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见大的有趣写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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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见大的有趣写史法
冉云飞

1840年，对于在中国大陆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来说，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这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成了近代史具有权威性、标志性的断代事件。当然也有像萧一山这样的史家把明清之际传教士之进入中国，当作近代史之起始。史学家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则把上述二者的观念加以折衷，而年轻学者傅国涌则径直把基督教新教马礼逊来华传教的1807当作中国近代史的肇端。

我不是要在此来赞同或者反对谁的近代史分期更为恰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我想说的是尽管近代史的分期有所不同，但大家写史所据有的材料却基本是相同的，帝王起居注、断烂朝报、上层精英列传或者意识形态旌表。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中国历史很少留下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底层社会的如实记录。而西方虽然留有大量的教区原始档案，但要诞生出像年鉴学派著名史家勒华拉杜里《蒙塔尤》一样的杰作，同样还要延后一个世纪。这是因为东西方的史学理念，在彼时都还喜欢只注重大人物的历史，而对小人物的诸多表现毫无兴趣。
英国虽然已完成工业革命，但在同样的1840年，英国名史家卡莱尔还在其轰动彼时的演讲《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说“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而已”。这说明在史学理念上，他们与中国这样的东方“敌国”还是大同小异，英雄史观与强力主宰者，依旧左右着东西史学家的视野。卡莱尔这话当然受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J. H.鲁滨逊以降的史学家的猛烈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历史的上述特征也受到梁启超等人的深刻指陈。从此东西方史学重心开始下移，而西方尤为快速彻底。从帝王将相，文武百官，到工匠、农民、妇女、儿童、乞丐等，无一不研究；农具、餐具、玩具、鸡栖、猪圈、交通工具等，无物不纳入到历史的考察中。这样的研究范围与视野，才是史学活起来的真正因由。







要把史学写得信而有趣，不是件容易的事，最近一套为青少年所写的《中国大历史》丛书在这方面做了些努力。但是否做得足够的好，那当然得读者来评价。但取“中国大历史”这样的名字作为丛书总题，本身就体现了编者受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的角度解读蒋介石日记》等书及相关理念的影响。比如《书画双绝》一册就写得比原来我所看到的相关书籍，有更多趣味与生动性，其间的“知识拓展”设立得比较适合青少年。但如果由我来编写的话，也许我会在注重人物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外，更注重书画家个体是如何生活的，从日常细节，以及他们本身的文字之美里，来展现他们的特异性。
比如谈王羲之的书法，不仅谈其家族，甚至谈到寒门及士族，乃至中品九正制，但更要谈到他对日常生活的处理。如他的《丧乱帖》《奉橘帖》等，我们不仅要分析他的书法之美，也要分析他是如何对待死亡、如何享受生活的。在谈到王献之的书法时，我们也不妨谈到他对郗氏妻子的深情。在谈苏东坡书画时，以《与米元章书》《书临皋亭》为例，谈及林语堂为何说苏东坡，“他想夺取宇宙的奥秘，半受挫败，却含笑而死”。谈米芾书法兼及其《与人帖》等，来旁涉书法家如何处理情感及日常生活，使得读者对书画家如何做人与习书画，有一个着实的把握。但很遗憾的是，我们常把艺术家创作中的奇瑰浪漫，与他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割裂开来。以至于人们容易神化他们许多行为，从而形成一种不理性的崇拜。这方面学者白谦慎在《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嬗变》《吴大澂和他的拓工》三书里，做得比较到位，这是单纯谈书画艺术历史的书籍所不及的。







（王羲之《奉橘帖》）
如我们在赏析米芾的书画时，将他的《与人帖》拿出来做对照的谈论，一定会对理解他的书画与为人有更多的帮助。“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则犹之可也。”事实上中国古代不少书画家不仅书画绝世，而且他们的书帖本身就是可以拿来欣赏的绝世美文，米芾这帖也不例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能欣赏其文者，不懂其书画，懂其书画者，却不能发掘其文字之美。一句话，不能把二者兼容起来，使我们对一个人的不同面向没有立体的观照，视他们的丰富性为水与油的关系，两不相洽。《与人帖》的寥寥几句，却把米芾的重情与搞笑本领，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跌宕起伏，这等运用语言的高级功夫，不亚于许多大作家的手笔。如果把这样的短章小制与他的书画赏析联袂起来，加以征引介绍，我觉得会收到一种令人难忘的效果。
当然我们研究历史，不仅需要多角度多侧面描写一件人与事，而且在方法上也应该尽量避免单一化以及纯粹给出答案了事。事实上很多历史的结论，应该留给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自己来思考，这样比较容易启发他们思考问题能力，而不致形成被动的填鸭灌输。因为用单一方法所得成果，其结论的可靠性，以及它的延展度，乃至趣味性，都会大打折扣。我觉得作为编写者虽然都是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但在下结论时，应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它，不宜用自己的研究结论来窒塞青少年读史的兴趣与思考。
“中国大历史”丛书有《帝王将相》《股肱名臣》《世相百工》《文人雅士》等，其章节结构亦由“给一张历史名片、导读、正文内容、读史明智、拓展阅读”等组成，都体现了一定的新意。但我觉得作为青少年，他们可能对历史上自己的同龄人有着相当的兴趣，如果能结合教育历史、科举考试（如对神童的大量制造，见拙文《读经与宋代江西的神童产业》）、童年娱乐等方面写一本《中国儿童的历史》，可能会引起他们相当的兴趣。历史上的孩子们读什么书呢？他们是怎样度过自己童年的呢？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认为要写儿童喜欢读的历史书籍，一方面要有广阔有趣的视野，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代入感，就像成人写童话，你不能完全是成人的视角，必须对儿童在心理上、生理上、行为取向、个人欲求等方面有较多的研究。不然他们会觉得这只是成人在教化强灌，如此一来，书籍的效果就不能如我们所预期。这方面中国学者熊秉真《中国孩子的历史：童年忆往》与法国学者菲力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