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兰村：传记文学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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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一篇

传记的定义及属性

陈兰村

　　一、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写作样式，它用来记载人物的生平经历。如中国汉代司马迁写的《史记》一书中的列传，大多是传记，古代称为传，现在也称人物传记。用定义的说法，“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第1312页）或者说，传记文学“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一种文学样式。”（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用比喻的说法，“传记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页。）
　　“传”、“传记”、“传记文学”的名称是什么意思？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在“传记文学”名称出现以前，中国先后已有“传”、“传记”的文体名称在使用了。“传”，本义是指传车驿马，即指古代一种快速的交通设施。引申之，则记载人物事迹以传于世的文体，亦可曰传。“传”是中国传记的起始名称。“传记”一词，最初出现在汉代。在古代，“传”、“传记”都可当作对经书的解释，即指解经的文字。“传记”表示记载一人生平始终的文体，至迟在南朝开始。（以上参见陈兰村《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一文，收入陈兰村、张新科合著《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现在，“传”、“传记”，一般都指记述人物生平经历的文字。“传记文学”名称则是在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较早如胡适于1914年9月23日的日记用了“传记文学”为题。（据卞兆明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胡适最早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时间定位》考证，此题目是胡适朋友1934年帮胡适抄写书稿时加上去的。）按此考证，可见1934年已有“传记文学”的提法。紧接着郁达夫在1935年写了“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见傅东华编《文学百题》，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传记”与“传记文学”两者的关系是属与种的关系。“传记”名称是一个属概念，“传记文学”则是其中的一种。所以，“传记文学”是隶属于“传记”中的概念。“传记文学”也可称“传记”。我们现在所称的“传记”，其中包含了传记文学作品。
　　二、关于传记的属性，究竟它是属于文学性质，还是属于历史性质？它与文学、与历史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传记文体的属性应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并结合传记作品的实际来定。一般说在中国，古代的传记，文献目录学分类中几乎都把它划入历史类，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大部分是传记作品，但史学家显然把他们看作是历史学的一种著述形式。只有文学家创作的单篇小传，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传记文，才列入他们各自的文集中，应属于文学类。“在西方，希腊人那里没有‘传记’一词，最早的传记作品同历史学、哲学和修辞学没有明确的界限。”“传记属于历史学的观点到19世纪末才发生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在肯定传记历史性的同时开始注意到传记的文学性，主张传记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见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页。）
　　由于传记原是从历史的写作样式发展而来，并不同程度带有文学性。因此它是兼有文与史的双重性。
　　传记与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但又不同于历史。历史是传记中人物活动的背景，历史事件可能就是人物的生平的一部分。但历史侧重要写出时代的变迁，朝代的兴亡，甚至社会变化的规律。而传记侧重在写出一个人物，尤其在写出它的个性、感情、外部行为与内心精神世界的发展历程。
　　传记与文学的关系有其一致性，但又与虚构性传统文学样式如小说、戏曲有别。传记与文学都写人，都要写出人的个性，写出活生生的人，这是最大的一致性。但传记所写的人物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虚构性的小说、戏曲所写的人物则可以虚构的。赵白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一书中，对传记的看法，认为：“比较公允、客观的定义应该是，传记既不是纯粹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文学性虚构，它应该是一种综合，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在史与文之间，它不是一种或此即彼、彼此壁垒的关系，而是一种由此及彼、彼此互构的关系。” （《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44页。）
　　而传记发展到现代，它的一部分作品的文学性一面得到加强，虽然它仍有史学性的一面，但把它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更为合适。当然，具体到某一个传记作品，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吴晗的《朱元璋传》是一本历史著作，但也可以说是传记著作，史学成分多些，文学成分也有。而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则文学性较明显，只能看作是传记文学作品。所以，现代将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这是传记文学本身具有的文学性决定的。而将传记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样式，有利于发挥该文体的传人功能，有利于它本身的发展。
　　三、传记文学作为传记的一种，其性质保留有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特殊性。这仍然主要表现为传记文学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传记文学首先是传记，是写特定人物的历史，对人物的经历以及与人物相关的事件应该保持原有的面貌，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传记作者在尊重人物性格和经历的基础上，可以运用文学写人叙事的方法，达到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和表现的艺术性的统一。优秀的传记文学应该是历史的真和文学的美的结合，是历史的科学性和文学的形象性的结合。如《史记》现在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它既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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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二篇

传记的真实性原则与虚构现象

陈兰村

　　一、传记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必须是真实的，传记所写的传主在历史上要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不能虚构，不能过分夸张。如果传记作品出现人物和事件是虚构，这个传记也就失去生命。读者认为是造假的传记，这样的传记也就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反感。传记的人物与重要事件都应符合历史真实，正是在这一点上，传记文学与小说一类的虚构性作品划出了界限。历史小说所写的人物可能在历史上也确实存在过，但人物的事迹是作者虚构或夸大，只能算是小说，还不是传记。如姚雪垠著《李自成》，主人公历史上确有其人，但作品所写人物事迹是作者创作虚构，因而是小说，不是传记。
　　传记作者为了追求传记的真实性，往往注意追求传记材料的真实。有的作者亲自直接采访传主，或间接采访与传主相关人物，或查阅相关资料。有的传记作者直接与传主有过接触。如斯诺采访过毛泽东。王元是华罗庚学生，他写的华罗庚传记材料很扎实。他对所用材料在每个分篇后都以参考资料的形式注明出处，表明所用材料都有根据，绝非凭空虚构。吴晗的《朱元璋传》所用史料，在脚注中多注名资料来源。
　　二、传记的真实是要追求传记事实的真实，传记材料不等于传记事实。传记材料有其自身的价值，可以提供写人物的素材，但一堆材料毕竟没有生命的气息，不能显现人物的全貌和内心。作者必须从材料内外寻找和选择真正能表现人物的传记事实。赵白生在其《传记文学理论》第一章中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他提出了“传记事实”的新概念：“狭义地说，是指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它们是司马迁所说的‘轶事’，它们是普鲁塔克传记里的‘心灵的证据’，它们是吴尔夫笔下的‘创造力强的事实，丰润的事实，诱导暗示和生成酝发的事实’。简言之，传记事实是一部传记的生命线。”（（《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4页。）
　　三、怎么看待传记的真实性原则与实际还存在虚构现象的矛盾呢？传记作者、研究者、读者在共同追求传记的事实真实中，却发现在传记作品中，包括自传、传记、日记、书信、回忆录，有大量事实证明却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现象．传记中出现虚构现象，要具体分析。在叙述传主生平过程中，在传记事实链上少了一个环节是常有的事。作者在把握传主性格的基础上，通过想象，补足那个缺损的环节，使传记事实的链条接上，让叙述得以继续完成。或者传记事实只像是个死象骨架，已无血肉。传记作者按照死象之骨，让象复原的办法，也是通过想象把传主写出来。赵白生认为：传记的虚构本质上是一种“死象之骨”式还原。从事实的真实出发，传记作家没有权利增减象骨，更没有权利替换象骨。他引钱钟书的话：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缺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管锥编》第一册，第166页。）
说明传记写作中存在“肉死象之白骨”的现象。这种虚构现象即是钱钟书所说“入情合理”的想象造成的，可以被读者所接受。因传记基本事实真实，由于入情合理想象所补充的细节，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并无大矛盾。
    如果传记作者脱离人物基本传记事实，完全臆造情节，或有意违避应该写的事实，那是故意造成虚构，那是违背传记真实性的原则，也就直接影响作品的价值。这里还需指出，传记作者无权虚构重要情节，但有权可以选择传主的事迹，有权对材料加以取舍、有的加以突出记叙和浓笔描写，有的则少写或淡化描写，从客观叙述中仍然表现作者对传主或其事迹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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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理论连载

