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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是怎么到四川的?到底是谁要把他揪回北京呢?
揪彭指示从哪里来
1965年9月,亲自找彭德怀谈话,要他到四川任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
本来彭德怀不愿意去,毛泽东为让彭德怀能接受安排离开北京,当面甚至还说了诸如“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样的话。彭德怀于当年11月28日下午离京赴川。在他行前的11月10日,由毛泽东亲自布置江青组织炮制的影射彭德怀搞翻案的文章——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此文后来被视为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1月30日,即彭德怀到达成都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此文。一到成都就忙于工作的彭德怀是在12月4日看到的,当即大怒,说这是打了自己一耳光。(王春才:《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他不知道,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到这篇文章时又说了: “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1966年5月27日,彭总正在前往贵州六盘水的路上,车到四川大足县被西南三线建委以传达“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名义召回成都。传达会很快变成了批判会。会上,有人指责他“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会后,西南局书记处指示,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报告批彭的情况,并将这一简报在党内各级组织传达。李井泉的报告一箭双雕:既证明他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又表示他已经和彭德怀划清了界限。
1966年12月13日,在周恩来等人召见首都几大院校红卫兵领袖的会上,江青突然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1966年12月15日,戚本禹又对北航红旗的负责人韩爱晶说:“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抓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的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
当年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其所著的《王力反思录》中提到将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的,书中这样写道:“我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说,中央开会我都参加的,这个会我没参加,大概不是中央的会,是专案组的会。他们说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说是的。”
这就有了朱成昭接指示后给北地东方红驻成都和重庆的联络站打电话,传达中央揪彭指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