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下)
节选自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几年以后,当我正式开始写作小说时,我的父母十分担心我的命运。文革时期的经历,让他们害怕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黑笔杆子。 潘卡吉•米什拉的眼睛十分明亮,他是一位智慧的聆听者。他安静地微笑着,偶尔大笑的时候也是安静的。我们就像是两个记忆的垂钓者,坐在时光之河畔,让往事来上钩。
话题来到了我最初的牙医工作和此后的小说写作上。三十年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我告诉潘卡吉•米什拉,这样的工作我干了五年,拔下的牙齿超过一万颗。
当时我二十出头,午休的时候常常站在医院临街的窗口,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心里重复着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我要在这里站上一辈子?
我就是那时候决定写作小说的。我站在窗前的时候,经常看到在县文化馆工作的那些人,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我心里十分羡慕,有一次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
“你们为什么不工作?”
他回答说:“我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是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工作。在大街上游手好闲也是工作,我想如此美好的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里才会有。当时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我中学毕业以后,国家让我干起了牙医。如果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从事游手好闲的工作,同样也需要得到国家的许可,而且首先要证明自己具有进入文化馆的资格。通往文化馆的美好前程有三条道路: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都要从头学起,这太困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选择写作了。我是在文革十年里完成自己的小学和中学课程,这样的经历让我的成长丰富多彩,可是在学习上我虚度年华。我记得自己上中学的时候,总是弄错上课钤声和下课钤声,经常是下课钤声响了,我走向教室准备去上课了。我当时认识的汉字其实不多,不过仍然可以应付自己的写作。多年以后,中国的批评家纷纷赞扬我的叙述语言简洁,我开玩笑地告诉他们:
“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后来我的作品翻译成了英文出版,一位美国的文学教授告诉我,我的语言翻译成英文以后,很像是海明威的语言。我就将自己的玩笑出口到美国,对这位教授说:
“海明威认识的英文单词也不会多。”
虽然是一个玩笑,却也说出一个道理。人生常常如此,有时候从长处出发,愈走愈短;有时候从短处出发,反而愈走愈长。用毛泽东的话说:“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如果继续刚才的玩笑,那么我和海明威,可能都是毛泽东所说的坏事变成了好事的那种人。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一边拔牙一边开始了写作。拔牙是为了维持生计,写作是为了以后不再拔牙。最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写下一个字比拔下一颗牙齿还要费力。可是为了进入天堂般的文化馆,我逼迫自己一直写下去。当时我还年轻,让自己的屁股和椅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周末的时候,窗外阳光明媚,鸟儿在飞翔,姑娘们笑声朗朗,同龄的朋友都在外面玩耍,我却独自一人枯坐桌前,像是铁匠打铁一样,使足了劲,写下一个又一个硬邦邦的汉字。后来,经常会有年轻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
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词汇,就是“写作”。写作就像是经历一样,如果一个人不去经历什么,那么就不会了解自己的人生;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不去写作的话,就不会知道自己能够写出什么。
我十分怀念一九八〇年代的初期,文革刚刚结束,一些被禁止了十年的文学杂志纷纷复刊,还有更多新的文学杂志正在涌现出来。一个几乎没有文学杂志的中国,突然之间成为一个拥有一千多种文学杂志的中国。于是大量的文学版面都像是饥饿的婴儿一样嗷嗷待哺,那时候已经发表过作品的作家,无论是出名的和还没有出名的,他们所写下的全部作品,仍然无法填满如此众多的文学版面。因此所有的编辑都在认真地阅读着自由来稿,一旦发现了一部好作品,编辑们就会互相传阅,整个编辑部都会兴奋起来。
我赶上了这个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供求关系倒置的美好时代。我这个小镇的牙医,不认识任何文学杂志的编辑,只知道杂志的地址,就将自己写下的短篇小说,寄到了一家又一家文学杂志。当时寄稿件不用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一角,表示邮资总付,让杂志社承担邮资。而且文学杂志如果不采用我的短篇小说,还会将稿件退回。我拿到自己的退稿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将信封拆开,翻过来,用胶水重新沾上,制作出另一个新的信封,在上面写下另一个文学杂志的地址,再扔进邮筒,当然我不会忘记剪掉一个角。
那时期我的几部短篇小说手稿,免费地在中国各个城市之间旅游,它们不断地回到我的身旁,又不断地被我送走。我手稿去过的城市,比我后来二十多年里去过的城市还要多。退稿都是一些又厚又沉的信封,当时我们家有一个小院子,邮局的投递员每次都是将我的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厚厚的退稿掉在地上时发出很大的响声,坐在屋子里的父亲,不用起身到院子里去看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扔进来了,他喊叫我的名字,大声说:“退稿啦!”