第三篇

传记形式的分类

陈兰村

　　传记形式的分类，现在尚无一个固定的标准。我们以传记创作对象来划分，则人物传记可以分成“他传” 和“自传”两大类。“他传”的创作对象是创作者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的传记。而“自传”指传记作品的创作对象就是创作者本人。他传和自传又可以依据其具体内容和形式再分为若干小类。介于他传和自传两者的还有回忆录和小传。
　　现在把常见的传记分为1、正传（或叫史传、历史性传记、标准传记）；2、文学传记；3、自传（附小传）；4、回忆录；5评传（或叫学术性传记）；6、古代传记；7、年谱、年表等五类介绍。
　　一、正传
　　正传：或叫标准传记。又叫史传。这是传记的标准形式。作者用散文形式和
记叙性文笔介绍传主一生的经历、成就、性格、思想演变和生活工作情况。属于他传性质。
　　“史传”之名来自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南朝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后人主要指古代如《史记》、《汉书》这类正史中的人物传记。史传，往往结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描写历史人物的典型事例和性格特征，并对人物有一定的评价。
　　现代史传，主要指结合现当代历史事件，记叙历史人物的生平，突出其对历
史的作用和本人的性格。如果这类历史性传记，能同时运用文学手段刻画历史人物形象，具有浓厚文学色彩，则可以称为史传文学。现代史传，如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宋健主编《两弹一星元勋传》中《邓稼先》，如王元作的《华罗庚传》等。这里的他人，指传记的主人公，一般称传主。毛泽东、邓稼先、华罗庚就是传主。这类传记一般能完整地叙述传主的一生过程，或相对完整地叙述传主的某一人生阶段。篇幅可以有长短，但能写出传主的性格。为写出人物的性格和记录与传主相关的重要事件，在材料的运用上作者有合理的取舍。作者对传主有一定的理解和评价。这类作品要求所写的人物和事迹材料符合历史真实，作者对传主及相关的历史有自己一定的见解，叙述语言有一定的可读性。其中优秀的传记作品，能让历史性和文学性达到相当的平衡与统一。
　　二、文学传记
　　文学传记：是一种以文学的笔法和语言来描写和刻画传主，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又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和很高的可读性的传记。从传记的写作手法是否具有浓厚的文学性上看，史传，往往运用史学笔法，对传主的生平经历进行严谨求实的叙述，偏重传主在历史事件或某种学术背景中的作用的记叙。本书所选《华罗庚传》、《邓稼先》就是属现代史传，这两篇作品侧重介绍传主在自学数学和两弹研究中的活动和作用。评传、学术性传记，偏重对传主及其某种成就、地位作理性的分析和评论，文学色彩较弱；如本书所选《孔子评传》。而文学传记，把历史事件、时代精神只是作为传主活动的背景，而偏重对传主的生平作文学的描写，尤其注意对人物性格，内心世界的描写，塑造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并对传主的各种人性形态表现进行深刻而生动的阐释和揭示，它具有明显的浓厚的文学色彩从而实现文学传记特有的艺术价值。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法国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都是国内外的文学传记的名著。
    文学传记的文学笔法是在人物及其性格真实的前提下运用的。不虚构人物和事件、甚至不虚构重要的细节，这是传记与小说等虚构性作品的界线。在此前提下，它可以吸取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文学样式的艺术技巧。文学传记作者也有合理想象的余地，他可以依据人物的经历和把握其性格后对传主作心理活动的描写。
　　三、自传（附小传）
自传：简要地说，就是个人自叙生平及个性的一种写作样式。能够真实地而且艺术地记叙自己的实际的人生的作品，可以称为自传文学。“自传”之名作为文体标题最初出现在中唐时期，如陆羽作《陆文学自传》、刘禹锡作《子刘子自传》。
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也有很大的发展。
自传作为表达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与反省的一种独特写作样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现代西方人写自传很风行。自传作者包括上至国家元首，下至作家、商人、明星、百姓。如西方在18世纪出现了法国卢梭的《忏悔录》，这是一部著名的长篇自传。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个大汽车公司老总艾柯卡写的《艾柯卡自传》就很流行。中国在“五四”后曾出现过一个自传写作小高潮，如胡适的《四十自述》、沈仲文的《仲文自传》等。上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写的《西行漫记》是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其中毛泽东口述自传，由他记录整理。
　　自传写作与其他传记相比，有其便利的条件，因为创作对象是作者本人，自传所写的材料主要来自本人，是自己某段历史的再现，所写的是自己的感受，这当然比写他人方便。作者如果参与过某种历史事件，自传提供的材料和本人的经历就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价值。
　　自传的要领是人贵自知之明。在自传中，人怎样认识自己？这可以衡量传主的人格和认识水平，所以这是阅读和写作自传的一个难点。无论是对阅读自传，或自己准备写自传，人贵自知之明，这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自传在享受便利性的同时，也伴生着困难。传记中的独特性，即自传存在程度不同的主观因素。因人少自知之明，如何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评价传记，便是自传作者的最大难题。自传作者尤其在牵涉本人名誉、地位时对材料的不适当取舍，容易造成失真。作者必须超越本身主观的局限，才能达到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
