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思聪：中国革命传统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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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思聪：中国革命传统的密码

作者:邹思聪

在中共早期的动员实践中，这确实是革命的另一种路径，并非武装斗争，而是非暴力抗议——尽管这一路径在中国共运历史里，转瞬即逝，凋零殆尽。而安源则将成为任人打扮的姑娘。

　　中国革命有其传统吗?
　　中国革命有其传吗?这个传统是如何形成的?著名汉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其近作《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中试图回答这一难题。
　　裴宜理教授生于上海，父母均长期任教于圣约翰大学。1970年代末，裴宜理便因为做博士论文回到阔别已久的中国，幼年记忆与家庭教育均深刻影响了她后来的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革命与社会运动。
　　在此前的著作中，无论是《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还是《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她的研究成果始终在打破众人先前的刻板印象。比如著名的“不同的工人具有不同的政治”这一观点，就打破了“工人阶级”铁板一块的论断。
　　裴宜理教授被认为是擅长运用解读传统(interpretation tradition)、而非解释传统(explanation tradition)的学者——按照赵鼎新教授的定义，解读传统的目的不在于寻找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与厘清在某些文化条件下的特殊社会活动。而解释传统则旨在寻找具体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因果关系。
　　解读传统在著作中，或许并未揭露历史背后的因果关系，但却可以在纷繁史料中甄别更加全面的信息。这类学者擅长栩栩如生地讲述历史事件——他们力图描述更真实的历史细节，让原本简单化约的历史成见变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这同样因为，擅长解读传统的学者也善于发明学术概念。比如吴思先生发明的“潜规则”、“血酬定律”与“官家主义”，在公共讨论中早已耳熟能详。同样，在早前著作中，裴宜理教授就创造了“掠夺性策略”与“防守性策略”的学术概念，来阐述华北农民的集体暴力行动。在新作《安源》中，“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则成为贯穿全书的两个重要概念。这两个概念，一个旨在回答中共革命最初的特殊方式;另一个，则在探寻中共建政以后，对革命资源的争夺与转换。
　　在中国共产革命的发源地安源，这两者环绕盘旋，共同构成了中国特殊的革命传统，塑造了中国二十世纪共产革命的细节与密码。
　　不“革命”的革命?
　　裴宜理的疑问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群体究竟如何得以在与自己全然不同，文化程度低下且又贫穷潦倒的工人农民群体中，培养出一大群党的忠实追随者呢?”
　　在《安源》开头，裴宜理试图回答这一疑问。
　　金观涛在论文《作为“群体性下意识”的传统》中的观点是：看上去，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几无共同之处，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以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乃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自本世纪四十年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儒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下实现的。”
　　裴宜理有类似的观点，她名之为“文化置位”——这一观点在最近数十年中被许多中外学者提及或论述，但裴宜理为此提供了大量的生动素材，并通过案例进一步深入——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不仅是正统儒家文化，还包括大量的民间风俗、神秘文化以及秘密会社。
　　当1921年毛泽东第一次到达安源考察时，当地的工人印象深刻。这些人惊讶于一个身份优越的知识分子，竟然会如此急切的想要与地位卑微的矿工们交流。随后，回到湖南不久的毛泽东命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办工人教育。毛泽东告诉李立三，要小心谨慎地对待当地风俗习惯，“特别提醒需要警惕对工人有强大控制力的秘密组织洪帮。”
　　不公开宣扬共产主义，不主张暴力运动，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其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共产党的支部——因而必须循序渐进，这是毛泽东对李立三的特意嘱咐。工运的第一任务，则是从群众教育入手。
