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1947,1948:早年的诗歌记忆
时间:2014-03-19 17:54 - 已阅:[]次
一个人回首往事时,难免伴随着复杂的感情。理性的反思要克服怀旧和自怜,才能像“旁观者清”那样,比较接近自己的实际。
前几年我在《找灵魂》一书中,较多地辑入了一些早年的习作,作为数十年接受“思想改造”的例证,没想到引起研究当代诗歌的朋友们的注意,不过,年轻的研究者,由于岁月的间距,对历史背景不免有些隔膜了。我不得不做些解释。 我在1947年4月写的《失去譬喻的人们》、《偶感》和《橘倾》、《病》,同年9月起在沈从文、周定一主编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陆续刊出,这是我发表诗歌之始。 我是在1946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并接近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跟这同时,我的文学观点、审美趋向不可能不渐渐发生变化。不过,我还没有把自己的写作紧紧拴在战争时期政治斗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上,而只是按照我从古典文论诗话与“五四”新文学创作和理论那里领会的,文学是个人言志、抒情、“抒愤懑”(语出屈原的《抽思》)的表现。 唱着歌走向“五·二O”运动 我歌唱着走向“五·二O”运动。 经常挂在我们头上的《光明赞》,从苏联传到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起已经唱了二十多年:“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歌中呼唤的“兄弟们”是避“同志们”之嫌而改的,尽管《总理(孙中山)遗嘱》中以至国民党军警内部也以“同志” 相称,但因为共产党的党政军民之间盛行“同志”的称呼,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忌讳。至于“黑暗”、“光明”云云,当时即使并不是所有的人把共产党看作光明的代表,但足够多的人认为国民党统治是腐朽黑暗的,那就应该为一种光明所取代。而“向自由”,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国民党政府正在剥夺着人们的各项自由权利,但在舆论面前,它还不敢诋毁“自由”这个崇高的字眼。 与自由相联系的,是平等和民主。我们当时爱唱的一首《苗家苦》,想来是西南联大同学从抗日时期的大后方带到今天来的: 苗家真正苦哇,苗家真正苦啊,我们当了兵,我们出了粮,
为什么国家事——不准我们问!?
我们要自由哇,我们要平等啊…… 这是少数民族的心声,也是我们的心声:“为什么国家事——不准我们问!?”这直白的质问自然是指向一党专政的国民党。 还有一支歌,以激越的旋律唱的《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一杆枪!/争到手来,/和平幸福/才能有保障!”这无异于革命的动员:首先要有武装,才能保障和平幸福;要争民主,说民主能保障和平幸福,也就是因为“民主是一杆枪”,总之,民主与武装,与武装革命是分不开的。我当时唱这首歌,只觉其声韵铿锵节奏有力,今天回顾,它所阐明的主旨,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开头的篇章,是一致的。只不记得词作者是谁了。 那时候,在热浪滚滚的学潮当中,在学潮前后的平静时期,我们还爱唱风靡一时的《古怪歌》、《茶馆小调》,以及“这年头,怎么得了,一百块钱的钞票没人要……”(这支歌从“一块钱”唱到了现在的“一百块钱”,随着通货膨胀,还要改唱后来的“一千块钱”“一万块钱”),都是谐谑的甚至讽刺的,我们唱的时候洋溢着揭露的、挖苦的、抨击的种种宣泄的快感。 另有一首《山那边哟好地方》: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万担谷子堆满仓。大鲤鱼呀满池塘,织青布,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
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没人为你做牛羊。老百姓呀管村庄,讲民主,爱地方,大家快乐喜洋洋。 年轻的诗人左弦在这里为我们这些更年轻的朋友画出具体的“光明”境界,那是几千年来农耕社会人们共同的向往:男耕女织,年年有余,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地权,均贫富,自种自吃,没有剥削和压迫……后来读一点历史教材,懂得这里唱的大体上应归于农业社会主义的甚至是民粹主义的理想,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也许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印发《后汉书·张鲁传》给党内干部传阅的时候,这支歌可以让大家温故知新,但很快就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饥馑年代,有了影射之嫌;而从更根本上来说,“穷人富人都一样”云云,是违反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根本原则,违反阶级分析方法和斗争哲学真谛的,又怎么能允许它继续形诸歌咏呢。 