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3-19 15:01 - 已阅:[]次
这三本书,跟了我半个多世纪了,它们使我伤痛、怀念和不安。
这三本书,都是从洼地带来的。其中一本是借,一本是送,一本是非借非送。
所谓洼地,是天津市静海县的团泊洼,靠海,一眼望不到边的白茫茫的盐碱地。1958年,专政机关在这里建立了农场,接收河北省省直机关、解放军一些单位和国家公安部的近千名右派来这里劳动改造。
先说借的那本书。书名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俞平伯辑,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壹元陆角柒分。书的主人是于山。我和于山同是河北日报的右派。在书的版权页上于山这样写道:
无意中购得此书,为之雀跃者三。如能早遇见,当能免去我多少抄录校正之苦。
启 宇
一九六三,一,十 于天津旧书店
几句话,可见此书得来不易,主人是很喜欢这本书的;有一点,我得说明一下,于山本姓章,名启宇,上海人,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出于当时地下工作的需要,隐姓埋名,改为于山,其实于山二字,就是宇字分开写,于在上,山在下。经过1960、1961、1962几年的大饥荒和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右派们的体质大不如前了,多数人得了浮肿病,上面提出“劳逸结合”,天一黑,就得躺下,第二天,太阳老高,才许起床。饿着肚子,躺在床上,睡不着,那个光景,太难挨了。人们为了打发饿极无聊的时间,于是, 找出了一些书来看,于山看的是《石头记》,我看的是《红楼梦》。过去,我看过一些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对脂砚斋略知一二,所以就把于山的脂评借了来,有些“评”,还抄在了我的书上。后来,于山调回河北日报,我们分手,书没有还他。再后来,两人天各一方,各有各的难处,还书的事也就撂开了。“改正”后,我俩见过多次,在乌鲁木齐宾馆,在人民日报招待所,我们曾有过彻夜长谈,说起那本脂评,他说留着你老弟再批红楼时用吧!他笑,我也笑,又撂过去了。再后来,上个世纪末的某一天吧,接到了于山去世的消息,我头顶上,就像响了一声闷雷,怎么可能呢?我知道,他还有很多心愿未了,我们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怎么连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呢!我和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翟向东同志去石家庄为他送行,那天,北京大雾,我们的车,出了京城,路就封了,只好返回。回来路上,翟向东同志说:“于山读了那么多书,都带走了。”甚是慨叹。我的心就像车外的雾一样,灰灰的,乱乱的。回来以后,我找出于山的脂评,对着书,深深地鞠了一躬。见书如见人,这些年,每当拿起或看见这本书,我总是止不住伤痛,心里喊着“于山”。
再说那本送的书。书名是《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作者顾炎武,196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定价2角7分。薄薄的,只有52页。书的主人叫李超,原解放军某部少尉军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个子高高的,很帅气,一天到晚,笑眯眯,乐呵呵,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成右派呢?我和他没有深交,也没有深谈过,只是见面点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氏,更不知道,他离开洼地以后,去了何方?他的书是通过我的另一个朋友转给我的,原因无他,他听说我是昌平人,所以一定要送我。我当时,在书上写了这样一行话:“1963年,于洼地得此书;李君因我为昌平人,故割爱。”这本薄薄的书,后来却帮了我的大忙。我曾关注北京的水问题,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不管是对北京水环境的认知,还是对北京未来水资源的困惑,很多方面,都得到了这位四百多年前伟大学者的启示。当年,顾炎武先生是骑着毛驴考察京郊山水的,不知如今,尚有何人肯下这种功夫,再写一本京郊山水志,警示人们:北京的明天,北京的未来,最值得忧虑的,是水,最不可大意的,是水,最需要提醒的,则是那些坐在高高的官位上把北京的水当成糖葫芦、大碗茶一样来清谈的官员了。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首都,像北京这样,面临着水危机。2013年,是顾炎武先生诞辰400周年,但愿北京,起码是昌平,能够纪念他,以唤醒人们的水意识!李超君,你在哪里?你那薄薄的书,对我来说,早已成了重重的厚礼。
最后说那本非借非送的。书名是《西厢记》,王实甫著,吴晓玲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定价伍角柒分。书的主人是李国中。他和我一个组,我们两个人很少说话。我知道,他是军队来的大尉军官,参加过解放战争,在朝鲜战争中负过伤。1962年国庆节以后,我们去碱滩割苇草,暮秋天气,西风萧瑟,衰草枯黄,拖着浮肿的腿,摇摇晃晃,我们这些人就像没了生机的苇草一样,飘在人生的荒滩上,触景生情,我顺口吟出《西厢记》里的几句:“艳阳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国中走在我后面,他紧赶一步,小声说:“碧云天,碧云天。”我明白了,没说什么,因为时时都要提防身旁小耳朵,小舌头,小报告。收工回来后,他把他的《西厢记》递给我。国中以后和我不在一个组了,我们几乎见不到面,书,一直没给他。
为什么那么怕小报告呢?我和国中有过一段辛酸的经历。我曾在农场工业连呆过,整天与硫酸、盐酸打交道,没有工作服,没有劳保,衣服都烧坏了,于是就找些破布来补,黄一块,蓝一块,白一块,当时那种情势,什么尊严,脸面,都不在话下了。有一次,看着我这样子,他说:“卧薪尝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小报告马上就打了上去,当天晚上队里就开批判会,先是揭发,再是本人检查,群众批判,最后让我说,众口一词,我能说什么,上纲上线,“反改造情绪,借题发挥”,“骨子里仇恨党和人民”,“如此下去,死路一条”……国中本来是“表现”较好的,有望摘帽子离场,自那以后,全完了,他成了队里的落后典型。这件事,虽然不是我的意愿,但是由我而起,我一直觉得愧对国中。事情过去快60年了,但每当看到国中的《西厢记》,我仍然感到愧疚和不安,“国中,你在哪里呀?”(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