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甫臣:对张闻天的再认识
时间:2014-03-19 17:54 - 已阅:[]次
我原来对张闻天知道得很少很少,这几年看了《张闻天传》《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和陆续在有些刊物上看到一些文章,特别是最近纪念他百年诞辰的一些材料后,我越来越对他崇敬、钦佩、同情,也越来越为他抱屈,更感到我们的历史特别是张闻天的历史,十分需要去伪求真,还他个本来面目。最近又看到何方老人(张闻天庐山发言遭祸回到外交部时,何方曾为他惋惜,可见何是他在外交部时身边的工作人员)的研究笔记,它证实了我原来从书、刊夹缝中得知的某些真史情况;也纠正了我自认为已辨伪得真其实还并未得真的史实;更获知不少新的真伪史料。这是有关我党是不是恪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是不是让历史服从当前政治需要而不顾史实的问题,是不是讲个人迷信而歪曲史实的问题,是不是丢掉唯物史观而代以唯心史观随便胡写历史的问题。几十年了,假的历史已极普遍,辨识真伪可能要有一个长过程,得持续学习。尽管现在所读到的东西也是各方面的一家之言,但却是比较敢说真话的回忆和研究的心得。特记下我对张闻天的再认识。
早年个人历史 1900.8.30出生在上海南汇县六团乡(今浦东新区施湾乡)钦公塘村一个富裕农家的张家宅。5岁上新学,后入县高中,毕业后因经济不宽裕,考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免收学费宿费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两年后转入张謇倡议创建,由黄炎培筹办的国内第一所免费培养现代水利专门技术人材的高等专科学校——南京河海学校(上课都全用英语)。在校与沈泽民(沈雁冰弟弟)成至交,五四运动中成为学校最活跃学生之一。寒假回家被迫成婚,他便实行了当时流行的激进的“三脱离”行动——脱离学校、脱离家庭、脱离婚姻。1919.12经左舜生、黄仲苏介绍,加入李大创、王光祈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同沈泽民等一道试验过工读互助的新生活,独立自主地靠翻译维持生活。后来在“出国潮”中与沈泽民东渡日本,与田汉、郑伯奇、康白情结交。1921.1与沈泽民同回上海,他曾受影响的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泛爱哲学等等,受到沈雁冰、陈望道在论战中的批评。入中华书局又受到李达、田汉等的指点。1922年初转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从学工程、学哲学,转搞文学理论开始,从评论家、翻译家走上作家道路。1922.8。20受少年中国在美朋友的邀约,去了旧金山,白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旁听和在图书馆读书、著译。晚上在《大同报》当编辑,有时还要去打工。到1924年初回国,这期间完成了大量译稿,写了许多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介绍。回国后仍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同时搞创作。完成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话剧《青春的梦》,这是早期共产党人倡导革命文学的最初实践。 原《大同报》总编辑已回成都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分会,热忱邀请他入川,这年10月到重庆后被学会会友留在二女师教英文,培养了二女师第一代解放型新女性,如李伯钊、廖苏华等都听过他的教诲。比他早去重庆两月的肖楚女则在《新蜀报》传播新思想。张在二女师受诽谤被排挤后,转到川东师范教国文。帮助学生成立“新生学会”,办油印的《南鸿》周刊,办《南鸿社》,反动势力千方百计要驱逐张,学生要挽留张,终于形成川师学潮。他不断写文章战斗,也写小说。1925.5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勒令肖楚女、张闻天、廖划平三人出境。张闻天先躲在杨(门音)公家,后回上海。决心放弃钟爱的文学,参加社会革命,由沈泽民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党派他去苏州乐益女中当国文教员,开展党的工作。当时上海名流组织的济难会,张因在文学创作中已小有名气,也名列其中。这年 10月,党派他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8.5由共产国际与联共中央选送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大家戏称同去的张闻天、王稼样、沈泽民、郭绍棠为四大教授。他曾与一苏联姑娘相爱,生有一子,回国才分手。 带着左倾思想回国 1935年1月,张闻天同好友杨尚昆结伴秘密回国。他在苏留学5年,固然打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但也带回斯大林“第三时期”理论的烙印:认为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到最后一个时期,因而形成一条左的进攻路线,“城市中心论”,实行打击中间势力的策略,党内则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右倾调和的斗争。回国后正好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缺,向忠发叛变后成立上海中央局时,张是5名成员之一。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时,他是9名成员之一,并且是三名常委之一。他这样一个没有接触过实际,又带着斯大林左的理论,自然就跟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行事了。他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错误有:把中间派别看作最危险的敌人,如认为十九路军将领是反动的“抗日军阀”;执行“反右倾”的方针,批评和打击对左倾路线持不同意见的组织和同志;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过低估计敌人力量,鼓吹革命运动全面高涨。到中央苏区后,领导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反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古(柏)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何叔衡等都是他领导这次运动中撤职的。这是他后来一再沉痛检讨的终身的教训。 “左”倾思想的转变 他回国后,在左领路线下四年,或者说那是他错误的四年。但他在实际工作和理论上在那之前和当时,也有过个别反左的时候,比如他在立三路线形成时是较早采取批评态度的;在1932.10.27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曾提出左的问题是突出的、严重的问题;他在上海文化战线的实际工作中,1932年继续开展的“文艺自由”辩论,他曾批评当时几个领导人的关门主义错误:即否认“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的存在,把他们视为敌人;再就是把文艺看作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瞿秋白、冯雪峰都诚恳地表示接受的)。他在批评文艺上教条主义左的倾向时,是党内第一个提出反对脱离群众的“党八股”(当时又名“十八套”)一语的。尽管他是执行王明路线的,这些反左的思想并不彻底,但这却是他后来能够转变过来的内在因素。他到苏区根据地后,在实际工作中对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毛病就逐步开始有所认识。在总结《劳动法》实施一年半时,他和刘少奇、陈云都主张修改某些过左的东西;他分析苏区有六种经济成份,提出发展生产、鼓励流通的方针;认为在苏区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怕的,是有利的;认为分田后没收富农好田分坏田会动播中农提高生产力的兴趣;他提出要发展苏维埃民主,要处理好党群关系、党政关系;他提出了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办起了“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简称“苏大”,为纪念沈泽民而命名);苏区搞赤色恐怖肃清AB团时,他从刀下救出了傅连璋医生等等。