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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政府成立伊始,就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周恩来都曾高度评价这次谈判,并充分肯定这一条约。但随着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开始在不同场合尖锐批评有关东北和新疆问题的补充协定,以及有关成立4个合营公司的协定,并且对斯大林的态度表示不满。从革命到执政地位的改变,不能不影响其民族情感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发生相应变化,加上国内舆论和民众情绪的影响,是促成中共领导人对谈判部分结果重新审视,渐至发生疑义的重要原因。
5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原因多种多样,意识形态的,特别是对革命和战争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注:关于此问题的初步分析,可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代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但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毫无疑问不能仅仅从意识形态方面去找原因,甚至也不能仅仅强调双方领导人的性格冲突和历史积怨所带来的心理上的距离感。对中苏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在国家利益,特别是在民族情感方面碰撞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多年来,国内的研究者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只是多数文章著作集中讨论了斯大林以及苏联党的“大国沙文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却忽视了国家利益的碰撞在中国党领导人民族情感上发生冲击和反应,从而影响其外交决策情况的研究与考察。事实上,所有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几乎都把摆脱民族屈辱地位,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作为自己首要的斗争目标。长期被压迫、受屈辱的民族悲情意识,在他们的思想中打下深刻的烙印。革命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唤醒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会对革命党建立新的国家关系的努力,起到巨大推动甚或是牵制的作用。一般国家的革命党如此,经过长期战争,且以独立自主取得革命胜利而自豪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求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的愿望更加强烈。而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增强了他们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在新政府最需要外交承认的情况下,毛泽东之所以毅然宣布“一边倒”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即暂时不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大决定,其实都反映了这样一种希望一举成就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目标的急迫心态。但是,建立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关系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不同于一般国家关系。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否,也不能简单地以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程度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平等已然成为一个更多具有策略意义的外交问题,而非以建立理想形态为目标的原则问题。然而,对理想目标的由衷渴望,和来自国内强烈民族情绪的牵制,使新中国领导人在与苏联谈判废除1945年旧条约,缔订互助新条约前后,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心态转变过程。结果就出现了谈判极大成功而评价异常负面的相当奇特的情况(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即不止一次表示过对1950年谈判结果的强烈不满。他说,1950年谈判中斯大林不仅企图独占中长铁路,而且要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海军基地,还提出在中国开办4家合营公司,甚至提出把东北和新疆实际划为苏联势力范围。他明确说:“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包括“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参见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1956年3月30日,李玉贞译《国外社会与经济》1995年2期;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共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23页;《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深入分析这一情况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此后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
实现平等的热切期待
1949年1月8-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有过频繁的电报往来。当时南京政府为延缓军事崩溃,向苏、美、英、法政府提请协助调处国共内战。斯大林把南京的请求转发毛泽东,并建议提出相当条件,表示可以接受和谈请求,但委婉拒绝外国调停。毛泽东初接电报大为不满,怀疑斯大林有意干涉中国革命。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他的提议只是争取国内外舆论的一种策略手段,并非真的希望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战争停止下来,毛泽东也注意到接过和平旗帜的政治宣传作用,事实上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这一段电报交涉才算告一段落(注: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67-271页。)。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很快过去。几天后,在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对外交工作的指示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在电报结尾处特别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注:《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44页。)这里所说的“外国人”,自然包括俄国人。而所谓“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角色,即有意识地把自己摆到执政的地位上来。明明是中苏两党关系方面的问题,被提到国家主权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多少反映出此种情况。