小传：即人物小传，就是人物的传略，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写，它是再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个性的一种篇幅短小的传记。它既可以写自己，也可以传他人。
古代就有人物小传，作者写自己的小传，如唐代陆羽的《陆文学自传》，写别人的，如唐代李商隐的《李贺小传》，明代归有光的《先妣事略》。
    现代人写自己的小传，如老舍的《自传》；写别人的小传，如鲁迅的《柔石小传》。老舍的《自传》、启功的《自撰墓志铭》，传主皆文化名人。他们或“教书作事，均甚认真”，或谦虚自称“名虽扬，实不够”。他们的为人及事业成就，均可以给后人以启示。
　　小传与正传、以及一般的自传在内容的真实性上要求是一样的。一般可以写：主要经历（根据需要，加以详略）；爱好；为人。表现手法以叙述为主，夹叙夹议。
　　掌握小传写作中三个基本要素：生平简历；个性或某一方面特长、事迹；语言朴素、生动。学生自己写小传一定要注意内容的真实性。
　　四、回忆录
　　回忆录：是传记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形式。它是作者回忆自己生平或生平中的某一阶段的见闻。回忆录以回忆的重点不同，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完全以回忆本人的事迹为主，可以归入自传一类；再一种以回忆别人或某个事件为主，就是单纯回忆录。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是徐悲鸿的传记，也是作者的回忆录，主要是回忆徐悲鸿的一生。
　　回忆录由于写了作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常包含许多佚事、对话、细节，给人以亲切之感。其中作者个人的形象有时不一定很丰满，但其中的历史容量可能比一般自传要大，其宝贵的文史资料比一般文学性更受人们的重视。
　　五、评传
　　评传：即评论性传记，又称学术性传记。这是作者以评论家的眼光，在广泛收集和考证资料的基础上，用散文或评述性文笔来评述传主的人生道路、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的一种传记。这种评传的传主大多是某一方面有杰出成就或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就要求作者对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传主的生平和性格有深入的了解，对传主从事的专业或活动领域也有相当的知识。否则很难发表评论。评传与一般传记要求有真实性和文学性外，还要有学术性。即对某种专门知识有较系统的研究。
　　这类传记作品，作者以评论传主的生平及其成就为主，或考证传主的事
迹，可能文学性弱些，但有学术价值。如匡亚明的《孔子评传》。
　　六、古代传记
古代传记，是为了和近现代传记区分，一般指古代用文言写的传记。古代传记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史传。如《史记》、《汉书》中的人物传记；第二类、杂传。主要指单独成书的某一类人的传记。它起于汉代，兴于魏晋南北朝，如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南朝梁代慧皎的《高僧传》；第三类、散传。指一人一传，但不单独成书，以单篇流传，或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个人传记。这类传记唐宋以来历代文人都有大量创作，成为古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散传之名借用明代中期李开先《亡妻张宜人散传》中“散传”二字，作为这类单篇个人传记的名称。散传，包括自序（自传）、行状、墓志铭等。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就是古代散传。第四类、专传。指一人一传，单独成书的传记。“专传”之名，始见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梁氏认为：“所谓专传与列传不同，列传分列在一部史书中，专传独立成为专书。”如唐代慧立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即玄奘传）。这是记叙唐代高僧玄奘生平事迹最早的传记，也是我国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保持完整面貌的中篇单行个人传记，全书8万余字。
    7、年谱、年表
　　年谱、年表在传记的家族中，因它们记述人物简单的生平事实，但一般不表现谱主的感情、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的细节，仅是传记的形式之一，不具备文学的意义。现代的年谱、年表多作为学术研究著作，也可以为传记写作提供资料。
谱，是一种古老的历史记事形式，本用以记述古代帝王的世系。“谱”一般刻在竹片、木片之上，故又称“谱牒”。（牒，〔die〕：古代刻字用的小木片、竹片。）“年谱”，是“谱牒”这一古老的人物生平记事形式在后代的发展。它按照严格的编年顺序条列谱主的生平大事和重要成就，具有传人记事的意义。今所见最早的年谱有宋代人编的《韩愈年谱》等。现代仍有不少年谱著作，如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长达125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年表，本是一种以编年的顺序排列重大史事的史学著述形式。后来又用来对人物生平的载述，在形式上和年谱相似。但年表一般仅列举重大事件，内容较简，后来多以年谱代替。（以上参考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四节“谱表式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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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传记文学的审美原则