一切取决于站在哪个政权哪个党派的立场 关于我亲历的“五·二 痹硕,在1947年当时毛泽东就作过“第二条战线”的评价,当时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的形式广播,但我并不知道。 我在1947年那个“红五月”,满腔热情地投入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是基于对共产党组织的倾心信赖,在最表层的意义上接受并响应“反饥饿反内战”的号召,一吐对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同时贪污腐败,以致其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愤懑和抗议。至于这一运动具体要达到什么目的,它在全局中发挥什么作用,实际上可能取得什么结果,根本没有想过,只是跟着校内那些地下党领导下的大哥哥们跑罢了。 那个“红五月”里我也曾写了一些急就的诗稿,如《钢铁进行曲》和仿效马凡陀山歌体写的《民主小唱》,但自己也以为过于粗糙,没有向外投寄。这些篇章立场观点直露,投出也不可能发表。 而我写的《失去譬喻的人们》,虽然是针对权力者的,但不那么彰明昭著。诗中谴责了权力者把战争、流血和死亡强加到无权的民众身上(以下摘录三段): 我们在伟大的号召下走上战场,/你们碰杯而又握手,/碰碎我们底生命,/握紧我们底自由,/然而,我们没有诅咒。
你们永远将可爱的教训,/严厉地颁赐给我们,/目的,目的!手段,手段!/我们像沙门听高僧讲道,/都虔诚地背诵着,刻在耳翼上,/将那神圣而公道的教义。
你们创造了正义与公道的破坏,/副产了更深重的苦痛与懵懂。/你们又把这得意的艺术品加了佐料,/送给该毁灭的愚蠢的我们。 从主题分类学看来,这首诗、这些诗句应该说是反内战的。但刊出后一位并无恶意的长辈读到了,竟以狐疑的口气问我:“是不是讽刺军调部的三人小组?”所谓军事调处是由美方参与调解国、共两党间的内战,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都由三方组成;我当时的立场不可能超出三方之外,不可能同时讽刺国共两党和介于其间的美国人士。可见诗这种诉诸形象不尚直陈的体裁,多么容易在追求“达诂”即“落实”和“确指”的认真态度下,被人挑剔甚至产生歧解。 反内战的主题深深烙印在我心里。既是由于对战后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的夙愿,又是对“兄弟阋于墙”的反感。我参加排演的活报剧《凯旋》,一个抗战时期打过日本的老兵,胜利后又奉命上前线,却发现行军作战的目标竟是自己家乡的亲人:这个悲剧的“原型”在我笔下生发出不止一篇诗文。1947年秋写的《满月》一诗,通过满月照着内战的战场,写“一夜乡心几处同”;1948年写的《太平愿》,写国统区农民被军队抓了壮丁以后,留下老母、妻儿生活的困顿。我还停留在“五·二O”阶段一般群众反内战时的认识和感受,远远落后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内战战场上的态势,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到1947 年秋,早已不是应付国民党军队两线进攻的被动阶段,从1947年夏秋之交,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反攻,原先为争取舆论同情而命名为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现在已经光明正大地号称人民解放战争,要牢牢掌握军事的主动权,进一步则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从党的宣传来说,“反内战”的口号应该休息,需要强调对战争正义和非正义性质的区别,国民党是反共反人民的,它打的内战属于非正义的战争,必须反对,而反对“美蒋”的人民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必须坚持。这是1949年接受党的历史观教育以后,才弄明白的原则,悟到自己把一个为争取尽可能多的人们认同的笼统“反内战”的策略性口号,一直抱着不放,只能说明政治上的幼稚,思想上缺乏“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唯物辩证法”罢了。 加入民主青年联盟是我的“成年礼” 我在1947年10月参加民主青年联盟,潜意识中便觉得这是党组织对我政治上成长的认可,犹如我所履行的“成年礼”。 不久,我们学校隔壁贝满女中女教师陈琏被捕了(后来知道她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之女,与她的丈夫袁永熙同为中共党员)。