不久以后,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的供求关系,就朝着另一个方向变化了。随着有名的作家和尚未有名的作家如春暖花开般的愈来愈多,文学杂志的版面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婴儿,一眨眼工夫就长成了美丽的姑娘,成为了疯狂追求和激烈竞争的目标。而文学也从辉煌的顶峰开始滑落,美好的光阴转瞬即逝了。杂志社对“邮资总付”不堪重负,纷纷发布公告,一是作者寄稿件要自己贴邮票,二是杂志社不再退稿。
《北京文学》是我去过的第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一间大屋子里面沿墙摆满了办公桌,编辑们坐在那里安静地阅读来稿,他们的桌子上堆满了不知名作者的稿件,我看着他们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里面的稿件仔细阅读。那时候我还没有发表过作品,当我的短篇小说陆续发表后的第二年,我再去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时,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桌子上的来稿信封上都是写着编辑名字的,都是编辑们认识的作者寄来的稿件。而大量不知名作者的稿件被扔在废纸篓里,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让收集废品的人将它们搬走,当成废纸去出售,在造纸厂里变成了纸浆,再制造出新的稿纸。我当时意识到,已经没有编辑在认真阅让自由来稿了。
从那以后,一个热爱写作的年轻人,即使才华横溢,即使写下了优秀的作品,如果不认识某位文学编辑,就很难获得出版的机会。如此残酷的现实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网络文学在中国兴起,新兴的发表形式终于让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破土而出了。
现在回想起当初的情景,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美好时代的尾声。如果我迟两年写小说的话,我想不会有编辑在堆积如山的自由来稿中发现我。那么此刻的我,仍然是在中国南方的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我命运的改变,来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时候的一个电话。我所在的小镇刚刚进入冬天,这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一个遥远的电话寻找到了我。
当时我们医院只有一部电话,放在楼下的挂号室里,是那种手摇的电话,透过总机转号,而我们全县也只有一个总机,在县邮电局里。我们医院负责挂号的同事,接到这个电话后,她跑到大街上,对着楼上我所在科室的窗户,喊叫我的名字,说有一个电话找我。
我下楼的时候以为是小镇上的某一位朋友打来的,约我晚上玩扑克牌什么的,可是当我拿起电话,听到了县邮电局总机小姐的声音,她告诉我说是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我当时心脏一阵狂跳,感到伟大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那时候长途电话接通了还需要等待一些时候,当我们县里的总机小姐告诉我
有一个北京长途时,我估计这个电话刚刚接到上海,正沿着冬天里的电话线前往我所在的小镇,期间还要堵塞几次,我拿着电话等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就在我充满希望又焦躁不安地等待之时,有几个从我们小缜上打进来的电话,要找医院里的其他几个同事接听电话,为此我火冒三丈,在电话里严肃地告诉对方:“不准你打这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诧异的声音:“为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等待一个中共中央的电话。”
北京来的长途电话终于接通了。我听到了周雁如的声音,她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北京文学》的实际主编。周雁如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她早晨上班时就挂出了这个长途电话,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时才接通。她说:“我都失望了,准备明天再继续给你挂长途电话,没想到接通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她当时的声音,说话并不快,可是让我感到她说得很急,她的声音清晰准确。她告诉我,我寄给《北京文学》的三个短篇小说都要发表,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她希望我立刻去北京。她在电话里说,路费和住宿费由《北京文学》承担,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六元人民币。她又说我在改稿期间每天还有出差补助,最后她告诉我《北京文学》的地址——西长安街七号,告诉我出了北京站后应该坐十路公交车。她其实并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是她那天说得十分耐心和仔细,就像是在嘱咐一个小孩,将所有的细节告诉了我。
我放下电话,决定第二天就坐上长途汽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去北京。可是我马上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向我们的院长请假,我觉得他不会同意我去北京,因为他不知道我正在写小说。一个拔牙的突然说要去北京修改他的小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没有当面去向他请假,而是写了一张请假条。
到了晚上,我敲开一位拔牙同事的家门,把请假条交给他,请他明天上班后再将请假条交给我们的院长。那时候我已经坐在去上海的长途汽车里了,他就是不同意也来不及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可是我的这位拔牙同事有些胆小,他不敢将我的请假条交给院长,怕院长怪罪于他。他反复说,我应该自己去交请假条。我告诉他,我从北京改稿回来的时候,会给他带来著名的北京果脯,还有慈禧太后最爱吃的茯苓夹饼。我的拔牙同事一听说北京果脯和茯苓夹饼,就忍不住吞起了口水,这在当时是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他抵挡不住腐败的诱惑,同意在第二天我坐上了长途汽车以后,再将我的请假条交给我们院长。我的计策成功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行贿;用文革时期的话来说,这叫打出了一颗糖衣炮弹。
二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周雁如要求我将小说的结尾修改一下,原来的结尾有些灰暗,她要我改成一个光明的结尾。我记得从未见过资本主义的她,对当时也未见过资本主义的我说:
“社会主义是光明的,只有资本主义才会有这样的灰暗。”我两天就将稿子改完了,完全按照周雁如的要求去修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发表小说比什么都重要。别说是改出一个光明的结尾,就是从头到尾改得像太阳一样灿烂也没有问题。周雁如对我的修改十分满意,连声夸奖我聪明。然后告诉我,不要急着回去,趁这个机会在北京好好玩一玩。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定居北京,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独自一人在北京冬天的寒风里到处游走。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发旅游业,我在故宫转悠了一天,只见到十多个游玩的人。到长城是坐长途客车去的,爬上八达岭长城,塞外的寒风吹在我脸上,就像是有几只手掌不停地掮我耳光一样。我在长城上只遇到一个游客,我爬向烽火台时,他正从上面下来,我向他打了一个招呼,建议他再和我一起爬上去,他连连摇头哆嗦地说:“太冷了。”
等我从寒风凛冽的长城下来,走进破旧的小车站,刚才见到的那个游客正缩在角落里,还在继续着他从长城带下来的哆嗦。回城里的长途汽车还没有到,我坐到他身旁,和他一起哆嗦起来。
今天的中国,到了旅游旺季,故宫里和长城上人山人海,看上去不像是在旅游,更像是在集会游行。
我玩遍了北京,然后向我的编辑王洁打听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玩?王洁每次说出一个地方,我都说已经去过了。王洁笑了,她说:“你应该回家了。”
王洁为我去买了火车票,然后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枝笔为我算账,算完张,又到会计那里替我领了钱。我发现不仅改稿的两天有补助,连游玩的那些天也都有补助。当我坐上南下的火车时,我口袋里有七十多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我是一笔巨款,让我厚颜无耻地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
王洁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证明我在《北京文学》的改稿确有其事。当我回到海盐后,才知道这张证明是多么重要,当时我们小镇医院的院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有没有证明?”
