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动史实的部分责任归地方政府,比如当时的江西宣传部副部长李定坤,他带领当地工人积极分子和党史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故事、戏曲、诗歌、绘画和电影来刻画刘少奇的革命功绩。
《Anyuan》 (美)裴宜理/著 car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12年10月 然而刘少奇也亲自重写光辉历史,他对颂扬他的文稿从头至尾检查,并称“删除了不重要细节”,但事实却是增加夸大了刘少奇对安源革命实验做出的贡献。到1959年,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因为大跃进的灾难,毛泽东暂时退居二线,退出了日常的经济决策。在1959年9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
“我这个人,原来是积极地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间就在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没有个人的威信,没有若干个人的威信,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斯大林的个人威信是很高的,他的个人威信中,有一小部分是不那么健康的。而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否定了。”
虽然言之凿凿不为自己,但刘少奇继续为安源劳工运动历史提供了诸多夸大粉饰的素材,到1962年,萍乡党委编纂的革命斗争史,连李立三构思的那句著名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也被安到刘少奇身上。
画家侯一民所作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巨型油画则在天安门刚刚开放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在此画种,刘少奇在第一稿中被置于油画一侧,而第二个版本,则为了在视觉上突出刘少奇,于是被安排在油画的视觉中心处。一群工人灰头土脸,唯独刘少奇一席长衫,气度不凡。
1962年,电影《燎原》上映,这部电影的主角雷焕觉正是指代彼时如日中天的刘少奇,安源的每一个成就,“包括工人学校的开办,安源工人俱乐部建成开放以及大罢工胜利等,都归功于一人,刘少奇被表现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唯一先知和唯一救星。”而这部修改多达七次、历时四年创作的电影剧本,初稿中有21处提到了毛泽东的领导作用,但最终定稿时,都被删除。与此同时,刘少奇最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版高调发行。
裴宜理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被暗地贬为农民阶级的领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农民阶级是不那么先进的阶级。
然而,和愈加明显地展开个人崇拜同时发生的,是刘少奇与毛泽东不可调和的矛盾愈加严峻。从1964年到1965年的四清运动开始,毛泽东即对刘少奇在运动中过于繁缛的程序大感不满,也在公开场合并不提及安源区的胜利成果是刘少奇的功绩。
这一段安源遗产的纷争,发生在李立三、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真正创造安源功绩的李立三过早出局,而刘少奇则企图通过安源确立自己英勇无畏的中国无产阶级领袖形象,于是重塑历史——一个复杂的文化操控体系(system of cultural patronage)进行了这项重塑活动,学者、艺术家和官员一起充当了雕塑师和粉刷匠。
然而,刘少奇树立作为毛泽东接班人革命威望的努力,最终反噬自身。1965年,电影《东方红》上映,神话毛泽东的彝族舞蹈在其中上演,同时预示了刘少奇最终的悲剧命运。
“净化”与“衰落”
“文革”开始后不久,在精心操纵的批斗中,刘少奇被批判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曾经的安源偶像,则被指控在安源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繁缛程序,实际上延续了多年前在安源的按部就班,恪守列宁主义纪律——而这也是毛泽东当初派遣刘少奇前往安源的目的。
然而斗争需要,事实就不再重要,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许多方面与刘少奇模式相似,但对刘少奇的崇拜无需过多指控李立三的罪行,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需要将刘少奇的“污迹”完全“净化”,与此同时,对毛的崇拜方式则更为深刻多样,甚至上升到类似宗教的高度。
安源任人打扮,它被尊崇为毛泽东思想的正面典型,成为革命参观和示范之地。周恩来亦为之背书,“刘少奇近二年一直在主席跟前吹嘘他在安源的历史,主席不吭声,叫他暴露,主席就是容量大。其实,主席一直在领导安源斗争的。”
同刘少奇一样,由一位年轻画家刘春华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也广为人知,这幅高2.2米,宽1.8米的巨幅油画描绘了毛主席1921年秋天首次到访煤矿,“极富浪漫色彩,甚至带有宗教气息”,“明显含有奉献精神的感召力。”虽然此画在攻击刘少奇的运动效果显著,但讽刺的是,油画里的毛主席形象却完全脱胎于电影《燎原》里的雷焕觉,比如身着长衫,手持湖南油纸伞。
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海报、像章、香烟盒、瓷盘、花瓶、刺绣品等各种媒介形式,都印满了毛泽东去安源的油画。而八分邮票《毛主席去安源》则发行达五千万枚之多。甚至在《安源》一书中,裴宜理还记述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错愕的乌龙事件:
“一位意大利艺术家模仿此画绘制了一幅油画,配以‘年轻中国传教士’的文字说明悬挂在罗马梵蒂冈礼堂长达几个月之久,直到发现原画的出处,这幅毛主席画像才被匆忙移除。”
裴宜理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崇拜,绝不仅是一场简单的精英权力斗争,尽管这由他亲自发动并精心设计部署,但如果只是权力斗争,毛泽东无需稚嫩的红卫兵,便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些挑战——“毛泽东发动的最后的征战的核心主旨,是培养锻炼可靠的接班人,使之能够融入新的群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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