原来北平有一个秘密电台暴露,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 地下党抓紧在党内和民联内部进行了气节教育,为的是成员一旦被捕,能够自觉坚守革命气节,不向敌人低头招供,不泄露秘密,保护组织和同志的安全。 我可以从自己记忆里找出中外历史上许多宁死不屈的先烈。远的不说,鲁迅就引用过白莽(殷夫)译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还有我偶然从鲁迅那里读到的警句: 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祝〈涛声〉》) 我把鲁迅这两句“散文”,用“诗”的形式分行排列,写成我私心遵循的座右铭。 我设想一旦被捕,我将数着铁窗的栏杆,数着日出日落,像高尔基(?)咏唱的“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不仅听同伴们在拷打下呻吟,我自身也会在鞭笞下皮开肉绽,但我会“铁”下心来,初衷不改,以此对同志,亦对敌人。我以我熟悉的《念故乡》的曲调(就是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乐》中那段黑人风谣曲)填了两段新词: 太阳东,太阳西,太阳在哪里?/东山出,西山落,监房关住我。/北风吹,雪花落,孤雁落沙窝。/夜又长,冬又冷,囚徒好难活。/不能唱,不能说,心痛如刀割。/铁栏杆,撞不破,光阴怎么过?/光阴怎么过?光阴怎么过? 太阳东,太阳西,太阳在哪里?/东山亮,西山灭,白日黑如夜。/受不尽,苦刑罚,皮开肉尽裂。/叫伙伴,喊兄弟,周身溅红血。/红蜡烛,流血泪,呜咽哭欲绝。/好儿女,好儿女,到死心如铁!/到死心如铁!到死心如铁! 这是我的《囚徒歌》,也可以说是我在白色恐怖下的誓言。尽管我最终没有被关进国民党的监狱,但在白色恐怖下,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压迫和窒息,感受不自由的痛苦,的确如同置身于没有门窗的暗无天日的铁屋,一个大的监狱。我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囚徒,又岂止我是一个囚徒! 许多年后确认自己的无知 在囚徒一样的日子里,只有想象是充分自由的。如果说英法文学常常引领我出入“双城”的宫闱,繁华的市肆,唯有俄罗斯的作品,让我不时地遨游于草原,森林,雪野中的庄园;雪橇和马车的铃声,甚至船夫吆喝的号子,仿佛在不远的地方召唤我。于是我从列宾的名画,不仅看到了壮丽的伏尔加河边衣衫褴褛的船夫群,而且听到了从生命深处迸发的伏尔加船夫曲那一唱三叹的旋律和节奏。 我写了《给伏尔加河船夫》倾诉衷曲。 唉唉,这是怎样/旷古的悲凉啊,/在北极星下面,/在白桦林里,/在伏尔加河/呜咽的秋天。
……
两岸上有高矮的丘陵/和数不清的白桦树,/然而一同垂头,/然而一同歌哭。/奴隶们倾吐了/悲凉的凄烈的诅咒,/荡漾在河上。/永远也不会消蚀的声音啊,/又穿进了前面的白桦林,/白桦沙沙地/像撕破成匹的缣帛,/也撕破了坟山似的静默。 …… 这是1947年9月17夜一气呵成之作。那时我已因倾心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推而及于苏联。在我心目中,俄罗斯自然与人文的辽阔、博大,与我想象中苏联的光明和生机融为一体,成为我无限向往的人间乐土,正是为了这片乐土免受法西斯匪徒的蹂躏,上千万的英雄儿女献出了生命,付出悲剧性的巨大牺牲。这些我已经从上海“苏商”出版的《时代》月刊和《苏联文艺》上读到,并深深铭记着了。因此在悲悼十九世纪伏尔加河上船夫的命运时,我确信无疑地写道: 我的眼睛在古中国之夜/看见了/伏尔加河上/在闪闪地发光啊。/有白天,在夜里,/白桦林还是在沙沙地唱呢。/而奴隶的命运,/却已经死掉了,/已经死掉了,/被你们亲手埋葬了! 在诅咒沙皇,诅咒沙皇治下的俄罗斯的时候,我想我无愧为专制主义的死敌,正如我此时此刻与蒋介石及其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不共戴天一样。对于 1917年以后的“新俄”即苏联,我也积累了不少信息:工业化特别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茨克煤矿、第聂伯河水电站这些五年计划的宠儿,农业集体化后集体农庄以大型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收获富饶的生活,多民族大家庭的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还有静静的顿河边上的萧洛霍夫、斯大林格勒日日夜夜中的西蒙诺夫……众多才气纵横的作家和诗人。但我偏偏忽略了,几十年间的苏联也是一党专政,并且像沙皇时代一样定于一尊,掌握着不与任何人分享的绝对权力。 那时候,西方世界称苏联为“铁幕后的国家”。