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早:外交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亲历记
时间:2014-03-19 17:54 - 已阅:[]次
1959年下半年在外交部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不仅制造了一个所谓“张闻天反党宗派集团”的冤案,伤害了一批优秀的外事工作领导干部,还以批
判张闻天和平外交路线的名义,强化了建国以来以推行世界革命为宗旨的极左外交路线。众所周知,在此后的年月里这条极左外交路线给中国国内的建设、人民的福
祉以及对外关系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至今没有认真总结教训,鉴往知来,避免重蹈过去的错误。
1959年中国正经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单位里听了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的传达,提到毛泽东提出来要学习两本书,其中一本是苏联编写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意思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再搞大跃进之类的空想社会主义,农村的人民公社也要收缩,退回到高级社。这时大家
感到我们党能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还是有希望的,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但到了这年的8月风云突变,单位里传达了中共中央8届8中全会的决议,批判彭黄张周反
党集团和右倾翻案风,为大跃进等极左的做法重新唱赞歌,一下子从批左又转为反右。在外交部则展开了批判所谓张闻天反党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运动。这
时我刚刚进入外交部,参与和见证了这场运动的全过程。
按照中央规定,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只在党内进行,不推向社会。在外交部由部党委主持,先在党员大会上传达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所谓“反党发
言”全文,要大家批判。我的印象中,张的发言都是针对大跃进中的种种弊端,导致国民经济失衡,要求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他的讲话很温和,反映实际情况,讲道
理,提出很多合理的建议,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反党反人民的地方。但当时中央的指示除了批张在政治上右倾反党反毛主席和反对党的总路线等方针政策外,还硬说他
在外交部有一个“反党宗派集团”。这一下就把运动扩大化和复杂化了。虽然中央最后对这场运动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在运动开始时对张闻天的问题却无限上
纲,号召对所谓的“反党集团”成员全面揭发,无情批斗,完全像对待敌我矛盾一样。
运动刚开始时,外交部部长陈毅来做过一个动员报告。我记得那天他刚刚参加完外事活动,穿了一身白色西服打了黑领带,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显得
很特别和耀眼。他在讲话中严厉批评张闻天,揭发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毛主席,在外交部搞宗派,背后说他(陈毅)的坏话,等等,
号召大家揭发批判张。同时他还对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提出两条要求,我只记得一条是“同志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误入宗派的圈子,也是要追随张闻天的人要
及早回头,同张划清界限。
既然中央和陈毅部长都把张闻天的问题定性为“反党宗派集团”,那么在外交部就要挖出这个集团的成员并加以批斗。在几次党员大会上被点名纳入
反党集团的首先是他的夫人、部长助理刘英(当时有人又称之为“张闻天-刘英反党集团”),还有长期跟随张的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何方,以及张的秘书肖扬。除
此还有平时受到张重用的一些司一级干部,如苏欧司代司长、西欧司副司长、干部司副司长等。也有未被归入反党集团但被认为同张过从甚密的司级干部,虽未被公
开点名,看得出处于极大压力之下,使很多人平时见到都唯恐避之不及。
主持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是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罗贵波,每次党员大会均由他主持。罗毕竟是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长征老干部(当时是中央委员),
很有党内斗争的经验,善于掌握政策分寸,对张闻天和刘英口头上很尊重,态度和缓,从不口出恶言,而且一直称“同志”,没有跟随大会上激愤的群众情绪跑。在
整个运动期间,无论大会小会怎样批判,张闻天始终没有露过面。有人在会上提出要勒令张到会听取群众意见接受批判,罗推说张的身体不好,经中央批准住在医院
和家里养病。但有几次我在会场里看到刘英,她个子矮小,脸上皱纹很多,一看便知是饱经风霜的人(参加过长征)。她一直坐在台下,主持人并没有叫她上台接受
批判,可能这是上面的政策,对部级领导和长征老干部还是有些照顾。张闻天不仅没有参加过会,对所有的批判以及对他提出的质问也没有回应或表态,可见他是一
个很有原则和主见的人,不轻易向权势低头。
既然张闻天没有来出席大会,那么所谓张闻天宗派集团的成员就成了外交部的整风大会的批判对象,每次大会都有一两个上述的成员上台做检查,被
迫揭发张闻天的一些言行,再接受与会群众的批判。能够上台批判张闻天和他下属的人也也都是外交部司级以上干部。他们当中当然可能有一些是迫于压力不得不为
之,也有一些可能是自以为在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批判的火力都很猛,上纲上线,几乎都有把被批判者一棍子打死之势。
批判发言的内容开始时集中在国内问题如总路线三面红旗之类,后来逐渐扩大到批判张闻天的外交路线。按照党内搞运动的惯例,一旦一个人被打
倒,必然要全盘否定,一无是处。张闻天既然在国内问题上右倾,他所主持的外交工作肯定也是右倾。在外交部的整风大会上,有不少发言都是揭发批判张闻天的右
倾外交路线,首先是批判他强调和平共处,不支持世界革命。据揭发,张闻天在主持外交工作以来,一直主张中国外交战线上的主要任务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创造最有利的国际条件,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至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是它们自己的事,革命不能输出,对外援助要有节制。现在看来这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新中国建
