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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争议也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中共领导人和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会议都有非常积极的评价。毛泽东当时也称赞“开得好”,但事后不久,他对会议就有些看法了,在“四清”运动中甚至认为大会“把一些缺点和错误讲得严重了”。[1]“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七千人大会又与“打倒刘少奇”事件联系起来了,成为刘少奇1962年搞“右倾”路线,推行“修正主义”的罪状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后,七千人大会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才重新得到认识和肯定。
1978年,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开展的“三次路线大讨论”,在全党最早拉开了反思“文革”的序幕。最初的讨论稿仍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作为负面材料,但参加这次大会的学员马上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不同意讨论稿的看法。[2]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意义重新获得了正面的评价。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30年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又说:“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3]这是从官方正史的角度对大会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正面肯定。
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失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和一些领导人都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增强了全党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的信心,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得以真正地部署下去。这是会议发扬民主的结果,也因此作为发扬民主的楷模载入史册。然而,大会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检讨“大跃进”失误的,这就决定了会议上的发扬民主和自我批评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对经验教训的反省总结实际上停留在了“出气”的层面,很多重大问题没能深究下去,各种意见正面交锋不够,致使一些矛盾积累下来。所以,尽管会议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会议在发扬民主上取得的许多积极成果并没有在会后得到巩固,反而在中央高层内部造成了最初的政治裂痕。会议在发扬民主上的不彻底性,成为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产生政见分歧的最初开端。
关于七千人大会与党内政见分歧的关系,是学界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许多人都把这次会议作为毛刘分歧的肇端。但如果仔细考察起来,情况则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当事人在事后的一些文饰之词,也有一些后人的过分解读,甚至还有穿凿附会的问题,误读的情况较为严重。如大会上毛刘之间的分歧,未必像后人想象得那么严重。[4]
所以,对七千人大会的认识,需要回到会议现场,从不同寻常的会议方式考察其成功之道和纠结之处。
在当时党内缺乏民主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七千人大会是作为中共发扬民主的楷模载入史册的。七千人大会原本是要开成一个反对分散主义,催要粮食的会议,但在一些随机性事情的因应下,会议脱离了原来的议程,最终开成了一个发扬党内民主,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大会。上下通了气,调整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党内紧张关系。
七千人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发扬民主的大会,与其会议方式是分不开的。周恩来曾说会议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2年1月11日开始开会到29 日上午,主要是对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讨论和修改;第二个高潮是1月29日下午毛泽东宣布开“出气会”到2月7日会议闭幕,主要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5]这种高潮迭起的情况,说明会议程序是弹性的,会期随着会议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大会不同于以往走程序的表态性会议,没有开幕式,没有烦文缛礼,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级干部都认认真真地讨论问题,会议气氛热烈,充满了民主气息,这正是会议的成功之道。在困局面前,七千人大会以其看似偶发的独特会议方式,打开了党内民主的制度空间,以会议形式的变化引发了会议内容的变化,使会议具有了协调的弹性和民主的张力,在关键时刻解决了关键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很相似。两个会议都是发扬了党内民主,脱离了原来的会议主题,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实际问题的会议。其不同点在于,前者体现了领袖因势利导的政治驾驭能力,后者体现了党内一批老同志趁势而为的民主要求。所以,对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的探讨,更能看到制度与人的关系。
以今天的眼光看,七千人大会的发扬民主还是比较初步的,“基本上达到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的目的”,也“留下了以后党内斗争的阴影”。[6]大会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思考的经验得失,我们可以看到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也可以看到民主带来的制度张力。会议围绕着调整的主题,在党内民主初步发扬的情况下,以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鼓舞了全党,开成了一个克服困难的动员大会,使一些原来十分纠结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正是民主的力量,我们看到:会议程序的弹性变化,会带来制度空间的扩张,创启民主的张力。所以,本文试图从会议方式的角度入手,对七千人大会中民主张力的发生机理及其历史局限性进行一番历史考察,进而探讨会议体制下的程序弹性与民主张力的关系,盘点党内的民主存量及其时空局限。
