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城里没了手艺人(新北京观察之四)
刘柠
一次,与一老外在上海逛街。在位于南京中路“朵云轩”旁边的张小泉刀剪铺,笔者力荐他买一只“张小泉”剪刀,“你不会后悔的”。他从塑料封套中取出剪刀,擦去满手的润滑油,惊异地发现,剪刀的双刃吻合得不够“亲密”,居然难以剪断一张棉纸巾。最后,他从随身携带的背包里,取出一把用旧了的瑞士军刀,用其中的“迷你”剪轻轻一剪,绵纸巾就被裁了一道刀口,锋利、轻快、毫无粘连。那一刻,我真真体会到了什么是羞耻。
然而,没落归没落,但聊胜于无。在上海这座中国工商业的“牙城”,她的每一个子民都会对你说“阿拉上海有的呀”,其如数家珍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反观北京,这座近代海通以来一直以自己的“京派文化”执拗而大气地与“海派文化”分庭抗礼的古老都城,除了烤鸭、涮羊肉、驴打滚和糖耳朵等满足一时口腹之欢的吃食,还剩下什么?令普天下“京片子”们刻骨铭心、满怀乡愁地惦念不已的还有什么东东? 不是么?位于京城北郊沙河、诞生于1651年、与“张小泉”并称为“北王南张”的“王麻子剪刀厂”,在历经多年的减产、停产之后,已于2003年申请破产。三个半世纪的风雨,使曾经锋利无比、经久耐磨的“王麻子”早已锈迹斑斑。 在这个没有了古老的城墙,只剩下一圈象征皇权安乐与尊荣的宫墙的城市,在这个每年消失数百条胡同,城市化的“大饼”一直摊到六环、七环,居大不易,出行更不易的城市,在这个逾千万人口只能“共享”两座公立图书馆,去“国图”借本书动辄要花上一整天还不一定能借来的城市,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的舶来“名牌”,而曾经是“王麻子”、“面人张”等呱呱叫的本土品牌打造者的城市手工业者、手艺人,要么流浪外阜,要么“从良”改行,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连整个业种都被消灭。笔者真想大声质问那些致力于京城古文化保护的NGO人士:你们凭什么说北京是文化古城?! 且不说老舍、林语堂、邓云乡等文人笔下穿街过巷,充满乡愁的叫卖声声,那大概有点煽情;更不用提赵元任、林海音、李敖对儿时“北平”的记忆,那早已是时过境迁的“城南旧事”。前段时间,各大媒体纷纷注意到所谓的“技工荒”现象: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工业发达城市,因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年轻而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面临独有的技术无法传承、难以为继的局面。一些工厂为吸引人才别出心裁地设立与“总工程师”平行的技术职称——“总技工师”,试图打破这种青黄不接的窘境,但应者寥寥,收效甚微。 而即使是在日、德这样的工业发达国家,其技术工人也是代有人才,断无“绝后”之虞的。以设计繁复、做工考究、品质精良而驰名世界的瑞士手表,至今仍然是家族式经营管理的现代作坊,其得以延续传承的诀窍恰恰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先进管理和高新技术,而是靠手艺人的“手艺”(Know How)的代代相传。 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手艺人和他们的手艺,那么世界肯定要野蛮得多,至少不会像今天这样“文明”。我们的大腕、富豪和小资们也将丧失许多自娱并娱人的趣味、品位。因为,你将无法再见到并拥有一款“莱卡”相机、“欧米伽”手表和“高仕”笔,甚至也不能再享受“劳斯莱斯”老爷车所装饰的古风、高贵的生活品质。 一位日本作家在谈到中日两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差异时说,中国人天生是商人,而日人则个个是“职人”(即手艺人)。对日本社会有所了解的人,会觉得此话有一定道理。远的不说,在1949年以后形成、并定型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城市手工业者的名声历来不佳,尽管坏不到买办、资本家的份上,但却是“小业主”,虽自食其力,靠手艺为生,但基本上不带玩——不属于被剥削阶级。于是,这个社会群落的迅速没落、自生自灭便不言而喻了。 我们过去曾有过众多的技术革新能手、发明家、青年鲁班、提琴制作大师,在那个时代,他们也曾得到过崇高的荣誉。但在他们“成功”后,绝大多数都被“提拔”,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上了各级行政领导岗位。而那些曾经如此热爱自己的专业、并倾注过巨大心血的“专业人士”,也情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轻易地就放弃了自己的志业。 美国退休总统可以重操木匠活,手工打制高档家具以“贴补家用”。而我们的手艺人则被鼓励放弃赖以为生的看家本领,当半吊子“政治家”。手艺的终极目标不是百尺竿头,精益求精,而是被当成仕途、“成功”的敲门砖。“政治”的门槛之低,手艺人之“爱惜羽毛”如此,不能不说是政治与手艺的双重悲剧。 什么时候,我们能在自己的城市里更多地看到并真正受用本土手艺人凝聚着创造性劳动的“绝活”,而不是被人为赋予象征中华民族的“凝聚”、“团结”等泛意识形态化主题的伪民俗“中国结”一类的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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