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化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建国思路的发展轨迹
时间:2014-03-19 17:54 - 已阅:[]次
【摘要】中共自建党始,其所有工作和斗争,都是朝着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创建一个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方向而努力的。进入解放战争后,在国共两大阵营生死较量的结局基本明朗后,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中央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政策,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和凝聚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推翻了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在敌我力量对比转换和国内战局推进的同时,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任务,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根本制度和大政方针,并对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法理的程序和步骤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终结,又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 建国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任何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无不是以国家政权的占有为目的的。为了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创建一个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奋斗了20多年。可以说,中共建党之后的所有工作和斗争,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然而,也只有在进入解放战争后,在国共两大阵营生死较量的结局基本明朗之后,这一目标的实现才真正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中共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政策,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和凝聚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最终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转换和国内战局的推进,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根本制度和大政方针,并对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法律程序和步骤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不单是法理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更迭,更是区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时代:既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终结,又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 一、和谈中的国家映像及其幻灭 八年抗战,中华民族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国内和平和国家重建的曙光。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便敏锐地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1]1130在1945年8月 9日的声明里,他呼吁全国人民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2]。抗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并没有撇开国民党独立建国的计划,而是期望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中共七大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3]1063的目标。毛泽东把这种“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称之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他形象地解释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4]16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5]7。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了与国民党谈判,迫使国民党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方针。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公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且提出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等在内的六项要求,作为同国民党谈判条件的基础[6]247。同时,也准备在某些方面对国民党作出让步。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7]400。 较之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3]1056这个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这是一种不得不然的选择。毛泽东亲赴重庆主持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中共方面提交的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提要共十一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在渝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各方人士,阐述中共和平建国的主张。他同《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曾有过这样的谈话。王对毛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8]415; 33-34。“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9]33-34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当时中共所力争的是自己“造饭”的权利,而不是要抛弃国民党这个“炉灶”。对于蒋介石的和谈的真实意图,中共也有清楚的认识。“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赞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10]277“彼方方针是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利用敌伪及美国帮助,控制华北、华中及东北大城要道,建都北平,强迫中共接受其反动条件,否则,以武力解决。”[11]293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正如《解放日报》10月19日社论所言:“要由纸上的协定变为现实的东西,中间还横着许多严重的障碍。”[12] 为了顺应全国人民对于国内和平的强烈期盼,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尽早实现,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在马歇尔参与的军事“调处”中,中共都向国民党作出过许多重大的让步,以期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毛泽东公开表示,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介石合作,彻底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3]26。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及各区党委,应遵守停战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14]19。同时,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15]22。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发出通知,提出要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16]24。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军事三人小组也在2月25日达成国共军队整编的整军方案。尤其是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使得中共中央一度乐观地判断,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要求全党工作必须尽快适应这一新的形势[17]62、63。同时,中共已经准备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确定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刘少奇等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人选,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别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和部长职务,并且准备允许各党派到解放区进行社会活动,参加解放区政权[7]428。为方便尔后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机关也有南迁至淮阴的设想[9]56。 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谈判不过是用以迫使中共“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的一种手段;他另外一手即是“放手动员作战”,用武力消灭中共力量。他自信地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18]156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够代表约法[19]。会议通过了旨在推翻政协决议的多项决议。1945年11月9日和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决定在6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完成战争部署后,蒋介石便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毫不犹豫地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计划用3到5个月彻底解决中共问题。随着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国再一次陷入国共全面内战。就连负责调停国共争端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认识到,蒋介石已经“倾向于把武力政策作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20]223。不过,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却看到了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国民政府目前所遵循的策略却是这样的:在防止共产主义的努力中,它正在创造对共产党政权有利的种种条件——例如,目前的财政、经济情况,由于军事行动的继续将变得更加严重,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将给共产主义提供肥沃的土壤”[20]218。他的预言没用多久便得到了证实。 深谙蒋介石权谋的中共领导人知道,轻信就会吃亏,所以谈判归谈判,从未放松过对内战的警觉。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在评论这次谈判的意义时说:“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21]1159。”同时,他明确告诉政治局的同志:“我们的方针,既要确定同国民党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蒋采取两面策略,我们就学他,也实行两手[22]760”。1946年3月中下旬以后,随着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发展,中共中央改变了关于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带领全党逐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3月14日,中共中央电示各大战略区领导人:“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23]98。”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中共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措置自如,进退有据。在内战最初的半年多里,中共对国民党军的作战一直是用“自卫战争”的名义①,为恢复谈判留有余地。大战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各在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和南京中共代表团,估计大打半年后,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再次明确党的方针是争取长期和平,应全力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9]93、97。就是在全面内战爆发的三个月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蒂尔谈话中还是表示:如果蒋介石能回到依照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解决国内问题的轨道上来,“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24]1203 凭借着巨大的军事、经济优势和美国政府的支持,自以为稳操胜券的蒋介石当然不会罢手。他一面指挥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一面指使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从而彻底关闭了和谈的大门。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25]244。11月 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返回延安。行前,他曾致函郭沫若:“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26]356至此,中共中央判定,只有打倒蒋介石,才有真正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毛泽东11月18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说:“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这也是他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代替此前所用的“自卫战争”。在11月21日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用战争方式彻底战胜蒋介石的决策。毛泽东指出:“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27]199他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划了大致的蓝图: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到那时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 [28]782。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我,我就输了”。“现在究竟谁要打谁要和,人民已经知道了;美国政府的欺骗,人民也更清楚了。”[27]199从这时起,中共的战争目标已不再仅限于保卫解放区,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全面内战进行了3个月,基于对国内战局、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分析,毛泽东便预见到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29]1211还说:“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 [30]2211947年1月1日,毛泽东在修改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中,特意加写道:“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9]158