一、“大跃进”失败后的调整困局,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近年来有学者考察了大会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近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产生结果”。[7]实际上,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是为了解决调整的困境,粮食问题是其中最迫切的问题。
“大跃进”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中共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大跃进”造成的局面是极其严重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在和平年景出现了人口的大面积非正常死亡,这是任何执政党都很难向人民交待的。如何走出“大跃进”造成的困境,成为中共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困难不仅在于当时经济形势的严峻性,还因为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主义政治传统,是很难承认和接受失败的。从政治传统上看,中共历史上虽然历经挫折,但罕有言败的时候,甚至还经常把失败说成胜利,把低潮看作高潮。如1927年的国共分裂,造成了大革命的退潮,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却把国共分裂看作是革命高潮的到来,采取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暴动政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毛泽东等领导人企图为社会主义阵营树立一个赶超“样板”,其“赶英超美”的发展指标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的,要承认失败更加困难。如何从“大跃进”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对执政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大跃进”运动的本质,那就是“气”。“气”是一个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字眼,用来形容中共从战争年代形成的动员型领导方式再合适不过了。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期,是鼓气的阶段。在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动下,各地大吹高指标的法螺,竞相大放“卫星”,掀起了全党上下吹牛皮,鼓虚劲的造假风气。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继续“大跃进”则是赌气。毛泽东为了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向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开火,在全国打了380多万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则带有很大的斗气成分。1960年春季,全国城乡粮食已经十分紧张,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说,已经饿死了不少人。[8]但为了向质疑“大跃进”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应战”,毛不惜把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东西继续坚持下去,竭尽举国之力大炼“争气钢”。虽然1960年钢产量勉强达到了1840多万吨,但国民经济更加失衡。1960年的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700亿斤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也只恢复到2950亿斤。[9]以河南信阳事件为标志,全国各地农村人口大面积死亡的事实真相露出水面。持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到1960年已是三鼓而竭,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危机,不得不“退”了下来。
“大跃进”造成了严峻的困难局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正如刘少奇指出的:“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粮食产量锐减,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大量减少。由于连年的粮食减产和持续的高征购,农村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发生地。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60年比上年全国减少人口100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702万。1961年全国总人口又继续净减少348万人。 1961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压缩城镇人口,当年精简职工798万,压缩城镇人口1000万,城镇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少366万人,而农村人口只比1960年净增长18万。[10]到1962年,有些地方的农村还在饿死人。调整国民经济,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主要是保障城市的吃饭问题。城市的调粮保命问题成为国家的一时急务。邓小平说: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溃退。[11]当时中央采取了两个方法:一是大规模征调粮食,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保障城市的基本供给;二是减少城镇吃供应粮的人口数量,三年共压缩城镇人口2500万人到农村。
