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3-19 17:54 - 已阅:[]次
要点
1文革中多数人都信仰毛泽东 但各人心目中的毛泽东不一样
2老红卫兵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下谋求特殊利益
3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根本原因:他们跟工作组有矛盾
4老红卫兵对中央文革的反抗是反思文革的重要起点
核心提示:我认为毛泽东主要的责任是放纵,不过有的时候、为了他的政治目的而指责限制群众,实际上造成支持的效果。至少在1966年夏季是这样。
嘉宾简介:印红标,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博士。1987年起至今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 1993-1994年先后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进修和任访问学者。2000-200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访问学者。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包括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活动和思潮,已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著有《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主要通过文斗 武斗则是最残暴的一面
凤凰历史:前段时间宋彬彬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说她没有反省打死人的错误,道歉不深刻,您怎么看?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群众中,频频发生殴打折磨人,甚至打死人的残酷现象,这是文革的罪恶之处,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接受的。
据我目前接触到的资料,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殴打折磨校领导致死的事件当中,宋彬彬没有参与打人,还曾经与文革委员会(或者师生代表会)的刘进前去劝阻。她们没想到会打人致死,态度不够坚决,没有盯在那里。她们走后,一些学生再度实施殴打折磨,致使学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身亡。
宋彬彬主要是为她参与在学校里张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以及发生打人事件期间,作为文革委员会(或师生代表会)副主席没有保护好校领导而道歉,即为文斗而道歉。没有参与打人(武斗),也为批判和伤害老师(文斗)道歉,这是应当做的事情。至于当时的文革委员会(或师生代表会)有多大权威,她的道歉是否深刻,还可以再考究。
打人在文革中被称为“武斗”。“武斗”泛指暴力尤其指打人等人身侵害行为,与之对应的是政治的批判斗争,动口不动手,被称为文斗。这里有必要说说文斗与武斗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对人们,更普遍、更深刻的是政治上的伤害,文斗是主要的基本的形式,是文革领导者提倡的。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打死老师之类的事非常耸动、突破善良人们的情感和道德底线,因此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然而事实是:文化大革命的作恶方式,主要是文斗、即政治的无情斗争、残酷迫害;武斗(公然打人,打死人)则是最能揭示文化大革命残暴的一个方面。
凤凰历史:为什么说文斗比武斗对人的伤害更深刻?
印红标:武斗固然恶劣,但文斗更普遍、更深刻。文化革命的目标不是要打人,把所谓走资派、阶级敌人打死,它是要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批判、斗争、打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其他阶级敌人。实现这个目标靠的主要不是武斗,而是文斗,即恶意攻击、栽赃诬陷、人身侮辱,甚至大会批斗、游街示众等等政治斗争方式。文化大革命主要内容是文斗。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十六条”中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人民日报》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传单里写道:打人只能触及坏人的皮肉,不能触及他们的灵魂。林彪在天安门讲话:“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从本质上说,文革不是以打人杀人为目标的革命,不是武装斗争。刘少奇是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他被迫害致死,但不是被打死的,是被“整”死的。
文革武斗不同于希特勒有步骤地灭绝犹太人
印红标:毛泽东讲过不用武斗,但是为了发动群众运动,又纵容暴力。文革中武斗大量发生的主要政策原因是毛泽东放纵积极分子的暴力行为。很显然,他担心对这些人做太多限制,会不利于运动的发动,这是在运动的初期。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之后的某些时候,他纵容武斗,是因为不愿他所器重的一部分群众受挫。例如在1967年的上海。中心是为了使运动按照他的意图发展。这和希特勒有纲领,有组织地杀害犹太人不一样。
文革中对暴力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党的政策,正式文件上写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等等;另一个标准是“十六条”引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以及在运动中被广泛引用的,上述文字下面的话“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赋予暴烈行动革命的意义,含糊地一定程度地容忍了打人。
在红卫兵的所谓“红八月”,打人的事件发生后,中央的政策是不追究凶手的刑事政策。1966年8月下旬,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打死就打死了,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这不仅是谢富治的态度,也是最高层的政策。
凤凰历史:卞仲耘在6月下旬工作组召开的批斗会上受过比较严重的侮辱和殴打,在8月5日更是被殴打致死。但是毛泽东在8月18日接见宋彬彬的时候,还说“要武嘛”,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在暗示可以打人,您怎么看?
