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教育意见

jssh365

熊丙奇：我的年度教育意见

“教育改革年”有多少改革气象

熊丙奇

在今年年初的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要使2010年成为教育改革年，这可谓2010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调。

这样的概括，从教育部全年所担负的两项重要工作看——这两项工作为，制订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以及召开好全国教育工作大会，而后者虽然被称为我国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但会议的重要内容仍是部署《纲要》的落实——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从2月起，我国教育确实进入了“改革季”，先是这个月底《纲要》征求意见稿颁布，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在这一个月的征求意见中，各路教育人马围着《纲要》的要点展开讨论与新一轮建言。4月，有关部门对《纲要》进行修订。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纲要》。全国教育工作大会后的7月底，《纲要》正式发布。诚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也是每个家庭和学生关心的大事。纲要应该反映国家的意志、决心和战略眼光，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纲要》虽然还存在某些不足，但其所明确的“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等等，还是令公众对教育改革充满期待。

然而，制订《纲要》的目的，是为了落实与推进改革，如果《纲要》制订之后，相关的条文在现实的教育发展中见不到任何影子，那么，《纲要》就成了墙上规划，其所起到的效果，比不制订这样的《纲要》还要糟——其一，制订《纲要》本身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其二，闹得轰轰烈烈的《纲要》不执行，会让公众彻底丧失对教育改革的信心。

我国的“教育规划纲要”，在某些方面已表露出难以执行的迹象，有如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该《纲要》明确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1999年1月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该法规定高等学校拥有包括招生自主权在内的7项办学自主权），2006年9月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该法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取消重点班、重点校，要求各地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条文写得“到位”，但在现实中落实却很不到位。

比如，就在《纲要》征求意见稿讨论正酣之际，教育部网站于 3月9日称，为了加大互联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保技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力度，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从本科教育入手，加速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和创新，积极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的人才，满足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经研究，决定在2010年4月底前完成一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的申报和审批工作。如果联系到《纲要》关于“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表述——“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那么，很显然，这则通知表明，教育部门还是在采用行政审批的方式，干涉学校具体办学——高校开办一个专业，当经过学校相关学科的教授深入调查，围绕社会需求、其他高校开办情况、本校办学特色、师资力量、办学条件保障等进行科学论证，这一过程绝非一个多月就能完成。如果能“顺利完成”，必然是按照教育部提出的申报要求“做材料”。

再比如，今年9月，教育部下发另一份通知：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建设一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使其在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引领、骨干和辐射作用，进一步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说白了，这里的“办示范校”，就是行政评估与评审的一种方式。教育部所推动的“本科教学评估”，曾被社会广泛质疑，在这两年的教育部工作要点中，“本科教学评估”已经淡出。而“评估”的提法，也比较忌讳，但换一个“马甲”之后，本质并没有变：教育管理部门无非想通过“示范校”的建设，继续掌控对学校办学的主导权、评价权，在示范性学校的申报、评审中，体现行政权力。同样，《纲要》在涉及“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部分指出，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虽针对高等教育，但对于其他层次学校的办学也是同理。

这样的对比，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枚举。这给公众的感觉是，教育行政部门并没有把各种“纲要”当回事，依旧坚持传统的行政管理教育的思维，不愿意把办学权、评价权交给学校和教师，不愿意真正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以及推进对教育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而这正是制约教改成败与否的关键环节。

只有真实的改革行动，才能论证2010年是否成为“改革年”，《纲要》的制订很重要，比其重要百倍的是对其的落实。但愿在“改革”的旗帜下，《纲要》不要再步1993年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9版《高等教育法》和2006年版《义务教育法》的后尘。这样，中国的教育改革才值得期待，中国教育的未来才能让公众有信心。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博士。