1961年1月,中共召开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国民经济转入调整时期。毛泽东把这几年错误的发生原因,归为主观主义的“想当然”思想作祟,提出要搞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把这些错误首次称为“人祸”。会后,中央领导人分头下访搞调查研究,开始了拖延已久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在1961年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央努力恢复奄奄一息的农村经济,进行整风整社,纠正了“五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改变了人民公社体制,缩小了社队规模,取消了公共食堂,基本核算单位也下放到了生产队。经过这些工作,农村形势开始好转,到1961年8、9月间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已经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升了。[12]然而,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并不乐观。
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要让“一日千里”的“大跃进”能够顺利退潮,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是“情况明”这一条就很难做到。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粮食产量计划指标为4100亿斤,比当时估计的1960年产量3700亿斤增加10.8%,而实际上1960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13]由于中央只想在重工业生产已经达到的水平上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没有降下来,一些上马的基建项目也不愿下马。虽然在执行中,这些指标不得不一降再降,但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中央放不下,地方更放不下,大家总想着困难形势很快就能过去,不愿意把好不容易搞起来的家当丢掉。直到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认识到:工业必须要退够,才能调整。[14]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如果不下决心坚决退下来,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15]根据这个指示精神,中央全面下调了指标。1961年的计划指标,钢降至850万吨,粮食降至2700万吨。1962年的计划指标继续下调。[16]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真正的调整,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但由于耽误了调整时间,执行情况很差,加剧了国民经济的紧张局面。城乡居民的食品、棉布消费量继续减少,吃穿用紧张,农村还在继续死人。
同时,作为“大跃进”的后遗症,党内的情绪非常大。尤其是第一线工作的干部,有一肚子怨气。对庐山会议后知错而上的“继续跃进”,尤其火大。下面办的很多错事,明明都是上面压下来的,但承担责任的都是一线工作的干部。这让他们很难服气。他们说,反右倾运动整了实事求是的干部,整风整社运动又整了听上级话的干部,“取了经是唐僧的,闯了祸是孙猴的”。各级干部都不约而同地质疑“三面红旗”对不对,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困难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央有什么责任?大家希望中央能给个说法,明确一下认识。
“大跃进”的失败使各级干部吃尽了图虚名而遭实祸的苦头,他们痛心疾首,内疚自责,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九九”,不再盲目地听从上级的指示了。对上级布置的任务,他们再没有过去那种争先恐后的劲头,不能不首先考虑一下自己单位和地区的利益。中央下达的许多任务,地方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很难安排下去。这些情况,让毛泽东和中央感到党内有一种畏难情绪,有分散主义,有本位主义,有自己的“小天地”。为此,中央决定搞一个七年计划,中心是解决吃穿用,兼顾国防,把大家的气壮起来,[17]但远水不解近渴。对于已经尝过画饼充饥滋味的各级干部来说,这种传统的鼓气方式很难说能有什么效果。
此外,中央与地方上下不通气的情况仍然很严重。虽然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但人们调查研究的动机和观念不同,调查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而且,中央虽然在1961年开了几次会议,但都没有集中系统地对过去的工作失误进行过总结。最高决策层对困难情况不摸底,对困难原因的认识也不一致。 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看法是:“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我们头脑太热,违背了客观规律,使本来可能的事变成不可能了,被迫退下来。[18]毛泽东还乐观地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上述这些纠结的问题,集中反映到了粮食征购调拨一事上。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9月,中央确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但到1961年11月中旬,粮食上调任务只完成了四分之一左右。11月23日,中央下达紧急通知,督促各地努力完成任务。[19] 同年,中国还进口了116亿斤粮食。如此大规模地进口粮食,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事情。1961年11月上旬,中央召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工作会议,在落实 1962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时,各地领导人都面有难色。邓小平提出了上调粮的三个方案(上调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要大家选择,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勉强接受了中间方案,即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中央150亿斤),比1961年增征100亿斤。[20]
下面的干部有畏难思想是不难理解的。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是2870亿斤,征购量是1021亿斤,征购量占产量的35.6%。1961年的全国粮食产量2950亿斤,征购量是809.4亿斤,征购量占产量的27.4%。[21]
1961年的粮食总产量与死人最多的1960年相差无几,农村还在继续死人,1962年的粮食丰歉情况未卜,再加倍地征调粮食,这意味着还是高征购,各地还会继续死人。当时负责财贸粮食的副总理李先念曾有个经验之谈:征购粮食只能占产量的25%左右,多了就会出问题。[22]因此,各大区勉强接受了150亿斤的调粮任务,等于是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作为一个因应之策,陶铸提出开个全国地委书记会议,让中央帮助打通下面的思想,邓小平接受了这个意见。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泽东听取了书记处的汇报,决定把县委书记都召集来开会,搞一个小整风,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总结一下,鼓鼓劲;检讨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中央的账要交清楚,要检讨,地方可以不检讨。他说:“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经过了一年多的调整,经济形势已经好转,中央可以说得起话了。他说,现在气不壮,很沉闷,东西有,就是收不上来,要搞思想统一,解决“小天地”过多的问题。会议的中心思想是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23]