陈兰村

　　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一般文学的审美原则也适用于传记文学。但传记文学性质的文学性与史学性结合的特点，使它又具有自己特殊的审美标准。大致说有以下几点：
　　一、严格的历史真实性。
　　指传记所写的人物和重大事件必须在历史上存在过、出现过。这是传记审美的前提。如果传记所写的人物和重大事件是假的，必然严重损害审美效果，甚至被读者所否定。这点在论述传记文学的特点时已有所阐述。这里不重复。
　　二、传记要展示传主完整的人生面貌
　　传记所写的传主生平不仅要求具有严格的历史真实性，还要能完整地展示其人生面貌。这里所说的“完整”，可以是指传主一生完整的经历，也可以指传主某一人生阶段相对完整的经历。只有这样，才能使传主的生平行为、个性形态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各种联系作尽可能的完整地展示出来。本书所选的课文，第一单元至第六单元的作品都是从整部原作中节选下来的，原作都能比较完整地反映传主的人生面貌。第七单元的古代传记有特殊情况。归有光的《先妣事略》，从题目可知是个小传，但所记其母亲面貌也已相对完整了。从《史记·管晏列传》节选的《管子传》是《史记》全书的一部分，有关管子的其他事迹已从略了。
　　强调传记要展示传主完整的人生面貌，这可以与报告文学、人物通讯等新闻性作品有所区别。新闻性作品写的也是真人真事，这与传记是一致的。但新闻性作品除了追求及时性外，往往只在人物的人生历程某一横断面上对人物的活动和个性做报道。而传记要求写出传主人生进程中相对完整的一段，乃至人生的全部历程，并不强调及时性。
　　强调传记要展示传主完整的人生面貌，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写作样式不仅要真实地再现传主在特定事件中的行为表现，而且要深入探讨与揭示传主的行为动机，并做出解释。如第二单元《苏东坡传》节选了该书第十五章“赤壁赋”，写
苏轼被贬黄州后的创作生活，对他这时期的代表作诗、词、文、赋的创作过程及其内容的介绍中，表现他特有的旷达自由的精神境界。读者要进一步了解苏轼为何贬到黄州？作者在本章开头为何说“苏东坡现在过得是神仙般生活”？又为何在其创作中表现“诙谐美”？对苏轼在黄州的创作表现要做出解释，必须了解传记前几章的叙述。同样，第二单元《徐悲鸿的一生》中节选部分，写了徐悲鸿在上海求职时的艰辛和学画的刻苦，但要进一步了解他为何这样坚强努力，必须了解他来上海前的家世和学画的志向、经历，才能对他在上海的行为动机、人格形态、个性特征有所理解。
　　三、传记要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
　　传记以写人为中心，与文学创作是一致的。但传记如仅就传主生平客观载述，不能充分展示人物的人性表现，也不能展现鲜明的人物形象，因而影响它的审美效果，减少欣赏可读性。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仅有其历史的价值，还有文学的价值。因此，传记，尤其是文学传记也要像小说那样重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个性特征，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传记的使命要刻画人物个性，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人与人的不同很重要在于个性的不同。传记要写出传主是“这一个”，就要写出他的个性。传主就是他本人，作者不需要有意拔高，也不需要故意贬低。作者要把握传主的个性，就要研究传主的个性。所以传记的写作也是一种人物研究。
但传记文体的特殊性，要求它在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个性的方法与小说及其他虚构性文学样式不同。由于传记真实性的严格限制，传记必须是在保持事实的基础上来塑造人物形象。
　　传记常用的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个性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选择人物一生中关键时刻、重大事件进行重点叙述，将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如《邓稼先》写传主在研究两弹中的表现，《居里夫人传》写传主发现新元素过程中的经历。研究两弹、发现新元素，都是传主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从中展示他们对科学研究的顽强和热忱的共性。两人研究背景的不同，原来人生经历的差异，他们的个性又有不同。
　　第二、通过传主的某些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描绘人物的精神面貌。
如第一单元，写毛泽东自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有一年夏天“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 “我们热心于体育锻炼。”进行“雨浴”、“日光浴”、“风浴”。这些细节都再现了毛泽东年轻时代的不凡举动，表现其为日后参加革命斗争锻炼自己的志向抱负，积极向上的精神世界。
　　第三、从传主的背景，包括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周围相关人物、自然环境等角度的描写，来烘托传主。如，邓稼先研究两弹，与当时国家形势发展的需要
有关。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他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可见同学间的互相影响。自然天气的描写，可以烘托徐悲鸿的心情。
　　第四、用传主本人的文字材料，如日记、书信、作品等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华罗庚传》中用传主的书信、题词，来写他对老师的感激，对人生的体会。《苏东坡传》用苏轼自己的创作来展示其在黄州的心态。《巴尔扎克传》写传主为了勉励自己，在拿破仑小塑像的座基上贴了一张写有自己决心的小纸条。
　　四、传记语言一定要精彩。
传记和其他文学样式的基本要求是一样，叙述语言应该做到准确、简洁、生动。但传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还要强调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作品中的人物语言都一定要精彩。
　　作者的叙述语言，在优秀的传记中有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如林语堂《苏东坡传》，随时可以发现幽默的语言。如说苏东坡在黄州每天往返过的一段脏泥路，“却大概变成了文学史上最出名的一条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但是凭苏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藉此以窥探他那幸福的秘密，便不是难事了。”林语堂不愧是个幽默作家。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的叙述语言晓畅、生动、比较细腻。如写徐悲鸿在上海求职失败，濒于绝望的一段文字：“悲鸿感到呼吸困难，浑身象着了火，有一种燃烧的痛楚。他猛力扯开衣襟，让无情的风雨打在他的胸脯上。……”把徐悲鸿当时的内心感情表达得很形象生动。
传记的人物语言，可以用来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别是运用人物对话可以把人物写活。写好对话是写活人物的诀窍。活人要说话，来表达他在日常生活中与别人的交流，抒发个人的爱憎和感受。传主或已过世，传记把传主写活起来，重要的诀窍就是写好人物的对话。如果作者只是一直叙述，人物没有说话，传主性格不易刻画，作品也不容易生动。
　　《卓别林传》里传主讲到自己在无声影片中创造夏尔洛形象的过程，“我终于想到我常见的那些普通的英国人。他们留着小黑胡，拿着竹手杖，穿着合身的上衣。我决心把他们当作模仿的对象……” 后来卓别林又讲到对夏尔洛形象的不断完善，体现了他的演艺和思想的升华。《邓稼先》中写传主接受上级要他研究原子弹任务后晚上与妻子的一场对话，表现了丈夫对国家的忠诚，妻子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令人非常感动。第七单元《管子传》主要以管子自述与鲍叔的友谊的一段话作为全篇的脊梁，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一句作点睛之笔。这些都可见写好人物语言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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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五篇