　　李立三去安源有独厚的优势，他不仅留学法国，也因为父亲是前清秀才，从小接受过私塾教育，写得一手好书法，亦谙熟文言。一向反对白话文的安源县知事，在收到李立三请求在安源发展教育的来信后，大为欣赏李立三的国学功底。李立三具有儒家特色的倡议则让知事立刻同意创办新学校。“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这些儒家色彩的修辞语汇为共产主义革命铺平了道路。”
　　当地官员的首肯让李立三在安源迅速打开局面，新开办的工人学校，不仅教授初级入门的语文阅读和算术，也谋划着灌输革命阶级意识。当情况顺利发展时，李立三等人开始向政府申请批准成立“工人俱乐部”，宗旨是“联络感情、涵养德性、团结互助、共谋幸福”——这一“正能量”的标语立刻得到官方的首肯，然而保密的内部宗旨才是新工会的真实目标，“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
　　李立三用极富想象力的方式吸引新成员，利用传统风俗，让当地工人与陌生的西方思潮迅速亲近，而工人对这些西方思潮的理解方式，也纯然是依赖民间风俗的神话路径。
　　在书中，裴宜理写道一位舞狮师傅的回忆，“我们的师父家住在醴陵阳三石(李立三家乡)，我们的师公那就住得远得很呀!找他还要漂洋过海去哟，他现在有百多岁了，他的名字叫马天师(马克思)，是个大胡子老公公。”
　　令人发笑的动员方式不止于口头，在各种庆祝游行活动上，工人们在高喊口号的同时，也抬起供奉神像的轿子——而身坐尊贵大轿的神明，并非观音菩萨，而是“大胡子老公公”卡尔马克思。
　　除此以外，李立三善于利用民间传说。他平时着装，或者一袭长衫，或者西装革履，刻意以时髦大半引人注目，并把一枚来自法国的闪亮金属徽章佩戴胸前——众人因此传言他“刀枪不入”，这一传统中国的神秘文化弥漫开来，李立三却任由其扩散，从不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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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份神秘在日后的1922年安源大罢工中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作用。当罢工发起后，当地军队开始执行戒严——镇守赣西，执行戒严任务的士兵们听信李立三刀枪不入的神奇传言，并不愿与工人发生冲突，而旅长李鸿程也对李立三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所震动，因为比起自己纪律不彰的军队，工人纠察队纪律严明，卓有成效。　　在安源大罢工时，非暴力的秩序游行极为关键，而最不稳定的X因素就是势力浩大的洪帮。事实上，工人纠察队的许多成员，都是洪帮成员，而李立三所代表的共产党必须与秘密会社合作。李立三亲自会见洪帮龙头后，洪帮同意，“罢工期间停止赌博活动，关闭鸦片烟管，不发生抢劫案件。”
　　万事俱备后，李立三提出了激动人心的罢工口号，“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裴宜理分析，“李立三所运用的文化置位方式，将旧有的与新颖的内容进行融合，将刀枪不入形象的观念以及师徒关系这些人们普遍拥有的认识进一步发挥……他形成的这种领导模式相当有吸引力，效果显著。”
　　并且，为了防止自由散漫的李立三无法有效约束非暴力罢工，刘少奇紧随其后到来。须知，李立三的行事作风虽然对于工人有强烈的吸引力，但对组织却是麻烦事，很显然，“早期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已不放心李立三动员群众所采取的自由方式。”
　　列宁主义作风的刘少奇严格遵守了毛泽东的指导意见，“动员必须循序渐进，要防止任何不必要的，不成熟的冒进主义。”刘少奇恪守纪律，“秉持列宁主义纪律，渴望将中国工人的幼稚的，松懈的，没有系统的倾向改造成他所认为的更优越的苏联组织形式。”
　　但最终，这让安源大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工人待遇提高，工会继续蓬勃发展，在随后的几年里，安源成为了中国的“小莫斯科”。而作风潇洒的李立三也一度成为安源工人最崇拜的共产党领袖，直到中共建政后，他被逐渐挤出权力巅峰的金字塔。
　　在安源工人眼里，刘少奇喜欢强迫压制，因而并不如李立三一般广受尊崇。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在后来将安源的革命遗产收入囊中。
　　无论革命资源归属于谁，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民间风俗与神秘文化结合起来，并且争取“黑社会”的支持，这种文化置位的革命——没有反儒家，没有反迷信，也没有反“黑恶势力”，也拒绝暴力，几乎成为一种毫不革命的革命。
　　在中共早期的动员实践中，这确实是革命的另一种路径，并非武装斗争，而是非暴力抗议——尽管这一路径在中国共运历史里，转瞬即逝，凋零殆尽。而安源则将成为任人打扮的姑娘。
　　对刘少奇的崇拜
　　1925年秋天，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安源工人俱乐部愈加进的争取工人权利，导致最终被无情镇压。“小莫斯科”地位一落千丈，此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武装阶级斗的道路。安源模式从此被否定，直到1949年以后，安源才重新成为全国革命文化的中心。
　　早已被否定斗争模式的安源，之所以再度被作为革命中心，裴宜理认为，“安源既是无产阶级运动也是农民运动的摇篮。”另外，安源的独特优势还在于，时任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与刘少奇都曾在此工作。
　　1949年10月，李立三曾短暂地与毛泽东、刘少奇同台而立，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的诞生，不久以后，他将彻底失去往日荣光。