在11月16日中央下达的会议通知中,列举了当前的问题: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不讲老实话、征收农产品不顾大局只顾本地或农民,等等。12月 21日,在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说:把大家召集来开七千人大会,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24]总之,七千人大会的最初动机是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强集中与统一。虽说过去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但具体要解决的是分散主义问题,矛头是朝下的。
二、从“主题先行”到“主题后行”,大会直接讨论政治局报告的非常之举
大会既然要“总结经验”,就要说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和责任。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和第一推手,如何规避毛泽东的责任,是总结经验的首要问题。毛泽东确定开七千人大会之时,即提出错误责任首先在中央,并要中央书记处清理这几年的文件,以明确中央的责任,问题出在哪里。这是会议准备的第一步。
中央书记处很快选编出了两本材料,一本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语录(后题名为《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下发七千人大会),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并就清理材料的情况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写了报告。
邓小平在1961年12月16日书记处会议和12月21日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都讲了清理材料的情况。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第二本材料“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上面”。责任是中央第一,省市第二;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书记处的缺点错误主要表现在:1、没有及时研究和提出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或者具体政策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2、计划指标过高、多变;3、几个“大办”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4、权力下放过多, “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邓小平还说,过去这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研究的结果,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25]
中央书记处对中央文件的清理工作及其报告,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肯定,成为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12月20日,在中央小型工作会议召开的当晚,毛泽东给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讲话:这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首先应由中央负责,其次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总说中央是正确的,这不符合事实,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搞的,都是错误的。“问题是认识的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26]毛泽东这里讲的,与书记处报告检讨的情况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给七千人大会定了调子。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刘少奇插话赞同邓的意见,说总路线是不错的,错误是执行中间的问题。[27]
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承担了责任,通过编语录和编文件的方式,为大会顺利召开提供了前提条件。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央书记处清理的文件,有着政治上的精心考虑,并非都是负面文件。当时彭真根据中央要求,让北京市委协助清理了这个时期的文件,共涉及93份文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央下发的文件,共19件,包括作为负面材料的7件,主要是发动“大跃进”的文件;作为正面材料肯定的有12件,都是具有纠偏性质的文件,正确率占 63%。第二类是中央批转的属于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51件、地方党委的23件;其中作为负面材料清理的有63件,错误率85%,正确率15%。 [28]如此看来,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主要也只是失察和轻信的领导责任,更多的还是下面的问题。
从调整开始,中央一直没有系统地总结过“大跃进”失败的问题,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总结经验的看法不尽一致。在常委中,刘少奇在农村认真搞了调查,对下情的了解是最深入的。1961年4月,刘少奇回到家乡,进行了44天的农村调查,亲眼目睹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灾难性后果。“五风”对农村经济的摧残,农民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9]他痛心疾首,多次说过饿死人要上史书的话。在他接手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后,把他的一些尖锐看法写到了报告中。
