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教师的教育研究要扎根在自己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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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宗伟：教师的教育研究要扎根在自己的土壤里

有人问我，“教师应该如何做教育研究？”我的回答是看看刘百川的《小学各科新教学之实际》、《初等教育研究集》、《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和《乡村教育实施记》等就明白了。
在这些著作里，刘百川忠实地记录了他与同仁们的共同探讨，共同研究，共同实践；从这些著作里，我们会发现，教师和校长的教育研究当是扎根于学校土壤的，着眼于自身的教育生活的。
教育研究要注意普遍联系
我们所作的工作，虽然是教育工作,但是我们所讨论所研究的问题，不能仅以教育问题为限，诸般的社会问题，都直接间接与教育问题发生关系，我们对于这些社会问题，都应当加以注意，万万不能仅注意到教育问题，而忘记其他。
——刘百川
在《乡村教育实施记》里，我们能够看到刘百川与乡民和儿童的交往，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玩游戏，与他们书信交往，一起挖渠，一起栽树，一起改厕，一起防盗，一起禁赌。在《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里，我们能看到他对教室黑板的高低、课桌的高矮、教室的采光、厕所的座位、图书的装订等等看似琐琐碎碎的小事的关注。在今天，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我们恰恰很少有人去关注，或者说几乎是不屑于关注。然而这些又确确实实是教育必须关注的具体事件，是与学生的生命生长息息相关的教育细节。
在很多时候，教师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学科教学，做班主任的可能眼里看得更多一些，还有学生的成长。实际上，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我们每个教师所能参与其中的，的确有限，但是，这些我们未曾充分认识的因素却都在影响着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生的学
业进步。
我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持这样的观点，首先要有聚焦的东西，也就是研究的方向，但教师的眼里绝不能只有“聚焦”，还要有问题的背景。这个很容易理解，你教语文学科或者生物学科，你在研究语文学科的教学或生物学科的教学，甚或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但是你在研究你聚焦的问题时，一定不能只是就事论事，而应该把所聚焦的东西放到教育的大背景中去，甚至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这样，就能够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把影响所研究问题的因素找得比较齐全，所能做的研究才可能更科学更正确。也或者可以说，教师的研究最起码要在课程意识或者学科教学的大框架下，紧密联系对学生的教育目标和学生的成长环境，在“普遍联系”中思考研究。这种“普遍联系”，还体现在要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研究的问题。作为研究者，教师要弄清所研究的问题的前世今生，因为昨天、今天、明天，这是一个密切联系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弄清楚来龙去脉，对问题的把握才能更准确、更清晰。所以，教师的研究要做到普遍联系，要有宏观视野！
教育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工作的时候，对于目前的困难，自当毫不畏难去想法子、去求解决，更当深入到困难的里面去研究困难的原因，体验困难的情形,找出解决困难的方法。
——刘百川
经常有老师问，研究的问题从哪里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是因为在实际的教育、教学生活中遇到了困难。这些困难阻碍了教师本身的成长，也或者制约了学生学业的进步，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教育教学的行为和过程将要受到影响，教育的效果就要打折扣。也就是说，教育研究的过程就是为解决教育教学的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而做的思考和探索。因此，教育、教学的困难所在，就是教师研究的方向所在。因为这些困难的解决与教师的切实生活密切联系，所以这些大概就是教师研究的原点和动力来源了。
刘百川提醒，“但是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就是我们置身在困难之中，不要为困难所范围住。如果为困难限制住了，我们的头脑便想不开。我们在埋头苦干当中，还要抬头细想，想的时候，要作通盘的观察，免有偏见或受一部分事实所蒙蔽的事。”刘百川的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如何提炼问题。教师的研究，最要紧的就是对研究问题“聚焦”，没有问题的提炼和聚焦，我们就没有研究的方向和着力点。
但是，当下出现了为研究而研究、为课题而课题的情形。从刘百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教育研究方法最为重要的就是观察法、实验法和自我教育法。试想，如果所研究的课题与自己的教育生活相去甚远，那么又怎能有切身的理解和感受，没有切身的理解和感受，又到哪里去获得驱动研究的力量和支撑，当然也就更难得到科学和正确的结论了。所以说，离开自己教育生活的所谓研究必然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教育研究要基于现实基础
