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效椿:从大右派到省革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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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杨效椿(1911—1976年)是山西万荣县人,运城师范高师毕业,1936年秋加入牺盟会,1937年11月入党。1938年6月延安从抗大毕业后,到安徽参加抗日战争,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安徽。舅舅的一生喜也于斯,悲亦于斯。
1949年6月,舅舅调任巢湖地委书记,组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筹建各级人民政权的任务十分繁重。两年前舅舅曾患肺结核,因没有条件治疗,只能一边咳血一边指挥战斗。此时开始大吐血,入院即报病危。 这时刘青山、张子善受到严惩。中央在查处反面典型的同时,要求大力宣扬领导干部中的先进典型。安徽省委对地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比较后,选中了舅舅。1952年华东地区各大报纸密集宣传舅舅的事迹,“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广为传颂。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将矛头指向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 曾、李分歧主要源于对1957年春季全省政治形势的分析。曾希圣认为许多地方闹事,是地、富、反、坏分子的煽动破坏,要把逮捕权下放到县,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而主持全省政法工作的李世农则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1962年6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李世农同志问题的甄别结论》) 曾希圣把这种分歧上升到反党高度,认为反我就是反党,发动省委领导和省直机关干部对李世农开展揭发批判。 舅舅认为李世农与曾希圣仅仅是工作上的分歧,只是对曾希圣骄横霸道的作风有意见,并不是反党。他坚持认为:“李世农不反党,我不能瞎揭发”。 曾希圣将舅舅和持相同观点的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锐一并划入右倾行列。 1957年11月21日至24日,曾希圣主持召开省委一届四次全委会,专门对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等人开展揭发批判,以解决省委领导层内部的“右倾”问题,罪名一步步升级。 舅舅决心向中央申诉。申诉信写给谁呢?他想到两个人,一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曾任抗大教育长,与舅舅既有师生情谊,又能见到毛泽东。二是中组部部长安子文,舅舅兼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与他是组织系统的上下级关系。 信写好了怎么寄?舅舅知道省公安厅在合肥、芜湖、蚌埠、阜阳、安庆、马鞍山设立了6个检拆站,凡是寄给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和领导人的信,一律要扣押交公安局检拆。 恰好这时我去合肥,在舅舅家里住了一个多月,要回万荣县老家。11月22日晚,舅舅对我说:“省委主要领导要把我打成右派,捏造了大批诬蔑我的材料,谎报中央并严密封锁消息,不让我向上反映情况,隔绝我与外界联系。明天你就回老家去,顺便给我带两封信从徐州车站找邮局寄出去。” 第二天我乘火车到南京,在下关火车站出站口被一女两男拦住。女的是省委机关干部,我在舅舅家期间,她经常带人到家中突击“检查卫生”,所以认识我,她用手指了指我,两名男干警马上大声说:“我们是安徽省公安厅的,铁路人员怀疑你偷了别人东西,要进行检查。”随后强行将我押送到南京市下关派出所。 在下关派出所里,两名干警要强行搜查,我不同意,他们拿出手铐,说不听话就铐起来,并拿出手枪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的全身和行李被搜了个遍,发现了舅舅写给罗瑞卿和安子文的信。 干警把我带到合肥,从火车站直接送到合肥看守所。关押期间,我两次被提审,办案人员再三追问:“你舅舅给你说过什么话?给你交代过什么任务?”我只能如实回答:“到南京游玩,到徐州发信,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在合肥看守所关押了17天。 这就是安徽反右斗争中轰动一时的“申诉信”案。舅舅不仅被剥夺了申诉权,写申诉信还成了舅舅的一大罪状。此时距舅舅被打成右派还有65天。宪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在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中,省检察长却保护不了自己的申诉权,这真是对法律的无情嘲讽! 1957年12月15日,曾希圣主持召开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继续对李世农、杨效椿、李锐进行揭发批判。12月25日,会议扩大到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1500多人参加,1800多人列席,261人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斗争之残酷,完全是文革的一次预演。 1月7日晚,曾希圣率省委常委集体找舅舅谈话,希望舅舅“珍惜自己的光荣历史,与反党分子李世农划清界限”。“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后果不堪设想”。