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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的吴宓,在他人生最后的28年中,只做了几件事,他做了一个选择,做了无所次的检讨,谈了一次爱恋,说了几句必将载入历史的话,仅此而已。
吴宓的选择
1949年来了,时间真的开始了,历史将进入一个新时代,自是无可怀疑。吴宓面临着选择,关于选择,作为外国文学专家的吴宓应该熟悉弗洛斯特的那首《林中路》:“……林中有两条小路,我—/选择了行人寥落的那一条/结果造成了多大的差别啊。”
吴宓有几种选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聘请他为台大教授,也许是因为他所不太喜欢的傅斯年当了校长,吴宓认定其为胡适之派,不去。岭南大学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劝他去岭南大学,对此,吴宓是颇为心动的,因为那里有陈寅恪,吴宓终生最好的朋友之一。还有就是北上,去清华,毕竟他在清华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心中对于清华的情感是抹不掉的。结果则是他去了重庆,在那里的一所学院做了教授,最终该学院被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而他,吴宓。则是做了中文系的教授,此时的吴宓甚至有了出家为僧的想法。
吴宓的检讨
在大局已定的情形之下,吴宓迎来了无数的会议,跟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迎来了无数的思想检讨,首先他看到的是无数地主的被杀害,对此,他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的心中,其实也有许多地方的绅士是极好的,吴宓自然不会想到,土改的一个目标就是打倒几千年来地方上面的绅权,他只是为绅士家中的古籍感到可惜,愚昧的农民打倒了所谓的土豪劣绅,把他们的书当做废纸卖掉,或者换一点吃的,民间保存的文化典籍开始遭殃。当然,这还只是开始。他读梁启超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感慨万千。在1920年代,梁启超就说过:“……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是同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不知道吴宓看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呢?其实吴宓并不象人们所惯常所说的尽是书呆子,他的眼光其实很敏锐,在三十年代末期,在跟他的学生何柄棣聊天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中国晚近的历史,总是激进的革命的胜,而保守的渐进的败,但事后看,总是保守的渐进的更有价值。对此他还记在了他的日记里面,日记里是这样写的:(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他把这些写在日记里,但是对于激进的洪流,个人总免不了他的漩涡。为了赶时髦,或者是为了生计,他也去思想改造,去学习,学习的材料则是他的学生辈写的,名字叫做蒋南翔。就是这个蒋南翔,在一二九运动中喊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还是这个蒋南翔,后来做了清华的校长,在他的手中开始了所谓的院系调整,把曾经主张通才教育的清华改为了工科教育,从此,清华的文科类好像就没有出现过大师级别的人物了。当然这些都是闲话而已。此时的吴宓,显得很进步,他写时事学习的诗歌,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时事学习一首
马列精思理独真,千年历史铸从新。
美吾仇敌苏吾友,战是和平暴是仁。
固有诗书封建毒,西来礼俗欲魔津。
朝朝团坐学时事,目注心营考问频。
“美吾仇敌苏吾友,战是和平暴是仁”。对于这一句,我很感兴趣,前一句很清楚的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至于后面一句:战是和平暴是仁,倒是让我想起了奥维尔《1984》中的那句格言:“战争即和平。”
表面上看,吴宓显得很高兴,他甚至也跟朱自清一样,扭起了秧歌,可是其内心深处的忧虑却也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当他的思想改造总结被报纸刊出,并且被译成英文对外广播,作为招降胡适的材料时,吴宓心中实在不快,感觉自己象猴子一样被耍了,他在日记中埋怨到:“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对此胡适好像没有反应,倒是吴宓心中永远的海伦毛彦文对这个思想改造总结大为生气,尤其是看到吴宓在检讨中说自己原先教莎士比亚戏剧,一向用纯文学的观点教,现在知道错了,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教才正确的时候,毛彦文气得为之发抖,只是可惜,对于这些,吴宓是不知道了,只是他依然是痴情人,依然爱着毛彦文,在1960年代,痴情的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悬挂在墙壁上,以解自己的相思之苦,只是那句“吴宓苦恋毛彦文,九州人士共惊闻”的风流倜傥已经烟消云散,已然成为历史的往迹。
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被用做招降材料,,知识分子的人格被用做工具,吴宓的气愤是自然的。可是想想别的人,吴宓也应该释然,1949之后,多少人就这样被耍了呢。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绿林好汉萧军就当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面说:“你们整风,我不相信,你们能改?”几十年之后,文革过后,萧军在改正、平反后又说:“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车、马、炮拼光了,现在用着我们这些卒子了,所以才把我们搬出来。”在人人都是工具的时候,有什么好悲愤的呢,更何况,有些人还对自己能成为党的工具而沾粘自喜呢,这下,又可以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了,不是吗?