　　李立三在担任第一任劳动部部长时，起草了著名的劳动保险法，为国有企业的职工们制定了优厚的福利待遇，涵盖医疗经费、工作保障、住房津贴，上调工资收入以及退休金等项目。而当1951年中国爆发大规模工人罢工时，李立三的讲话也同从前一样，站在工人的角度。
　　他说，“罢工是可以禁止的吗?这不可能也不合适。罢工是工人的权利，但是今天工人不需要这种手段。在过去他们没有选择只能罢工;但是今天他们可以用理智的手段来解决事情。如果谈判失败，他们可以去劳动局。旧的手段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这是新的形势的阶级斗争，否认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是阶级斗争以许多形式发生。”
　　这一论点被抨击为“代表落后工人”和“提倡工团主义”，让工会凌驾于党的监管之上。因此，是年12月，李立三被解除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职务。再过三年，其劳动部长职务也被免职。与此同时，刘少奇则强调共产党的地位至高无上，而工会，已经不是工人先锋队的组织。
　　1957年，安源大罢工胜利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彼时最大的功臣李立三获得象征式的邀请，工人俱乐部展览中陈列的，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因为“革命传统的重塑并不一定要求历史准确性，与民众记忆一致，更重要的是必须符合当代政治形势。”而文化操控，便成为塑造革命传统的新方式。
　　无论是早期的文化置位，还是此时的文化操控，都是集体大规模的文化动员模式——不同的是，曾经是为了唤醒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体意识，而此时则是为了扩大统治部门的权力，以及领导人个体的权威。这其中包含了不可避免的自我否定——过去要求做人的尊严而反对权威，现今则为了权威而打压工人尊严。
　　然而，文化操控还并非一个只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上下之间存在深刻而频密的互动——原因在于，地方部门和普通民众积极扩大这种活动，可以得到政治资源，从而收获经济资源。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然而裴宜理在书中，用翔实的史料披露了对刘少奇的个人崇拜过程，其文化操控手段也与毛惊人相似。
　　刘少奇开始全盘接收安源对李立三的崇拜，并将之迅速扩大。刘少奇被塑造成安源革命运动、乃至无产阶级运动的最高领袖，《刘少奇一身是胆》的儿童故事被列为全国小学课本的必读课文。而1956年江西宣传部创作了《安源大罢工》的采茶戏，其中完全不提李立三与毛泽东，而把领导与组织大罢工的全部功劳，都归于刘少奇一人。刘少奇单枪匹马同资本家谈判，签署了胜利的罢工协定，而事实的主角却应该是李立三。
　　裴宜理记载，根据矿长李寿铨在罢工时期的日志显示，“刘少奇作出的仅有贡献就是将管理的三大基本要求知会工人，即保护锅炉和痛风石，保证电力运行，并维持公共秩序。”甚至连刘少奇本人对该戏都表达了异议，“当时的历史不是这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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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动史实的部分责任归地方政府，比如当时的江西宣传部副部长李定坤，他带领当地工人积极分子和党史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故事、戏曲、诗歌、绘画和电影来刻画刘少奇的革命功绩。

《Anyuan》

(美)裴宜理/著

car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12年10月

　　然而刘少奇也亲自重写光辉历史，他对颂扬他的文稿从头至尾检查，并称“删除了不重要细节”，但事实却是增加夸大了刘少奇对安源革命实验做出的贡献。到1959年，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因为大跃进的灾难，毛泽东暂时退居二线，退出了日常的经济决策。在1959年9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
　　“我这个人，原来是积极地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间就在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没有个人的威信，没有若干个人的威信，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斯大林的个人威信是很高的，他的个人威信中，有一小部分是不那么健康的。而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否定了。”
　　虽然言之凿凿不为自己，但刘少奇继续为安源劳工运动历史提供了诸多夸大粉饰的素材，到1962年，萍乡党委编纂的革命斗争史，连李立三构思的那句著名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也被安到刘少奇身上。
　　画家侯一民所作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巨型油画则在天安门刚刚开放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在此画种，刘少奇在第一稿中被置于油画一侧，而第二个版本，则为了在视觉上突出刘少奇，于是被安排在油画的视觉中心处。一群工人灰头土脸，唯独刘少奇一席长衫，气度不凡。