（原载《教师月刊》2010年第12期）

jssh365

2010，还没有摸到教育的边 童大焕   2010年，我的有关教育问题的评论少了很多，年复一年都在重复同样的问题，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进步，难免连自己都感到沮丧。  比如，今日中国的大学录取率已经超过60%，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录取率更是长年稳定在80%以上，2010年上海更有望达到100%。但在它的背后，却是生源的迅速减少，很快将会有大学面临生源不足甚至倒闭之忧。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数千万的流动儿童和5800万以上的留守儿童群体，他们或者因为户口不在流入地而无缘高考，或者因为从小离开父母留守故乡而早早荒废学业。他们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高考权利得不到保障，不仅直接危及教育公平，而且直接危及未来大学的生存。  然而我们的大学 和大学教授们，仍然在那儿两耳不闻窗外事，大学招生依然是：名额大量向城市和大学所在地倾斜，高考加分大量向有权有势者倾斜。  招生及教育自主权的问题也一样，堂堂复旦大学的8名教授，联名要求录取与高考一本线仅6分之差（按规定只要上一本线就可以走自主招生路线录取）的“国学小天才”孙见坤，居然遭到地方招办拒绝投档。而事实上，每年由县一级招办把关的各种高考加分，平均达到考生人数的三分之一。而加分的额度，更是动辄十几分几十分。这种现象，岂非“只许权贵放火，不许教授点灯”？  下面一个微观的“小事”，也许是中国教育界的大事，也许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才会产生，让人无限地悲凉、忧伤和愤懑。10月9日，在山东省临沂市第六中学西校区，13岁的七年级女生张悦因为不符合学校“短发令”要求，三次被赶出校门后，在家喝下农药自杀身亡。  多数论者把悲剧和惨剧归结于“短发令”的不合情理，我看到的却是我们的微观教育活动中对于“不服从”的无情羞辱。我们的一些所谓教育工作者，骨子里最习惯最擅长的就是奴才教育、奴性教育。  据介绍，今年9月份开学军训后，张悦和同班的一位女同学被告知“头发过长”，在班上被班主任周老师批评，并被赶出教室。“当时我收到了小悦的一个短信，说受到批评很难受，不想再呆在学校里。当时她就和同学离开了学校，并告诉我们说不要找她，她会在自己的生日前回到家里。当时离她的生日还有一个月，我们急坏了，在市里找了10多个小时，最终在一家超市的地下通道里找到了她。”第二天，张悦的父亲张先生便带孩子去理了发。我估计是这一点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因为她表现出的“不服从”导致后来老师们接二连三地借头发“不合格”羞辱和折磨她。在第二次理发然而再次被告知不够合格后，“张悦回到家时告诉她妈妈，自己曾问过老师什么样的标准才够合格，小悦说当时老师曾动手打过自己” 。  在家长陪同下第三次理了发并又一次回到学校的张悦，再度被告知还是不合格必须回家的时候，人们已经等不到她的第四次理发回校了！  我曾与读初三的孩子交流过这个问题。他说，家长根本就不该这么逆来顺受，第二次理发前就应该跟学校交涉，什么样的才合格，等等。这并不是在为学校和老师推卸责任，相反，这个学校、这些老师潜意识里的奴化教育因子，正是悲剧的罪魁祸首！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这种潜意识已经转化成了一些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和生活方式！  9月6日，河南省教育厅向各中职院校发出 “关于组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团顶岗实习有关事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学校组织学生整班整建制地去富士康参加顶岗实习。因为富士康落户河南是大事，政府必须为富士康培养熟练工出一份力。（10月11日 《中国青年报》）   虽说是自愿，但到了学校那里，却已经成了“不去实习就没有毕业证”，学新闻的、学汽修的，明明有专业对口的单位，也都迫于压力不能不去实习。这已经不再是实习，而是成为富士康超级廉价的“顶岗工人”了。河南省教育厅把教育和学生变成了企业的工具，而不是致力于将人培养成独立的人、完整的人、自由的人，这是教育异化和工具化的一个小小的最新的标本。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7月29日 正式发布。具体目标包括：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等等。  教育改革，光看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在“毁人不倦”的教育体制下，入学率越高，人才可能被毁坏得越厉害。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人人成为标准件或者高考机器。  因此，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人才的评价体系，尤其是作为人才评价体系的高考指挥棒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高考指挥棒变化的前提条件，则是办学自由。只有教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会有人才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也只有教育自由办学自由，幼儿园入学难入学贵、流动儿童入学难高考难、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高考加分腐败重重、重点大学地方化等问题才能逐步缓解。  然而我们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似乎看不到打破教育行政垄断的迹象。教育主管部门自己改革自己，怎么可能呢？  宏观中观微观，知全豹只须窥一斑。2010年了，中国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考试大国，但远不是个教育大国，更不是教育强国。我们的教育，离考试很近，离“立人”很远。   童大焕，时评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2009年度腾讯网“回响中国年度致敬之教育评论家”。  （原载《教师月刊》2010年第12期）

