4月4日)
谈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也存在着两条路子。一条叫限制、管理、束缚;目的是叫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按照既定的方针办,按照我布置的轨道走。一条叫启迪、疏导、激励;目的是要使我们的工作对象充满朝气、活力和创造力,通过他们自己去进行探索和创造,找出一条新路子来。
不要简单地给哪一个同志戴上一个“自由化”的帽子。“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可能在某一点、某个观点上不一定对,但不要说人家“自由化”。
——摘自《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观念更新——在武汉市精神文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讲话》(1986年5月20日)
谈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在对待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大地区,面对着这样广泛和深刻的、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变革问题上,我们要有比较深入的思索,要把问题想得深一点、长远一点。对于它们相互的关系多做些反复的琢磨,在理论问题的研究上,也不要太着急,年轻同志要特别注意。
——摘自《思想要解放学风要严谨——在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1986年6月)
谈“三宽”
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钢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人民日报1986.08.11第7版)
谈执政党理论工作的失误
回顾历史,如果说我们的理论工作有什么失误的话,是不是:(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由于有意无意地回避现实,因而失去了理论对实践的能动的指导作用;(二)在一个时期中,理论甚至严重地背离历史潮流。人民群众的实践虽几次接近真理的边缘,但由于理论上的错误,扼杀了群众朝气蓬勃的探索精神,以致使我们早应开始的经济振兴和民族腾飞推迟了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
——《在更深层次上学习和思考——在中央党校和中宣部的讲话摘要》(1985年12月)
谈一元与多元、封闭与开放
二十世纪是多元共存、多元共生,自然与社会生活都不断得到表现、表达,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时期。让一元论思想模式上升到国家、政治,就会采取非常极端的政府措施、政权措施来打击异己,消灭异己,维护一元、摧垮多元……我们有过不堪回首的教训。
开放不仅是手段、方法,它也是个目的,是个本、而不光是路。开放最少包括四个方面:1、建立开放性的经济体系;2、确定开放性的产权结构;3、建立开放性的社会结构,可输入又可输出,形成容纳移民的机制;4建立开放性的政治体制、开放的文化心态,形成人人参政、开放的气氛。
——《关于二十几的“演变与启示”——在南方现代市场经济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1996年6月11日)
谈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
二十世纪全世界的历史事实证明:迷信“国家万能”,以为一切都交给国家、交给政府,就能“包医百病”,实际上是不行的……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迷迷糊糊,被人牵着鼻子走,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信息时代、智能经济时代,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都更不行了,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的时代。
——摘自《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在漯河会议上的讲话》(1997年11月11日)
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历程中,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想、绝对优势的经济制度。在人们已经试验过的各种制度模式中,经历过二十世纪自身变革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可能是好处较多、害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弹性较强、刚性较弱,排他性较少、包容性较广,比较易于自我更新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摘自《无限的智能和智能的无限》(载《中国软科学》杂志1998年第5期)
谈中国小企业的出路
小企业的出路何在?方向只能是:在全方位深化改革中,从政府转向民间,从国家回归社会;从以官为主转向以民为本;从国家主义回归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军队、公安、武警不能经商,首先是政府不要经商。政府经商,凭借行政权力,与民争利,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谁来维护与保证?