刘少奇要求报告起草小组把困难形势讲透,不要怕这怕那,放开写。他在小范围说的一些话,讲的很开,如:“大跃进”是由少数干部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搞形式主义,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这几年决不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问题,至少是三个指头或四个指头的问题,有些省市是倒四六、倒三七,甚至九个指头都烂了;这几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重复了党的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人民公社搞早了,“一大二公”现在还看不清楚,等等。这样起草的报告,肯定与毛泽东定下的基调有所不同,那些“大跃进”的积极干将也不会满意。正如后来会上有人说的,讲成绩是12年(1949-1961)的,讲缺点错误是1958年以来的。[30]
1月10日,毛泽东接到刘少奇主持修改的报告,先是要求推迟3天开会,接着又决定报告不经过政治局讨论,直接印发大会,用三天时间分组讨论。 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没有开幕式,直接把中央的报告发下去,让大家提意见。根据毛泽东提议,会期延长,充分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
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政治局没讨论就发下去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对于毛泽东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后人评论很多。胡绳是参加报告起草的成员之一,他事后认为:这是毛泽东认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肯定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讲话就是最高指示了”。 [31]因为毛泽东对报告不太满意,又不便于自己出面表态,而100多人参加的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对报告“议论甚多”,有人认为报告把问题讲多了,读来让人泄气。毛泽东索性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投石问路,看看大家的反应,让党内思想状态透透底。这是一种“引而不发”的高姿态。
但这个不符合以往开会惯例的举动,却暗合了会议制度的内在要求。以往的开会都是表态性的会议,议题先行,程序固定,少数人决定好了,让多数人表态通过,把规定动作做完了,会议也就开完了,与会者的民主权利很难体现。而这次开会,毛泽东首先让大家充分讨论政治局报告,发表自己对报告的意见,无意之间打开了会议体制的民主之门,提供了充分讨论的民主空间。而一旦形成了民主的“情势”,毛泽东也不能不顺应了。
毛泽东的投石问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与会者,都是“大跃进”运动的各级领导者,都有一大堆的问题和困惑,在北京聚集一堂讨论报告,自然有许多话要说。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提出了各种问题,诸如:当前的困难形势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会犯错误,谁应该对错误负责,有没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三面红旗”对不对,这几年的工作怎么看,等等。相比刘少奇的报告,他们的意见更加鲜活具体。有些省的负责人直接提出了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32]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大会的主题。
言路既开,堵是堵不住的。对报告的修改意见,主要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基调问题,首先是对形势与任务如何估计的问题。毛泽东十分明智地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态度。他决定成立21人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从16日起,会议主题从反对分散主义,转到总结经验上来了。
为了切实地总结经验,毛泽东和中央采取了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的民主讨论原则。他指示: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对稿子有不同看法,可以自由发表;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33]这是大会最为成功的决策之一。起草委员会与大会小组讨论采取平行作业的方式,小组讨论的意见都反映到起草委员会里。报告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稿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争论得很激烈,言论也比较大胆。彭真说,把成绩讲足,把错误讲透,错误有多严重讲多严重,这样才能轻装前进。吴冷西回忆说,像这样起草文件,意见如此纷纭,争论如此激烈,是他平生的第一次。[34]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起草委员会经过8天紧张工作,于1月24日下午完成了报告第二稿的修改。这时大会召开了13天。报告第二稿汇集了众议,对形势和任务的看法,对“大跃进”缺点错误的分析,对于反对分散主义等问题,都做了重要的修改补充,采取了更加接近事实的态度。报告归纳了四条主要缺点和错误,把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的错误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的滋长联系起来,更具有说服力,比较容易让人接受。[35]特别是在第二稿中,不再提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不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更没有再提城市人民公社。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倡导的,并且作为纲领性的口号一直在鼓吹,因为实现不了,报告修改稿中不再提及,这表明了中央政策观念的重大转变,不再靠虚张声势来鼓足干劲了。
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的修改是很注意策略的。报告肯定的12条成绩有所夸大,总结的4条缺点错误是以肯定“三面红旗”为前提的,讨论中对“三面红旗”的质疑和否定没有反映进去。报告说如果遵循毛泽东的思想和方法,认真执行毛泽东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36]
1月24日晚,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修改报告稿的情况,商定在25日下午召开有各省市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报告稿,然后提交大会审议,在本月底结束七千人大会。[37]