他逐步从王明博古左的路线下挣脱出来的时候,终于和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产生意见分歧,史称“博洛矛盾”:博古不执行共产国际提出的抗日三条件(只要不进攻苏区、保证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条件)下任何部队都可订立共同作战协定;对十九路军发起福建事变,建立福建人民政府,张闻天批评博古的关门主义方针,主张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在经济政策上,博古坚持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要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斗争等等。博古便从组织上排挤打击张闻天,实际已剥夺了他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利。张闻天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住得近,工作也相近,两人还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长征时他们又和王稼祥走在一起,三人交谈很多。对中央军事领导的错误看法一致,一路上都和博古李德争论。张、王、毛形成三人联合在遵义会议上作了“反报告”的发言。张闻天终于从王明博古左倾路线中冲杀了出来。这是他生平事业的一个高峰,思想跃进的一个界碑。在他以后的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由于他对左的错误特别敏感和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十分注意防左纠左,总能站在反左斗争的最前线。 遵义会议有关问题 (一)会上,张闻天被选为总书记,代替了博古的职务,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刘英等都一向称张为总书记,斯诺的书里也说他是总书记;毛泽东更曾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因此大家开玩笑把当时张在凤凰山的住家称为“皇宫”,还叫刘英为“娘娘”,毛泽东当时主管军事,便自封为“毛大帅”,大家就叫他“大帅”(张有深刻的民主观念,他当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党的历史上中央集体领导贯彻执行得最好的时期之一)。张闻天所写《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当时叫《反省笔记》)中也说他当总书记时怎样怎样。 1978.12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说,“1936年张闻天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1979.8.27 张闻天追悼会上邓小平致的悼词中有,“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1964.4.16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这就排除了1984年关于遵义会议的《调查报告》和陈云同志被调查的《答复》以及后来某些回忆中说张只是“负总责”之说。 (二)遵义会议并未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并没有召开和主持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各种大小会议,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前后多达137次。《毛泽东年谱》实事求是地写的是“出席”,1943.3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的是“主持”。当时只有总书记张闻天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也是张闻天以总书记身份或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负责管理的。名次排列多为张先毛后,一般为洛、博、周、毛或洛、恩、博、泽,张毛合作很好,常联署发电,从1935年10月长征结束到六届六中全会张签署或同别人联署的电报共451份,同毛联署的286份,多为洛毛,毛洛只36份。四个常委,不论多少,张在哪里就说党中央在哪里,而毛则不是。1938年张为反映许多干部意见,写信劝毛不要与江青结婚而引起毛大怒。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有:“我还不了解使毛泽东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如最近两年所做的那样。”等等,这都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以张为首的。 [排除了延安整风定下的基调,后来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提法]。 (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参加了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是周指挥军事上的帮助者。后来成立周毛王(稼样)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军委书记周是组长,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时,周是司令员兼政委。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8个月,周恩来是全军的最高统帅。后来周生病,张闻天才提议常委分工由毛负责军事。长征结束抵达陕北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提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杯为副主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中革军委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抗战爆发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至四十年后去世。 [排除了长征中毛泽东是军事最高统帅之说] (四)《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张闻天起草。 建国初要将决议收入毛选时,毛反对,说是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前张、毛、王(稼样)常在一起议论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时左的军事路线,后由张闻天写成提纲在会上代表毛、王作为三人联合发言,通称“反报告”,为会议接受并委托张起草会议决议。 [排除了根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起草的说法。] (五)遵义会议为什么只批判军事路线错误,没有提政治路线错误问题,反而确认“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呢?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认识到。 因此延安整风中没有清算“左”倾路线错误,因而出现了像当年打AB团时的认识和做法的翻版一样的抢救运动,并肯定当时审干的“九条指示”,提倡肃反采取群众运动的作法。1937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批判长期存在的左的恶劣传统,认为四中全会以后,党在实际工作中还部分地保存着立三路线(他随后解释说,“我觉得我们的错误……好像是路线的样子”)。