传记文学的社会功能

陈兰村

    传记文学不仅是书面著作，还是文化产物。因古代以来，纪传体历史著作中有一大部分本纪、列传是传记作品，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中的传记，它们既是史学家个人的作品，也是在当时社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后世纪传体正史更多是各王朝直接组织文人写作的。中国传记中的史传对社会影响深远，包括史传在内的传记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一、阅读功能。
    传记首先是给人阅读的，而且读者的面特别广泛，阅读的目的也因人而异。
从社会上层到平民百姓爱看历史传记，历代不乏其人。自《史记》问世后，后代的许多统治者都提倡读历史传记，了解前朝兴亡原因，从历史人物身上吸取教训。三国时孙权教吕蒙读书（载于《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吕梦所读的“三史”，当然包括《史记》、《汉书》在内。后来吕蒙军事上大有长进，令人刮目相看。他读历史传记对提高军事指挥能力效果十分显著。又如三国时蜀国人“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使人读《史》、《汉》诸纪传听之，备知其大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三国志·王平传》）。王平几乎是个文盲，但亦重视《史》、《汉》诸纪传，即其中人物传记部分。他听了别人的朗读，对传记还有所领会，获得了借鉴。这就是阅读传记中产生的借鉴作用。
    像孙权、吕蒙、王平这样的政治人物读传记可能带有政治目的。而一般读者读传记，可能只是出于对历史的爱好，增长点历史知识，了解一些名人故事；或纯粹是为了欣赏历史人物故事，或是把传记当小说一样文艺作品来消遣，从中获得艺术享受。著名美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直到今天，睡觉前还要读上半小时文史书籍，一本《史记》更是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据人民日报2006年6月15日第14版）丘成桐读《史记》，看上去似乎与他的数学专业不对口，但他却随身带《史记》，从中得到阅读的乐趣。这就是阅读传记后产生的陶冶作用。
    二、教育功能。
    传记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传记的伦理道德的教化和人生素养的培养上。“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一直提供着这样是事实：人类保存其祖先的实录，即是出自对他们的怀念与崇敬，同时也是因为先人的生平事迹可以作为今人及后代的榜样。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人物传记的写作是为了纪念先辈，更是为了喻教后代。”（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传记文学的教育功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给读者产生激励作用。
    首先，优秀的传记作品，往往写出了历史上为人类为祖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传记在描述他们的生平时也展示了他们的人格魅力。人们在阅读这类传记时感受到传记主人公的伟大的人格精神，给自己的生活、给工作增添精神力量，增加生活的勇气，从而培养了自己健康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素质。法国著名的传记作家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的前言里说：
    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作我们的养料吧！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吧。他们会安慰我们。
罗曼·罗兰创作名人传的目的，就是要用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伟大心灵之光照亮在苦难昏暗中的人生，鼓舞人们生活下去。他把贝多芬称为“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他在《贝多芬传》结束时写道：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
    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
贝多芬的精神品格，确实值得我们好好体会。世界没有给他欢乐，他却用苦难谱写欢乐，把欢乐留给世界，留给后人。他的伟大心灵永远温暖着世人。我们读《邓稼先》，他的事迹也非常感人。中国的两弹元勋、国防科学家邓稼先，为了祖国研制原子弹，隐姓埋名，最后身体也得了重病，献出了生命。他的伟大的人格精神、爱国精神同样值得我们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继承发扬。近代梁启超提倡读传记，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书曾指出：“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 梁启超的话，就是说传记对读者有激励作用。
    其次，传记作者在叙述传主的善恶行为，并加以善恶的判断，对读者的善恶道德观会起教化作用。古代文章作者多主张劝善惩恶，而历史与传记的作者尤其强调。汉代王充在《论衡·佚文篇》说：
        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
    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王充所言“载人之行，传人之名”，当然包括传记在内。我们在《林巧稚》传记，读到林巧稚在青年时代考场救人的事迹，她牺牲自己的考试时间去救同学，这是多么高尚的行为！作者把这个行为当做主人公心地善良的典型例子来写，借林巧稚父亲的口，对这一善举作了充分的肯定。这就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传记对传主的道德行为的评判，或鼓励人们继承和发扬优秀道德，或否定和抛弃落后的道德，可以给读者提供某种伦理导向。
    再次，传记可以直接作为青少年素质教育的教材。青少年是长身体，长知识，培养健康道德心理可塑性最好的时期。他们的人生方向尚未完全定型，他们的个性正在蕴育养成，从长辈、从老师，从纯道德教育中正在吸取精神营养。这时，优秀的传记作品所提供的各种人才的成长道路，无论是专业方面的，或是为人处世和人际交往方面的人生经验与教训，都可以给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带来启迪。名人成长中的艰难故事，生动的情节，可能让青少年终身难忘，或许传记中那些难忘的人物将永远陪伴他们走上漫长的人生道路。
    三、学术功能。
    所谓学术功能，指传记所包含的专业的系统的学问，可以为人们提供知识上的帮助。传记、自传、回忆录，其中有的本身就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历史研究者所必须研读的书目。研究中国古代史，离不开研究《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离不开研究其中的人物传记。研究中国的现当代史，研究外国史，同样少不了研读中外历史人物传记。
    传记中所包含的专业知识与传主的职业、学识、经历联系在一起。如王元著的《华罗庚》传记，结合叙述华罗庚的生平，书里介绍了近现代中国数学发展的简要过程，对爱好数学或需要了解中国现代数学知识的人，这本传记就是一本入门书。再如《侯宝林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是一位中国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自传，就包含有中国相声的许多学问。反过来如果你想了解或寻找关于中国相声的知识，那就不妨看看侯宝林的传记，如薛宝琨著《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又再如你要研究唐代的中西交通史，唐代的佛学，那可以看看慧立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即玄奘的传记。
    四、其他功能
    传记还有其他功能，如政治宣传的功能。在20世纪的初期，在辛亥革命前
后，“传记文学的发展，在当时几乎成为绝大多数革命刊物不可缺少的部门。采用这种文学形式来宣传革命，也正适应了民族革命和爱国主义宣传工作的需要。即使在某些篇章里，思想认识上还存在着问题”，“但总体的说来，这种文学形式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对辛亥革命发挥作用，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文艺阵线方面的一种突出贡献。”（阿英《传记文学的发展——辛亥革命文谈之五》，原载196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传记还可以用来明志、辩诬、传教、立论等。中国古代有的自传是以传表明自己的志向。《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史记》全书的序言，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他在自序中表明了写这部书的目的，个人的志向。曹操写《自明本志令》，虽形式是令文，实际是篇自传。介绍自己身世和不同时期的志向，要向敌对势力表明他没有夺汉自立的野心，消除当时人们对他篡汉的怀疑。历史人物功过褒贬不一。有人用传记的形式替历史人物辩诬。如韩愈写《张中丞传后序》，即替唐代安史之乱中牺牲的英雄张巡、许远辩诬。宗教也利用传记的宣传功能，借传记宣传宗教。如佛教僧人传记，多宣传佛教。东晋慧皎写了最早的《高僧传》，后世有多种续高僧传。还有人用传记作为立论的根据，借题发挥。唐代以来有一种短篇传记，其重心不在为某人立传，而偏重在借传记中人物故事作为材料，作为事实基础，为文章的论点作根据，使立论更坚实有力。这可以叫以传立论。如柳宗元的《梓人传》。
   （本段参考陈兰村《古代传记文学的社会作用》一文，载陈兰村、张新科合著《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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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六篇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