——摘自《在全球化和知识化两大思潮冲击下的中国小企业——在河北保定中小企业高层论坛上的讲话》(1996年6月30日)
谈文明借鉴和冲突
在对待文明传播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要做到两点,第一,对于更高的文明,一定要去学习、接纳了解,拿过来为我所用,这就是鲁迅讲的拿来主义。拒绝更高程度的文明是不明智的、反历史潮流耳洞的。第二,对于文化摩擦、利益冲突怎么办?既不能是义和团,也不能是炮舰政策,而是要用对话、谈判写上等途径来界定各方的利益,实现双赢、多赢。
——摘自《文明的更替和转移——在珠海科技发展中心、广州理工大学科技中心的报告》
谈长治久安之道
要想真正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民利益得到尊重,那就得实现三个解禁:解除市场经济禁锢,解除思想文化禁锢,解除社会政治禁锢,实现三个解禁,各种潜在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就会活跃起来,人们得以合法追求、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千百年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包括政党),走下神坛,在得到正常发育的公民社会里,在人民授权、支持和监督下,参与调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运行秩序,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这或许才是现实可行之策,长治久安之道。
——《摘自实行“三个解禁”,实现长治久安——在政府行政改革讨论会上的发言》(2003年3月22日)
谈“党文化”
“党文化”直接的渊源就是布尔什维克的那套东西。就第三国际而言,我们是他的一个支部,一切都是按他那个东西套过来的。连蒋介石也是这样的。一个师父教出两个徒弟,结果打得要死不活,其实两个都是要搞一党专制,这是一面。另一面就是中国长期转社会下的农耕文化,宫廷中的帮派问题,知识分子中以书院为特征各种派别和这些派别的议政传统。党,在汉语中就是讲的这个东西:朋党。我们要弄清这种文化与传统中朋党的关系,与下层社会中帮会的关系。我们党实际上就是这两个基础构造出来的一个综合体,这些成分都加入到这个“党文化”中去了。
谈宪政
一、中国对西方文明只接受器物层面,不接受制度层面
二、中国百年来有宪法而无宪政
三、强人已去,中国应该转入常人政治
四、深入剖析违宪事件,推动宪政教育
——摘自《中国当务之急是推动宪政教育——<凤凰周刊>专访》(2003年7月11日)
谈阳光政治
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对立的。阳光政治是与权谋政治不相容的,这是胡耀邦同志留下的重大启示。
——摘自《呼唤阳光政治——新浪博客》(2005年10月14日)
谈如何对待历史
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却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摘自《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地踏步——在<炎黄春秋>创刊失误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谈全面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最后的忧思
从长远来说,历史肯定是要前进的;但在短时间内,曲折和倒退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摘自《最后的忧思——在北京医院病房与友人的谈话》(2010年2月10日)
身后名——他们对朱厚泽的评价:
李锐:
高谈改革靠三宽,藏富于民天下安。
生活会时心似火,铁肩道义更忧先。
钟沛璋:
历史终于证明朱厚泽是思想解放的勇敢的伟大先行者。但是壮志未酬,巨星陨落,朱厚泽盼望的“三宽”和社会和谐尚未实现,现在人民忧虑的是社会矛盾正在激化,公平和正义得不到伸张。
胡德平:
宽则扩大团结面,人才辈出;窄则脱离群众,自己成为孤家寡人。“三宽”说的是文化工作,其实质何尝不是政治工作、团结工作、争取未来明天的工作。
杨继绳:
他是实践家,更是思想家,他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朋友们深深感到,他的离世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损失。
韦森:
朱厚泽先生任中宣部部长的时期,是当代中国思想最解放、最开放、最宽容的时期。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对思想解放的贡献,日月可鉴。
吴稼祥:
朱厚泽讲“三宽”绝不口是心非,外松内紧,或表宽里窄,对“三宽”,他自己身体力行。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的后果,是把人都变成“单面人”,我们这个体制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扩大再生产双面人。不肯双面,是朱厚泽人生悲剧的根源,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钙性难移”。快意恩仇,无所畏惧,是他的基本性状。
雷颐:
想起八O年代中期他曾一度执掌宣传大权,却因提倡“三宽”(宽松,宽容,宽厚)而被撤职,任职仅一年。这短短一年,却是六十年来文化、艺术、学术、思想上最宽松的时期,至今仍令人怀念。献上挽联一副,以表哀思:“宽松,宽容,宽厚。被批,被整,被撤。”
杨锦麟:
心底无私是做人的一种最高的境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当然也不敢妄断,刚刚去世的朱厚泽先生,早已经达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
柳红:
一个自由张扬而富有才华的生命,适合做艺术家,学者或其他职业,偏偏踏入中国政界,且掌管“喉舌”机关,怎么说都是一个异数他是中共历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中宣部长,一年多时间,但也是最好的中宣部长。
钱钢:
“我们一些老同志”,就是中共党内像朱厚泽那样一群忧国忧民的高级干部。他们亲身参加过中共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斗争,对建政后的教训有切肤之痛。他们曾聚合在邓小平、胡耀邦周围,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建立功勋。30年光阴,白驹过隙,80年代风华正茂的改革英才,转眼年至耄耋,正相继离去。我们为失去他们而神伤,也为失去他们而深忧。他们为中共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这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