舅舅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摊牌了,他仍然坚持:“李世农不反党,我不能瞎揭发”。谈话不欢而散。 曾希圣认定舅舅已不可救药。1958年1月27日,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并将三人定性为“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 曾希圣在会上作了《巨大的胜利,深刻的教训——关于李世农反党集团事件的总结发言》,他指出:“李世农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则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党内的右派。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的决斗。”曾希圣的总结发言3月10日在《安徽日报》全文发表。 3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社论指出:安徽省委“揭发出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深入整风运动中又一个重大的胜利。”曾希圣的总结同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这是反右运动中全国影响最大的案件之一。此后,全国有几个省相继揪出一些省级大右派。 舅舅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由9级降为改发生活费,1958年5月送往宣城县周王农场劳动改造,在副业队饲养兔子。舅舅的岳父受株连被捕,死于狱中。 “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一案株连中央管理干部33人、省管干部77人,政法系统、监察系统被批判处分的干部3000余人。(中共安徽省委1962年11月22日皖发【62】362号文件《关于我省前阶段甄别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安徽省检察院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坏分子的竟达21人,占总人数的27%,其中被判刑和劳教的8人、被监督劳动的13人。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葛布奇一家15人,因此致死的就有9人。专、市检察院正、副检察长16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竟多达11人,另外还有1人斗争之后给予纪律处分,未被批判斗争的仅4人。芜湖市副检察长周玉志和马鞍山市副检察长林钧源等人在劳改中没能熬到甄别平反,就含恨离世了。(1962年8月13日中共安徽省委皖发【62】266号文件《印发省委关于李锐同志问题的甄别结论的通知》) 在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舅舅全身浮肿,患上肝炎,瘦的不到90斤,重病在身。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等人闻讯后,安排舅舅回到合肥住院治病。两个月后出院,分配到安徽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 1960年9月,第一次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要求加大甄别平反工作的力度。一个月后,舅舅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到省化工厅任副厅长,根据省委的安排,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安徽百姓大量非正常死亡,曾希圣对中央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问题被揭露出来,中央高度重视。会议期间刘少奇率华东局、中组部、中监委的领导,用10天时间亲自调查处理安徽问题。 2月9日,曾希圣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作第二次自我检查。曾希圣说:“杨(效椿——作者)的错误是与李世农的错误有联系的,但这个同志过去一贯表现很好,在干部和群众中有较大影响,我当时对他缺乏治病救人的精神。”(1962年2月9日,曾希圣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二次自我检查。) 谈到扣押舅舅给中央领导人的申诉信时,曾希圣说:“事后彭宗珠同志曾向我汇报,我虽然说了人要放回,信要让他寄出,但对公安机关的这种违法乱纪行为没有进行批评,这给公安机关扣押人民来信,开了先例。”(1962年2月9日,曾希圣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二次自我检查。) 此说当场遭到知情人的反驳。因为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未经曾希圣批准,谁敢对一位在职的省检察长动用技术侦察手段? 2月9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说:“曾希圣同志马列主义觉悟不很高,他不懂得团结大多数,不懂得跟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很多干部受到他的批评和打击,有几个案子,张恺帆、李世农、牛树才、杨效椿、陆学斌,这只是几个人,这几个人下面还有一大批……中央准备派人到安徽,华东局也要派人去和省委一起审查、研究这些案件。受过处分、批判、打击的人,需要重新作出结论的话,可以重新做出结论。”(1962年2月9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讲话。) 