印红标:首先,毛泽东是否知晓卞仲耘校长被害事件是个问题,需要考察。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接受宋彬彬的红卫兵袖章与卞校长被害没有直接关联,并非要借此号召打人杀人。
其次,要防止对“要武嘛”三个字的过度阐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回答说:宋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客观地看,毛泽东的说法更像是随口开的玩笑。
次日《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宋彬彬,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三个字,遂以宋要武(宋彬彬)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对“要武”做了一通发挥。文章联系到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语录“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等,还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造反了,要武了等等。这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不良作法和文风。记者文章对“要武嘛”进行了夸张的、过度的解读,但是仍然有限度,即没有鼓动打人。我询问过的一些文革过来人,他们当时并没有把报纸报道毛泽东讲“要武嘛”,理解为可以打人,更不用说杀人,只想到毛泽东此前赞扬女民兵的诗句“不爱红妆爱武装”,毕竟中央的“十六条”明明白白写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之后,红卫兵的传单报纸多起来,我看到过不少,但是没有看到将“要武”作为实施暴力的依据。公然鼓吹“红色恐怖”的文章很少,我看到两篇,但都没有提到“要武”。我的见闻有限,也许新的资料会导致另外的结论,但是我只能依据资料说话,不能靠想象。
40多年前记者的文章过度解读“要武嘛”三字,40多年后的某些说法也在过度解读,尽管一个是为了吹捧,一个是为了谴责。
工作组领导运动时期,刘少奇、邓小平的基本政策主张是反对脱离工作组(或党委)领导的“乱斗”及打人,但是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主持的批判会上发生了殴打卞仲云的现象,据说是因为出现了工作组对会场的失控。
毛泽东对武斗的责任主要是放纵 有时会为政治目的而客观上造成支持的效果
凤凰历史: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是怂恿,您认为是这样吗?
印红标:我认为毛泽东主要的责任是放纵,不过有的时候、为了他的政治目的而指责限制群众,实际上造成支持的效果。至少在1966年夏季是这样。
比如北京大学的“6.18”事件(编者注:即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在工作组不在时,自发批斗“黑帮”。批斗过程中发生了侮辱人的现象,如挂牌子、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身上,拿纸篓扣在被斗人头上等。)发生后,工作组认为这是乱斗,不能这样做。刘少奇批示说,制止“乱斗”是对的,还批示转发至全国,要求注意纠正“乱斗”。
工作组是上级组织派来领导运动的,学校里的斗争都要服从工作组领导。工作组在政治上有“左”的错误,但仍然被毛泽东批判为压制群众,工作组组织的批斗还算有分寸、有底线。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有时也会发生打人事件,但一般会被工作组制止。但是毛泽东说“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以后,谁还敢纠正?各级领导都不敢纠正乱斗、打人的现象了。毛泽东抓住了工作组否定的东西,然后把它翻过来。这样的作法,显然是为了反对他的政敌,给政敌找茬。这就加剧了群众暴力行为。
有些学者用西方人熟悉的、能够听得进去的方式谈文革,把文革简单地说成是像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意在打人、杀人。不能不说,这种对文革的诠释偏离了历史事实。
多数人是在自己受到伤害后才反思文革
凤凰历史:您的书中写到遇罗克、王容芬等青年对文革的批判和抵制,为什么当时也存在不同声音,却没有办法阻止文革悲剧的发生?
印红标: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控制了全党,又通过近十年的政治教育控制了青年一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等是文革中青年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基础,当时能够跳出这个思想藩篱的人很少。
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生王容芬在1966年9月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毛泽东: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她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她把这封信抄写数份,分别邮寄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本人、共青团中央等六、七处。然后身揣一份那封信的德文译文,在苏联大使馆附近,边走边喝下四瓶敌敌畏杀虫剂,向大使馆方向走去,期待以死抗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能被世界知道。
遇罗克以青春和热血为受家庭出身歧视的青年呼唤平等的权利,已经广为人知。这些都是青年中值得尊重的先知先觉者。然而,思想的前驱总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
虽然有不同的意见、有抗争的声音,但是为什么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因为多数人拥护毛泽东、愿意跟着毛泽东走。个别人提出的抗议没能影响整个运动的发展,必须有一批人,才会影响到整个运动的发展。几千万青少年的思想,一时很难被极少数先驱者的想法改变。
多数人像大潮一样跟着毛泽东走,他们也会遇到一些难于理解的问题、感到跟不上,但是当自己或者家人亲友受到打击,情况就不一样了。据我观察,大部分人是从自己和家人受到文化大革命伤害之后,才逐步地重新思考问题。比如,冲击知识分子和“黑五类”阶级敌人非常激进的老红卫兵,只是当他们的家长普遍受到冲击之后,才开始了怀疑和动摇,直到最后的批评。
文革中多数人都信仰毛泽东 但各人心目中的毛泽东不一样
凤凰历史:多数人像大潮一样跟着毛泽东走,为什么红卫兵还会产生派别呢?
印红标:红卫兵的派别是由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原因所造成。比如,虽然大家都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但有人会觉得毛泽东的这些话讲得好,对另一些话“不理解”;而他“不理解”的,有可能是别人喜欢的。
政治运动中个人的好恶具有社会、政治上的原因。人们都信仰毛泽东,但由于社会和政治处境的差距,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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