张闻天说四中全会后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说刘忽视党的历史发展;完全肯定刘少奇白区工作的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也说刘扩大化了,是非辩证法的发展观,说历史上只有大革命末期和立三时期犯过路线错误(那就是王明、博古时期也不是路线错误了)。最后,刘少奇不得不进行检讨(于此可见党内不仅第一个公开写文章批评王明并受到处分的是刘少奇,第一个认为王明时期所犯错误是路线错误的也是刘少奇)。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也说“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领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后来是在1940年收集编辑《六大以来》,毛泽东对王明、博古的错误的性质,才有新的认识。1941.9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时,毛泽东9.10作报告,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张闻天听报告后,当天就发言表示拥护,并再一次诚心诚意检讨错误。到1945年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把王明博古时期是路线错误的性质写入,但只称王明路线。 [排除了说是毛泽东为分化博古等宗派采取的策略措施,才只提军事路线错误没有提政治路线问题的说法。] 张闻天在总书记任内做的大事 我曾相信自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后来看到一些材料才明白这不是事实,但还认为是张闻天和周恩来搭台让毛泽东唱戏。后来虽又零星知道一些张闻天做过的一些事情,但看了《炎黄春秋》上何方先生有关研究和其他有关文章后,才知道了更系统更全面的情况。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确立后,在写党史和写回忆的时候,在不少地方都有不是毛泽东做的好事也写在毛泽东名下;不好的事,错误的事,是毛泽东做的就有意避开或说成是别人做的失真的记载。这在张闻天的历史事实上,为了突出毛泽东而出现的错误特别明显。 1)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即代表党中央和以总书记名义管理和处理党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比如打通和保持与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管理全党组织问题,长征路上给项英及其他革命根据地请示的回电,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延安后派刘少奇去华北,派冯雪峰去上海,以及建立一些地方党组织等等。再如《抗日救国宣言》、《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都是张起草毛在前线回信表示同意即发出的(看张、毛两人的文集和年谱就十分清楚谁主要做了些什么)。 2)《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和《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北上方针,都是张主持多次会议由他作报告和结论的。 3)彻底转变党的政治路线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张闻天主持政治局会议提出,毛泽东、周恩来从前线回信同意,后来在会上通过的。这是党和红军实现土地革命战争转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转折,从抗日反蒋到请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到拥蒋抗日,到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4)从1936.4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张闻天发表过多篇文章和讲话,阐明了持久抗战的内容、条件、作战方针以及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等等一系列持久抗战观(见2000年第6期《中共党史研究》和《张闻天传》)。 5)西安事变是在中共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第二天张闻天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工管统战和军事的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提出: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最初几天毛泽东致张学良电、毛领衔红军将领致张杨电和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通电中都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不同意,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明确蒋答应一定条件即放蒋。(苏联报纸一开始就指责张、杨,张闻天表示决不能采取苏联这一立场。21日得共产国际指示,要和平解决,可说不谋而合)张并亲赴西安指导。(当年张任总书记时在会上批评毛或否定毛的意见还有过多次。) 6)其他如晋西会议(1936.3)、洛川会议(1937.8)、白区工作会议、改变青年运动的工作方向和组织形式(取消共青团少共)、奠定党的民族工作基础等等都是张闻天主持的。 7)长征到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 8)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主要是由张闻天主持的,张国焘退走后的斗争,有时是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张国焘发的电报,有时是张闻天和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或者是同张浩、毛泽东、周恩来联合发的。张国焘逃到武汉后,在国民党《扫荡报》上发表《张国焘声明》和《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后,张闻天在《解放》杂志上撰写发表了《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造谣、诡辩(见《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一书)。 9)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乘苏联军用机回到延安。斯大林支持王明回国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外交政策,要求他进一步搞好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使中国党服从共产国际的需要。王明一回来就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方针,他来头不小,野心很大。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三月会议及以后,都和毛泽东站在一起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0)开创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和加强整顿党的宣传教育部工作。主持马克思列宁学院工作,并任院长;到陕北后很快就根据党中央决定恢复和创办了培养党、政、军、干部的党校、抗大、陕公等学校。编译教材,草拟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当时都认为他是理论家,是党的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的组织能手。