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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组】
用大爱传递正能量
广东省东莞市黄江中学 刘思明
一直很欣赏巴西教育家保罗·费雷勒在他的教育名著《十封信》中对教师的一个称谓,他把教师称作“胆敢教书的人”。
做教师确实需要足够的胆量,因为无论之前我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和学术背景,有着怎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旦走上神圣的讲台,就得小心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可能带来的即时和延时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两位历史教员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学生上印证上述的结论。
1901年,奥地利林茨中学12岁的学生阿道夫·希特勒,因为留级而遇到了一个叫利奥波德·波伊契的历史教员。这位生长在同南斯拉夫接壤的德语边境地区,在激烈的种族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历史教员,把自己的课堂打造成了讴歌日耳曼民族光荣历史和宣扬种族净化论的圣殿。虽然他最终给希特勒的历史分数只是“中”,却是后来成为德国元首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唯一热烈赞扬的教师。希特勒在书中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有幸遇到了一位真正懂得去芜存精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茨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是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1938年,希特勒到奥地利巡视时,还特地探望了这位已经退休的历史教员。后来,他还对纳粹党人士说:“你们想象不出我得益于这位老人有多么大。”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1910年,12岁的周恩来随伯父来到沈阳,进入东关模范学校读书,遇到了一个叫高亦吾的历史教员。这位在光绪末年就敢于剪掉发辫、洋装革履、思想激进、而又博学多识的高老师,则将他的课堂变成了宣扬爱国精神和革命思想的阵地。他讲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慷慨激昂地背诵岳飞的《满江红》;他讲南宋名臣文天祥,热情澎湃地背诵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和《正气歌》;他讲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就背诵并讲解戚继光的《马上作》。他用悲愤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烧杀抢劫,英法联军火烧园明园的屈辱历史,使周恩来和同学们忧愤难抑,泪流满面。他向同学们介绍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各地领导的起义,使周恩来认识到,革命不仅要有理论,更要有武装。1946年,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谈到恩师高亦吾对自己的人生转变所起的重要作用:“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如果说上述两个例子证明的是个别教师对学生的影响,那么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则是李漱清、毛麓钟、杨昌济、徐特立等众多忧国忧民的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培育的成果,而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则是关谷铭次郎、桑景尧、仓石一、饭田毅等一批满脑子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毒汁的教员共同训练的结果。所以说,教师永远是“灵魂的工程师”,他既可以把学生塑造成魔鬼,也可以把学生塑成天使。塑造成什么,取决于教师心中的育人理想。
马卡连柯说过一句名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句话流传甚广,但许多人未必能够正确和全面的理解。因为教师的爱,从来就有两个层次,一是对学生个体的狭隘的关注和喜爱,二是基于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爱。鲁迅说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著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利奥波德·波伊契和高亦吾无疑都是爱学生的,他们对自己的学生都倾注了全部的爱心,但他们的爱却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出于个人仇恨的狭隘的小爱,后者是出于民族解放和自由的大爱,前者传递的是负能量,后者传递的正能量。所以,并非有“爱”就是教育,而要看是怎样的“爱”。
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一旦走上讲坛,就都像影视和体坛明星一样,已经成了一个公众人物,我们不是在为自己那点薪俸而教书,薪俸只是教书的衍生品,我们是在切切实实为国家富强、民族发展、人类进步而教书,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教书。教书的意义是如此远大,我们敢不怀着一颗大爱之心吗?
所以,胆敢教书的人啊,只有用大爱来向学生传递健康乐观、积极向上、催人奋进、广博无私的正能量,才能培养出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