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协平：两条建议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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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协平：两条建议及理由

2015-03-20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段协平

“五谷杂粮，那哪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斤粮。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没有还不吃嘛？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我们曾经可能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见到了肉以后我和我那个同学，切下来就忍不住生肉都吃了”。

　　缘于媒体报道习近平春节前回延安，在凤凰网上意外地看到其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的四集电视专题片;因为要写个东西，最近重读了《告别饥饿 1978……》，随生如下两条建议：
       一是建议中央电视台在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习近平在2004年8月14日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的专题片。不是要收视率吗，我敢打赌，一经播出，十有八九，人们会锁住这个频道。
       一是建议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98年出版的《告别饥饿 1978……》，一准儿洛阳纸贵。做好以上两个功课，对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那一段历史，从而帮助今天的年轻人、也包括那些“二百五”(梁晓声：老喊着过去有多好的人，都是二百五)懂得，三十多年前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革”，以史为鉴、凝聚全民共识，不再走回头路，有很大帮助。
　　一
　　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时，有问必答，不装腔，不作势，不假辞色，四集视频，文稿近万字，看了多遍意犹未尽。
　　看习近平回忆插队离京那天：
　　在西去的列车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是破涕为笑。”
　　那是让千家万户心碎的一刻。
　　常言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是没遇到倒霉的事。等到与习近平同车的孩子突然明白过来，自己被抛弃了，泪水里浸泡的大概不完全是对未来和未知的恐惧吧!至于做父母的，心里更清楚，把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扔到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意味着什么。那份揪心，不到有了子女，是感受不到的。
　　但是，他们不得不走。
　　习近平不一样，乐意离开北京去插队，原因竟然是“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务院原副总理，居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何等的恐怖和什么样的世道!
　　对习近平来讲，当时插队，无异于逃难，对其他(她)学生和家长，则是无奈。他们无从选择，也不允许选择。
　　于是，当时热烈拥护、踊跃报名的宣传，所谓到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豪言壮语，顷刻消解。原来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从来不属于车上车下泪汪汪的人们。
　　一场充满权力不可为外人道的政治安排，一场让上千万知识青年中绝大部分人糟践青春、蹉跎岁月、改变命运的发配，在神圣的名义下完成了。
　　再看习近平回忆当时在农村的生活：
　　“五谷杂粮，那哪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斤粮。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没有还不吃嘛？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我们曾经可能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见到了肉以后我和我那个同学，切下来就忍不住生肉都吃了”。
　　习近平坦承自己和同学们刚到农村时不了解实际情况，很教条，见了富农，喊一声滚蛋，对要饭的，都视为二流子。“后来老百姓就说他这个富农算什么，他这个富农是羊富农，所谓羊富农就是当时养了几十只羊，后来定为富农。说这个要饭的我们都认为是二流子，哪里嘛，家家户户都要饭，就是富正月，穷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这个时候粮食留给干活的，然后婆姨、女子带着孩子们出去要饭。”
　　这就是解放、站起来二十多年后的陕北农村，说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大概不过分。也让教科书上被作为专政对象的富农，原来如此!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让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特别是出身红门的孩子们接受了再教育，他们大概再不好意思把从小挂在嘴上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唱出口。
　　也因此，我认为，也许知青们当初没有想到后来的改革开放，但他们在那年月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时的心里煎熬，甚至比挣扎在贫困死亡线上的当地人还强烈。还是这个原因，后来，当他们听到邓小平喊出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时，理解可能更深刻，认同更坚定。
　　二
　　习近平对插队农村贫困的回忆，正好为尘封十八年后才出版的《告别饥饿 1978……》所佐证。该书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和戴国强。1980年3月到9月，他们受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委托，从太原开始，对山西吕梁地区和陕甘宁三省(区)农村情况作了深入调查，将采访笔记整理成书，“其中大部分曾写成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
　　在这本书的封底，印有贾平凹的一段话：“书是一个晚上读完的，读得心潮起伏，后半夜完全失眠。这种情况是我以前从未发生过的。全书没有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质朴到了极致，你说是新闻调查也可，是报告文学也好，是长篇散文也好，但你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现状的巨大真实所震撼，为作者的胆识、良知和职业责任心所凝聚的灵魂所感动。”
　　原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新华社高级记者杨克现为该书写了序言。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稿呢?”序言指出，该书要告诉当今时代，也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曾经承受过多么巨大的民族磨难。”这个磨难，被山西一位农民做了这样一番描述：“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心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序言让我们记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已经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地方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多少年来农民倒欠集体的钱，集体倒欠国家的钱，已成为恶性循环，如同走进又黑又长的隧道而苦无出路。……更有甚者，全国许多地方，农民们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叫他们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空间!?这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举国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的主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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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让我从《告别饥饿》书中找几个并不愉快的故事。