吴宓的爱恋
到了1953年,将近60的吴宓跟自己的学生,年仅二十多岁的邹兰芳结婚了。这下子,又有了争议,有嘲笑吴宓是老牛吃嫩草的,因为邹兰芳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有人就认定一个教授的工资都给了地主女儿了,等等的话,对于吴宓,自然是又一种打击。这本是个人的私人生活,却被人当做政治问题看待。培根说:最好的生活是私生活。由此,我说:最坏的生活是私生活被干涉的生活。当社会处于极端专制与愚昧的时候,也就是私生活被干涉最厉害的时候,因为专制不仅仅要控制人的思想,它对人的身体也紧追不放。可怜的吴宓,不仅仅思想有了问题,身体好像也有了原罪。对吴宓这可是有苦说不出,结婚之后三年,本就有病的邹兰芳死去了,照顾她亲人的运命就落到了吴宓头上,更可悲的是她的一个侄子,以照顾吴宓为名,整天骗吃,良善的人在受罪,这又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作家白薇,本来有一个儿子,但是不行病死了,于是又收养了一个女儿,到了文革,除了要白薇的钱,永远的不露面了。什么叫做世态炎凉与人心冷漠呢?
吴宓说话
文革姗姗来迟,真正的受难日开始了,先是日记被夺走,接着就因为日记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于是,人性的恶犹如怒海的波涛,绽放于中国的大地之上,无数的孩子在所谓的正确与正义之下,举起了自己的拳头,暴虐的海洋肆虐着华夏的土地,吴宓自然不能幸免于难,先是被打断左腿,紧接着,右眼失明,在一个工棚里面,吴宓躺在那里,远远的望去,昏黄的天空正在一点点的沉沦,一种莫名其妙的断裂撕裂着他的心肺,彻底的绝望与透骨的悲凉偷袭了他的全身,于是他发出了狼嚎一般的嗥叫:“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这一声怒吼,宣告了思想改造运动在吴宓身上的彻底失败。所谓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所谓的臭老九,所谓的意识形态,都见了鬼,在吴宓心中最在意的还是那个名字:教授。在教授名字的背后,我分明看到了对知识的尊重,对文化的敬畏,自然,在这背后,显然是有一种人格的力量在支撑着,什么叫做骨气呢?窗外在喊谁?
几十年之后,我依然不相信人心会坏到如此的程度,伏尔泰说:踩死败类。奥古斯丁则说:“除非相信,否则不能理解”,还有萨德,他说:“让我们来犯一点罪吧,好让我们相信人是什么事都可以干的。”人性的恶总也是超出人的想像力的。
吴宓的这句话,自然是要进入历史的。这是一句精彩的反抗,关于反抗,没有谁比托洛茨基说的更加的清楚了,他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自然,这个反抗依然是没有用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向来是知识分子的专利。
后来就是批林批孔了,吴宓又为历史留下了一句话:“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吴宓没有听到梁漱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故事,听到的话,他会很欣慰的。在1920年代,陈独秀大力批孔的时候,梁漱溟执教北大,就是要为孔子说个明白。吴宓主编《学衡》,也是要为孔子正名,半个世纪之后,当群体的力量压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又做出了最精彩的回答,他们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一以贯之,什么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就像章伯钧所说的:“最固执的,往往是最高贵的”。不是吗?
是的,吴宓在1949之后,就是仅仅做了这几件事情,他做了一个选择,做了无所次的检讨,谈了一次爱恋,说了几句必将载入历史的话,仅此而已。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