从方针政策到具体落实、实施,他都开展得井井有条,效果十分显著。 三让总书记 遵义会议上决定要建立和加强白区党的工作。二占遵义后,得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知道上海中央局于去年(1934.10)遭破坏. 3.5,张闻天即派潘汉年去上海。4.7渡北盘江之前,中央决定派一负责同志出去领导白区工作。张闻天提议让出总书记,由他出去。这就是历史上大家说的张闻天一让总书记,讨论中大家未同意,6月初改派了陈云出去。 7月间,张国焘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师后,争权争地位,延迟北上,张闻天从团结北上的大局出发,主动表示愿让出总书记职位给张国焘,大家不同意,后由周恩来让出总政委给了张国焘。这就是张闻天二让总书记。 1938.9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前,王稼样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政治上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从组织上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你来担任了。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这次会议上不要提出这个问题,要张闻天继续担当下去。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这次全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张闻天致开幕词和作组织工作报告。张闻天总书记虽然没有让掉,但他按照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七大”的决议精神,把工作逐渐转移,连原来在他家中召开政治局会议都转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而不是把住不放。只是形式上由他主持中央的会议,中央秘书处还跟着他。到 1940.5,张把中央秘书处也搬到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总书记的全部工作就算都交出了,他实际上主动只具体负责宣传教育部和马列学院的工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张闻天三让总书记。 张、毛之间的恩恩怨怨 张闻天虽然曾执行过王明路线,但到苏区后期已开始转变,且和毛泽东同受排挤,工作上又同毛接近,还共同写书。长征前毛泽东在于都患疟疾十分严重,是张闻天得知后派他从刀下救出的傅连璋去把毛医好走上长征路的,一起长征又共同商议好在遵义会议上的联合发言。张在遵义会议后总书记岗位上同毛共同领导长征,一起同张国焘、同王明进行斗争,虽说在西安事变时批评和否定了毛审蒋的主张,但很快思想就一致了的,在延安合作得也好,六中全会张虽未能辞掉总书记,还是一直主动.搭台让毛实行领导。照说应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加朋友了。 可后来毛对张的怨气却又浓得令人难以理解。 我看到的材料里,毛对张的记恨似只三件事: (1)长征途中,中央文献出版社《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红军二占遵义后,一军团聂荣臻、林彪来电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张闻天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多数主张打,毛反对,主张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一时说不服众人。毛以辞去前敌总指挥力争。经过民主表决,决定攻打,毛辞去刚担任不几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会后张仍放心不下,去找周恩来商量,同意采纳毛的意见,次日晨负责人再开会,毛说服了大家。这场争论之后,毛向张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在苟坝附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讨论决定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组长,由毛泽东、王稼样组成,这样,毛泽东又回到指挥红军的岗位上了。以后,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特别是四渡赤水,毛自己都认为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但也有不少人对时东时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埋怨只走路不打仗,说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连王稼样也有意见,认为老打圈圈不打仗,不是个办法。彭德怀也把部队情绪告诉了张,刘少奇、杨尚昆(彭因有不同意见未签字)也向军委发了反映部队情绪的电报,林彪更写信埋怨走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要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渡金沙江后,张毛商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张在会前讲了与毛王商量过的部队情绪的反映,批评了林彪等人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毛在会上严厉驳斥了林彪走弓背路的说法,指责彭德怀鼓动林彪、刘少奇、杨尚昆写信打电报,说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彭当时未申辩,庐山会议上毛又提到此事,还是林彪自己出来说明他写信彭不知道。彭曾十分感慨地写道:“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现在看还是谈清楚的好。”)张闻天后来认为,会理会议基本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只要适当加以解释和批评,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毛泽东虽然在发言中没有点名道姓地批评张闻天,但在言谈话语中批评张闻天同彭德怀、林彪观点一致。尽管张感到委屈,但未争辩。这种误解和隔阂埋在毛泽东心里,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重新提起,张闻天才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当时叫《反省笔记》)里作了澄清。 (2)周恩来1937.7.10骑马到党校作报告,途中遇江青跑马,江的马因狗吠受惊迎头跑来,周的马受惊使周坠地,右臂骨折,不得不去苏医治。毛非常生气,坚持要给江处分。周从医院打电报给张,要他酌情处理。张很费踌躇。因当时毛江结合,党内很有议论。口头、书信、电报反映的意见都汇集到总书记那里。张不便转给毛看,便致函毛,大意说,你和贺子珍合不来另外结婚,谁都没有意见;不过江青在上海的表现,与她结合似不合适。毛看完信当场扯了,第二天便在合作社摆酒席两桌,宣布结婚。张闻天当然不在宾客之列。现在这意外事故,如何处理才好?深感为难。正好马列学院组织学员下乡调查,张让她一起下乡,就算将这事处理了。毛对张劝婚之事,竟怒形于色,可见记恨之深。 (3)张闻天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更激起毛大怒,不仅诬为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里通外国,还写了尖刻辛辣讽刺打疟疾的侮辱信,批斗罢官。 [也和对彭德怀、刘少奇一样,几十年同生死共患难,又是对党和国家有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怎忍心如此妄加非罪之罪!庐山这事人人皆知,张的发言又已收入文集,好像没什么好记的。但最近看到有的回忆中讲到发言前后情况,又被感动得非补记一点不可。