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稿,同意提交大会。26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27日下午4时开第一次全体大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并预定在30日结束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对报告第二稿未必满意,但这是集体讨论搞出来的,用他的话说是“寡妇生崽,众人出力”,也不好再说别的。刘少奇的口头报告第二天就得上台讲,需连夜准备讲话提纲。27日上午,毛泽东又临时决定,大会开始时间从4点改到2点,似有敷衍之意。这样,刘少奇的准备时间就更紧张了。直到第二天临上台前,才把报告提纲交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传阅。[38]
虽然准备时间仓促,但刘少奇对当前问题早已是块垒在胸,即席讲话反倒说得更透彻,言语也更尖锐。刘少奇说,讲错误和成绩,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套话,从全国看恐怕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有的地方还是倒“三七开”。他还提出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这些话都是书面报告上没有的。他还说,这几年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除了高指标,要求急,瞎指挥,还因为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了过火的斗争,使得干部群众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搞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刘少奇还谈到了庐山会议的事情:彭德怀的信,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不对,也不算犯错误。
刘少奇的口头讲话,在毛泽东听来不免有些刺耳,不断地插话。但刘讲的这些都是“过去时”,已经和正在改正中,因此毛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大多数与会者来说,则很有振聋发聩的感觉,甚至还有点惊心动魄。[39]他们由此看到了中央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克服困难的决心,倍感鼓舞,群情振奋。次日,大会各小组反映说:“大家一致对少奇同志的报告满意,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40]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报告是肯定的,对大会的开会方式更褒扬有加。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中说:“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41]
七千人大会的开法,改变了以往“主题先行”的开会模式,开创了一个“主题后行”的新模式:先把报告发给大会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来调整会期的长短,开出了一个波澜起伏、高潮迭起的会议。原定10天的会议时间一推再推,一直开了28天。
三、因势利导,根据会议局势发展调整会议程序,实现“上下通气”
按大会原来的日程安排,在刘少奇作完口头报告后,会议就准备结束了。毛泽东在27日的全体大会上宣布,会议争取30日搞完,无论如何31日要搞完。[42]然而,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对困难形势和原因的分析更加实事求是,也更为大家信服,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与会者情绪热烈,使大会出现了欲罢不能的态势。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虽然没有明确地否定“三面红旗”,但也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肯定,而是留下了以后再说的伏笔,颇有点“秋后算账”的味道;口头报告中提出的两个“三七开”的观点,说全国范围是对七错三,只是抽象意义上的笼统肯定而已,如果具体到各个单位和地方,肯定会有相当大的部分要被划到错七对三的“倒三七”之列;口头报告中关于“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更有要否定庐山会议及反右倾运动的意思。这让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有种咄咄逼人的压力。
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的基本调子是:“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问题是执行中发生的事情。与这个基本调子相对应的是,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所负的责任,主要是领导责任,但实际上毛泽东与“大跃进”的重大决策及其失误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庐山会议前,头脑发热是大家都有份,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的个人问题就更大了。所以,他需要中央其他人都来分担一下责任,撇清一下问题。而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把问题说得更重了,两个“三七开”和“七分人祸”的话也出来了。如果会议就此结束,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就成了会议的最强音,毛也就没有向全党讲清责任的机会了。熟悉历史的毛泽东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他需要顺着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把文章继续再做下去。
毛泽东对“大跃进”造成的惨痛损失,曾多次表示过自责态度。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批转给各地党委的一份报告中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43]内疚自谴之意,跃然纸上。毛泽东还具体检讨了他在大炼钢铁的高指标、急于过渡的共产风等问题上犯的错误。在筹办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提出中央要对过去的错误首先负责。这个应承担责任的“中央”范围很广,有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各部门,还有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44]邓小平代表书记处的报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都承担了相应的中央责任。书记处的报告在检讨这几年的失误时,刻意回避毛的责任。毛泽东有些过意不去,表示说他的缺点也是要讲一点的。