这种说法被归之于反苏反共的冷战语言,今天从历史的高度看,苏联不仅对西方设有敌意的防护性的铁幕,而且在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之间,在党和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至高层人员之间,也以保守机密和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名义,层层设防,只有最高领导人及其亲信的情报和保卫机关(从早年的“契卡”到后来的“格别乌”“克格勃”)头目享有最大的知情权。因此,在苏联,说铁幕无所不在,也不过分。一个毫无透明度可言,政治上崇尚暗箱操作的国度无异于不见天日令人如聋如瞽的“铁屋”。有人告密,有人失踪,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家常便饭。 这些,我在1956年苏联解冻后只是略有知闻,多半还是在八十年代中国初步开放后,特别是苏联瓦解以后,才逐渐较多了解的。例如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议决残杀波兰军人(15000名)的卡廷惨案,多年诿过于他人,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才向世界公众承认并向波兰道歉;有关斯大林内政外交的许多内幕,也是近年随着档案解密而陆续公开的。 我于苏联的党史,除了曾集体学习斯大林主持官修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长期来对真正的史实所知无几。 苏联毕竟是“外国”,其实,我对“本国”的事情又知道多少呢! “五一”口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1948年中共中央公布的“五一”口号,及时传达给我们。其中最显豁最响亮的是一句:“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我在“五一”口号鼓舞下写了短诗《红霞》和《长江上》。 红霞扯开了半壁天空……/南征!南征!/霞光和人民解放军啊,/看谁的旗帜更红!
江水唱得如此嘹亮……/渡江!渡江!/江水和光荣的解放军啊,/看谁的歌声更响!
1948年5月1日
好像长白山的森林/一例被天雷劈倒,/带着狂啸的风,/不尽的长江,从天边/滚滚而来了呀!
好像长白山森林里的白鸟/复活在长江上,/一队风帆/驭着滚滚长江水,从天边/展翅飞来了……
1948年5月8日 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人更没有哪一个党组织要求我为党的某一政策某一行动某一中心工作服务,我自发地抒发我的想象和向往,也不是为了向群众宣传,因为这首诗在平津沪都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我的原稿里还只能把“解放军”写作“十字军”,以防万一被人追究,便拿 “咏史”来搪塞——这自然也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幼稚想法罢了。 那时,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主张,按照我的“思想和幻想”来描摹想象中的新中国。燃烧的激情和澎湃的向往,发自一个阅世不深的少年,少的是现实主义,多的是浪漫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我是生活在对“美好未来”的诗意幻想之中。整个的革命,在我想象中幻化为“好的故事”,“好的梦”。 在地下的油印刊物上看到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市“工厂栉比,烟囱林立”的报道,我情不自禁地写下长诗《烟囱之歌》,就像后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盼望有朝一日眼前“烟囱林立”一样,我把工厂恢复生产后烟囱冒出的浓烟比作“祥云”;我不想以缺少环境保护的常识自责,我当时深信只有在后方恢复和发展生产,才能使市场繁荣,工人和市民都过上温饱的生活: 这里没有混账的卑鄙的官老爷/把破铜烂铁都装进荷包以后, /摇着秃脑袋,凭一纸便条/把熔铁炉的炉门封闭,/使你烟囱断绝了呼吸;/这里没有失巢的鸟/绕着冰冷的烟囱飞,飞,/颤抖着翅膀搭一个窝,/从那儿俯视着老工人/被债台压佝偻的脊背;/这里没有可怜的妻子/服侍着病倒的失业的丈夫,/粮食缸已换了粮食,/家里的烟囱也不冒烟,/冒出的是孩子的哭声……
不,这里的工厂是工人自己的,/工人是机器的主人。/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工人也吃得到热和的饭。/烟囱,你也是温暖的/尽管夹着雪花的朔风回旋…… 在写这首诗前后,我在题为《金菩萨》的一首长诗里,以破庙里“南面而坐”的“金菩萨”终于在一场夜雨中坍毁,来诅咒蒋介石国民党,歌颂摧枯拉朽的革命力量,其中有点睛之笔: 我们有颠覆阴谋者的阴谋,/我们有绞死绞刑者的绞刑。 天津《大公报·文艺》在发表此诗时删去这两句,北平《国民新报·文艺》则保留了这两句。