既然做好了执政的准备,中共领导人自然要高度关切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而新政府能否收复国民党政府丧失的权益,彻底实现民族独立,不仅关系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能否实现其民族革命目标,而且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政治形象影响甚大。经过抗日战争之后,事实上各种不平等条约已大部废除,长期成为历史屈辱象征的租界和租借地也多半不复存在。惟一继续占据中国领土的只有英国。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战争结束之际,苏联政府竟利用参加对日作战之机,迫使国民政府同意租借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30年,以及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通过公民投票完成外蒙古独立等项条件,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件事给国人留下了相当恶劣的印象(注:《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1945年8月 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1945年8月1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261-272页。)。新中国的建立,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第一次秘密接触,就不能不迅速涉及这一敏感问题。
战后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苏共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行了长达一周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似乎不经意但却明显带有试探意味地讲述了“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提出的问题,“即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有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注:〔俄〕A.列多夫斯基编著《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 年1-2月)》,路远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5-6期。)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非急于收回旅顺军事基地。从新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苏联暂时保有在旅顺的驻军,对尚无海军的中共党人,自有其价值。但问题是,考虑到多数中国民众和社会舆论的倾向,从即将执政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探测苏联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真实态度。
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外蒙古的归属问题。苏联(当时为苏俄)自1921年开始驻军外蒙古,后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遂致力于外蒙古独立。对于这一问题,中共基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在20年代也一度赞同过苏联的主张(注:最典型的言论可参见1924年3-4月间施存统《论反对中国现在政府收回外蒙主权之主张》、李长蕃《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沈玄庐《蒙古独立问题》等文章,《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3-4月。)。但是,考虑到国内的舆论要求,作为中国民族利益代言人的共产党人,不能不改变看法。毛泽东在1936年曾公开表示,对于外蒙古问题,应当在革命胜利后通过成立“中华联邦” 的方式来解决,“外蒙古共和国”可以“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注:毛泽东说:“等到人民的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外蒙古共产党将根据自己的意志,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254页。)。如今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当然要重提这一设想。在会谈中,他虽然委婉,却是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希望看到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的愿望(注:本段及下段,《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见列多夫斯基前引文。)。
战后苏联坚持要控制中国东北,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利用向中国东北和北朝鲜扩张,建立一道防波堤,保证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在即,苏联继续保有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明显不利于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形象,在战略上也不再十分必要。因此,斯大林得知毛泽东提出旅顺港问题,立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肯定中苏协定是不平等的,说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军马上就会从旅顺口撤退,如果中国方面认为最好现在就撤,苏军也可以马上撤出。但是,对外蒙古问题,斯大林的态度却大不一样。因为,在俄国人看来,外蒙古的地位对苏联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在他们的意识中,外蒙古20年代就已经独立,1945年不过是走一个形式而已。如今再改变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完全没有可能。斯大林因此话里有话地告诉毛泽东说:内外蒙古合并,只会对中国不利,因为坚持外蒙古回归中国,反而可能因外蒙古坚持独立,把内蒙古也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苏两党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建立新中国需要苏联有力帮助与支持的情况,使旅顺港和外蒙古问题不可能成为影响中共领导人这时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几个月后,即1949年6月底,在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共中央在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的书面报告中,强调重点已发生了改变。报告中再度提到旅顺驻兵、外蒙古独立和苏联从中国东北运走机器的问题,且说明在民主党派、青年学生和工人当中对此存在着不少议论。但报告提出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却是向苏联方面表示,中共中央并不赞同这样的议论。在外蒙古问题上,报告虽然坚持提到欢迎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联合”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明白表示愿意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其独立的事实(注:《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共和斯大林的报告(及斯大林对报告的批语)》,1949年7月4日,《关于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2期。)。
中共中央这时的主要外交考虑是新政府成立之后,即根本废除旧政府遗留下的一切外交条约,与所有国家重建外交关系。要做到这一点,真正实现毛泽东关于“另起炉灶”的外交意图,能否废除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另订新约,自然成为关键所在。据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高度评价说:旧的中苏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民主是有利的,不仅“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就是在今后也仍将产生更伟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另一方面则又委婉地表示:一旦新中国与苏联建交,中国政府既愿意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也愿意“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当然,也可以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等适当时机再签订新约(注: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5-16页。)。