会议讨论下来,张曾对秘书讲: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斯大林所说,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过不说罢了。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这次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我们这种人也不知道怎样开法。 7.12,张与住在邻近的彭德怀交谈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西北组也一样,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上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有必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与彭吃饭时交谈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是做个大报告,实际等于是空的. 7月下旬约戎子和闲谈到炼土铁补贴了40亿时说,问题主要不在于40亿而在于9千万人上山对农业造成的影响。 7.20在准备发言提纲中,田家英电话中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上面”有不同看法。张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来电话说毛要对彭开火,劝他少说。秘书也感到发言与批彭逐步升温的气氛不合,张仍决心要讲。 7.20下午讲了三个钟头,其中有: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还讲主席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不怕杀头。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张讲完下来碰到彭说,我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要去发言提纲看后,彭告张,你讲得很全面。7.23毛声称他们把自己已抛到离右派只差30公里了.张下来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会议秘书来找张的秘书核对发言。张求见毛遭拒绝。求见刘少奇,希不要印发发言,刘表示可以考虑。但最终还是发了。 8.2印发毛给张的信。8.3张交出由秘书代写的检讨,同时给毛写信,表达希望得到谅解的心情. 有一天会后,张对秘书讲,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大跃进的问题纠正也只能靠他. 8.12准备检讨时对秘书说,问题还是党内民主,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8.18返京前给毛写了一封短信,希在北京能见到他. 8.20回到北京,何方对他发言表示惋惜,他说: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我非讲不可,老百姓都快没有饭吃啦!经济这样搞下去,人民生活怎么得了。 在延安,张交出总书记前即自觉只管宣传教育工作。他真是一个不计名利的实干家。他翻译马列著作,编写《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教材,办好了马列学院,成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毛、刘、张是当时公认的党的理论家(王明反映,毛泽东听说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伊尔斯基称张是党的理论家时,曾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张组织建立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对党的建设提出党是一个大熔炉,入党要看觉悟,不能只看成份;党章中应有党员的权力与义务等。亲自撰写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提出了新文化的内容应包括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要求(毛泽东同时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没有“民主的”这一项,曾彦修曾为文指出,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不讲民主的。其实,在很多场合,表面上还是不得不要讲民主的。反蒋时,空头的、骗人的民主大旗还是举得很高的。后来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认为新民主主义不讲民主不好。1952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在“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后面加了“因而即是民主的”这半句,似可看出他这种心态)。张对发展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他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采取一切方法发表文化人的作品;保证文化人充分的写作自由;主张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开展对作品的批评;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文化人进步;倡导民主、自由的作风,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生动、活泼、民主的作风;提出过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组织工作中国化,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方针。 他交出总书记职务后,即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后来出版了《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当时把几次调查合称《出发归来记》)一书。在整风中,他和周恩来被认为是检查最认真、最深刻者之一。毛在报告和谈话中对张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所犯“左”倾错误的过火批判,张听了虽然不舒服,抱有抵触情绪,却没有辩解,仍坦诚承认自己的错误(连《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说,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如说王、博、洛、稼仍是最危险的人物。会上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对于后来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此外,张后来写到 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的思想状态;当时我有点苦闷,也有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有同志要我找毛主席谈谈。第一次我去找他谈时,他谈得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我。第二次,毛约了康生、“陈云、弼时一起同我谈话。他严厉地批评了我。说我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我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我几个字的评语(笔记人在好几个地方都看到说有这么几个字,但至今尚不知道究竟是哪几个字)。《张闻天传》作者说毛对张这些批评,跟毛泽东过去每每称赞张是明君,不争权,不伸手,作风民主是矛盾的。张听了很委屈。毛这样批评张和大家对张的印象和评语,也大不相同。比如李维汉在会上就公开说过:对博古是“敬而畏”,对洛甫是“敬而爱”。如果你认为这可看出毛对张有些不近情理的话,那罢官后张闻天所遭到的对待,就更叫人揪心了。