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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领导在家中突然被造反派抓走。
1966 年5月,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职位重要的与会者中间出现了一位不为人知的身影,他就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少将。傅崇碧当年五十岁,身经百战,精明干练。但这一天他有些疑惑,他悄悄地问叶剑英元帅,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来了,我来干什么?叶帅回答,卫戍区要扩编,准备让你当卫戍区司令。也就是这一句话,把傅崇碧推向了风口浪尖。
升任卫戍区司令深感责任重大
1966年6月3日,首都工作组和北京军区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傅崇碧第一次以卫戍区司令的身份公开亮相。
王创民(《红色戍卫》作者):傅司令后来对我讲过,当卫戍区司令并不是他本人的选择。当他刚刚知道这个任命的时候他就说,卫戍区的工作我不熟悉,恐怕干不了。正式的命令下达后,他还专门去找总政管干部的徐立清副主任。徐副主任告诉他,看来你不干是不行了,毛主席批准了,林副主席批准了,周总理也同意了,再提不干不合适。
会上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由原来的两个师一个团增加到四个师一个团,由卫戍区直接调动。这样,傅崇碧的麾下多达十万大军,首都安危系于一身。
黎虹(傅崇碧夫人):他回家很少,基本上见不着面。我下班了,人家又上班了;我要是上班了呢,人家可能又回家了。
作为首都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身边的武装力量,傅崇碧责任重大。除了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之外,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一切正常的秩序。卫戍区除了首都军管,还几乎包揽了工、商、文、教、社会治安等所有繁忙事务,许多生产停顿了,甚至北京市的粮、煤、水、电等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也由周恩来总理直接交由傅崇碧和卫戍区办理。
“文革”中冒险保护老干部
1966 年12月初的一个深夜,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领导在家中突然被造反派抓走,这是造反派公开抓人抄家的开始。周恩来得知后生气地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他指示傅崇碧和卫戍区部队,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彭真等人的安全。但抓、批、斗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狂潮风暴还是愈演愈烈,被公开批斗的人员越来越多。
邵崇永(北京卫戍区原办公室主任,傅崇碧原秘书):为了这件事情,总理和傅崇碧同志费了很大的心思,计划得很神秘。总理给卫戍区规定,不管这些老干部拉到哪批斗,从驻地一开始就要派重兵保护,到了批斗现场以后,周围要有重兵把守,不许任何人接近。
刘光甫(原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在工人体育场,有十万人批斗彭真。当时也怕造反派再把他抓走,就想动用一架直升机把他运走,直升机在体育场边上是可以降落的。最后我说,还是不要用直升机吧,直升机太麻烦了,工人体育场附近警卫二师不是有个房子吗,等在体育场批斗完了,就赶快把彭真用汽车送到那儿,相当快,不到十分钟就转移走了,这样造反派也找不到。傅崇碧听了非常高兴。
卫戍区对被批斗领导人的保护竟然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的质问,也触怒了林彪。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傅崇碧始终遵循周恩来的指示,多次亲赴现场巧妙指挥,成功地保护和解救了一批老干部。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在京的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一些部长有三十多人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处境十分危险。
邵崇永:在这种危急时刻,总理出面,约了叶副主席还有傅崇碧,希望能想出一个保护老干部的办法。那一次的会议开了一夜,直到天亮才想出一个办法,即由卫戍区管理这些老干部,名义叫作“监护”。
最终,傅崇碧指挥选定监护地点,确定了把这批高级干部连夜转移走的时间,然后用两部大卡车,把他们送到南苑附近的一处警卫部队营房,秘密地“监护起来”。连夜转移的任务,交到了副司令刘光甫手上。
刘光甫:我当时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就用大卡车把这批人从招待所接走。走的时候他们都带着行李,由我亲自带队。当时没直接向南走,而是采取打仗的办法,一直向西走,从西长安街一直到石景山,然后再回过头向南苑去,再向东走。我就怕造反派这帮人追上来,那就麻烦了。这个事情很保密,谁也不知道,连江青也没查到人到哪里去了,她就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搞哪去了?