七千人大会后,中监委副书记钱瑛率中央工作组到安徽组织甄别平反。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对舅舅的问题进行复查。 1962年5月18日,安徽省委第十二次会议作出“对杨效椿问题的甄别平反结论”: “杨效椿被划为右派分子,主要是由于他在批判李世农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伪造材料按照曾希圣同志的意图进行检举,便认为他不能和李世农划清界限,把他定为‘李世农反党集团’主将,并以右派分子论处。这种做法混淆了党内是非,违背了党在当时反右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在批判时,还曾强迫杨效椿在所谓的‘罪恶材料’上签字;在认定杨效椿为右派分子后,剥夺杨向上级组织申诉的权利,两次搜去他的申诉信。捕押代寄申诉信的人员,并没收他个人的笔记和文件,这更是违反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的行为。”(1962年6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皖发【62】197号文件《关于印发省委第十二次全会对杨效椿同志问题的甄别平反结论的通知》) 1962年6月16日,中监委批复:“安徽省委并省监委: 中央同意你们对杨效椿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取消原定右派分子的结论和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级别,同时取消以前对杨效椿同志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和重新吸收入党的决定……” 随后,舅舅担任省甄别平反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参加全省大部分系统的平反会议,代表组织,向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赔礼道歉;主持制定了各级干部的生活补助标准,亲自过问14级以上干部的家庭生活困难;与上海华东医院、安徽各大医院等医疗单位联系,及时安排部分重病号住院治疗。经过4个多月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在政治上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时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救助,这些举措对全省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3年7月,中共安徽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选举新的一届省委委员和省委常委。舅舅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高票当选为省委委员和省委常委,这种情况在当时极为罕见。用今天的话说,舅舅是全省第一个经过公推和选举产生的省委领导。 1965年10月,舅舅调任合肥市委第一书记。7个月后文革爆发了,他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更大的灾难向他袭来。 1966年10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要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中央派的专机先到合肥接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书记处书记李任之和舅舅,再到济南接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等人。两省领导在飞机上见面,牢骚满腹,互倒苦水。 会议期间,舅舅汇报合肥市文革情况,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说:“你们合肥市每天给工人发一斤小米保省委。”舅舅当场反驳说:“合肥不产小米,我们从来没有给工人发东西来保卫省委。” 到10月下旬,舅舅已经无法在市委机关上班。为了防止造反派的围攻、揪斗,他和市长赵凯带着一辆吉普车到处“跑反”,到工厂、农村指挥生产,安排工作,苦撑危局。赵凯随身带了一支手枪,睡觉时就放在枕头下面,以防造反派抓人。他说:“八二七(指安徽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敢来,老子就给他一梭子!”舅舅苦涩地说:“我们又开始打游击了。” 1967年元月3日,省委在含山县清溪镇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元旦社论精神,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磨屁股”,即把屁股磨到“造反派”一边来。 元月6日上午,舅舅刚回到合肥,就接到省委书记处书记任质斌的电话。他告诉舅舅:“合肥钢厂两派打起来了,你立即到合钢去处理。要到群众中去,要把屁股磨过来!” 造反派正在到处抓舅舅,他明知此去危险很大,仍然带着合肥市工业书记范涡河和秘书金其恒,乘一辆吉普车赶到合钢。合钢的党委书记、厂长早跑掉了,一个负责人也找不到。 进入厂区的十字路口,向路人打听情况,才知道是两派相互抓了对方的人。舅舅多次到人群中劝说他们放人,由于场面混乱,人声嘈杂,毫无效果。后来造反派认出在现场调解的人就是他们日夜想抓的市委第一书记,立即把舅舅和范涡河绑架了。 舅舅身上装着一份重要电报,是几天前省委迫于造反派的压力,要合肥市委逮捕市保守组织负责人的命令。这些负责人中有市工会领导孙曙、姚璋、安纺总厂党委书记冯希仁和劳动模范顾思仁、黄桂兰。因舅舅不同意省委的意见,一直顶着不办,才把电报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为了保护这几位同志,不让电报落到造反派的手里,舅舅趁着天黑人杂,在押送途中偷偷把这份电报嚼碎咽到肚里。 