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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地区在天津市的南郊,以出产小站稻闻名。小站也以出军阀闻名。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到小站接统“定武军”,扩编为新建陆军,揭开了清军编制现代化的序幕,是中国军事史的重大转折。1964年,又因一个“四清报告”得到毛泽东赏识使小站闻名全国。据我所知,这是天津解放以来得到中央批转的最重要的文件,也是影响最坏的文件。我是这个报告的起草人,同时也在小站镇参加过3个月的“四清”工作,现将这一事件记述如下。
三个“反革命集团”
196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月14日,天津市委召开郊区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四清”工作,决定把南郊区所辖的小站地区(包括小站公社、北闸口公社和小站镇)列为首批试点单位。1月中下旬至2月中旬,区委派工作队先后进驻小站地区。
3月下旬,周扬来北闸口公社的西右营村蹲点,因周扬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和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也一同去蹲点,南郊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自然也陪同参加。当时有“四进士”下西右营之说。周扬蹲点就住在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凤琴家里。
1964年3月,在天津做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来到小站地区,分别到西右营和小站公社、小站镇走了走,看了看,简单地听取了“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就断言“小站地区基层组织严重不纯,不少村子的党政领导权,落在坏人手里”。他竭力夸大敌情,说“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是“反革命两面政权”,要求工作队同当地干部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直接授意在西右营村炮制了“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在坨子地村炮制了“姜德玉反革命集团”,在小站镇炮制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
张凤琴解放前当过童工,讨过饭。解放后积极参加土改运动,1952年组织了西右营村的第一个互助组,翌年又组织了西右营村第一个初级合作社。先后担任村、乡妇联主任,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及区委委员、市妇联执委等职,曾出席河北省党代会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196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3月26日,陈伯达来西右营了解“四清”情况,先听了工作队的汇报,然后去看周扬住地张凤琴家。陈在张家只呆了20分钟,跟张凤琴谈了一会儿话,又在屋里屋外转了转,尤其是看到了张凤琴住房的双层玻璃,发现了“问题”。原来张凤琴当时新盖了三间“穿靴戴帽”的土坯房,屋里存有一些稻谷。所谓“穿靴”,是指盖房时只在墙的底层砌有7行砖,墙壁都还是土坯的;所谓“戴帽”,就是房顶上铺一层瓦,窗户是两层玻璃。陈伯达回到工作队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张凤琴不像贫农,她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成了全村的首户。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我看她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根据陈伯达的“指示”,驻西右营村工作队匆匆忙忙搜集了张凤琴政治上和经济上“四不清”的材料,把她确定为斗争的重点对象。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说她是“假贫农、假劳模”,“十几年来以反革命两面手法,欺上压下,骗取领导信任,取得合法地位……暗地里对抗党的政策,任用亲信,搞宗派活动,推行反革命的阶级路线,公开勾结地富分子,打击贫下中农”。
张凤琴等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以后,陈伯达于7月12日、7月17日、9月23日几次去西右营找工作组和积极分子谈话,鼓动批斗张凤琴。陈把矛头指向区委,说“我们要看到张凤琴有下边的根子,也有上边的根子”。他无中生有地认定张凤琴有重大贪污问题,张凤琴仅有的卖稻草的70元钱也被没收了。陈听到从张凤琴那里没有追出钱来时对工作组说:“这么多人搞一个人,才搞出70块钱来,太可怜了,这见不得人,讲不出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还说:“张凤琴是个顽固的石头,不大好改。不要审查材料,光看她的房子,见她一面,就知道她是什么人,是敌人还是我们的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88名成员中,12 人被开除党籍或受到其他处分,11人被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或戴上其他帽子,4人被判刑。此外,还株连亲属138人。
周扬去西右营短期蹲点是在3月下旬至5月下旬,以后就返京了。6月8日,周扬写了“关于西右营大队张凤琴问题的报告”,抬头是“天津市委、河北省委、华北局并报中央”,约6000余字,对张凤琴的问题也是按陈伯达给她的定性写的。
陈伯达炮制的第二个“反革命集团”就是“姜德玉反革命集团”。
解放前,姜德玉以打苇子卖钱、租种地主土地维持生活。解放后,他带头走互助合作化道路,1952年,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曾任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副社长、党委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等职。1954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5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出席全国劳模大会。1958年,被选为河北省人民代表,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农学院教授。1959年,随河北省参观团到苏联访问。曾先后3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姜德玉的问题,“四清”时并非是初次涉及。早在1960年,陈伯达就到过小站地区,当时曾有人向陈伯达反映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地主富农,陈建议天津市委监委调查处理此事。翌年五月,陈伯达再次来这里,进一步取得了姜德玉是假劳模、富农分子的所谓“证据”。天津市委监委于1962年1月将姜德玉定为富农分子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所有荣誉称号。