造反派准备批斗的数十位高级干部突然在一夜之间不见了,江青、陈伯达等人连续两次开会追问傅崇碧,傅崇碧都勉强抵挡过去了。但“中央文革小组”并不罢休,他们在深夜召开第三次会议。江青、陈伯达的追问咄咄逼人,向来沉稳的周恩来一声不吭,坐在周恩来对面的傅崇碧心情开始紧张。这一关他还能过得去吗?然而,事有凑巧,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毛泽东主席找傅崇碧。他立即起身离开了钓鱼台,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
王创民: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去见毛主席,他早已经想好了怎样向主席汇报。比如主席问他,现在北京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很乱。主席问,打倒猪头的大字报还有没有?他说,有,街上到处都是。他故意把一张“百丑图”卷起来,拿在手上。主席就问他,你手上拿的什么啊?他说我也没看,是我上车的时候有人塞到我车里的。主席说,打开看看嘛。结果打开一看,主席非常生气。主席说,这是丑化我们的党,丑化老干部。他就趁机说,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但是有些人一直在追究我,还要追究谁让我这么做的。主席说,你们办得好,以后不管谁追问,你就说是我让你办的。
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傅崇碧几天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重回钓鱼台,走进“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江青、陈伯达仍然对傅崇碧紧逼不舍,底气十足的他这次的回答掷地有声。
刘光甫:傅崇碧比较机警,说你去问主席去。江青也不敢问主席。
黎虹:江青开始恨上了傅崇碧,说这傅崇碧非得把他打倒不可。恨不得再踩上一脚,置他于死地。
奉江青之命追查《鲁迅书信手稿》,反而获罪于江青
一批批老干部得以保护,不能不说傅崇碧这位少将军人有着惊人的智慧和胆量。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傅崇碧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更不知还会有怎样的任务会落到自己头上。果然,1968年2月,江青和康生又当面给傅崇碧交代了一项追查《鲁迅书信手稿》的任务。
王创民:当时他到“中央文革小组”是要领受一项任务,就是查找《鲁迅书信手稿》,江青给他交代的任务。陈伯达还给他画了一张草图,标明了两条路线,让他按照这两条路线去查找。
原来,鲁迅夫人许广平去世之前,曾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鲁迅书信手稿》下落不明。这些书信手稿曾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从文化部借走,许广平担心这些手稿会在混乱中丢失。
王创民:傅司令后来讲过,《鲁迅书信手稿》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里头记载了包括张春桥等在内的一些人的言行和劣迹。这些人在当年正处于权力和风光的巅峰,这一类的材料绝对不能外泄,所以它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傅崇碧领受任务后,立即进行了布置分工,接到任务的是时任卫戍区政治部主任的周树青和副司令员刘光甫。
刘光甫:我们两人接受任务后第二天就去查了。当时我俩有分工,周树青到国务院、文化部等这些地方去查,我到监狱口找当时的当事人。他查到文化部,文化部确认有这个事情。原来是当时文化部造反,戚本禹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个手稿拿走了。
在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后,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傅崇碧、刘光甫、邵崇永四人,便准备连夜提审戚本禹。
邵崇永:戚本禹说那个手稿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里。那里有个办事员韩树信,他知道。
戚本禹所提到的韩树信这个人,确实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经过多方查找,此时的韩树信已经返回了原单位成都军区,傅崇碧立即给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打电话,要求查找韩树信。当夜,经“中央文革小组”特批,卫戍区办公室主任邵崇永乘专机飞往成都,找到了韩树信。
邵崇永:第二天凌晨,飞机从成都机场起飞,很快就回到西郊机场。到西郊机场以后,我就跟傅崇碧报告了。他说,先把韩树信同志安排在北京卫戍区西单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一早,傅崇碧带领刘光甫等人去见韩树信。一直神情紧张的韩树信听说是查找《鲁迅书信手稿》的事,反倒轻松地出了一口气。
刘光甫:这个人说,这个鲁迅手稿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里面。
连日彻夜追查的《鲁迅书信手稿》,竟然就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里;“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任务,竟然查回到了“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结果,几乎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即便如此,傅崇碧还是异常兴奋,并且在第一时间上报“中央文革小组”。