在七千人大会开幕之日,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谁都有缺点错误,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讲我的缺点。因为毛泽东有了这个态度,彭真在会上发言比较大胆,他说:总结经验教训时,要把中央和政治局有些常委包括进去;中央的责任第一是书记处,第二是部分常委,书记处的责任比常委多,但各有各的责任,毛主席的责任也不要回避;我们都承认实事求是,领导人如有缺点错误,也要实事求是,不讲不足以为训,讲了反而会提高他们的威信。[45]
1月18日,起草委员会讨论责任问题,在毛泽东是不是也要担点责任的问题上,彭真坦陈了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彭真讲毛泽东也要担点责任,完全是出于维护毛泽东领袖威信的善意。他认为,毛泽东和常委主动担点责任,不仅能展现领袖的胸襟气度,更可以给全党同志反省错误带个好头。但这个话题太过于敏感,邓小平、刘少奇都不好直接表态。周恩来比较老道,说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陈伯达则气势汹汹地向彭真扣大帽子,说他是要检查毛泽东的工作,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要毛泽东负责。[46]这场争论,反映了起草委员会内部讨论的活跃氛围,但也可以见到允许讨论的极限。毛泽东虽然说过他也要负责任的话,但要真正做起来很难,实际上是讲不得的。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如实地讲述了困难局势,实际上突破了原来设定的肯定“三面红旗”的框框,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带动起了大会的情绪,会议出现了一个高潮。
在地方层面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冲击力很大。许多干部开始对照检查自己的省区,是“倒三七”,还是“十个指头都烂了”。特别是一些省委主要负责人专横霸道,到北京开七千人大会,还要捂盖子,压制不同意见,不让大家说省委的问题。在刘少奇口头报告的鼓励下,一些干部向中央写匿名信反映情况,邓小平把他们称为“半勇敢分子”[47]。四川组就是这个情况,在李井泉的控制下,会议开成了一个“磨时间”的会。明朗(时任梁平县委第一书记)以一个四川干部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映了省委欺上压下的问题,揭露了四川还在饿死人的事实。[48]中央常委1月25日接到来信,对这些省委领导人在中央会议上还捂盖子的做法非常震惊,也切实感到了这些地、县干部对省委压制民主的愤怒。这封信的上达,是以后会议转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材料。
在中央层面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却让毛泽东感到有些压力。他感到报告中暗含了某种问责的味道,需要有人站出来施以援手。林彪机敏地觉察了毛泽东的窘境。1月29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他撇开准备的稿子,临时即兴讲话,对“三面红旗”大加赞扬,高调力挺毛泽东,改变了前天刘少奇报告的基调,让毛泽东大为高兴。[49]
两份口头报告,林彪讲的是领袖崇拜的高调,刘少奇讲的是实事求是的低调。其实林彪心里非常清楚,“三面红旗”完全搞糟了,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党内外情绪很大。[50]他在这段时间的笔记中,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有非常到位的严厉批评。林彪写道:毛泽东在干劲问题持“不正确看法”,北戴河会议后 “全左”;“大跃进”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炼钢铁出废品,是不讲成本,不惜人力“猛搞”的蚀本生意;今后应提“好省多快”,在“好省”基础上求 “多快”,现在是本末倒置。林彪还讲脱离实际的抽象派是“只凭幻想胡来”。[51]因为军队与“大跃进”干系不大,林彪一直不让军队介入地方工作。 [52]
在会议前期,林彪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林彪在刘少奇讲话之后的发言,主动为毛泽东摆脱了尴尬的困境,不仅是一种投其所好的政治功利,实际上也反映了党内一种解决当前困难的态度和护短的心理:维护毛泽东威信即是维护党的团结,担心对“三面红旗”否定过多会造成党心民心的涣散。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很有基础的。最近有材料说,林彪原来不想讲话,是陶铸、罗瑞卿、刘亚楼和一些军委领导鼓动他讲的。在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后,他也没有任何得意的表现。[53] 林彪的这番讲话,从事后看来,可能动机很复杂,既是维护毛,也是针对刘,甚至隐约地反映了“高饶事件”后军队干部与白区干部的芥蒂。[54]林彪对毛泽东的错误是非常清楚的,但他的立场态度却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
林彪的口头讲话,用心良苦,能从中解析出许多1960年代制造个人崇拜的信息。首先,立意宏大。虽然毛泽东和中央都坚守“三面红旗”的底线,但多少都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林彪有意把“三面红旗”说成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既撇开毛泽东的责任,又把捍卫的气势一下子就提上来了。第二,假言推理。林彪把“大跃进”造成困难的原因,首先推到自然灾害上,其次推给工作上的错误,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交学费”。“交学费”是“代价不可避免论”的一种说法,相类似的说法还有“积累了经验”等等,实际上反映的是同一种理念。当时在会上就有人提出,拿人命交学费,这个学费也太高昂了!第三,高调团结。林彪强调,困难时期最大的、首要的问题,是党的团结。他要求全党更加依靠和相信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团结对于实行集中制原则的党来说,是生命攸关的大事情。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罪莫大焉。第四,神化领袖。刘少奇书面报告中把“大跃进”的错误当作是执行中的问题,是没有遵照毛泽东的思想和指示造成的。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批评“大跃进”搞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实际上突破了这个框框。所以,林彪的讲话要再度强调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他说:毛泽东总是比其他人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们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意见受到了干扰。林彪的这段话,一向被说成是讨好毛泽东的阿谀奉承,但当时大会上多数人都认为林彪讲得非常好。[55]就连认为毛泽东也有错误的干部,也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作为全党凝聚力的政治象征,不认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些东西在党内有着深厚的基础,构成了1960年代造神运动的政治文化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