用如此委婉的方式向苏联方面表达自己的意愿,一方面反映出中共中央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足见在当时特殊条件下中共与苏联关系之复杂与微妙。但对具有不同民族特性的俄国人来说,这种表达方式却未必能达到目的。斯大林并没有理解中方的意图,他只是旧话重提说:“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经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其实是指协定——引者注)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订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即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至于1945年的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此时也没有成形的想法,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说:“全部继承或重新签订或声明等一时期重新签订”,“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解决这个问题”(注: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与斯大林谈话向中央毛主席的报告》,1949 年7月1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册,15-16、25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苏联等东欧国家相继宣布承认新政府,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也陆续做出姿态。外交工作,包括审查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订立的各项条约与协定的工作,迅速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3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置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基于“另起炉灶”的想法,毛泽东显然希望能够另订新约。何况,无论中苏条约内容是否完全体现平等,其相关协定毕竟存在不平等的情况。国内各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对此始终议论纷纷。几年来与美国的对抗,已经把国内民众对实现民族独立与平等的渴望,推进到空前的高度,如果对苏联网开一面,难免会影响和动摇共产党彻底捍卫国家主权的政治形象。处于执政党地位,又在建国之初,另订新约与协定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当决定尽快实现访苏之后,毛泽东就决心明确提出重订新约的问题了。他为此向斯大林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解释说:与苏联确定关系,重订新约,对中国开展外交工作意义重大,因为新政府只有在同苏联缔结了关于友好、军事、经济和政治同盟,以及关于贷款、贸易等方面的条约之后,才能允许外国的外交使团到中国来。也只有参照和依据同苏联缔结的条约,我们才便于着手重新审查和废除蒋介石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注:科瓦廖夫、贡恰洛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彭卓吾译,《党史研究资料》2000年2期。)。
11月8日,毛泽东正式致电莫斯科,表示希望借斯大林70诞辰之机访问苏联,并且说明,希望能够在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讨论中苏条约问题。如果到时候需要签订新的条约,周恩来将会前往莫斯科签字。随后,毛泽东致电中国驻莫斯科大使王稼祥,并委托周恩来会见苏联大使罗申,进一步说明其打算前往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同时讨论中苏条约问题(注:《A.拉夫连季耶夫同王稼祥会谈记录(摘要)》,1949年11月10日;《罗申与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谈话记录(摘自罗申日记)》,1949年11月10日。(见沈志华等编译有关苏中关系档案资料,未刊,以下简称“苏中关系资料”))。比较一两年前毛泽东计划访苏时所开列的一长串问题清单,这次访苏的目的可谓简单明了,就是要另订一个足以显示两国平等地位的新条约(注:1948年8月毛泽东就其访苏想要讨论和请教的问题所开列的清单,可参见列多夫斯基编著《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5-6期。))。由此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对迅速成就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抱有多么迫切的期望。
但是,除了早已承诺的邀请外,毛泽东没有得到任何对他另订新约建议的明确答复。一方面是来自国内的强烈要求实现民族平等的民众情绪,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上的老师与学生、国家关系上的强国与弱国,以及援助方与被援助方这种事实上的不对等地位,使毛泽东的民族使命感和他对现实可能性的评估之间形成了较大落差。因此,毛泽东虽然身为新中国最高领袖,而且是正式出访苏联,上路时却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翻译和几个工作人员。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北站,前来迎接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等人。新中国最高领袖抵达莫斯科,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没有到场亲自迎接,这让一些中国人感到不满可以理解。问题是,中国新闻总署竟为此发出一份通报,说:“许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上海工商界人士和旧社会出身的一些人对此表示不满。许多人认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欢迎(实际应为欢送——引者注)日本外交部长,但没欢迎毛泽东,这很不好。一些人尖刻地讽刺说,毛泽东是去‘鞠躬学习’去了。斯大林是主人,是导师,所以自然不一定亲自迎接他了……一些人说,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损害了国家的威信’。武汉商会主席说,通常国家首脑在边境地区会见。现在毛泽东到莫斯科,斯大林不亲自去车站迎接,像是被叫到莫斯科的。中国好像是一个仆从国。类似的讨论在天津工商界和大学生中也有。”(注:中共中央新闻总署通报(№50):《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1950年1月1日,见“苏中关系资料”。)尽管新闻总署看上去是持批评态度,通报的标题也为:“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但把这样的信息如此概括出来并通过中共中央报送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多少能够让人感受到这种舆论压力的作用(注:毛泽东十分重视国内外对自己访苏的反应,曾电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将消息及时整理摘报。此类材料报送毛后,通常并不分送苏方。通报50号却转送苏方,似非无意。参见毛泽东《关于同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等问题的电报》,1949年12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辑,193页。)。
