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3-19 15:01 - 已阅:[]次
“鏖尔读书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
近代中国的舆论先驱梁启超先生曾说:“国民于一时期之中,因环境之变化,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这道出了晚近中国思想界和思潮史、舆论史发生和变化的规律。
自上世纪初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开始,世界思潮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此前人类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开始普遍受到质疑,以至于如人所称:“所谓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五四”运动发生后,中国思想界也出现了两种根本性的危机,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摧枯拉朽之下,向来为士人安身立命的儒家思想体系开始崩溃了,人们失去了传统的精神支柱,在思想上产生了真空,此外,由于“凡尔赛会议”中国外交失败事实的教训和刺激,近代以来国人虔诚地学习西方以及向往西方文明的势头也由此停顿了下来,甚至更被认为是由此而“破产”了。
到了上世纪30年代,虽然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实践的挫折(大革命的失败),但此前中国思想界所呈现的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之势依然不衰,而且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如当时各地高校的讲坛,一时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风气,而“红色教授”之众(在北平各高校有张申府、邓初民、李达、范文澜、施存统、马哲民、许德珩、侯外庐、黄松龄、吴承仕、张友渔、齐燕铭等),更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深入堂奥,甚至如人所说:从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来看,无论是论战的哪一方,其所使用的话语和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的人一开口便说什么资本阶级、无产阶级等等名词,并且时常用这些名词去解释中国原来的社会。”“鏖尔读书会”就产生于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北平。可惜迄今我们对它的研究仍几乎是一个空白。
“鏖尔读书会”是围绕时事和新兴社会科学的学习而组织起来的一个半公开的团体
“鏖尔读书会”,最先产生于北平师范大学,并由一些山西籍学生所发起。此前早在“五四”时的1919年4月,一些师大学生就以帮助贫寒子弟读书为由,创办过一所平民学校,他们借用师大的教室,规定每日下午和周日义务授课。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8月,师大的一些师生又开办过一所中华中学,并另创有平民学校,这些学校专门招收平民子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招收东北的流亡学生),在宣外租赁礼堂上课。这些师大的师生,表面上是以师范实践的形式服务社会,其实是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之后,“鏖尔读书会”成为围绕时事和新兴社会科学的学习而组织起来的一个半公开的团体。到1935年“华北事变”前后,其活动臻于高潮,即直接受刺激于时事的演变,从而热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烈地探讨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等问题,进而成为中共的一个外围组织。
这个读书会,主要学习的内容是马列主义著作以及当时新兴社会科学的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除了学习之外,读书会还利用假期,组织各校学生赴北平郊区的农村去开展调查,研究中国农村性质、农村经济等问题,此外还组织到山西大同煤矿、北平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等地开展社会考察,用以了解中国产业工人的状况,通过以上的形式,参与当时全国理论界热烈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性质等大讨论。
“鏖尔读书会”的成员,多为北师大山西籍的进步学生,其中相当多数为中共地下党成员(包括一些烈士),很多成员后来服务于教育部门,一些还是共和国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武新宇(后为内务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秘书长)、杜心源(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等)、狄景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此外还有当年北大和清华的一些进步学生,如赵梅生(北大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后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去世)、郑天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裴丽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等。关于参加的活动,上述成员中的健在者狄景襄曾回忆说:“‘读书会’还通知我们在和平门外师大的第五教室秘密听过一次‘瑞金来人’的报告,报告内容是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我还到青云阁和东安市场书摊秘密送过《鏖尔》刊物。”裴丽生也回忆说:“当年我在清华上学,我们常利用周末参加‘读书会’活动,传阅马列著作及其他进步书籍,交流学习心得,共同探讨国内外形势。”其所阅读过的书籍,有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以及大量新兴社会科学的书籍。笔者的先父为“读书会”里的一个青年,最近在整理先父的日记,里面也讲道:“最近看过《士敏土》、《蟹工船》、《十月》,都是普罗文学名著,此外现正看《社会主义大纲》(buharlin)、《新兴文学概论》(顾凤城)、《唯物史观的文学论》(marc dckcrcz)。”(1931年1月2日)
不仅是学习理论,当时“读书会”的青年也深受左翼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北方“左联”成立后,“普罗文学”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许多大学和一些中学也都有了“左联”的基层组织,它们编成小组开展活动。每当开会时,又大都有“左联”执委会指定的执委来参加指导,而小组活动的内容往往是具体地讨论创作作品,以及创作计划。这样,“读书会”与“左联”又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它们共同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另外,还有“文艺研究会”、“文艺理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对此,有人回忆说:“那时我们的主要活动是组织读书会,在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政治路线,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给进步的期刊和报纸写稿。”
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北平的高校有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学校的常规教学之外,又有了“另一种讲台”、“另一种学习”,它“作为一种秘密的文化‘运动’”,又与当时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结合在了一起,如是,在当时的内忧外患相交迫的时期,许多处于思想苦闷的青年开始有组织地在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其势则竟“如饮狂泉”。
“鏖尔读书会”开展的革命活动
上世纪30年代,随着中日矛盾和日本侵华步骤的持续升级和加剧,上述青年思想左倾的现象,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及至1935年“一二九”运动,可谓臻于巅峰。“读书会”的活动由是愈加高涨,它又与此前倡议成立的全国性的进步青年组织“群新学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社”等相配合。同时更多的学生参加进“鏖尔读书会”里来。当时中共已走上正轨(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左倾”错误得以纠正),中共北方局为了团结更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同时也为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党的很多活动都以党的外围组织——华北教育劳动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名义来展开,而这个团体的参加者多为中小学教员和一些大学教授(范文澜、马哲民、许德珩、侯外庐、黄松龄、台静农、李霁野等),其中不乏“读书会”的成员,于是,两个组织的活动得以迭加,教授们在各大专学校进行演讲和宣传,向青年学生和市民进行唯物史观的启蒙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师大以及北大和清华等学校的许多党员学生和进步学生也纷纷加入“教联”,形成抗战爆发前北平乃至华北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又一浪潮。
“一二九”运动后期,“师大学生南下宣传团”以及各校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也相继组成,又自绥东抗战之后,师大“读书会”成员中的武新宇、裴鸿昌、李舜琴、梁化之(即梁寒冰)等又组织了“晋绥旅京同学抗日联合会”,他们开始走向抗战前线。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