jssh365

除了“政绩”，剩下的仍是难题

吴非

“克服‘应试教育’倾向”

今年，看到期望已久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思考，很多教师已变得比较理性，不抱幻想，也不放弃。比之工业商业的发展，教育的特征就是“慢”；在中国社会，更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高中阶段教育”有“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克服‘应试教育’倾向”的表述。这里不用“消除”，而用“克服”，措词比较客观。除了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不得不坚持相对比较公平的高考制度，还因为应试教育已经“深入人心”，并形成了产业链、利益链，同时，基础教育界尚未能真正建立起有利于开展素质教育的评价体系，也没能组建强大的具有科学态度的、能从事素质教育的队伍。2020年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我很担心到那时“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变成“普及高中阶段应试教育”。有没有可能？但看各路神仙在各级领导指挥下打着素质教育旗号搞应试教育，教师丧失教育理想，教育界说假话成风的现实，就知道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升学率成了“政绩”，就不可能不被“追求”。很多国家在基础教育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应试狂潮，相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力，这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然而如果认为这种模式就是真正的教育，并且把这种对教育的曲解认作教育的本质，那必将剥夺教育长远发展的可能。

2010年一切如常，基础教育界仍然在和顽固的应试教育展开拉锯战，虽然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出台，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素质教育仍将处于守势。各地教育管理部门一如既往地“实抓升学率”。媒体一方面讨伐应试教育对青少年的毒害，一方面也继续鼓吹“高考名校”。落后的教育观到处渗透，习非成是，甚至逐渐成为主流话语。今年6月底，央视在高考结束后，反复“提醒广大家长”，指导他们“如何填报高考志愿”，竟然忘了上大学的是高中生，选择志愿应当是学生自己的事，而不是家长！这种笑话，每年都有，2010年好像更加正常了。北大清华两所名校为宣传争夺“状元”的实绩，竟然在媒体上打口水仗，活像两名小老板为抢生意当街争吵。

“钱学森临终之问”

今年继续热议“钱学森临终之问”。相关言论很多。但多数评论只批评高等教育缺乏创新精神，而忽视基础教育的落后。基础教育的落后不完全在于资金的投入，而在于没有确立符合教育规律的基本观念，缺乏“人的教育”的理想，缺乏长远的培养目标。当一个人结束12年的基础教育阶段进入大学时，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充填了一部分基本内容，思维已经体现出一些基本特征——也就是说，12年的基础教育给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如果他在这12年中已经成为一个为了名次、为了考试分数而不懈奋斗的人，那么，即使他进了大学，怎么还可能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又能有什么“创造”呢？问题出在18岁之前。

“去行政化”