当晚,造反派把舅舅押送到市工商联三楼的工人造反司令部。深夜12点,造反派控制的全市有线广播骤然响起,“活捉杨效椿”的特大新闻响彻合肥的大街小巷。 1967年1月23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和安徽省合肥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等造反组织在省体育场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之流大会”,将省暨合肥市党政主要负责人李葆华、李任之、桂蓬、杨效椿、赵凯揪到会场批斗,每人挂牌子,坐“喷气式飞机”。会后将他们每人带上一辆大卡车,戴着高帽子在长江路上游街示众,再拉到省委门口百般羞辱。 批斗会的照片第二天刊登在《新安徽报》上,香港的各大报纸纷纷转载,配以“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在安徽被批斗”的标题。 批斗大会前,造反派要求省军区派部队保卫。省军区于21日晨向南京军区呈送《关于可否派出部队警卫群众组织召开的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的请示报告》。许世友将报告转呈中央军委,叶剑英、林彪不敢定,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做了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 这次批斗大会标志着解放军正式介入文革。 三天后,造反派发表《夺权通告》、《罢官通令》,宣布夺取省、市领导大权,罢免上述五人的官。 由于舅舅具有双重身份,省直和合肥市各系统、各山头的造反派组织的批斗大会,都要拉他参加,一百多次批斗大会,每次都大打出手,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使党的高级干部一直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文革开始后,他们更是一个个在油锅里备受煎熬,连最起码的人格、尊严都荡然无存。舅舅多次萌生带孩子们回老家种地的念头。 “一·二六”夺权后,由于意见分歧,合肥地区的造反组织分裂成为“极”、“屁”两派,全省陷入空前的混乱。 8月初,中央决定派解放军第12军进驻合肥等城市,第12军军长李德生任军管会主任,第二炮兵第52基地司令员廖成美等任副主任。 1968年3月,省军管会根据中央的指示,筹建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造反派“三结合”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中共安徽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的17名省委常委中,除了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外已全部打倒,选谁参加省革委会呢?省军管会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将舅舅和李任之作为首批解放的省级领导干部,上报中央审批。 舅舅之所以能够首批获得解放,除了他自身过硬外,还与两个人有关。一是李德生。李德生到安徽后,听到广大干部对舅舅的高度评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二是廖成美。廖成美和舅舅是老战友,彼此十分了解和信任,廖成美向李德生力荐了舅舅。 1968年4月14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德生任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等7人任副主任。 从1958年到1968年,10年之内舅舅两次被打倒,之后又两次复出,成为安徽政坛上的传奇人物。 当时军队领导干部威信高,但是对地方工作不熟悉,舅舅很快成为李德生的左辅右弼,成为省革委会的“救火队队长”。李德生多次表扬说:“效椿同志是个好老头。” 1968年5月舅舅兼任省血防领导小组组长,率领有关人员深入血吸虫病流行区调查了解情况,全省绝大多数血防重点区、乡、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69年6月和1970年1月,舅舅两次在贵池和宣城地区召开全省血防工作会议,全力推动这项工作。他力主恢复各级血防领导小组,调回已经下放的血防人员,恢复和健全各级专业机构,动员全省卫生系统和驻军组织医疗队支援血防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全省钉螺分布面积下降了91.6%,血吸虫病人减少了63.2%,有16个县市达标。(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巨变6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徽纪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25页 —131页。) 1968年至1976年,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安徽省共接收安置90多万名知青(包括上海知青15万名)。初期50多万名知青涌向农村,住无房、睡无床、食无粮的问题相当严重。 分管知青工作的舅舅向省革委会提出成立省、地、县三级领导小组,招工、招生、提干、征兵从表现较好的知青中选拔,每年召开一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五项建议,经批准后实施,全省知青工作逐步走向正轨。1969年11月,安徽省召开第一次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李德生及省党政军领导亲临火车站迎接,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1973年安徽省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 1974年1月,淮南市的造反派打着“反潮流”的旗号,冲砸市委、市革委会,煽动停工停产,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煤炭日产量由2万多吨下降到几十吨,导致华东地区生产生活用煤告急,上海市面临停水停电的威胁。