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3-19 15:01 - 已阅:[]次
无论对内对外,一种世界语言都应当有宽容的精神:对自身内部的差异要宽容,不拒方言、不斥俚俗,不自命科学正确,不借法令强立规范;对外来语词宜宽容,不怕混杂、不畏浸染,摈弃保护主义心态,不以语言纯净而自得自喜;对大陆以外的各种差异也应宽容,认可各种区域变体(如港澳普通话、台湾普通话),而不必一味求同。
一
当我构思这篇文章,为它草拟题目的时候,在犹豫:要不要给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这两个原本属于生物学的术语打上引号。我决定跟从生物学家,不加引号,因为读者将会看到,人类语言的确一直在为生存而相互竞争,而自然选择是一种语言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的必要途径。
1859年深秋,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书中至少有两处拿语言与生物做类比。一处在第一章,称一个生物品种犹如一种方言,让人很难辨明来源;另一处在十四章,谈到对世界诸语言可以像对生物一样加以分类。但更直接的说法,见于他的另一部书《人类的由来》(1871),在第三章里他说,占优势的语言或方言会传播得更加广远,而居劣势的语言则会被取代,以至灭绝,如同物种一样,一旦消失就再也不会重现;甚至,在一种语言内部,词与词、规则与规则之间也在不断进行着生存竞争,“好些的、短些的、容易些的经常会占上风”,“某些为人喜爱的字词能够在生存竞争中存活或保全下来,这就是自然选择”。而且达尔文明白地说,他的这番议论引据其他学者,包括语言学家马克斯·穆勒。
19世纪中叶科学传播之迅疾,远超今人的想象。不过一年,《物种起源》便有德文版,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歇尔读到译本后大为兴奋,随即撰写《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于1863年出版。施莱歇尔称,在接触达尔文著作之前自己就用过“生存竞争”一词,形容语言之间的相互争斗。究竟是生物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最先在研究中使用了这个表达呢?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门学科的研究者不约而同,想到了他们的对象不但是可类比的,而且很有可能是高度平行的。今天,这两门学科已经联姻,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生物语言学。但这一分支对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等种群演替的倾向已无兴趣,而是关心一种可遗传的语言能力,即人类独有的种属特征。另一方面,许多社会语言学家也不喜欢生存竞争、自然选择这类字眼,嫌其沾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
施莱歇尔当年曾断言,生物演化论总体上适用于解释语言的变化发展:人类语言可比于有机体,逐渐生长、壮实、繁衍、老迈、衰败,最终走向死亡。迄今已知的语言,都经历过长达数万年的演化,其过程不以拥有者和使用者的意志为转移。除了总的进程,施莱歇尔还谈到语言与生物的其他相似:语言的词根,好似有机体的细胞,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发生的原始基质,从系统的角度看,则是最小的构造成分;语言的谱系分类,“语系、语族、语支、语言、方言”,同生物学上的“属、种、亚种、变体”等等很像,而且,语言与方言、方言与土话之间就像种与亚种、亚种与变体之间那样,表现为逐渐过渡的关系,并无截然分断的界线。
《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语言学和生物学都有长足的进展,人类的生态环境和世界的语言格局也都有显著的改变。时至今日,达尔文理论是否仍适用于解释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呢?再思这一问题,我们不妨重读达尔文,并且从过去一个半世纪的语言盛衰史上找些实例来分析。
二
语言不是有机体,对此达尔文和施莱歇尔都很清楚。有机体乃是真实可触的生命物质,而语言则若虚若实,似隐似现,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构体。借用索绪尔的表述,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一个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相对稳固、均质同一的符号系统;语言是集体的属物,而不私属于任何个人,言语——我们每天说的话,从他人口中听到的话,写出的文字和读到的作品,这类异质而多变的东西才属于个人。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说起来很平常,却总让学者感到困惑,每一本语言学概论都不得不花些篇幅来阐述。1959年,我国语言学界甚至爆发了一场大论辩,持续达五年,主题便是语言与言语。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中,索绪尔用式子“1+1+1+……= 1”来描述何为语言。试想,每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都是“1”,这个“1”多达十几亿,加起来得数还是“1”,即汉语。言语则不同,你说的、我说的、他或她说的中国话,也用一个式子来描述,是“1+1’+1’’+1’’’……”,结果是无穷的多而杂。现在时兴建设语料库,而再庞大的语料库,也只能截取言语的极小一部分。
这些跟本文的话题有何关系呢?让我把上列式子简化一下,就显出了关系。请设想,某种语言行将消亡,只剩下最后一个会说的老人,这时我们的等式就是“1=1”,他的言语就代表着一种现存的语言。于是我们急着抢救,以为把他的话录下来,便成功地保存下了一种语言。然而,语言虽非有机体,其生存却依赖于有机体。我们的这位老人终将死亡,他的语言必将随他而灭绝。从录下的言语中,不难整理出一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可那已是死语言,我们用纸笔录音把它保存起来,犹如用冰柜保藏尸身。以当今的科学水平,死人、死语都无法复活,比起达尔文和施莱歇尔,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不过,生物学家比较有利,因为种子可以久藏,精液能够冷冻,利用DNA技术兴许还有可能复制古生物(科幻影片里就常这样描绘)。语言学家则很不利,无法想象有一天竟能复活拉丁语或西夏语。达尔文说得对:语言如同物种,一旦死亡就再无可能复活。此外,为抢救物种,譬如熊猫,可以建立生态保护区,在实验室里促成繁殖。但是,为拯救某种濒危的自然语言,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实验是绝无可能的,且不会有任何用处。能遗传的是某种普遍的生物语言能力(目前仍不清楚,这种能力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而不是哪种自然语言。自然语言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模仿、练习、适应、调节等后天行为才能逐渐获得;即便已经获得,倘若年龄幼小,仍有可能丧失,改操另一种。那么,建立保护区呢?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上很难推行,也不会有多少效果。以满语为例,据2000年的一项调查,黑龙江尚有几个村镇,少数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能说这种突厥语。自然村虽不是保护区,也算有点接近。十余年过去,结果可以预料:作为一种自然语言,满语已后继无人,铁定要消亡。
三
为什么物种和语言会消亡呢?达尔文说,是因为生存竞争的缘故(此处及以下,引文都出自《物种起源》):“在同一池塘里的生物之间,不管生物种类怎样少,总有生存斗争。……各个物种必须与其他物种进行竞争。”语言基本上也是如此。在同一地区,不同的语言势必要接触,而接触的结果便是相互浸染。浸染有浅有深,程度不一,或者你更经常借用我,或者我更多地接受你;或者,还有一种可能:两种语言彼此妥协,融合之后生出一种变体,很难说谁被谁嫁接。譬若洋泾浜英语,它的词汇取自英语,而语法则是汉语的。过去的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现在的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都属于洋泾浜的语例。洋泾浜是俗称,学名叫皮欣语(Pidgin)。皮欣语是临时凑成的,但时间一长,用法固定下来,便有升级为克里奥尔语(Creole)的可能,成为某个社群下一代人的母语。这时,一种类似于新物种的新语种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