1947年2月底,国民党方面通知留守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中共代表,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最后地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311。3月中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胡宗南占了一座空城。蒋介石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②美国人的观察并不那么乐观,司徒雷登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显然很久以前共产党就为这一不测事件作好了准备。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保卫延安的真正打算,如果保卫延安意味着蒙受损失的话。他们更注重坚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从一切遭受敌人压力的地点撤退,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暗中破坏敌人的力量。目前政府的战线严重地发展到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地区。”[32]71撤出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与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4月10日,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时写道:“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这是日本投降以后,第一次公开号召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9]181。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在东渡黄河后曾对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33]259战争进程完全是按着毛泽东的预期发展的。 二、耐心等待时机成熟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战略进攻的军事部署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群众更加不信任他,当然还未绝对孤立,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是一个过程。从过去一年的战绩看,用五年的时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计划是有可能的。他再次重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34]266、267。也就是在会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攻击中共“早已以武装叛乱集团自居,而自外于政党之林,不惜与国家民族为敌”,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35]755。针对这一情况,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致电中央,建议考虑成立中央一级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要以中共的中央政府对抗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于7月25日复电林彪:“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9]209毛泽东思考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大量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先成立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他实际上提出了成立中央政府有两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在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之后,一是全国的民心更多地倾向中共之后,这都还要时间去完成。这是中央与战略区领导人第一次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交换意见。尽管从实际操作层面暂不考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为动员鼓舞全国人民投入反蒋斗争,提出这一目标则是完全必要的。在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还明确提出,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6]1237。正如周恩来所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37]276。 到1947年底,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近170万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战场的战略展开,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进到江淮河汉之间,陕北、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收复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战争的主动权已转向中共方面。国统区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民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而遭到取缔,使得中间派人士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第二条战线已经形成。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9]252 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形势时说: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我们把转到外线作战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要叫进攻。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况到今年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另外我们的主力打出去了,又减轻了解放区的负担。“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38]328-329、333据此,他在为会议提交的报告中作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39]1244毛泽东的报告还对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政策作了系统阐述。他重申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将其称为“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军事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经济方面宣布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纲领。在这个会议,又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题。会议决定,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7]511。 实际上,对于宪法的研究和草拟一直在进行中。还在1947年初,周恩来就代表中央,指示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起草全国性的宪法草案,供计划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之用。毛泽东为此致信新到解放区的法学家陈瑾昆说: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40]217。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吴玉章和陈瑾昆的信中又强调:宪草内容宜从长斟酌,就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原则,也就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所阐明的原则[41]288、290。1947年4月到10 月,中央法委会先后完成了两个宪草初稿③。负责宪法起草工作的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的发言中指出,起草宪法的指导思想是新民主主义,并且报告了宪法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毛泽东提出: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38]335-336。这样,宪法起草工作被暂时搁置④。 非常巧合的是,司徒雷登1948年3月17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用了“高潮”一词,却完全是另外的涵义。“政治与军事的崩溃正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人心沮丧、恐惧、疯狂地想从毁灭中拯救些什么,这些情况正加速发展,同时心理上又不知所措。”[32]173、174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42]3076尽管如此,国民党仍于3月29日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并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蒋介石在会上旧调重弹,仍说要“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消灭中共。 就在蒋介石仓促登上总统宝座的时候,毛泽东却在3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通报中再次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是恰当的时机呢,毛泽东给出了更为具体和明确的回答,那就是:“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在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43]1299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到中央政府的成立时间,可见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已在他的考虑之中。随后,中共的一个重要举措揭开了筹备建国的序幕。 为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并为将来成立中央政府准备条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措施。毛泽东强调,必须“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他说:“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44]86-87首先是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以及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等。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保证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作为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3月 20日通报提出了准备成立华北政府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将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中央局。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 (市)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并民主选举董必武等27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依照人民代表会议的原则,积极探索各级政权建设的经验,为中央政府的建立在组织上做了准备。再次,为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1948年7月初,在华北财经办事处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建立财政管理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12月初,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以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最后,统一全军的编制体制。 1948年10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指示,统一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及部队番号,全军随后进行整编,对部队重新进行装备和训练,正规化建设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所有这些,都为建立统一的中央人民政府准备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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