我从北京回家后,我们小小的海盐轰动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海盐人。我们县里的领导认为我是一个人才,他们觉得我不应该再拔牙了,应该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经过了一番复杂的调动手续,我的调动函上盖了七、八个公章以后,我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化馆。我记得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心想文化馆的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所以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欣喜地告诉自己:“这地方来对了。”
这是社会主义留给我的最为美好的记忆。
几年前曾经有一位西方记者问我:“你当初为何要放弃富有的牙医生活,去从事贫穷的写作?”
这位西方记者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仍然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时期,只要是城镇的职工,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每个月的薪水都是一样的。我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穷光蛋,做牙医也是一个穷光蛋。不同的是,牙医是一个辛苦的穷光蛋,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幸福自由的穷光蛋。
现在我已经拥有二十七年的写作历史,我可以说这样的话了:我热爱写作。每个人在其一生里都有无数的欲望和情感不能表达出来,现实环境和个人理智压制了它们。可是在写作的世界里,这些受到压制的欲望和情感可以充分表达出来。我觉得,写作有助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变得完整起来。或者说,写作会让一个人拥有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现实的,另一条是虚构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一样,一个强大起来的时候,另一个必然衰落下去。当我现实的人生道路愈来愈平淡之时,也就意味着我虚构的人生道路愈来愈丰富了。
潘卡吉•米什拉离开北京之后,在他伦敦的家中,也可能在他新德里的家中,或者在世界上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发来了E-mail。他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〇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滚出去!”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然后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二〇〇五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
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臓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
“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的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
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经叙述过,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透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等。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
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的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
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的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
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过去,一个执行枪决的军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锤,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执行枪决的军人在开出一枪后,还要走上前去,检査一下犯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还要补上一枪。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景,子弹从后脑进去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眼,从前面出来后,犯人的前额和脸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们吃钣用的碗那么大。
接下来让我的讲述回到那个漫长和可怕的梦,也就是我亲身经历自己如何完蛋的梦。这个梦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底的某个深夜,睡梦中的我被绳子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我们县中学操场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军人,我的两旁站着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个我前面说到的小镇名流黑笔杆子倒是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梦中的台下挤满了乌云般的人群,他们的声音彷佛雨点般地响着。我听着高音喇叭里响着一个庄严的批判声,那个声音在控诉我的种种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杀人罪,最后是判决的八个字: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一个持枪的军人从后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举起了他手中的步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感觉枪口都顶到了我的太阳穴。接着我听到了“砰”的一声枪响,我知道这个军人开枪了。梦中的我被击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来,而且还听到台下嗡嗡的人声。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搫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青和蛋黄都流光了。梦中的我顶着一个空蛋壳似的脑袋,转过身去,对着开枪的军人大发雷霆,我冲着他喊叫:“他妈的,还没到沙滩呢!”
然后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脏狂跳。可是与以前从驱梦中惊醒的情景不一样,我不再庆幸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我开始被一个回来的记忆所纠缠。中学的操场,公判大会,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双手,卡车上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沙滩上的枪决,一颗子弹比一个大铁锤还要威力无穷,死刑犯人后脑精致的小洞和前额破烂的大洞,沙滩上血迹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复展现。
我扪心自问,为何自己总是在夜晚的梦中被人追杀?我开始意识到是白天写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这是因果报应。于是在那个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满冷汗的被窝里严肃地警告自己:“以后不能再写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就这样,我后来的写作像潘卡吉•米什拉在E-mail中所说的那样:血腥和暴力的趋势减少了。
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余悸。我觉得二十年前的自己其实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那个经历了自己完蛋的梦,没有那个回来的记忆,我会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里,直到精神失常。那么此刻的我,就不会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写下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个条件简陋的精神病医院的床上,面对巨大的黑暗发呆。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