陈伯达这次从西右营返回市区几天后,又来到了坨子地村,中午在这里吃了“忆苦饭”,又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回来就发“指示”下结论,说:“姜德玉十多年来就是采取一套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劳模的面具,表面上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却与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为反动阶级服务,对群众进行压迫剥削。”
根据陈伯达的“指示”,工作队立即把姜德玉确定为“四清”运动的重点斗争对象。“姜德玉反革命集团”77名成员中,6人被撤职,18人受到开除党籍或其他党纪处分,3人戴上投机倒把分子帽子,3人被判刑。
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炮制的第三个反革命集团是“张玉仑反革命集团”。
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仑,解放前靠扛活卖短工维持生活,解放后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骨干。1955年在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还担任回民董事会会长。
1964年2月,工作队进驻小站镇。陈伯达在去坨子地之后,来到了小站镇。同前两次到西右营和坨子地一样,他只是东转转,西转转,又听了一下小站镇 “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当场就下了断言,说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仑是“出身土匪世家,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还说:“张玉仑把持的政权,是个反革命两面政权。我命令在10天之内最多半个月内撤掉张玉仑的职务,夺回政权。”在陈伯达的一手操纵下,张玉仑很快被罢了官。“四清”工作队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内容,迅速给张玉仑拼凑材料,进行了残酷斗争。
工作队搜集拼凑的张玉仑的材料说:“1942年以前的20多年间,张玉仑家是土匪常来常往、落脚联系的据点。日伪时期张玉仑当过伪甲长,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民众自卫团的班长和反共锄奸组的班长。”“张玉仑的叔叔是土匪,父亲是土匪,当过盐巡,贩卖私盐,给土匪说‘票’。”给张玉仑罗织了5条主要罪状,即隐瞒土匪家庭出身及反动历史,混入党内,篡夺了基层党的领导职务;勾结四类分子,发展反动势力;利用职权,包庇重用坏人;破坏党的政策;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说“张玉仑惯用反革命两手,伪装积极,假报成绩,骗取了区、社某些领导的信任,窃取了各种荣誉,一步步地篡夺了小站镇的领导大权”。随即,罢了张玉仑的官,清除出党。1964年12月,将张玉仑逮捕。1966年1月,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张玉仑反革命集团”89名成员中,9人被开除党籍,3人受到党纪处分,1人判刑。
小站地区当时参加运动的生产大队干部314名,遭受不同打击迫害的竟达258名,占82.7%。
1964年7月下旬,陈伯达通知小站地区三个点的工作队负责人到北京,编写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三个“反革命集团”材料。当时赴京的十来个人,都住在武王侯天津驻京办事处。陈伯达每天都去武王侯讨论编写材料。他们仅用一周的时间,就编造了以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为首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和三个反革命头子的历史大事记。8月4日,陈伯达将“分布图”及“大事记”报送中共中央。陈伯达在给中央的信中说:“送上天津小站地区以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为首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并附这三个反革命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一份。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分问题和他们的罪恶活动,群众早有所反映……但是,不论姜德玉的问题,还是张凤琴、张玉仑的问题,都只是在今年四清运动中,群众充分发动以后,才彻底暴露出来。现在运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还在继续清查中。主席吩咐过,这些材料可以印发到县级,供大家参考。如何处理,请中央批示。”陈还说:“除了这些图表和大事记以外,工作组还准备写一篇叙述斗争发展过程的材料,但要过些时候才能写出。写出后,当即送中央审查。”中共中央于8月12日转发了陈伯达给中央的信和所附关于天津小站地区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材料,发给省委、地委、市委和县委。中央批语说:“现将陈伯达同志给中央的信和所附关于天津小站地区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印发给你们参阅。”这样就给小站地区的问题定了性。
“小站四清报告”的起草过程
陈伯达授意天津市委将小站四清夺权斗争发展过程向中央写一正式报告,当时在小站地区蹲点的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接受了这一任务。8月中旬,在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王亢之传达了陈伯达的意见,当时指定我协助他参加起草工作。我在办公厅工作多年,包写过各种材料,但是接受这件任务则是诚惶诚恐。因为我对小站“四清”的具体情况知之不详,况且是党内“理论权威”交付的事,岂可等闲视之。
首先,我随同王亢之到三个点了解情况,先后用了两周的时间,其中在西右营村住的时间较长些。那时周扬早已回京,方纪在这里蹲点。我们都住土坯房,出门走土路,到处都是土。遇上雨天,道路泥泞不堪,行走十分困难。小院里连土茅坑都没有,上厕所都很困难。来这里岂不是受罪?不,当时是心甘情愿来锻炼的。这里的工作队有几十人,还有北京来的,有人向我介绍说,夏衍的女儿也来了。到这里锻炼什么呢?难道是锤炼整农村干部的“红心”吗?我们都住在城市带卫生间的楼房,却下来整住土坯房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生活的小农经济离着复辟资本主义还远去啦!可是那个时代的人却那样单纯、那样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