他罢官被斗后,还是候补政治局委员,但一切工作没有了,这也是我们党一个老传统。当然,这已不像各根据地时随便把人杀了,也不像斯大林那样把人流放、公审、杀头、暗杀。但这样软禁、不给工作、不准工作,这也是不好的传统啊。潘汉年、彭德怀、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等等都是如此。人们都万分挽惜彭德怀没有把他的军事思想写下来,也挽惜党的这些能人未能把他们的经历写成回忆录或让他们作点什么。我们真是野蛮到不要知识、不要人才、不讲情、不讲人性。1960年元旦,他还未出医院,就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未得回信,3.7一出院就给党中央、刘少奇、毛泽东去信,要求分配一点工作。4.1又给毛去信,要求多少做一点工作,要求能见毛泽东一次.4.23、6.11再次要求毛能接见他一次,都无下文。张找邓小平面谈,邓建议他找几个助手,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张于10.8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希望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出一点力。无回信,只好又去找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劝他对中苏关系一类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你还是搞经济工作吧,可同李富春商量。他这才懂得“里通外国”的帽子未摘,感到苦恼。找到计委主任李富春,李很热情,说正需要你这样懂经济理论的人。过了没几天,李复信表示歉意。可见请示未获准。11月中旬,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找他谈话,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特约”者,并无实际任务,找个位置安排一下就是了。张去报到,谈自己学习计划,所长孙冶方表示赞成,指定学术秘书孙尚清经常给他介绍经济学界情况,并告知正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如有兴趣,欢迎参加该书的学术讨论,张非常乐意。1961.1.20给毛去信,报告工作满意,自知年老体衰,做不出什么,仍愿努力为之,无负党员应负的责任。同时,刘英受株连,撤消了部长助理、监委书记、部党委委员职务,还要开除党籍,刘申辩后经毛批示才作罢。也调离外交部去了经济研究所。 张闻天参加了七千人大会并为主席团成员。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虽没有向中央提过平反要求。也和彭德怀、习仲勋、邓子恢一样成为黑暗风、翻案风的批判斗对象。张在批斗会上,只对“里通外国”作了据理剖白。会后,虽然名义上他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却取消了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文件的权利。他背着“里通外国’的沉重包袱,受到如此无情的对待,仍潜心研究不止。这需要多宽广的胸怀,多坚强的意志!他对孙冶方独到的见解非常推崇,他赞扬孙的《论价值——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政府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1961年春,他也去香山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初稿的学术讨论,讨论的这两个多月,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他通读了《资本论》,为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他作了充分准备。他和孙冶方的崇议宏论,他的“学而不套”的主张,犹如黄钟大吕,和呜激荡,感染着,启迪着写书班子的每一个人(可惜发言记录已散失,现在只在他的“读书笔记”里留下了他参加讨论会后的“一般感想”,或可算对该书初稿的审读意见的提纲)。孙治方对张的意见也由衷的崇敬,书的第二稿采纳了张许多精辟见解。但后来批判孙冶方,竟把这次讨论说成是“张孙联盟”的反党活动,张又罪加一等。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张即写信给党中央、毛泽东表示要使自己进一步革化。1966.8.9第一次与孙冶方挨斗,这位高血压、心脏病的老人,戴着高帽、挂着牌子。一头昏厥在地,醒过来又继续挨斗。回家后到22日才缓过气来,给毛写信报告被斗情况,表示永远乐观。他夫妻两人被隔离监护523 天,不准见面,不准看报,不准听广播。侮辱、体罚、任人失掉人性地摆弄,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没完没了的提审、质问、调查写证明,据张递交的接待总结,1967.1.24—11.17共219起。最重要的当然是“61人叛徒集团案”,一次又一次,打骂威吓逼供信,他将全部责任一直独自担待,是经我批准,从不改口推诿,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他写检查交代也分析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竟在检讨中总结出6条基本思想。林彪搞战争疏散时,被改名张普(直到他去世时刘英都还不准向张闻天献上花圈,她只能给老张献花圈),软禁到肇庆军分区大院的半山上一个孤独的平房里。 他在肇庆几年里给中央和毛的信,已不谈工作问题。一是要求早给自己作结论,希望回京度过晚年,一是希望能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费用自付,不另花公家的钱。仍无回音。刘英得到赴京探亲的机会,她去看王震,王要她让张再写信,由他去送。1974.10月底信由王震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案前,毛让身边的人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无奈,张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5个月过去了.1975年4月张又去信中央组织部,上海不行,苏州或无锡也可以。直到6.9得通知迁居无锡.8.23离开幽居了六年的肇庆。到无锡,总算成了自由公民。 1976.7.1下午7时30分,一代伟人就这样走了。江苏省提出由一省委领导同志开个追悼会,并附简单悼词。到7.8才电话通知,不开追悼会,骨灰存无锡,南京《新华日报》发一消息,刘英由江苏安置。有过重大贡献的党的一届总书记,党,党中央,党的领袖,连一丝丝的悼念之情都不允许给他!连一点点普通的人情都被政治挂帅挂掉了! 建国后,毛泽东对毛家亲戚、对老乡、同学、老师,以及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每有去信都是亲笔回信的啊。但对张闻天这位多年共同战斗、多年在政治上支持过他的老战友,对党有过重大贡献的老同志,给他写的那么多信,对给他看的几乎包括张每一篇读书笔记、每一篇文稿、每一个调查报告,都一字未回啊!为什么竟绝情到这个地步?陈中原在《张闻天传》中,只记下过这么—件事:1962.2毛接到张闻天成文的“笔记”和信件时(陈中原注:送的是《关于苏共危机的感想》),正是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曾给刘少奇、邓小平写过一封短信:“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但还是交代:“请考虑印发常委、书记各同志,再加陈伯达、康生、定一同志。请他们研究一下。”(毛泽东给刘、邓的信我在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时并未看到,再查,确实末收入)这对张又是一次极不公正、极不实事求是的评语。毛对人确有偏激、片面的一面;对比起来,他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对不该信任的康生却那么信任和重用。 不当总书记后的贡献 不当总书记后,他就只是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了。他为了补自己基层实际工作经验不够的缺点,组织队伍深入对工业、农业进行调查(马洪、曾彦修都曾是他下乡调查团的成员)。