我们在观察研究的时候，要目标与技术并重，理想和事实兼顾。不要离开目标和理想，偏重枝节的或零碎的技术问题，也不要离开事实及技术而空谈目标及理想。
——刘百川
刘百川主张，教师的研究，要“先考虑我们有多少力量，能达到什么目标？那么我们的方针便是那么确定。”“先要考虑我们所确定的目标，于其他各方面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要只看到我们的本身。”更要弄明白“我们所拟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具体的，不应当完全基于主观的或完全是假设的。”
关于教育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可以说，从宏观的教育体制到微观的课堂教学，都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键是一线的教师能够做什么，能够做成什么。在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最近发展区，意思是教学应该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着手，最近发展区才是学生从已知到未知的通道。教育科研同样如此，如果超越了老师的能力、水平，教育科研无疑就变成了空中楼阁。
第二个当是要考虑研究的需要和基础。前面所言，教育研究是要解决教育过程中的困难或者叫问题的，是消除理想（目标）与现实（当下）之间差距的办法。但是，当下存在着脱离自身基础的所谓研究，别人在搞什么，自己也去搞什么。这既是没有找到研究的真问题，也是没有找到研究的现实土壤。现实基础应该依据研究目标、技术条件、研究能力、历史积淀等多个方面的。
第三个是要做那个中间的人。在教育研究中，大家一直争议“实践”和“理论”之间存在的隔阂。对于一线的教师，自然有区别于“学院派”的地方，但是一线教师的实践果真不需要理论的指导？在我看来，操作层面的东西，是的确需要理论的指导的，比如索性说得高一点，教育实践就需要教育哲学的指导。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依据自己立身教育“田野”的基础，积极获取“理论”的指导，做实践和理论之间的那个中间的人，才是一线教师做教育研究应有的姿态。
教育研究要做到言行一致
事情怎样做，文章便怎样写，文章怎样写，事情便怎样改进，无论如何不离开事实做文章，更不因了做文章而耽误了本身的职务，至于见解是否特殊，那与各人的眼光有关，我们也无用惭愧了。
——刘百川
关于教师要不要写文章，应该怎样写文章，也是大家热议不止的事情。更有甚者，拿出国外教师不用评职称，而中国教师需要评职称，借此来驳斥中国教师职称评定需要论文的做法。至于职称到底有多少合理性，我们不去评论，但是教师写点文章倒的确有必要的。试想，如果一个教师一生都没有写过一篇文章，这个背后是什么？我们可以反过来推测，文章是思考后的表达，是研究成果的呈现，是同行之间、前人和后来者之间传递思想的载体。不能说没写文章的人就没有思考、没有研究成果、没有传递思想的能力，但是反过来，一个教师没有写文章，我们如何去证明他的思考、研究，又如何实现与他人的思想交流。当然交流的方式很多，两个人之间的说话也是交流，但是如果写成文章的交流，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交流范围和更严谨的表达方式？如果不是因为文章这个载体，今天的人们中有谁能确切地知道孔子或者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呢？
但是，写文章和做研究的确需要保持一致，也就是所谓的我手写我心、言行一致了！最通俗的举例，可能三个案例引发了老师的思考，老师以此为原点展开了研究，并写成文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教育生活中常见的研究和论文的关系。当然，一篇高质量的文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很多时候，因为教育生活的复杂多样，也由于教师生活的平凡琐碎，可能一堂课下来只有一点点的课后反思，如果记下，或许之后的某个事件又引发了类似的思考，那么也就自然成为一篇文章了。这也是教师为什么要做教学反思的本意。这些思考可以写在教案的本子上，也可以写在网络的博客中。
教育科学毕竟是科学，正式课题的立项和周期性的研究是教育研究的高级形式，很多一线教师就是在自己的教育现实土壤中提炼、聚焦形成课题，并展开系统地研究，最后形成个案、报告、论文等研究成果，甚至有自己教育理论的形成，这自然是教育研究的“正规”形式。当然，能做的什么程度，要看各人的基础和环境，能写成什么程度，也要看个人的水平和眼光了。正如生物界的纷繁复杂一样，教师队伍同样是无比个性化的存在，我们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要求教师如何从事教育科研，但是作为教师，为了更好地解决自己教育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思考，或者写点文章，倒是应该的事情。
总之，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是要从自身的情况出发的，同时有时要兼顾到各种关系的，其落脚点是要立足于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的研究也不同与以研究为职业的研究者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只是为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探寻有助于学生的生长和我们自身的生长路径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在教育问题上有所作为，我们就当在自己的教育教学中有实实在在的追求，并将这追求落实在自己每天的工作实践中，同时还要养成在实践中观察与思考的习惯，要在实践中反思与修正，要结合实践读一点书，写一点心得。这些，刘百川先生早已经用他的实践和业绩告诉了我们：认准方向，小处入手，坚持下去，必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