中国的“教育病”往往一脉相承，高校有，中学一般也会有。比如，高校“去行政化”之议在教育界之外动静不大，但在中学却引起热议。按说基础教育界更应当“去行政化”，目前很多中学校长对自己的“正处”、“副处”相当在意，不但校长注意自己的待遇，学校之间也往往以此比高低长短，严重到各校的中层干部也对号入座，“参考”出自己的行政级别。原以为如果“去行政化”，大家都少去了许多烦恼，皆大欢喜。令我意外的是很多校长反对“去行政化”。在一次“校长沙龙”上，有几位校长坚决表示不同意中学“去行政化”，有位县中校长悲愤地说：“我是校长，正处；过去如果见局长，他比我级别低，不敢不见我；以后我没‘级’了，他要是关了门不理我，我有什么办法？”

但是，校长保住自己的“正处”，老师们也麻烦。南京曾有个校长把自己的办公室规划成 150平方米，带卧室和洗手间——你让他“正处”，他就敢僭越成“正部”，排衙视事，把一所中学搞得像国务院似的，连中层干部汇报工作，也必须经过“校长办公室”请示安排具体时间，很过瘾。对这样的校长，不管是否取消他的级别，他是一定要这样当土皇帝的。相当一批低学养的校长经不起金钱诱惑，把教育界当作名利场，成为不学无术的贪腐之徒。所以关键不仅在学校能否尽早“去行政化”，更在于学校怎样产生管理者，要有制度建设。如果中学校长仍旧由体制“外控型任命”，如果体制仍然把那些缺乏教育素养、没有学科教育背景的外行派到学校，那依然于事无补。如果校长是选出来的，并且他的权利受“教授团”或“教职工代表大会”监督，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吴非，本名王栋生，特级教师，杂文家，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原载《教师月刊》2010年第12期）

jssh365

泪在掉，无处可逃

王崧舟

2010年的中国教育，注定要为 3月23日这个日子深深叹息。55秒，8个孩子遇害，5个重伤。发生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的这起惨案，像一块巨石，注定将压在人们的心头很久很久。

那天之后，校园惨案如瘟疫一般在中国教育最柔软的部位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广西合浦、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山东潍坊……泪在掉，我们似乎无处可逃。

也是在那天之后，作为一校之长的我，上班时间提前到了早上7点，下班则在傍晚5点之后。学校保安增加到了4名，家长护校队在最短时间内招募到170多名志愿者。学校周边社区的90多名“归正人员”、70多名精神病患者也迅速进入我们的“防控”视线。我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却四顾茫然，不知深渊和薄冰藏在何处。

“生命不保，何谈教育？这是我们应当共同遵循的教育准则。”袁贵仁部长的话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可惜，“应当”和“实际”之间的巨大鸿沟让谁也无法保证下一刻的“郑民生”会在哪里“屠园”。我们真的无处可逃。

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在遭遇狄更斯所说的那个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日子，我们曾经享有过，当时只道是寻常。而我们的孩子呢？这样的日子对他们会是一种奢望吗？

惨案已然发生，拿什么保护你，我的孩子？

实际上，校园安全早就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5月12日，公安部、教育部要求严打、严防校园安全事件的若干措施，据我回忆，不过是对2005年相关文件所提要求的翻版。如果从那年起，这些铿锵有力的举措都能够钉是钉、铆是铆，一一落到实处，那么，2010年的中国教育，注定不会为3月23日这个日子心如刀绞。可惜，在历史的词典中永远查不到“如果”这个词条。

从网上得知，邻国日本在2001年6月8日，就曾发生过一起与“南平惨案”极为相似的事件。那一天，一个叫宅间守的37岁男子，持刀冲进大阪教育大学附属池田小学，当场杀死8名、刺伤13名小学生。

值得引以为鉴的，是日本人的善后之举。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学校、幼儿园周边设置“警察巡逻区”并立标志牌，严格控制校外人员进入学校。他们无一例外地在校园公共区设置摄像监控系统，增设保安员，随时对嫌疑人员采取措施。他们无一例外地强化了集体上学措施，使学生在上下学途中始终处于教职员的监护之下。此外，他们还设立“儿童110”救助电话，地方志愿者团体纷纷协助学校落实巡防安保措施。繁吗？确实！值吗？毋庸置疑！迄今为止，日本学校已经十年太平无事了。