他曾细致解剖了米脂县杨家沟这个全国罕见的地主集中的村庄中最大的一家地主,家主马维新从18岁代父管家起39年的经济活动都记得有账,他家账簿堆了半间屋。张闻天如获至宝,一一翻阅计算,同马洪写成《杨家沟地主调查》。他调查回来,把一年多的《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神府调查》《碧村调查》《兴县14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调查报告写成《出发归来记》作为向党中央的报告。他认为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接触实际,联系群众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调查中他看到农村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中农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力量,中农中应划分出一个富裕中农阶层,它是代表农村中较高生产力的一个阶层。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继续发展,贫农变中农,中农变富裕中农。这种多数农民的向上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的特点。农村将是封建势力削弱,个体小生产经济发展,中农向富农发展。地主向富农转化,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经济。他把新民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称为新式资本主义,他认为只有经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1986年由人民出版杜出版了《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一书。这是一本中国少见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大批向东北派干部时,不当总书记的张闻天主动申请到东北从事实际工作。经中央批准于1945年10月下旬乘一架美国飞机到邯郸。然后或骑马,或坐大车,换了多种交通工具,于11月20日到沈阳东北局,只停了三四天即前往哈尔滨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已先到。东北局任命张为当时东北9省之一的合江省省委书记。他先去宁安,于1946年4.10建立了绥宁省政府。5.11日才到佳木斯就任合江省省委书记。他在合江积累了剿匪、土改、发展城市工商业等全面城市领导乡村的经验。1948.5前往哈尔滨担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他在参加东北局召开的会议上又总结各地经验,于九、十月间为东北局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受到刘少奇、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们精心修改后转发全国各大区参考实行,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它的许多思想被吸收到党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中。11.2东北全境解放,张又起草了《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决议》。东北开始了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的时代。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开始。后来他又被任命为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东北改为6省时被任命为辽宁省省委书记。他改变安东市以街道为中心建设城市的作法,贯彻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的总方针,把工作重点从街道转向工厂企业,把领导城市生产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指出生产、生活、教育是工厂企业三件大事,管理、技术、劳动是生产中三大问题,发动职工群众开展反浪费运动、创造新纪律运动。他提出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正视农村土改后经济发展新的趋势。积极贯彻经济建设中新民主主义的方针等等。其实,张闻天也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党的领导人之一。 他罢官后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在处于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残酷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的贡献。他一生有个开卷动笔的习惯,庐山会议后他已没有发表言论和文章的权利,只能写不准备发表的“读书笔记”。他在经济研究所时,在1962年春夏之间仍戴着强加给他的帽子到南方三省一市作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写成研究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在信中说明自己研究情况和写作意图。他在经济研究所写的十多篇文稿和十多本“读书笔记”,近50万字全被抄家时抄光。他软禁肇庆时心想,写了不能发表,写了可以被抄走,但总挡不住我的思想,抄走了的还可再写。请想想,一个眼力仅仅0.2的高血压、心脏病老人,他的肇庆文稿又有了80万字.这经过了多大的艰辛!他梦想的能有机会在党的会议上,在理论研讨会上发一次言,这可怜的低得不能再低的希望,竟也可悲地遭到破灭。当然,他也有了文稿被抄走的经验,他有一部份文稿由他一个内侄抄成三份,企望总有一天能够让人看到。其中有—份由刘英带到北京,竟得到王震慨然允诺代为保存。现在我们自然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都被视为珍品出版了。他的论点虽然也免不了当时时代折射的痕迹,但总的说来。他的理论观点都带有全面批判“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强调必须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是当时正确思想的代表之一。可说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他特别深刻地分析论证了政治路线与经济规律的关系,狠批过“政治决定论”。指出政治路线不能违反经济规律,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他认为,不是任何政治都能挂帅,只有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治,才能动员亿万群众行动起来。又比如,他特别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只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个私,却不反对社会主义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社会主义社会在公的集体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利益。它是公中有私,不是公中无私。他认为不仅公中有私,也允许公外有私(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社会主义社会不仅私要为公,而且公还要为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个人为集体,集体壮大,集体也要切切实实关心个人。等等。 当然,他在经济方面十分突出的贡献。还应该提到他在老苏区、在延安时期和在东北时期,在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理论方面,可说是我党的先行者,不仅具有首创性,而且在实践中具有成熟的系统性。