钓鱼台10号楼是江青的住处,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设在距这里不远的16号楼里。对于刚刚来到傅崇碧身边工作不久的秘书冯正午来说,这里是如此陌生和神秘。当傅崇碧他们走进“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以后,是一段长时间的等待。冯正午不免有些紧张和不安。
冯正午:过了一会儿,推门进来一个人,我当时还不知道是谁。这人穿个黑斗篷,戴个黑帽子,夹一个黑皮包。一进门大概走了有一步两步,她就大声吼叫,指名喊着:“傅崇碧,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来抓人吗?”我当时就傻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刘光甫:江青一来就发火,说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发脾气了。一发脾气,傅崇碧的秘书叫冯正午,他有一个病,精神一受刺激就晕倒,他一下子就晕倒了。
突然晕倒的冯正午,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甚至有些惊慌失措。现场的气氛也骤然紧张起来。
刘光甫:傅崇碧说你赶紧扶他出去吧,我就扶着冯秘书出去。当时气氛还有缓和的样子。然后傅崇碧又跟江青说,我们来是汇报查鲁迅手稿的问题。
冯正午:之后傅司令拿着韩树信给开的收条给江青看,说你让我们找鲁迅手稿,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是当时韩树信给“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开的收条。手稿现在还在保密室放着,卜训荣(“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知道。
傅崇碧后来自己回忆说:“江青不知道在搞什么圈套,这样的结果使她对我更不满意。后来她干脆把杨成武叫去命令道,傅崇碧带人冲进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下去‘中央文革’的安全都没有保证了!你去批卫戍区,批傅崇碧!”
因得罪江青失去自由,被押送离开北京
从第二天开始,江青便大闹中央,要求追查傅崇碧的责任。傅崇碧一行进入钓鱼台被江青描述成为武装冲突“中央文革小组”的惊天大事。
1968年3月22晚,正在北京市委开会的傅崇碧突然接到谢富治的电话通知,说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要接见卫戍区团以上的干部。傅崇碧立即让副司令刘光甫电话通知相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
邵崇永:晚上9点,我们准时到了人民大会堂。进门一看,总参的副总长像王新亭、李天佑,他们都坐在后面,前面没有他们的位置。傅崇碧把他们安排到前面坐下。
这时,周恩来总理从小会议厅里走出来,找到了傅崇碧,让他到小会议厅去开会。傅崇碧便随着周总理走进了小会议厅。
刘光甫:进去之后不久,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把傅崇碧的皮包拿了出来,我们就知道这事情坏了。因为傅崇碧进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傅崇碧这样回忆当天的情景:“进了小会议厅,林彪和我坐在了一起。紧接着林彪宣布命令,决定我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命令宣布得如此突然,我毫无准备,脑子很乱。……我和陈锡联坐在那里,慢慢地剥橘子吃,一个橘子也没吃完。我想,接见团以上干部为什么不让我去?工作调动的事为什么也不和我打招呼?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等吃完饭后,周总理来了,总理对我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送你到沈阳去。’这时,我就压不住火了,问总理,‘调动工作有这么调的吗?又不是打仗,哪有这么急?’我心里有气。”
冯正午:到了最后,林彪讲话,说最近我们党内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事情,什么杨成武勾结这个勾结那个,要夺这个权,要夺那个权。还讲傅崇碧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事。
在林彪宣布的当夜,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分别被押送离开北京,失去了自由。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其实是江青、林彪等人凭空捏造的一桩政治冤案。
傅崇碧被秘密押送到沈阳五天后,1968年3月27日,首都军民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中共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江青在会上情绪激昂,作了主要发言。至此,由“中央文革小组”一手炮制出来的所谓 “杨余傅事件”,震惊了全国。
历史的真相毕竟遮掩不住。1974年7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为杨、余、傅三人平反,恢复名誉。1977年9月12日,粉碎“四人帮”一年后,中央军委任命傅崇碧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相隔十一年,傅崇碧二度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他是唯一两次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