屠刀，触痛了全社会最敏感也最脆弱的神经。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代，我们的心态将何以处之？

首先，我们要有居安思危的心态。就在“南平惨案”发生三个多月之后，距我们学校仅千米之遥的一所幼儿园，也发生类似事件，所幸园内教师和保安及时发现、及时出击、及时制止，才没有酿成又一起惨案。原来，危机真的就在我们身边！时刻准备，就是应对危机最大的机智。

其次，我们要有休戚与共的心态。泰戈尔说过：“我梦见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醒来才发现我们相爱无间。”然而，我们身处的时代却在颠倒梦想，醒来时我们彼此陌生，梦中渴望相爱无间。为什么我们都是陌生人？为什么我们都在抱怨他人？死去的孩子与我无关吗？杀人的凶手与我无关吗？如果我们永陷“彼此陌生”这一颠倒的梦想中，那么，我们离“残忍”就不过是一步之遥。

最根本的，我们要有转化无常的心态。如果我们稍有觉悟，就必然明了，无常乃是世间最大的实相。无常绝非悲观消极之念，大千世界，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唯有变才是永恒的不变。执著已经消逝的东西，和重新体认生命的自强不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逝者已逝，生者顺生，才是面对危机的大智慧、大解脱。

面对残暴而怯懦的“郑民生”们，除了愤怒，还有一股巨大的悲凉从我心头涌起。因为，我们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时候，哪怕只是一念之间，我们也可能成为他们。泪在掉，我们都无处可逃。

是的，真正的危机不是来自门外，而在我们的内心。

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相信因果吗？我们真的爱着吗？

王崧舟，特级教师，全国劳动模范，杭州市拱宸桥小学校长。

（原载《教师月刊》2010年第12期）

jssh365

2010，我们毫无进步

徐莉

朋友的女儿今天一见面就拉着我求我“救救”她和她的同学：“你和李老师说一下，别老是让我们写检讨，午睡的时候稍微动一下她就觉得我们违反纪律，然后就罚我们写检讨。摸一下头发要写1500字检讨，站起来一下要写1500字检讨……我们快要被烦死了。”

我答应帮忙，但又声明：“只能保证不再动辄让你们写1500字的检讨，不过老师肯定会用其他的办法惩罚你们的，那可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孩子唉声叹气表示失望，我只能耐心说理，“中午的一个多小时是休息时间，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说说闲话、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你们知道吗，为了你们的安全和健康，学校管理者提出的要求是静校，帮助你们养成午睡的良好习惯。你们蠢蠢欲动，值班老师迫于压力又不敢放任，自然就会出现你们觉得老师要求太严苛的问题。你让我帮忙，也不过是不写或少写检讨，你们和老师之间的斗争并不会停止，其他形式的惩罚仍是难逃”。

朋友质疑“规定”太死板，询问那些家在太远处不能回去吃午餐，体力过人实在睡不着也不想午睡的孩子怎么办。我只能告知，拒绝考虑差异是最容易获得良好秩序的学校管理方式，也是时下学校管理中运用范围最广的管理方式。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和健康，管理者硬性规定中午所有留校的孩子必须午睡，并说明如下：留在学校必须服从学校的统一管理，实在睡不着中午就回家吃饭休息。睡不着是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习惯是慢慢培养的，难受几天几个月几年就会养成。规定颁布之后，每天会有管理者去教室检查，值班教师不执行规定将被处罚。于是，午睡时间一旦学生不能安静午睡，处罚便发生转嫁，或罚站，或罚写检讨……

来访的新加坡教师对学校的集会速度表示惊讶。三十分钟的大课间里，近三千学生迅速集会，做完武术操、跳完舞蹈回班上课，秩序井然。他们说，在新加坡的学校里，短短三十分钟，学生连队都整不到一块儿。一样的孩子，中国的就更乖巧么？不，想想这井然的秩序背后是什么！如果某些班级集会时速度太慢、队伍散乱，就有可能被点名批评，影响班级常规评比的结果不说，相关教师管理班级的能力和责任心还会受到质疑。

