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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协平:两条建议及理由 2015-03-20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段协平
“五谷杂粮,那哪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斤粮。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没有还不吃嘛?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我们曾经可能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见到了肉以后我和我那个同学,切下来就忍不住生肉都吃了”。
缘于媒体报道习近平春节前回延安,在凤凰网上意外地看到其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的四集电视专题片;因为要写个东西,最近重读了《告别饥饿 1978……》,随生如下两条建议:
一是建议中央电视台在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习近平在2004年8月14日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的专题片。不是要收视率吗,我敢打赌,一经播出,十有八九,人们会锁住这个频道。
一是建议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98年出版的《告别饥饿 1978……》,一准儿洛阳纸贵。做好以上两个功课,对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那一段历史,从而帮助今天的年轻人、也包括那些“二百五”(梁晓声:老喊着过去有多好的人,都是二百五)懂得,三十多年前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革”,以史为鉴、凝聚全民共识,不再走回头路,有很大帮助。
一
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时,有问必答,不装腔,不作势,不假辞色,四集视频,文稿近万字,看了多遍意犹未尽。
看习近平回忆插队离京那天:
在西去的列车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是破涕为笑。”
那是让千家万户心碎的一刻。
常言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是没遇到倒霉的事。等到与习近平同车的孩子突然明白过来,自己被抛弃了,泪水里浸泡的大概不完全是对未来和未知的恐惧吧!至于做父母的,心里更清楚,把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扔到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意味着什么。那份揪心,不到有了子女,是感受不到的。
但是,他们不得不走。
习近平不一样,乐意离开北京去插队,原因竟然是“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务院原副总理,居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何等的恐怖和什么样的世道!
对习近平来讲,当时插队,无异于逃难,对其他(她)学生和家长,则是无奈。他们无从选择,也不允许选择。
于是,当时热烈拥护、踊跃报名的宣传,所谓到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豪言壮语,顷刻消解。原来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从来不属于车上车下泪汪汪的人们。
一场充满权力不可为外人道的政治安排,一场让上千万知识青年中绝大部分人糟践青春、蹉跎岁月、改变命运的发配,在神圣的名义下完成了。
再看习近平回忆当时在农村的生活:
“五谷杂粮,那哪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斤粮。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没有还不吃嘛?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我们曾经可能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见到了肉以后我和我那个同学,切下来就忍不住生肉都吃了”。
习近平坦承自己和同学们刚到农村时不了解实际情况,很教条,见了富农,喊一声滚蛋,对要饭的,都视为二流子。“后来老百姓就说他这个富农算什么,他这个富农是羊富农,所谓羊富农就是当时养了几十只羊,后来定为富农。说这个要饭的我们都认为是二流子,哪里嘛,家家户户都要饭,就是富正月,穷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这个时候粮食留给干活的,然后婆姨、女子带着孩子们出去要饭。”
这就是解放、站起来二十多年后的陕北农村,说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大概不过分。也让教科书上被作为专政对象的富农,原来如此!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让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特别是出身红门的孩子们接受了再教育,他们大概再不好意思把从小挂在嘴上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唱出口。
也因此,我认为,也许知青们当初没有想到后来的改革开放,但他们在那年月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时的心里煎熬,甚至比挣扎在贫困死亡线上的当地人还强烈。还是这个原因,后来,当他们听到邓小平喊出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时,理解可能更深刻,认同更坚定。
二
习近平对插队农村贫困的回忆,正好为尘封十八年后才出版的《告别饥饿 1978……》所佐证。该书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和戴国强。1980年3月到9月,他们受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委托,从太原开始,对山西吕梁地区和陕甘宁三省(区)农村情况作了深入调查,将采访笔记整理成书,“其中大部分曾写成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
在这本书的封底,印有贾平凹的一段话:“书是一个晚上读完的,读得心潮起伏,后半夜完全失眠。这种情况是我以前从未发生过的。全书没有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质朴到了极致,你说是新闻调查也可,是报告文学也好,是长篇散文也好,但你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现状的巨大真实所震撼,为作者的胆识、良知和职业责任心所凝聚的灵魂所感动。”
原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新华社高级记者杨克现为该书写了序言。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稿呢?”序言指出,该书要告诉当今时代,也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曾经承受过多么巨大的民族磨难。”这个磨难,被山西一位农民做了这样一番描述:“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心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序言让我们记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已经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地方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多少年来农民倒欠集体的钱,集体倒欠国家的钱,已成为恶性循环,如同走进又黑又长的隧道而苦无出路。……更有甚者,全国许多地方,农民们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叫他们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空间!?这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举国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的主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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