陈兰村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从先秦《诗经》中产生传记萌芽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出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传记，大约经历了三千年的历史。期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先秦传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先秦传记文学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产生、发展的最初阶段。当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观念，没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许多文学因素、文学成分是掺杂在各类文章中并得以培育生长的。我国的传记文学就是来源于历史著作。我国的历史学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最发达的学科，即使是诗歌形式的传记文学萌芽，也当属于史诗。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了传记文学的萌芽。人类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录，为了纪念祖先，产生了历史学和传记文学。《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是记录与歌颂周部族先人的英雄传说，具有史诗性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认为是史诗。历史学家白寿彝《史记新论》认为是传记体。文学史家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认为：“《生民》是一篇很好的后稷传，他是周族传说的始祖。《公刘》是一篇公刘传。公刘为后稷的裔孙，此诗叙他迁都事。”这两首诗都有自己的中心人物，相当于传主；又都有围绕中心人物的故事情节，使中心人物有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传记文学的因素。但人物事迹太简略，偏重赞美，未能刻画人物的个性，所以只能认为是传记文学的萌芽。
    先秦诸子散文虽主要谈哲学、政治思想，但往往亦记载本学派奠基人或代表人物的言行事迹，包含有一定的传记文学因素。如《墨子·公输》记载墨子去楚国劝说公输般不可攻宋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战国策》、《淮南子》等古书中都有情节大同小异的记载，可见真实性较大。《公输》中所塑造的墨子形象，体现了墨家不辞劳苦地为他人排难解纷的利他精神。墨子止楚攻宋事迹完整，但只记这一件事，而且没有记载发生在何年，尚少时间观念，因此只能算是传记片断，或有传记因素。《孟子》、《庄子》中也有人物事迹的记叙，但其形态与《墨子》相似。有的可视为传记片断，有的则是寓言故事，不属于传记。
    先秦历史散文，如《左传》、《战国策》已出现传记雏形。有的整篇较集中记叙某个人物的片断事迹，刻画出一定的人物性格，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者可能主观上是记叙历史，客观上已显示人物形象，接近后世短篇传记。如《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写郑庄公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与弟、与母亲的矛盾冲突。故事头尾完整，人物形象鲜明，但受编年体史书的体例限制本篇没有写出郑庄公的主要生平事迹。因而这一片断还只是传记的雏形。有的人物事迹散见于几年的连续叙事中，则较能反映出相对完整的人物生平。如《左传》中“晋重耳之亡”，较连贯地写了晋公子重耳从出逃到返国夺位的19年经历，写出了重耳性格的发展过程。这也是传记的雏形。《战国策》常在某一章中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记叙其片断事迹，具有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如写战国策士冯谖、苏秦、张仪、刺客荆轲等人的言行活动，事迹相对完整，能表现他们的性格。这些人的故事也是传记的雏形。
    先秦传记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传记素材，开启了一些写作思路。《史记》写先秦的人物传记就多用了先秦古籍中的传记材料。先秦传记的雏形，从形态到写作技巧的积累为后来单篇传记的出现作了准备。
    二、两汉史传的辉煌和魏晋南北朝杂传的兴起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人物传记标志着汉代史传的辉煌。首先，司马迁在传记文学创作实践中已形成自己的传记文学思想；其次，《史记》有博大精深的内容，表达了他对社会与人生、治国与做人的系列理想，尤其侧重体现了他的人格理想和命运哲理；再其次，在写人艺术、情感力量和语言艺术上更具有审美价值。这一切使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成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班固《汉书》再创辉煌，使史传在中国的“正史”中站稳了脚跟。
《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提高了写人艺术，丰富了写人方法。
    其一、扩大了写人的范围，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其中又多是悲剧英雄人物。如屈原、项羽、韩信等。
    其二、突出了人物形象的个性和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为生动感人。
    其三、司马迁写人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方法。如细节描写，“互见法”，铺写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场面，增加人物心理描写等。
    第二、加强了抒情色彩。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中表达自己的爱憎；在叙述或评价历史人物中寄寓自己的身世感慨；在正文中较客观叙述传主生平，序赞中较集中抒情。抒情与人物形象结合，使人物形象更为感人。
    第三、朴拙生动的语言艺术。《史记》语言总的风格是朴拙生动，气势沉雄，接近口语。人物语言个性化，叙事语言准确生动，大胆吸收民间口语、俗语、谣谚，改写上古书面语，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可读性。
《史记》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管晏列传》、《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田单列传》、《荆轲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皆为名篇。
《汉书》艺术成就仅次于《史记》，它善于将述史的简洁性与写人的生动性巧妙结合。《苏武传》、《杨胡朱梅云传》、《霍光传》、《朱买臣传》、《陈万年传》等都各有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价值下降，杂传兴起。史传数量有所增加，著名的纪传体历史著作有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史学界称这两书与《史》、《汉》合起来为“前四史”。但《三国志》、《后汉书》在写人艺术上均不及《史记》、《汉书》。由于文史分流的发展，使史家重记叙而轻阐释，人物成为史事的附庸，传记传人的功能削弱。
    杂传兴起于汉末，至魏晋而渐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据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汉隋之际，杂传类书有470部，其中只有少数几种为汉人所作，其余均是魏晋南北朝作品。杂传以类传的形式成书，离史独立。作者率尔而作，比之正史在传主的选择、世风世貌的传载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广的涵盖面，对传主多了一份主观情感。如皇甫谧《高士传》，慧皎《高僧传》。当时除已成书的杂传外，还有单篇的个人传记，多以别传的名称出现。所谓别传，指传文分别于正传以外的传记。据清人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三国志》、《后汉书》、《世说新语》《水经注》、《文选》、《艺文类聚》等书注所引用别传共184种。但因分散在注释文字里，多非完整作品。如《三国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世说新语·惑溺》注引《荀粲别传》，皆新鲜可读。我们现在把别传和当时作家文集中保存的单篇传记，如东晋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称为散传。而与杂传区别。
    三、唐代史传、碑志的繁荣和宋代传记的嬗变