因此，如果哪个孩子站不好队，就会被教师训斥；“情节严重”的话，集会结束后学校管理者或者教师可能会让全班同学或者个别学生多站一会儿，多整队训练几次。常能看到集会之后，老师的个别训练——让孩子们往返于教学楼和操场之间，如果有一个孩子在队伍里说话或者没有紧跟队伍，全班同学就一齐再走一次。

想想其中存在的这些训斥和惩罚，这个让人吃惊的速度还有什么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

2010年，新的广播体操、眼保健操推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体育课和活动课便都被用来教授和训练。学校还会组织广播体操、眼保健操比赛，动作整齐划一毫无例外是分值最大的评比指标。广播体操、眼保健操都是经专家精心设计、反复论证的动作，能在短时间里有效地锻炼身体和保护视力，动作做到位十分应该——看，又是一个“为了孩子们好”。动作如果到位，必然只有唯一的节奏和姿态，自会显出整齐划一。所以，每个动作分解之后予以仔细讲解示范，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让所有孩子反复练习后掌握，这样的枯燥乏味是对教师的，必然也是对每一个孩子的。

曾认真做过加减法：那些中午在学校午餐的孩子，每天在校时间超过八小时，而相对自由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就这一个半小时还有诸多限制，因为很多班级还有具有自己特色的“不许”：不许下楼、不许追跑、不许超过规定的活动范围……为了让孩子们在打了上课铃之后迅速静下心上课，学校甚至还在上课前两分钟多打一道预备铃，这样，课间十分钟缩短为八分钟了。还有上厕所、喝水之类的生理需要，那么，孩子，你还剩几许自由活动的时间？

为了上课不走神，上学不许带玩具；为了不乱丢乱扔，上学不许带任何吃的东西……为了让学生养成所谓的良好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学校管理者通过时间表和各种细致规定把时间、空间划分得细致而周全，让教师时时处处给予孩子严格的指导和监护，孩子们是否还可能有自己学习和生活的节奏？

今年六月，几场雨让武汉的天气难得地凉爽怡人，也正因为如此，原来孩子们六月份可以不戴红领巾上学的“赦令”随之取消。曾追问，为什么孩子们上学必须时时佩戴红领巾，忘记或丢失就要受处罚？没有人给我一个信服的答案。眼见每天清晨，孩子们在学校门口的小店里购买红领巾，听无数父母抱怨，家里的红领巾都存了一大筐了。这一切难道不荒谬吗？谁在坚持这样的形式主义，行强制之实？一个七岁的孩子因为想做好孩子而加入少先队，之后红领巾却成为无尽的麻烦。忘了佩戴或者不愿意佩戴就意味着对当初“信仰”的背叛？戴着它就能时刻想起自己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怎么没见谁天天带着教师资格证上课？没见屡立战功的英雄成天挂着军功章满街走？不论是“资格说”还是“荣誉说”，都立不住脚！即便溽热难耐的时候，孩子们也只能向时刻佩戴红领巾的制度屈服。

我们太过酷爱整齐划一。过多的整齐划一导致过多的强制，过度的强制导致扭曲。即便让孩子在高压下养成了某种所谓的好习惯，我们是否仍应为孩子们所失去的感到惋惜？

2010，我们毫无进步。

徐莉，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教师。

（原载《教师月刊》2010年第12期）

jssh365

大写的“人”字，隐约可见

李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无疑是2010年中国教育最重大的一件事。可以说，作为一份引领中国教育未来十年的纲领性文件，“教育规划纲要”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有来头、有深意的。因而，最后文本与“征求意见稿”的区别，非常值得玩味。

