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
时间:2014-03-19 17:54 - 已阅:[]次
提要: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以往外国学者的研究都将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问题作为领导人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现在可参考的资料并不支持这种似乎合理的解释,因为正是在城镇青年下放的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的对流。本文重点分析了1968至198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认为毛泽东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下乡城市青年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获得正常的教育机会。这对他们,对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运动;人口迁移;知识青年;一代人的形成 *该文的英文原文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40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2004年1月6-7日),译者:张清津。发表时译文删去近一万字。 从1968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千百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数年(有些人是10年)后才得以回城,如今他们已经年届50.这一经历对他们影响颇深。但西方人对人类史上这一罕见的社会实验所知不多。在一般公众中,很多人对红卫兵耳熟能详,知道“知青”的却寥寥无几。即使在学术界,自 1980年这一运动结束后,它也一直受到西方专家的忽视。我认为,重新评价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重大变迁使我们有了足够的距离感进行历史反思,还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这使我们能够比以往更准确地描述这场运动。现在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重要区分,这有助于我们对这场运动导致的某些重要问题提供更确切的解答。例如,本文主张将1968年之后的群众运动与先前的下乡加以区分,并且认为,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这场运动的动机和设想,不同于那些更“务实”的领导人。 一、下乡:一个历史课题 (一)时段和数字 在中国,把城市年轻人下放到农村始于1955年,到1962年时这已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涉及的人数不多:从1955到1961年间不到20万人①「这段时期的统计数字不全,这是作者按当时报社所发表的数字的估计。」,从1962到1966年共有1292800人,一共不到150万人。 1966年这项工作因文革的混乱而暂时中断。1968年恢复实行,但性质已大不相同,且规模更大。从1967到1979这13年间,大约有1650万知青被送到农村。 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间,有些知青被允许离开农村返城、上大学、参军或在接收地的城市就业。下文我们将他们称为“返城者”.从表2看出,1968-1980年间下放知青的人数超过1660万,而1962-1980年间几乎达到1800万。相对于1980年的1.34亿城市人口(见表 4),这是一次相当庞大的人口迁移。由于不断有人返城,实际住在农村的知青从未达到900万人,虽然在1977年末接近了这个数字。 从1968年开始,下乡成为强制性的,并且原则上成为固定不变的政策。这一运动称为“上山下乡运动”,但人们一般称为“下乡”.本文将集中讨论这场始于1968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而政府在早期下乡中得到的管理经验显然有助于他们管理这场运动。 (二)中外研究状况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外国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两本书对这一运动作了全面而且很有见识的论述:一本是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Bernstein ,1977),另一本是托马斯·沙平的《中国青年的下乡运动:1955-1980》(Scharping ,1981)。前一本书已被视为这个主题的必备参考书,后者也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严肃学术著作。但这些研究针对的问题是(当时)“目前的情况”.从80年代到90年代,国外学者鲜有人问津这个话题,它被中国人自己接了过去。 先前的国外研究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能够找到的外国资料有限,为数不多的前知青认为,他们研究自己的历史比外国人更有优势。他们还设法说服编辑,这是个合法的学术课题,不应只让西方学者去做。①「我在1989年发表在《海南纪实》上的文章似乎在这方面有点用处,见米歇尔·伯恩(潘鸣啸),1989.」1992年第一本下乡运动史出版(火木,1992);翌年另一本书问世(杜鸿林,1993),它完稿于1990年,但由于题目的“敏感性”而遇到许多阻力。继这两部开山之作之后,中国学者的最佳成果是四名前知青于1994年到1998年间出版的著作(何岚、史卫民,1994;刘小萌等,1995;史卫民、何岚,1996;定宜庄,1998;刘小萌,1998)。曾经负责知青工作的高官也出版了两本资料翔实的著作(顾洪章、胡梦洲,1996;顾洪章、马克森,1996)。①「在这场运动30周年的1998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热达到顶峰。目前这一研究热已过,但中国这方面的研究仍在持续,新的侧重点是口述史(参见刘小萌,2004)。借助于口述史是为了弥补难以获得的文献档案。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研究被容忍,但难以获得官方支持,因此得不到研究经费,学者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他们的著作出版时被删改也是难免的。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中英文研究,还可参见邱新睦,2003.」 自该运动末期以来,还出版了大量的背景资料参考书,涉及当时的人口、劳动力、经济状况和教育等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除了学者和官方资料外,还有汗牛充栋的回忆录、记实作品、文学著作和回顾反思,其中很多颇为有益。因此,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对下乡运动进行历史性的评价,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当然,这种评价只能属于特定的时期。 在研究核心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下乡运动是一个合理的史学主题,是否应该把它纳入文革史?与很多国外学者(还有少数中国学者)一样,我在接受“十年文革”(1966-1976)这个官方说法时,必须做出重大的保留。如果“革命”一词实有所指,那么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指群众积极参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期,它应该结束于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九大”标志着政治和行政秩序的恢复,公开宣布了文革的“胜利”. 由此看来,1968年发起的下乡运动应该是文革结束的“起点”,因为将大批知青下放农村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从而消除了全面恢复秩序的最后障碍。所以严格地说,这一运动的大部分时期都不是文革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题目之所以在文革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因为它对文革的结束起了作用,还因为它是文革动乱的直接后果。由于被当作重要的“新生事物”,1978年之前没有人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 二、动机 关于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显然是中国领导人发动这一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动机。将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政策,为何在1968年底重新出台?它为何采取了让大量城市中学毕业生参与其中的这种新的群体运动形式?尽管造成了种种问题,它为何还能持续十几年? 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因为有各种动机混杂其中。下乡政策显然具有多种作用。领导人的某些意图出现在官方话语中,另一些动机也许更重要,却很少被提及。甚至还有一些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动机。这场运动的理由主要来自毛的几条语录,它们以黑体字的形式不断出现在报纸上。但负责具体事务的领导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却影响着他们的行动。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出于战略考虑的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一)意识形态-政治动机 意识形态动机在1968年的动员宣传中具有突出地位,上山下乡基本上被说成一种思想改造形式。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的著名指示,对发动这场群众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它给上山下乡提供的惟一理由是“,知识青年”需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根据大量文章的解释,再教育的目的是使青年思想“革命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毛泽东从1960年就一直发出警告,中国有可能“变色”,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他特别担心新的一代人可能忘记老一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观”;而且认为学校教育是危险的,“知识分子”要想挽救自己,避免成为贪图享乐的修正主义者,惟一的出路就是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在上山下乡的宣传中,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被赋予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要性,这是消灭“三大差别”、步入共产主义的重要步骤。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斯大林,1974:25-30)。在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 中,毛赞成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号召各行各业都要兼学别样。从这个角度看,知识青年变成农民要比变成工人更好,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还有助于消灭城乡差别。 因此,为了防止城市青年变成“修正主义者”,他告诫他们要到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锻炼过的农村去。这项政策与不让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教育革命”结合在了一起。中学毕业生至少要参加两三年生产劳动,然后根据劳动表现和政治觉悟,而不是知识水平,由群众推荐上大学。 下乡“战略”对于向共产主义进军固然重要,却不能掩盖1968年末的紧迫形势和急需解决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没能给中国找到一种真正的新政治秩序,所以他有时也想恢复一部分旧秩序。主要措施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可是很多红卫兵拒绝结束争吵,暴力事件在1968年仍然时有发生。 1968年7月,毛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恢复秩序,并尝试把青年送到黑龙江和内蒙等边疆地区。但许多红卫兵抵制恢复秩序,只有很少的人自愿离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