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3-19 17:54 - 已阅:[]次
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来进行的。1967年2月以后,中央政治局不再活动,原来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也不经常召开了。[1]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原来的中央书记处,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都要先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研究处理。
中央文革碰头会原为中央文革小组例会,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在钓鱼台16楼召开。批判“二月逆流”以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起初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共10人。2月25日,经毛泽东同意,补充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四人,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列席人员,享有正式成员的一切职权,参加所有的会议和活动。此后不久,又增加肖华为列席人员。[2]1967年7月中旬以后,肖华被打倒。7月底,穆欣被中央文革小组抛弃,令其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8月底,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8月以后,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3月,杨成武被打倒。3月以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又增加黄永胜、温玉成两位成员。这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共12人,不再分正式成员与列席成员,至九大未变。
1967年8月底,毛泽东决定将中央文革小组两名重要成员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同后来也被隔离审查的戚本禹,一起被称为“王关戚事件”。
1.“运去英雄不自由”
1967年7月中旬,毛泽东离京南下,北京的乱摊子丢给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周恩来的日子很不好过。“伍豪事件”的阴影还笼罩在他的头上,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般地应付眼前的一切。据说那时邓颖超甚至把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时,可以随身带走。当时任空军司令员、军委看守小组组长并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一段是总理最苦闷的时期,他那时情绪不高,很沉默。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我当时既佩服总理真有涵养,又为这样一个老革命落到这步田地感到心寒。”[3]
但是,党内斗争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并没有完全被江青等人制服,他忍辱负重,引而不发,等待时机。
王力8月7日的讲话出笼后,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此事的严重性。他打电话向中央文革查问此事,并将一份印有王力讲话的材料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在一起“谈一谈”。康、王二人未予理睬。[4]中央文革的风头正健,并不把周恩来的提议放在心上。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刚被扑灭,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向他们宣布:外交部的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闭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表明已不能控制局面,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8月25日凌晨1时,刚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指《红旗》杂志在8月1日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要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把一份印有王力“八七”讲话的材料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给毛泽东看。
当天上午,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直飞上海,向毛泽东转达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并未答复,在经过一天的考虑后,毛泽东下了决心。他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26日中午,杨成武赶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翌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5]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已经有所注意。1967年3月2日,王力未经批准,就在军以上干部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传达了毛泽东 2月28日关于“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的批示。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后,就曾对王力说: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伤害总理。
陈伯达曾向毛泽东送过关于同王力、关锋、戚本禹有关系的一些人秘密开会,策划掌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的材料。毛泽东对陈伯达也讲过,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但这个问题很复杂。并点了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个人的名字[6]。当时,毛泽东说,对他们的问题要慢慢来。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公开发表过比较有影响的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还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过评论员文章和社论。他们都参加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工作。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他们写的一些文章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狂妄。用王力后来在自己的检查中的话来说,就是“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翘得更高了”。他们唯江青的马首是瞻,对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都不太放在眼里,经常当面顶撞,出言不逊。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怂恿下,他们有时甚至对周恩来也敢采取大不敬的态度。
1967年夏天,北京大学校文革给《红旗》杂志写了一封信,“勒令”交代1962年重新发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经过。这封信送到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在这封信上签名表示同意。因为重新发表《修养》的事情牵涉到康生和陈伯达,陈伯达在此信上批了“不同意”三个大字,并对江青说,一个党刊,接受一个群众团体的“勒令”,不觉得羞耻吗?江青也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她后来在批判王力等人的时候说,王力他们是想要“把两个常委端出去”。鉴于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内地位不稳,毛泽东在1967年夏天曾两次重申了陈伯达作为“一组之长”的地位。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毛泽东曾经欣赏和重用的笔杆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干将。毛泽东对他们实行果断的处置,同时也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沉重一击。9月4日,戚本禹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信中说:“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他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9月24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他在中南海听到王海容等人汇报有关情况后,针对王、关、戚问题,援引了晚唐诗人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7]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等人都曾经是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左派人物,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广播电台和各大报刊上,他们在被隔离审查之前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他们到处发表讲话、演说,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各方面的群众组织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进行表态。在群众眼中,他们都是神通广大的通天人物,经常捧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尚方宝剑对各方面发号施令,狐假虎威,狂妄蛮横,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们的崛起和垮台都很突然,在他们被隔离审查以至被送往监狱关押之后很长时间,正式的宣传媒介对他们从政坛上的突然消失都讳莫如深,不置一词。社会上关于这三个人的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不胫而走,但对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北师大“九七事件”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也被批斗。北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曾在红旗杂志社实习过一段时间,早就与林杰过从甚密,曾得到过林杰的不少帮助,在某种意义上说,谭厚兰就是林杰一手扶持起来的造反派头头。她在9月1日晚师大革委会会议上还是一口咬定“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会后,谭厚兰率领师大“井冈山”一部分人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
师大革委会、师大“井冈山公社”于9月1日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其中还在振振有词地说:“运动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直把林杰-关锋-康老,说成是一条黑线,妄图分裂中央文革,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扼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罪恶活动早已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最近这些家伙又重新拾起了这一法宝,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孤注一掷,大搞政治赌博,继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妄图借此搞垮井冈山红色政权,我井冈山公社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不答应!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9月3日,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师大“井冈山”成员王东回校向谭厚兰汇报,说林杰确有问题,已经被批斗、被抄家了。谭厚兰听后痛哭失声,说:“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
9月2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开会,听北师大“造反兵团”(1967年2月成立,3月解散)的人介绍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井冈山”。
9月6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北航开会决定,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成立大会,由“造反兵团”邀请社会上的单位来参加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去人参加大会,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的刘长信负责调动会场队伍,大会指挥部设在师大对面的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对大会进行遥控。
9月6日,师大革委会成员樊立跃等人发动“政变”,推翻师大革委会,成立“专政委员会”,并对谭厚兰进行抄家和限制自由。9月7日上午,“专政委员会”召开了批斗谭厚兰大会。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的大批人马涌进师大参加了师大“造反兵团”的庆祝大会[8]。
当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师大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2、3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9]当晚,谢富治派李钟奇去师大,传达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1.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组织,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进行检讨。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不能搞垮井冈山革命组织,不能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是错误的。凡是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以上指示由原革委会负责处理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