也许,这就像李贺诗“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似的,会被鲁迅讥为要打折扣的豪语(见《豪语的折扣》一文),但这却是我心中的革命:以血还血,以死还死,以阴谋对阴谋,这是无权者对有权者、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不共戴天的复仇。那时候对革命的认识是情绪化的,远没有达到用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用一种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落后的制度的理性高度。 在另一首《蜕》里,写了一只蝉的蜕变过程,比喻“躺在绿树底摇篮里/挑起细嗓子唱歌”的知识分子,要通过痛苦的蜕变,使自己的灵魂粗糙起来,以适应粗犷的时代: 在寒冷的风雨中/我底孱弱的心灵/开始被忏悔的激情所抽动
我望见了/许许多多只有力的脚踝/插在那几乎拔不起来的泥泞里/我望见了/许许多多只车轮/冒了折辕断轴的危险与痛苦/而艰辛地碾过/轧下深深的辙迹 而诗中有一警句: 或者和我们同行/或者/死! 写这几句诗的时候,我显然并不知道共产国际曾有“中间力量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论断,也没有接受任何关门主义即宗派主义的指示;细检在民联内部组织生活中,虽然有斗争哲学的教育,且有时“排队”把某些同学列为“中间”和“落后”,却还是只把矛头对准反动者,此外一概要“团结”和“启发”的。 我想,这或者与我当时读到的俄罗斯民意党人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有关。至少到我们这一代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没有不多少接受一些这方面影响的。那时我们分不清沙皇暴政下的革命者是什么阶级属性、什么思想派别、什么政治纲领的。从十二月党人到妃格念尔、索菲亚,无不以其英勇的自我牺牲,成为我们崇拜的英雄偶像,正如唐柯举起他燃烧的心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 也许不像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教派那样渴望以鲜血证明自己,但我也写过: 反叛的血/也是永远逆流的! 这表明我随时准备献出我年轻的鲜血和生命的决心。以革命者自许,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社会角色,人生角色。我带着青春的躁动、好奇、冒险和梦想,企图一步步“进入角色”,首先进入了自己笔下的诗篇。 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前,汇文的谢钟栩到我家来借钱,说有急用,我手头正好有些稿费,就交给他。从他匆匆离去的行色,我知道他是要去解放区了,但不能打通横的关系,彼此没有说破。 后来汇文高班的王明安到我家来,说要离校,把一件手提箱寄存我处。我祝他一路平安。当然也是互相意会,尽在不言中。 我也渴望着到解放区去。仿佛不是封锁线那边的乡村城镇,而是如二十世纪中叶自由诗中流行的意象——太阳、原野、春天、歌声,以及自由、平等、友谊和爱情聚合在一起的充满耀眼光明的如画的彼岸,是我们可望又可即的乌托邦。 我用这样的诗句劝慰自己仍然滞留在此岸: 我是犀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胸上/我将使敌人流血而死/除非我被拔掉 这里,对个人在“两个中国之命运”斗争全局中的作用,显然夸张了。这就是所谓革命浪漫主义吧? 在我,诗和文学早已不再是诗意的栖居。转眼到了1948年秋天,短兵相接的时刻。在投入党组织分配的一系列工作——在学生自治会选举中为党组织指定的同志竞选,通过各项活动团结同学,争取教师的支持,踏访街道公共设施等情况,提供准备巷战绘制地图的参照……这时读到苏联民间歌手杨卡·库巴拉的《芦笛集》(译者署名朱笄,即孙玮),为之着迷。那是一本来自伊甸园、来自流淌着奶蜜河的光明乐土的“福音书”,对比我从旧俄作家,从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赫尔岑的书那里感受到的沉重、压抑、痛苦、呻吟根本不同了:在1936年“斯大林宪法”颁布(斯大林文学奖金也是从那一年起颁发的),苏联各族人民享受到歌舞升平的幸福,这种幸福生活被德国法西斯匪徒打断,但又是斯大林领导伟大卫国战争取得胜利,重建了幸福生活。于是冬达尔伴奏起激越的歌唱: 最好的歌,唱给斯大林! 我不能抑制亦步亦趋的激情,在笔记本里写下模仿的诗句:“最好的歌,唱给毛泽东。”是的,毛泽东不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么? 以后,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949年,历史翻开另外一页。但我将在此后一段长时期中,以自己的诗作来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或译为个人迷信)推波助澜,已经在这时定下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