在大大小小的区别中，令我最兴奋的，是把“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为“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长成才”变为“健康成长”，我以为，这是中国教育在官方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飞跃。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年多来，“钱学森之问”一直困扰着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教育工作者的很多人，几乎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但其实，钱老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喻为一道“高等数学”题。要解答这道题，还须有初等数学的基本功。中国教育首先要解答的一道初等数学题是，“我们的学校如何培养人格健全、有活力的人”——未成人，何以成才，又谈何杰出人才？没有健全人格，没有生命的活力，何以创新，又谈何人力资源强国？

培养人，而不是直奔培养“人才”，这是在向着教育本质的回归，也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学生被工具化，终其缘由，是教师被工具化，学校被工具化，教育被工具化。长期从属于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教育，需要有它自身的逻辑。“十七大报告”将教育列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的社会建设之首，“规划纲要”则明确了教育是一项需要保障的“公民权利”。这些变化，让我们看到教育自身逻辑在中国的逐渐生成。一个大写的“人”字，隐约可见。

然而，教育的“以人为本”，除了终极以学生为本之外，还需要首先以教育工作者为本，以教师为本。我们看到，“规划纲要”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放在了“保障措施”的第一项，位列“保障经费投入”之前，其用心可谓良苦。但其实，作为教育之主体的教师，作为教育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的教师，似乎应获得更加靠前的“身位”，而不是在第四部分作为“保障措施”的首条缓缓登场。

在“教师队伍建设”之下，主要有五项内容，前三项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后两项是“提高教师地位待遇”、“健全教师管理制度”。我以为，后两项应该在前三项之前，因为它们是制度保障，是前三项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我们有一个“以人为本”的教师职业制度，何愁不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从教？何愁留不住高素质人才终身从教？何愁教师的素质、师德和业务水平不高？又何愁“造就”不出一批又一批的教育家？

教师职业制度，包括教师的遴选、培养、管理、专业发展、专业支持与评价制度等。在“规划纲要”第三部分“体制改革”中，有“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等的描述，我认为，还应该有“教师职业制度改革”的一席之地。

“全教会”过后，教师培训会进一步得到各级教育部门的重视，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长期以来，教师培训的效果从整体上难如人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除了要从培训本身的“有效性”去反思外，还需要从培训制度乃至整个教师的管理制度去反思。想想看，教师是带着怎样的表情与心情去参加培训的？整天疲于应付各种管理与评比，还要在休息时间“被训”，再有效的培训，也有效不到哪里去。什么时候，我们的教师培训能够不占用教师的休息时间——就像在西方的学校那样——教育的“以人为本”就有了真正的希望。

其实，最令人担忧的还在于，教育管理者以为通过培训就能把教师素质提高，就能把教育质量抓上去，而全然不对自己的教师政策与管理进行反思。有的管理者，甚至从骨子里瞧不起教师，只把教师当作他的一颗棋子或工具，这样，他对教师的态度与管理方式，可想而知。然而，要提高师资的整体质量，除了提高入职门槛外，最关键还在于重新审视和改革我们的教师政策和教师管理制度，真正让教师“焕发出生命活力”。但我们知道，对于管理者来说，“训”教师容易，拿自己“开刀”，难。

尊重、相信学生的道理，现在很多人都明白了，但尊重、相信教师的道理，还有很多人不明白。要成为人力资源强国，首先得建设教育的人力资源强国。教育的人力资源要强，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与制度，吸引、支持和激励优秀人才安教乐教，创造性地教。

教育首先是立人、培养人，而不是一上来就培养“人才”。在这样的共识之下，我们是否可以期冀，视教师为“人”，而非“分数流水线工人”或“牧羊犬”。毕竟，只有“人”才能培养出“人”。每天走进数百万间教室里的一个个被称为“老师”的人，是否有人格的尊严和专业的素养，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热忱，是否有生命的活力和创造力，将决定着我们的下一代是否能够成“人”。

李茂，教育媒体人，长期译介西方教育，关注中外教育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

（原载《教师月刊》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