　　记者来到《东方红》歌手李有源家乡佳县。县委书记让记者到李有源的老家张庄看看。按常理推断，这里的情况应该不错，甚至应该是先进典型。几十年来，不管是面对来下来调研的上级领导，还是面对外面来采访的记者，地方官员无不是这个套路：家丑不可外扬，报喜不报忧。
       但就是这个张庄村，“有一段时间。因为靠集体种地过不下去了，人们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人了，他们村里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干这种事得有点胆子，开始是男人合伙干，后来妇女也参加干，再后来是各家各户单独抢着干。”
       李有源的大儿媳妇告诉记者，“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一个唱《东方红》出名的地方如此这般，“县里觉得太不像话，下了点功夫”，“盗墓、讨饭现象没有了。但群众生活仍然赶不上李有源唱《东方红》时的水平。”
　　记者看到的宁夏定西地区和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代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以通渭县最惨，到七十年代中期统计全县人口总数尚未恢复到1949年的水平。”
　　还是这个通渭县，有个陇阳公社，公社王书记是土改积极分子，“凡是党的号召，他都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地去执行。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饥荒给当地带来的毁灭性的的灾难几乎摧毁了他的信念。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的女儿的肉煮的吃了。他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到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
　　书记说到自己，很伤感：“困难时期我正领着民工上了二百多里外的引洮工程工地，工地上虽然有粮食充饥，但村里缺粮越来越严重，消息传来，动摇了工地的人心。……有一天，有人捎话给我，说咱村里的人饿得不行了，快回去看看吧。我不相信，我说：‘我相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一个人。’”
       后来，饿死人的消息越来越多，才紧张起来，“于是马上买了三十斤莜面往回赶。回到村里，烟火稀绝，到处没有生气。我回到自己家门口，院门敞开着，院里蒿草老高，听不到任何声音。进了房，只见我妈和一个弟弟躺在炕上，骨瘦如柴，两双眼睛瞪着我，都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了……我这才知道，我的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了五口人。”
　　请注意，在西北人民水深火热之际，1976年，人民日报隆重推出了毛泽东写于11年前、即1965年的词作《重上井冈山》。没有谁敢不经过毛同意而发表他的词作。该词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番人间仙境：“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四
　　以上所介绍的197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的灾难该如何解释?还有，仅仅是西北吗?
　　我们听不到任何负责任的解释，听到的是，“文革”前17年依然伟光正。共和国历史似乎在1966年突然发生断裂，接下来就是比唐山、汶川大地震更大的地震。
　　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的经验和常识，在我们这里全部失灵。“文革”的发生，陕甘宁地区的灾难，居然没有逻辑可循。
　　经常听到外交人员对日本的完全正确的批评：正视历史，以史为镜，汲取教训，避免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这当然很正确。我们自己呢?是否应该以史为鉴?
　　权力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回应这个问题。他们让我们团结一直往前看。于是，“文革”和之前的历史真相就成了稀缺品，甚至如麻风病一样的危险品。世纪老人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呼吁，没有得到礼貌的回应，更不用说三年大饥荒的博物馆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得了健忘症，很多有良知的人一直在艰苦地探寻那段历史真相。比如对三年大饥荒，杨继绳做了充分的大量调查与考证，三年饿死3700多万人的证据汇集为《墓碑》，在香港出版，也只能在香港出版;四川原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廖伯康在2007年《随笔》上发表文章披露，早在1965年，他就在胡耀邦的帮助下，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本省饿死1200万人的情况;安徽省原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多年来也对本省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400多万人、发生1289例“人相食”的特殊案件做过一系列调查和介绍。
        可惜，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官方很长时间不是不作声，就是顾左右而言它，到党史第二卷出版时，也只是以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1000万敷衍了一把，绝口不提饿死二字。更有那位顶着学者头衔的，把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人数，缩减为二三百万，且冠以营养性死亡，用心良苦。类似掩盖历史真相、为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涂脂抹粉的，大有人在。如今，甚至有人公开为“文革”翻案、为江青招魂。
　　众口喧哗，权力却装聋作哑。
　　更有甚者。最近，有人出来教训我们了：“世界上，有谁对自己的历史搞‘大揭秘、大暴露、大丑化’?贩卖黑奴的历史、贩卖鸦片的历史、殖民地的历史，始作俑者搞大揭秘了吗?我们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别人任意诬蔑你的父母，你能容忍吗?任意涂改你家族的历史，咒骂你的祖先，你能接受吗?捍卫我们自己的历史，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
　　立论的荒谬，逻辑的混乱，以致于此。
　　稍具现代民主常识的人都懂得：除涉及国家外交和军事外，凡是有关民主、民生的，都应该公开，是为公民的知情权。过去藏起来本来就不对，今天揭露，亮出来，晒在阳光下，是为实事求是精神。光明要歌颂，黑暗要揭露，揭露和丑化没有必然联系。清者自清，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能被人丑化。我们捍卫历史，是捍卫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光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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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明清文字狱的历史，两千多年来苛政猛于虎的历史，包括批胡风、批俞平伯、批胡适、批《武训传》和合作化的历史，1957年55万知识分子被打入另类的历史，1958年天堂实验的历史，三年大饥荒“人相食”的历史，“文革”十年浩劫的历史，不需要也不应该去捍卫。都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否定了，你还去捍卫，有意思吗?祖先也不全是圣人。如果希特勒、汪精卫的后人不能容忍、接受对父辈的揭露、批判和诅咒，很难说他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　　至于始作俑者云云，且不说勃兰特那惊天一跪，也不说奥辛维斯集中营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是怎样的历史良知和勇气，即使有人，比如日本军国主义者刻意隐瞒一些不光彩的历史，能作为我们护短的依据吗?
　　让历史照亮未来，能照亮未来的，主要不是教科书上那些催眠的悠久啊、灿烂啊等陈词滥调，而恰恰是那些不堪的一页又一页。前车之鉴胜于一打颂歌。再没有从错误、失败和挫折中让人们获得的教益更多了，是为常识，不赘。
　　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以上两条建议，不算多此一举吧?
       2015.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