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3-19 15:01 - 已阅:[]次
我大致是共和国同龄人,开始读长篇小说时正在小学二、三年级读书,起因是偶然听到了在电台连播的《林海雪原》。推算起来,那应该正是全民轰轰烈烈“大跃进”的年月。大约因为尚属稚幼,我没怎么参与炼钢铁、除“四害”之类社会活动,却一步超越听童话看小人书,跨入啃大部头的“历史新时代”。不过,当时以及之后许多年,我只读中国和苏联的“革命文学”。
其中有一部书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即苏联作家马卡连柯(1888-1939)的《教育诗》。在苏维埃国家初创、百废待兴之际,在内战留下的遍地瓦砾上,在与官僚机构的抗争和缠磨中,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教育工作者率领若干浪迹街头的小流氓混混从巴掌和斗殴开始建设新生活。多么传奇!多么激动人心!我不知道那本书究竟算回忆录还是虚构作品。但是少年的我被深深打动,也本能地懂得:那麦浪上弹跳的笑语和随着汗珠滚动的集体劳动的欢乐不可能仅仅是书斋中的幻象。这本书和我1960年代中期学生生活中最阳光最焕发的努力融为一体,多年来沉积于心底,再未触动过。
1966年对于整个国家和普通中学生的阅读生活都是个分水岭。那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统统被扣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批判和查禁。反讽的是,正是这封杀使我开始阅读西欧古典小说,邂逅了对我个人影响深远的另一本书,即女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6)的《傲慢与偏见》。
生活和历史都很吊诡。
事情和我母亲有点关系。1958年前后她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因为个人爱好,她选择进了离科学最遥远的文学研究所。结果是她认识了一批著名文化人,也使我们家里有了不少西方名著译本,即使经过文革抄家,剩余仍然很多。由于父亲黄克诚是被钦点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要员, 运动初期不仅母亲挨斗进了“牛棚”,我也遭到同学们猛烈指责围攻,并因为这番触礁经历而渐渐搁浅在“革命”的边缘。当逍遥派,生活中就有了乱翻书的节目。记得从母亲的书堆中拎出阅读的第一本西方小说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记述了与奥斯丁深度接触的过程:
有一天我读了王科一先生翻译的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女作家奥斯丁幽默、轻快的语言打动了我,我意识到原文一定更精彩,觉得要读一读原著才过瘾。从当时初中学生的外语水平以及文化革命的社会氛围来看,这实在是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不过,我就读的师大女附中(即现在的北师大实验中学)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自己又因受兄长影响从初一就开始读英语简易读物,因而对洋书的恐惧不那么强烈。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那时我有太多的空闲时间……这样,在一段时间里我竟被这个念头纠缠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