16日当晚,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双方立即展开了第一次会谈。会谈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当即表示:“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但他话锋一转,却建议暂时不要改动这项条约。他说:“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是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在斯大林看来,中苏条约不平等的关键,在于旅顺口驻军问题。“特别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将获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情,共产党人做到了。”(注:《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见张木生译、沈志华编注《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5期。)
从斯大林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对中苏条约的基本态度与年初米高扬秘密访华时,和年中刘少奇秘密访苏时相比,并无变化,仍肯定1945年中苏条约的签订,存在着不平等的情况,只是其强调重点是旅顺驻军问题。但对条约的具体处置,斯大林此时的想法已经确定,即暂时不宜修改。原因就是任何修改都有可能使美英找到公开推翻雅尔塔协定的理由,从而损害苏联战后从日本那里夺取的实际利益。
为了恢复自己的主权,而使苏联承担可能失去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危险,这使高度重视中苏两党阶级利益一致性的毛泽东顿感为难。他明确表示对此十分意外,但能够理解。他说:“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注:张木生译、沈志华编注《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5期。)
16日晚的会谈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双方具体讨论了包括和平的可能性、中苏条约、借款、解放台湾以及出版俄文版毛选等许多问题,斯大林虽然说明中苏条约因雅尔塔协定的关系,两年之后才可能做大的修改,目前暂不宜改变,但其“情意恳切”,提出旅顺问题可以实质上解决,即苏联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鉴于这种情况,对于周恩来总理是否还有必要来莫斯科的问题,斯大林的意思是只签个声明,周可以不必飞来。毛则考虑,最好还能够搞一个 “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注: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436页。),比如将商务、借款、航空等协定一起,搞个签字仪式,还是由总理来签。在18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毛泽东介绍和说明了会谈的情况以及他的想法,同时建议政治局对如何处理中苏条约问题加以讨论并提供意见(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49年,17-18页。)。
从毛泽东给政治局的电报可以看出,斯大林虽然委婉拒绝了毛泽东改订新条约的提议,但还没有让毛泽东马上感到太多的不愉快。如果能签订商务、借款、航空等协定,请周恩来过来搞个仪式,于新政府也算有些尊严。21日,在苏联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为斯大林祝寿的大会上,毛泽东被邀请同斯大林一同步入会场,并被安排第一个致贺辞,这些也都让他感到某些欣慰。他在当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不无高兴地提到:“庆祝会除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外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在这十三个国家中由我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受到盛大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他十分欣赏苏联塔斯社就此所做的报道,并要求新华社发消息时要用塔斯社的新闻稿。但国内的政治局开会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认为周恩来没有去的必要。刘少奇等人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表示相信:苏联方面不仅不想马上修订条约,而且也不准备现在就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它只是打算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和毛泽东发表一个声明罢了。既然如此,则恩来同志去莫斯科似无必要(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7-18页。)。
政治局的看法使毛泽东感到不安。他很快把科瓦廖夫找来,提出两项办法要斯大林早做决定,以弄清他可能的处境。毛的建议一是按照他的希望,解决借款、通商、航空等项协定问题,召周恩来前来完成协定签字手续;二是依照政治局所估计的,只对上述问题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恩来即不必来(注:科瓦廖夫等:《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党史研究资料》2000年2期。)。而24日与斯大林的会见,证实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估计,斯大林果然同意第二种办法,主张周恩来不必来(注:毛泽东在1956年曾回忆说,斯大林在这次会谈当中坚持周恩来不必来莫斯科,说这样做不妥当,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大肆叫嚷中国政府就设在莫斯科。参见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1956年3月30日,《国外社会与经济》1995年2期。)。斯大林的这种态度终于让毛泽东生了气。据他后来多次回忆,他以后几天不止一次地对苏联方面的联络人员大发脾气。不论其实际生气的时间和程度与其后来的回忆有无差距,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确实感觉到自尊心受到伤害(注:对于毛生气程度和时间的考证,可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96-299页。)。而这并不仅仅事关个人颜面,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毛泽东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强烈反弹。
从12月16日到莫斯科之日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活动的消息不断出现在苏联的报纸上。但自22日苏联政府大型祝寿宴会之后,毛泽东在莫斯科似乎销声匿迹了。这不能不引起一些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动向的外国通讯社的极大猜疑。而中国新闻总署关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的通报,看起来也触动了斯大林一向敏感的政治神经。在进一步得悉英国也有加快与新中国建交步伐的消息之后,斯大林终于发现,对苏联来说,争取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友谊,远比过分担心美英的反应更为实际。于是,他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当毛泽东看到这一文字稿时又惊又喜,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1950年1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辑,206页。)。
2日一早,苏联报纸即刊发了毛泽东答记者问。当天,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又一同来拜访毛泽东,特别提出希望了解毛对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有何意见。毛泽东这时仍不能十分确定苏联到底准备怎样做,因此依旧提出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当然,毛热切地期望能够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特别解释说:“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据他当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注:本段及下段,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辑,211、2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