　　1962年，电影《燎原》上映，这部电影的主角雷焕觉正是指代彼时如日中天的刘少奇，安源的每一个成就，“包括工人学校的开办，安源工人俱乐部建成开放以及大罢工胜利等，都归功于一人，刘少奇被表现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唯一先知和唯一救星。”而这部修改多达七次、历时四年创作的电影剧本，初稿中有21处提到了毛泽东的领导作用，但最终定稿时，都被删除。与此同时，刘少奇最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版高调发行。
　　裴宜理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被暗地贬为农民阶级的领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农民阶级是不那么先进的阶级。
　　然而，和愈加明显地展开个人崇拜同时发生的，是刘少奇与毛泽东不可调和的矛盾愈加严峻。从1964年到1965年的四清运动开始，毛泽东即对刘少奇在运动中过于繁缛的程序大感不满，也在公开场合并不提及安源区的胜利成果是刘少奇的功绩。
　　这一段安源遗产的纷争，发生在李立三、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真正创造安源功绩的李立三过早出局，而刘少奇则企图通过安源确立自己英勇无畏的中国无产阶级领袖形象，于是重塑历史——一个复杂的文化操控体系(system of cultural patronage)进行了这项重塑活动，学者、艺术家和官员一起充当了雕塑师和粉刷匠。
　　然而，刘少奇树立作为毛泽东接班人革命威望的努力，最终反噬自身。1965年，电影《东方红》上映，神话毛泽东的彝族舞蹈在其中上演，同时预示了刘少奇最终的悲剧命运。
　　“净化”与“衰落”
　　“文革”开始后不久，在精心操纵的批斗中，刘少奇被批判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曾经的安源偶像，则被指控在安源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繁缛程序，实际上延续了多年前在安源的按部就班，恪守列宁主义纪律——而这也是毛泽东当初派遣刘少奇前往安源的目的。
　　然而斗争需要，事实就不再重要，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许多方面与刘少奇模式相似，但对刘少奇的崇拜无需过多指控李立三的罪行，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需要将刘少奇的“污迹”完全“净化”，与此同时，对毛的崇拜方式则更为深刻多样，甚至上升到类似宗教的高度。
　　安源任人打扮，它被尊崇为毛泽东思想的正面典型，成为革命参观和示范之地。周恩来亦为之背书，“刘少奇近二年一直在主席跟前吹嘘他在安源的历史，主席不吭声，叫他暴露，主席就是容量大。其实，主席一直在领导安源斗争的。”
　　同刘少奇一样，由一位年轻画家刘春华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也广为人知，这幅高2.2米，宽1.8米的巨幅油画描绘了毛主席1921年秋天首次到访煤矿，“极富浪漫色彩，甚至带有宗教气息”，“明显含有奉献精神的感召力。”虽然此画在攻击刘少奇的运动效果显著，但讽刺的是，油画里的毛主席形象却完全脱胎于电影《燎原》里的雷焕觉，比如身着长衫，手持湖南油纸伞。
　　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海报、像章、香烟盒、瓷盘、花瓶、刺绣品等各种媒介形式，都印满了毛泽东去安源的油画。而八分邮票《毛主席去安源》则发行达五千万枚之多。甚至在《安源》一书中，裴宜理还记述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错愕的乌龙事件：
　　“一位意大利艺术家模仿此画绘制了一幅油画，配以‘年轻中国传教士’的文字说明悬挂在罗马梵蒂冈礼堂长达几个月之久，直到发现原画的出处，这幅毛主席画像才被匆忙移除。”
　　裴宜理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崇拜，绝不仅是一场简单的精英权力斗争，尽管这由他亲自发动并精心设计部署，但如果只是权力斗争，毛泽东无需稚嫩的红卫兵，便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些挑战——“毛泽东发动的最后的征战的核心主旨，是培养锻炼可靠的接班人，使之能够融入新的群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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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宜理写道：“对刘少奇的个人崇拜效仿的是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其目的是用来加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威望。相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旨在向国家的青年灌输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精神，从而让他的革命可以千秋万代永世长存。”
　　因此，安源不再是中国革命者向往和遵奉外国经验的象征，而成为中国独特革命的符号。