    唐代国力全面强盛，唐初君主特别重视总结隋亡的教训，官修史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称为唐初八史，占了中国古代所谓正史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中《晋书》、《隋书》的文学价值较高。唐初还出现了中篇单行个人传记，慧立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是记叙唐代高僧玄奘的最早最详细的传记作品。全书八万余字。属于古代传记文学的名著。
    唐代的碑志文，即墓碑、墓志很发达。碑志因记叙墓主生平，也可归入传记。唐人碑志尤以韩愈、柳宗元的碑志文著名。据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有碑志70余篇、以“传”为题的传记4篇、行状2篇。另据《柳河东集》，有碑志近50篇。他们的碑志已不是记录史实为主的史传，也不是纯粹的应用文，而是倾向于传人为主的文学性短篇传记，是文学性散文。著名的作品，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另外，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童欧寄传》都是传记性散文名作。
    宋代传记文学一方面，继承唐代传记文学的体制，多碑志散传，受文学家的重视；另一方面，又有所嬗变与演进。北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个人完成，是学习《史记》的成功之作，文学性、抒情性有所回升。宋代散文家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都有传记名篇存世。宋代出现的长篇行状为前所未有。南宋与北宋比，传记文学趋向弱化。宋代传记文学好发议论，涉及国家政治形势颇多。但也有不少传记作品能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比唐代传记文学更深沉。宋代传记文学在艺术上更讲究技巧，注重韵味，多抒情。语言上比前代更为自然流畅。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泷冈阡表》，苏轼的《方山子传》、《亡妻王氏墓志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等都可属传记性质的名篇散文。元代传记相对薄弱，但其中刘岳申的《文丞相传》写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事迹，当时多所传刻，盛行天下。作品表达了元初广大民众痛思故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余元代传记，这里从略。
    四、明代市民传记的兴起和清代传记的停滞（含近代）
    明代传记文学值得强调的是明中后期（中期：成化元年至隆庆六年，即1465——1572；后期：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即1573——1644）。当时传记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出现分化的趋势。一方面，宣扬封建传统观念的传记作品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在传记文学中出现了追求个性自由、肯定欲望的新的思想因素。事实上，从明初至明代中后期，一些著名的散文家都写过不少颂扬节妇、烈女、孝子的传记作品，这与宋明以来的官方哲学即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压抑人性自由的思想泛滥分不开。但明代中后期传记文学市民传记兴起，传记文学观有新的突破，这是值得重视的新现象。从明中叶的李梦阳、李开先，到晚明公安派袁氏三兄弟，以及明末的张岱，他们写出了一批包括商人在内的以市民阶层为传主的作品，其内容和形式出现了世俗化倾向。
    所谓世俗化是指作品的内容能反映当代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和欲望，形式上也能适应市民的爱好。具体表现为：
    第一、传主具有平民性。作为市民主体的商人在传记文学作品中出现增多，李梦阳的传记作品可以代表。他的《梅山先生墓志铭》、《祭鲍子文》写徽商鲍弼，《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写蒲商王现，《鲍允亨传》写徽商鲍允亨。晚明公安派作家袁中道的《吴龙田生传》写真州商人吴龙田经商发家的经过，赞扬传主诚实经商，终于“生计大振”。有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市民阶层人物也成为传主。如归有光《可茶小传》，张岱的《鲁云谷传》都写民间医生。钟惺的《白云先生传》写一个靠“织草屦为日”的穷诗人。袁中道的《关木匠传》写一刚强正直的木匠。传记出现这些传主，反映作者对他们的尊重与肯定。
    第二、传记题材重视日常生活和真情实感。如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写母亲。李梦阳的《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铭》，不仅写妻子生前生活琐事，而且说：“妻亡而予然后知吾妻也”。李开先的《亡妻张宜人散传》也是写亡妻的。传记分类上的散传的名称就来自这篇传记。
    第三、传记中反映人们追求个性自由和肯定生活欲望的倾向。陈继儒《范牧之外传》、《杨幽妍别传》写传主对爱情自由的大胆追求。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徐渭《自为墓志铭》、袁宏道《徐文长传》、袁中道《李温陵传》等，都写传主重视自身的情趣和个人自由的态度。
    第四、在艺术上体现适合市民需要的审美趣味。篇幅短小，像小品文，人物事迹追求趣味性。袁中道的《回君传》用夸张手法写人物。李开先的《老黄、浑张二恶传》用讽刺手法。张岱的传记作品中常出现开玩笑、说笑话的情节。这些作品大都描写细致，更贴近生活。语言通俗流畅、新奇活泼。
清代传记文学呈现了既有某种创新，又趋向精致和整体发展停滞的局面，在传记文学史上有总结性的地位。
    清初传记文学的民族情绪，极为浓烈，并作为清代传记主题和题材上的一个特征，对后世传记文学有积极的影响。这种民族情绪的抒发，主要表现在叙写明末抗清仁人志士的传记文中。以顾炎武、黄宗羲、张岱等为代表的一类作家，他们是明遗民，对清王朝充满仇恨，为明末仁人志士的慷慨牺牲而唏嘘赞叹。他们写的传记作品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如顾炎武的《书吴、潘二子事》，黄宗羲《刘宗周传》等。以邵长蘅、戴名世、全祖望为代表的一类作家，生存时间稍晚于前一类作家，他们也为明末仁人志士作传，也流露民族情绪，但不同于前一类作家有强烈反抗情绪，而是呈现中国史官文化“秉笔直书”的传统特征。邵长蘅的《阎典史传》，戴名世的《画网巾先生传》，全祖望的《张公神道碑铭》（为抗清牺牲的英雄张煌言而作）是代表性作品。
    清中期传记文学的作家群是桐城派作家。他们的短篇传记代表了清代传记文学精致化的倾向。代表作家是方苞。他的文集中的传记文有218篇，占其文集的一半以上。其中多碑志文，直接以“传”标题有15篇。他的写人名篇是《左忠毅公逸事》，体现桐城派创作理论，即所谓“义法”理论。义，要言有物；法，要言有序。《左忠毅公逸事》写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与学生史可法的师生情谊。此文虽没有写左光斗的完整生平，但在重点描叙他与学生史可法之间的深厚情谊中，突出了他以国事为重，深爱学生的精神世界。他在狱中受阉党酷刑后，仍不忘国家之事。他的学生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文章很短小，但人物事迹选择精当，形象鲜明，语言雅洁，是一篇非常精致的传记文。清中期其他传记作家有刘大櫆、姚鼐等。
    清代出现一种“忆语体”的自传文学，在传记文体上是创新。其中著名的作品有顺康间冒襄的《忆梅庵忆语》，乾嘉间沈复的《浮生六记》，嘉道间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道咸间蒋坦的《秋灯琐忆》。这些作品，皆为回忆闺中往事，又往往在贤妻爱妾死后所作，缠绵悱恻，故事性强，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小说。实际这类作品独创了自传体制，集中写作者与妻子的爱情生活。从题材到形式不同于传统的自传文。（以上参考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清代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进入近代社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出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传记新变化。他的传记创作及理论标志着中国传记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梁启超的传记作品既是古代传记文学发展到近代的殿军，又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先驱。以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流亡日本为界，他前期的代表作是《殉难六烈士传》，后期是《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三十自述》等。
  （以上参考陈兰村、叶志良主编《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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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七篇