他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市场机制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和较高的理论层次。他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理论思考的核心,他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这就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一套。 我在地下党内传阅的秘密小册子中,曾读过他的《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当时只把它当作教个人怎样做人的读物。看到2002年第4期上曾彦修所说,他是中共领导人物中第一个倡导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人。说他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着重内心世界修养的一些合理内涵运用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上(这在延安整风时遭到批判),提倡共产党人的个人修养。这使我有了更多的反思和联想,我们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斗争哲学,着重革命斗争、革命锻炼、强调用政治运动改造人的思想统一人的思想。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都是对共产党人强调本身修养的。他们在这方面都有在党内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著作,他们自己也是党内公认的个人修养很好的党员。张闻天在这方面被埋没的贡献,次该继续发扬。 他在中国外交工作上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50.1中央曾决定任命他为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因美帝阻挠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地位未去。 1951.3.21被任命为我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和外交部党委驻欧6国特派代表,他让使馆要有调查研究驻在国情况的任务。这是驻外使馆工作的一个创举。他还把驻苏使馆改造成一个模范单位。他也关心国内经济建设,建议要在西北、西南建设第二、第三钢铁中心,得到国家采纳。当时苏联援华任务大,二万中方人员在苏学习,三千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当时驻苏大使的任务之重,可想而知。1954.4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恩来出席五大国日内瓦会议,后为常务副部长,协助外长处理部内日常工作。他不抽烟、不喝酒,他欣赏德国式的准确,美国式的灵活。在他的组织、指导、督促、推动下,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工作,调研成风,业务水平大大提高。他大搞外交部基础建设,建立了外交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知识出版社,只有专门的图书馆未办成,先办了研究所的图书馆。所以,他是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外事教育的开拓者。他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他的一个重要创见是:当时总是说,十月革命后民族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不能领导民族独立运动了,独立后也不能实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了;而只能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或参加领导,独立后也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认为,对于一百多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工人阶级一般还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树立起政治上的领导,因而也还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经过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而进入社会主义。因此他提出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不应该企图把它们拉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革命决不能输出。他指出,从国际和平统一战线而不是国际革命统一战线出发,外交工作的主要工作对象还是各国当权派。 张闻天,当过总书记之后,只当没有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再到东北9个省中的一个省作省委书记,再当大使,副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撤职,监护,不是囚犯的囚犯,最后,已到临死前不久,总算好不容易当了公民。他没有去想他从最高地位降到了一个普通人的水平线以下,他不断写信要求的却只是要工作,并且不管是什么工作。但还不可得!党,国家,人民,革命,培养出他这样一个人,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血,花了多长的时间,要从多少人中才能出这么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自已竟毫不计较,而我们的最高权威者竟毫不可惜!我们把多少这样的国之精英,打成受苦之人,甚至打成无用之人!我们怎能培养人才,我们怎能成就事业!?我们怎能获得人心!?张闻天啦张闻天,谁不为你委屈,谁不为你寒心!当然,也谁不对你肃然起敬!我们真应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把教训党成宝贵的财富。 我偶尔想到对毛泽东、刘少奇和张闻天三人的一个对比,三人在历史上的伟大之处,对人民能作出重大贡献,我觉得都源于他们当时参加了正确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逃到农村,搞农动,开辟革命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游击战军事的战略战术,有天才的创造;对马克思主义在落后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创造性的发展。但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没有亲手进行实际的正确实践,高高在上对全国进行主观主义的瞎指挥,远离马克思主义,把好好一个中国搞得经济走到崩溃的边沿。刘少奇用自己苦苦经营华北、华中根据地的实际经验,指挥东北根据地的开辟,不仅使三大根据地成了建国的基地,而且为建国后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张闻天在东北合江省、辽宁省开展解放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为东北,也为全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画出了基本的轮廓。应该说刘、张二人都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筹划好怎样实施的蓝图,为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开步走的设想,可惜这时毛泽东已骄傲到对他们的策划空口称赞一通后又嗤之以鼻,并批倒在地,任他自己独断专行。党内无民主,造成刘、张的悲剧,最终也形成毛泽东本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