　　一切的狂热与狂想，都因为灭顶之灾而破灭——后“文革”时期，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年代，曾经的革命遗产必争之地安源，在一个去革命化的时代里，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曾经保有政治福利的安源工人，在改革开放中遭遇了下岗的冲击，他们开始怀念曾经从摇篮到坟墓都拥有的福利保障，进而更加怀念毛泽东。尽管，这些福利主要来自于李立三主持的劳动保险条例。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切曾经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最具有黑色幽默的是，画像《毛主席去安源》被原作者刘春华以550万人民币卖给了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分行。曾经的红卫兵集体反对，强烈的情绪反弹，甚至引发了刘春华与革命历史博物馆之间的官司。
　　裴宜理在最后颇为感伤地写道，“刘春华这幅画作的曲折历史，可以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经历的一种隐喻……千百万青年的革命理想最终幻灭，而到最后中国革命传统转而商业化，俨如一幅讽刺画，嘲讽着革命的初衷。”
　　如前所说，作为擅长解读传统、而非解释传统的学者，裴宜理的著作并未彻底揭示中国革命传统的为什么，但却把是什么，讲述得令人动容——革命与革命者的复杂性，都被一一道出。
　　汉学家麦克法夸尔指出，“文革”的传统与毛泽东于1926到1927年组织的湖南——江西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极其类似。但在此前，中国革命确实存在过另一番景象，裴宜理给出革命的另一面，“绝不是要否认或降低中国革命的残酷性”。
　　另一方面，对于刘少奇、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描写，后毛泽东时代革命圣地的衰落，裴宜理都通过大量的史料，展示了一个全面而细节的革命年代，来回答一个困扰她许多年的问题。她并未给出自己明确的观点，不同的读者可能读出完全不同的侧面。
　　中国的革命传统是什么?——裴宜理用两个创新的学术概念回答，但时过境迁，这份传统仍然不可逆转地式微了。正如《安源》一书最后提到的，另一幅油画取代了《毛主席去安源》，广为人知。在那幅画里，一个西装革履的毛泽东，转身离开安源，留下一个大步流星的背影，没有长衫，也没有油纸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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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宜理写道：“对刘少奇的个人崇拜效仿的是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其目的是用来加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威望。相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旨在向国家的青年灌输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精神，从而让他的革命可以千秋万代永世长存。”
　　因此，安源不再是中国革命者向往和遵奉外国经验的象征，而成为中国独特革命的符号。
　　一切的狂热与狂想，都因为灭顶之灾而破灭——后“文革”时期，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年代，曾经的革命遗产必争之地安源，在一个去革命化的时代里，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曾经保有政治福利的安源工人，在改革开放中遭遇了下岗的冲击，他们开始怀念曾经从摇篮到坟墓都拥有的福利保障，进而更加怀念毛泽东。尽管，这些福利主要来自于李立三主持的劳动保险条例。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切曾经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最具有黑色幽默的是，画像《毛主席去安源》被原作者刘春华以550万人民币卖给了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分行。曾经的红卫兵集体反对，强烈的情绪反弹，甚至引发了刘春华与革命历史博物馆之间的官司。
　　裴宜理在最后颇为感伤地写道，“刘春华这幅画作的曲折历史，可以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经历的一种隐喻……千百万青年的革命理想最终幻灭，而到最后中国革命传统转而商业化，俨如一幅讽刺画，嘲讽着革命的初衷。”
　　如前所说，作为擅长解读传统、而非解释传统的学者，裴宜理的著作并未彻底揭示中国革命传统的为什么，但却把是什么，讲述得令人动容——革命与革命者的复杂性，都被一一道出。
　　汉学家麦克法夸尔指出，“文革”的传统与毛泽东于1926到1927年组织的湖南——江西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极其类似。但在此前，中国革命确实存在过另一番景象，裴宜理给出革命的另一面，“绝不是要否认或降低中国革命的残酷性”。
　　另一方面，对于刘少奇、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描写，后毛泽东时代革命圣地的衰落，裴宜理都通过大量的史料，展示了一个全面而细节的革命年代，来回答一个困扰她许多年的问题。她并未给出自己明确的观点，不同的读者可能读出完全不同的侧面。
　　中国的革命传统是什么?——裴宜理用两个创新的学术概念回答，但时过境迁，这份传统仍然不可逆转地式微了。正如《安源》一书最后提到的，另一幅油画取代了《毛主席去安源》，广为人知。在那幅画里，一个西装革履的毛泽东，转身离开安源，留下一个大步流星的背影，没有长衫，也没有油纸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