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

陈兰村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自1919 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建国走过30年时间。它是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成就较突出的是自传和历史人物传。胡适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努力提倡者，开风气者。他本人留下40余篇传记或带传记性质的文章。他在1953年1月12日一次演讲中说：“我感觉到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1919 年写《李超传》，1930年写《四十自述》，1950年完成《丁文江的传记》。
   现代传记文学的第一个重要收获是自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自由的风气下，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一个自传创作的小高潮。其中著名的作家，如郁达夫有《达夫自传》、以及收在《达夫文集》第九卷的日记和书信等，其传记作品与他的小说创作在艺术风格上是一致的，显示出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主体性特征，是全人格的自我袒露。郭沫若有110万字的《沫若自传》，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自传作品。他的自传展示了传主的革命生涯和平凡生活，试图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其个性特征是自我张扬。沈从文于1931年创作出版了《从文自传》，当时引起读者轰动。作家在对自己最初20年人生历程的叙述中，透过离奇有趣的种种经历，折射出对自我的认知与把握。
    现代传记文学的第二个收获是历史人物传。代表作是吴晗的《朱元璋传》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两个作品的写作都开始于抗战时期。从传记写作层面说，他们都力图追求材料和人物的真实，从史学和文学的结合上下了功夫。抗战胜利后有林语堂1947年用英文写成并出版的《苏东坡传》，改革开放后有中译本出版。该传是苏东坡的人品、心灵解释的史诗。这三部传记至今不失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的经典性作品。
    现代传记文学的第三个收获是解放区作家写的一批英雄传记速写。如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何其芳的《记贺龙将军》，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丁玲的《田保霖》等。这些作品歌颂新英雄新人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从传记创作角度说，它们多是急就短篇，有新闻性，但为解放后的英雄传记的写作开了先路。
    当代传记文学，指建国后的传记创作。着重分两个时期：
    一个是从建国至文革前的传记，主要是英雄传记和革命回忆录。如梁星的《刘胡兰小传》，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韩希梁的《黄继光》，以及集体创作的《志愿军英雄传》等。这些作品尽情讴歌英雄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但艺术上比较粗糙，有概念化倾向，传主个性刻划不够丰富。
    另一个是1977年以后近30年的传记文学，各类传主的作品大量出版，传记文学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按传主身份分主要有以下几种传记成绩突出。
    1、领袖将帅传记。上世纪90年代前的著名作品，如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成功地完成了领袖由“神”向“人”的还原。铁竹伟的《霜重色愈浓》，写陈毅在文革中的崇高品格。上世纪90年代后的著名作品，如王朝柱《开国领袖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民领袖形象，呈现出史诗的境界和史诗的风格。”（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语）毛毛（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两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000），书中材料真实可信，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
    2、英雄传记。张俊彪的《最后一枪》（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完整地再现了民族英雄董振堂坎坷多难和英勇悲壮的一生，重点发掘和描写了董振堂寻找光明、认识真理的艰难历程，以及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战、以身殉国的经过。殷云岭的《雷锋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以全新理念、全方位、多视角地再现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3、文学家传记、古代作家传记。有王钟陵主编两套《中国文人传记丛书》（东方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单本传记，如董乃斌《李商隐传》、田居俭《李煜传》、安旗《李白传》、莫励锋《杜甫传》、王水照《苏轼传》等。现当代作家传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24种作家传记。另外，朱东润诗人传记创作有《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
    4、艺术家传记。上世纪80年代畅销的传记，有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石楠《画魂——张玉良传》。其他有美术家、表演艺术家、音乐家等多种艺术家传记问世。
    5、科学家传记。上世纪80年代顾迈南的《华罗庚传》首次为世界第一流数学家立传。吴崇其、邓加荣合著《林巧稚》、马雨农、王武合著《林巧稚传》同时为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作传。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专业的科学家传更多出现。对国防科技专家引起传记作家的重视。如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传记有多种。
    6、企业家传。桑逢康的《荣氏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首次为现代中国最大的也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资本家立传。其他如王慧章的《王光英传》（人民出版社，1999）、夏萍的《李嘉诚传》（作家出版社，1993）、《曾宪梓传》（作家出版社，1995）等也是较突出的。
    7、名人/明星自传。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类自传很火暴。老作家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初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新版）是一部长篇自传，曾荣获首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刘晓庆1983年曾在《文汇报》刊载《我的路》，后又初版《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后一本书在出版前，书的标题就以108万被人购得出版权。这本书的出现，掀起了中国名人传记创作的高潮。但该书给人们带来阅读快感，满足人们窥奇心理外，不能给人留下多少思考的余地和人文的启迪。
    8、平民传记。作为对宏观叙事的必要补充，作为对民间记忆的搜集整理，是世纪之交的传记文学的一个新亮点。择其优秀者，有朱东润的《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作者描述的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传主的真实身份是作者的妻子。于济川的《匹夫小传》，收入写北大荒人物小传116篇。著名作家刘心武的《树与林同在》（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写一尘世汉子任众。徐光荣的《烹饪大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获首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平民自传，还有喻明达老人的《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引人注目。（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31日评论）
（以上参考全展著《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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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基本理论连载

第八篇

中国的现当代传记文学理论

    一、中国现代的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多是零星的表述，缺少系统的专著。
   国内对传记文学理论发表较早、影响较大的有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老一辈学者、作家。
    胡适的传记文学观点主要见于《四十自述·自序》，认为传记可以“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新路。”他鼓励别人写自传。《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认为“传记起源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另外见于他关于传记的演讲和日记中。
    郁达夫1935年发表《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提出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  
        “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
    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
    述一个活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出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
    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
    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写来，才可以见
    得真，说得象。”
    朱东润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外传记文学创作全面把握与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他对中外传记都作过研究。他对传记文学的属性一直认为“现代的传记文学，是文学中的一个独立部门。”（朱东润：《传记文学》，《大地》1981年第5期。）关于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传记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所以所用的材料必须讲究真实，不能弄虚作假。”关于文学性问题，他认为：“传记文学既然作为文学，就要讲究文学色彩。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可以而且应该充分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技巧，比如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等等，特别是细节的描述和对话的运用，它能使人物形象更鲜明、个性更突出。”（朱东润：《我对传记文学的看法》，《文汇报》1982年8月26日）
    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总的仍滞后于创作，但比前有了进步，出现了一批传记理论专著和数量较多的论文。专著如陈兰村、张新科合著《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朱文华的《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何元智、朱兴榜合著《中西传记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2003）。其中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尤以学术创新见长。赵白生关于传记文学事实的理论，关于传记文学虚构性理论，关于自传的理论，都引起传记研究者的关注。
    三、有关中国古代和现当代传记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方面，也出现一批传记文学史著及带有史论性质的专著。如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传记作品的专体文学史。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1月），此前他与叶志良联合主编《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等。全展的《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是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本节有关当代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介绍，即采自全展的这本著作。）
    四、对国外传记史和传记理论的研究近20年也得到进展。显著的成果有杨正润著〈〈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