立后的实际情况。但在会上被批评为同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一唱一和,背叛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会上有的司长提到林彪的一次内部讲话说,
“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促进和支援世界革命”。另一位司长更是显得自己极端“革命”,在发言结束时说要喊两句口号,其中一句“万岁”是众所周知的,另一
句就是“世界革命万岁”。这几次会议还着重批判了张闻天关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等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认为他违背了毛泽东的教导。(毛在57、58年几次
会议上都强调要对世界大战有所准备,哪怕死去几亿人也不怕,等等)。
除了外交部大会批判张闻天外,外交部下属各单位也奉命要挖出各自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进行批判。我所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由上面指定第一批的重
点批判对象是一位副所长,过去曾担任驻苏使馆临时代办和公使衔参赞。实际上他来到研究所的时间很短,而且是从部队转业,不大懂业务,大家都不知道他有什么
右倾反党言论。结果由上面抛出来的材料说他在驻苏使馆时反对刘晓大使,开了几个月的会批判他,针对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另一个“犯了严重错误”但没有公开
批判的人是一位组长、外交部一位受批判司长的夫人。在中国党内搞运动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一个人被打倒,其配偶如果也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也逃不
掉,总会找到一些莫须有的把柄予以株连。第二批重点对象是另一副所长陈翰笙。由于他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在国外和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和文化工作,社
会地位很高,著作等身,加上年事已高,对他没有采取当面批判,而是“背靠背”揭发批判,说他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很不理解,有不少“错误”言论,一贯右倾。在
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收集资料搞学究式的研究,是资产阶级学风,等等。这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也受到大字报的猛烈攻击。
外交部系统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到1960年初基本结束,上至张闻天下至司局级干部整了一大批人。这场运动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其中很多批斗
的场面,慷慨激昂的发言,被批斗者所忍受的委屈和羞辱,真是使人久久难忘。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我不在国内,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党内的重大政治运动,深深
领会到政治的凶险,党内斗争的残酷和无情,中国这么多的优秀人才,就这样被折磨打倒。运动结束后据说上述受批判的这些干部都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的帽子,调离了原来的领导岗位。但从1960年起中国已经进入了三年最严重的困难时期,不仅农村里大批人饿死,城市里的人饭也吃不饱,人们从上到下普遍对
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感到厌烦。这场所谓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草草收兵后不久,上面就宣布对受批判的人进行“甄别”和摘帽。他们虽然没有个个官复原职,也被
重新安排了适当的工作。然而好景不长,很多人在文革中再度遭遇厄运。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这批人才得到彻底平反,担任了很多部门的领导职务。我在上世纪
70年代末和80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有幸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密切接触和来往,有的还成为好友。我深感到他们都是对党和人民忠诚、为人正直、对业务熟悉精
通的干部。他们都比我年长,现在几乎都已作古,留下的只有叹息和怀念。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于过去我国政治和经济战线上的极左路线的危害认识比较深刻和一致,拨乱反正的措施和政策也比较明确和及时。但
是对于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的评价则缺乏探讨和共识。张闻天的前秘书肖扬同志在2011年《炎黄春秋》杂志第7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1959年9月陈毅
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总结发言中说,外交政策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即以世界革命为宗旨的革命路线,另一条是以张闻天提
倡的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肖扬说,“当年外交部对张闻天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批判,至今在正式的党史、国史、外交史著作中
都没有记载。其实这次批判是件大事,其意义主要不在于给张闻天个人添加了又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而在于对中国的和平外交路线给予系统的大规模挞伐,树立起推
动世界革命的旗帜,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为此后中国的左倾外交路线扫清了道路。”
一个成熟的政党应当有足够的自信,不仅要勇于纠正自己在国内政策上的失误,也要勇于面对外交政策的缺失。对外交路线的探讨和研究不应成为一
个禁区。有关的历史档案材料应当逐步公之于众。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对外关系存在很多问题,国际特别是周边环境严峻,其中不少还是由于过去极左外交路线的影
响没有认真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