李先念一天数次打电话,督促省委采取有效措施恢复煤炭生产。省委两次派人前往淮南都没有解决问题。当时舅舅正因病住院,尽管不分管工业,听到这个情况后主动请求带队前往淮南。 经过舅舅等人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揭露和严惩了一批首恶分子,扭转了淮南形势,恢复了煤炭生产,解决华东地区燃眉之急,受到国务院表扬。 文革后期,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舅舅兼任省委宣传部长后,积极推动全省的整顿。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舅舅再次被扣上一大堆帽子:“一贯右倾”,“跟着邓小平在刮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一拍即合。”舅舅顶住压力,坚持不批邓。 舅舅文革复出后,关注受冤屈者的平反,竭尽全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 李葆华被打倒后,全家处境极为困难。1969年李葆华夫人田映萱要下放农村。当时舅舅兼任省新马桥“五七”干校革委会主任,干校的条件相对好一点。舅舅排除阻力,将田映萱安排到干校。 1971年李葆华在城西湖农场劳动,患有高血压,舅舅自费买药请人送去。 1973年的一天,省委通知李葆华,第二天省委常委集体找他谈话。李葆华担心是省委要他再回农场劳动,十分焦虑。舅舅连夜派表弟力国到他住处,告诉李葆华是要宣布他解放。李葆华全家这才转忧为喜。 省政协副主席许学受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肺科专家,文革中全家从合肥下放到金寨县,多次要求回安徽医学院工作,安医坚决不同意。舅舅亲自出面做工作,将许学受夫妇调回合肥铁路医学院。 安徽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文革中被江青点名,长期关押。他的子女没有工作,到处流浪,生活十分困难。舅舅得知后想方设法为陈登科的女儿安排了工作。 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在合肥师范学院工作多年,1964年参加全椒县“四清”运动,舅舅是全椒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文革中王郁昭被打倒,下放到利辛县。1970年春,王郁昭突然接到省委通知,赶到合肥开会。宋佩璋主持会议,舅舅宣布对王郁昭等5人的任命,王郁昭任全椒县革委会主任。后来王郁昭才知道这是舅舅的建议。他工作遇到困难时,舅舅又赶到全椒县找他促膝谈心,鼓励他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让老百姓吃饱饭,取得老百姓的信任。王郁昭后来担任滁县地委书记,以支持凤阳县的“大包干”而享誉全国。 巫宁坤早年留学美国,建国初期回国。在反右斗争中被打为“极右分子”,文革中又被关进牛棚,夫人和孩子下放到农村,境遇极为凄凉。 巫宁坤给舅舅写信申诉。舅舅批示:“安徽大学应尽快为巫宁坤恢复工作,如安大有困难,可调到另一所大学任教,每月工资不低于一百元。” 安大军宣队负责人顶着不办。舅舅亲自赶到安大,参加党委扩大会。舅舅指出:“巫宁坤是1951年从美国回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如今被埋没在农村,没有工作,生活非常困难,这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军宣队负责人声称:“巫宁坤在安大复职,无异于承认安大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 舅舅转而再与安徽师范大学联系,几经周折才落实了巫宁坤的工作。巫宁坤移居美国后,所著的《一滴泪》中对舅舅怀感激之情。 舅舅把一生献给了党,长期带病坚持战斗和工作,患有晚期肺结核、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等多种疾病,从1964年到1976年,因病9次住院,每次病情稍有好转,立即出院工作。反右和文革中遭受的打击迫害,更是吞噬了他的健康和生命。 舅舅去世前曾不止一次说:“反右让我少活了20年,文革让我少活了10年。” 1976年10月3日,舅舅在合肥逝世,年仅65岁。 粉碎“四人帮”后,改组了安徽省委。万里、顾卓新、赵守一来安徽后,广大干部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向他们介绍舅舅的革命功绩和模范事迹,为舅舅坎坷的一生打抱不平。 省委副书记顾卓新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谈到舅舅时,动情地说:“过去我们几个人从来没有和杨效椿同志在一块工作过,来到安徽后,听到广大干部对杨效椿同志的高度评价,我们为党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干部感到骄傲和自豪。像这样的好干部,为什么不能追认为革命烈士?” 1978年1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破例追认舅舅为革命烈士,这是一种特殊的褒奖,舅舅成为建国后唯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省委领导。 然而,舅舅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了! (作者为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棉花品种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