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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1日在京都圆山公园举行的罗振玉送别会,前排正中为罗振玉,二排右四为内藤湖南
日本知名传记作家青江舜二郎在其所著内藤湖南传记《亚洲人内藤湖南》一书的“后记”中,记有如下一段往事:“昭和九年(1934)九月,我受文部省派遣,与五、六县的社会教育主事一起,赴(伪)满洲国视察那里新兴跃进的社会状况。大家来到当时的礼部大臣罗振玉处,罗满怀悲痛地说:‘今年对贵国来说,真是值得悲哀的一年啊。’一时间我们谁也不解其意。罗接着说:‘因为伟大的内藤湖南先生去世了。先生在很多方面给我们以教益帮助,像这些、这些、这些……,都是先生的遗迹。’罗随手给我们展示堆积在那里的珍贵拓本和写满小注的文字。这是我第一次听闻内藤湖南的名字。”
1934年6月26日,内藤湖南在京都南郊的恭仁山庄去世,罗振玉发表这段言论是在不久后的9月。同年,罗在为亡友《满洲写真帖》增订版作序时,再次称赞内藤:“君抱经世之略,广学甑微,无艺不综,尤精于乙部。交游遍天下,嗜学问愈饥渴,爱友朋如性命。……”可谓盖棺定论,评价甚高,情谊深厚。
回顾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的一生交谊,从晚清到民初到伪满时期的几十年间,在中国上海、日本京都、伪满“新京”等地,留下了许多两人访书论学、研几析文、切磋启发的生动篇章。
一、上海时期
这两位同出生于1866年的异国同龄人,初识于1899年的上海。当时,罗振玉正在上海主持教授日文(东文)和翻译日本新学著作的“东文学社”。他在《雪堂自传》(又名《集蓼编》,台湾大通书局《罗雪堂先生全集》第五编第一册)中曾细述创社缘由:“方予译印农书农报,(1897年)聘日本藤田剑峰学士(丰八)移译东邦农书。学士性伉直诚挚,久处交谊日深。一日,予与言中日本唇齿之邦,宜相亲善,以御西力之东渐,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日本所战胜,然实非幸事也。学士极契予言,谓谋两国之亲善,当自士夫始,于是,日本学者之游中土者,必为介。然苦于语言不通,(1898年5月)乃谋办立东文学社。……时中国学校无授东文者,入学者众,乃添聘田冈君(岭云)为助教。”
这里所提到的日本人教师藤田剑峰、田冈岭云,都是内藤湖南的旧友。于是,由藤田剑峰的介绍,罗振玉结识了首次来中国考察旅行的《万朝报》记者、舆论界有名的“中国通”内藤湖南。正如罗振玉所说:“光绪中叶,吾友湖南博士游禹域,以藤田剑峰博士为之介,爰订交于沪江。”
1899年的中国,正是维新运动刚刚过去不久,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内藤,在中国寻访的对象,大都是维新派官僚人士和具有维新思想的学者。在天津,他会见了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以及北洋大学堂西文教习陈锦涛、育才馆汉文教习蒋国亮等人;在上海,他会谈了维新官僚文廷式、宋伯儒、张元济等。内藤与他们纵论时事,了解晚清中国的社会问题、改革现状,了解维新失败后中国的政局,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戊戌变法的同情和理解,并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关于教育和培养新式人才方面的经验,介绍给中国维新人士。
罗振玉是晚清旧学深厚而又率先开创新风的知识分子,于农政、考古、甲骨、金石、敦煌、版本、目录诸领域,兼有建树。此次内藤与罗振玉的会面和交谈,自然更多是学者之间的学问切磋和交流。两人所谈多关于金石拓本、历代书法等,罗将自己早年著作《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编》、《读碑小笺》等四册书赠送内藤,内藤回赠了自己的学术著作《近世文学史论》。另外,内藤把从日本带来的有延历年间(782-806)敕定印的《右军书草》、《法隆寺金堂释迦佛》等七种珍贵书画的拓本,以及《风信状》、《小野道风国字帖》等送于罗振玉,罗则以《秦瓦量》、《汉戴母墓画像》、《汉周公辅成王画像》、《唐张希古墓志》等十余种拓本回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