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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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杭州？

来源：搜狐读书社区 作者：傅国涌

2010年04月29日

   鲁迅年轻时曾在杭州工作过，郁达夫要移家杭州时，他写诗极力劝阻。他为什么不喜欢杭州、对故乡浙江的省城没有好感？本文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从日本回国以后，鲁迅第一个工作的地方就是杭州。他在杭州的一所学校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教生理卫生和植物课，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址就在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那时每隔一星期，他都会和学生一起到西湖边的孤山、葛岭、岳坟以及北高峰等处，采集植物标本。回校的路上，另一个日本籍的植物学老师是坐轿子的，他坚持和学生一起走路。他曾经想过要编一本《西湖植物志》。这件事没有做成。不过现在我们到杭州高级中学去，还能看到那里保存的与许多鲁迅有关的实物资料，比如鲁迅带领学生做的植物标本等等。他是生理卫生的老师，还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性知识，要求学生听的时候不准笑。这件事全校轰动。

    当时正是清朝垮台的前夜，顽固保守的夏震武继沈钧儒之后当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他一来就下了一道手谕，内容包括2点：

    一、定某一天在礼堂和各教师见面。

    二、全体教职员必须按品级穿满清制服，红缨帽、硬领、开叉袍、外褂、高低缎靴，向“至圣先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当时鲁迅等人连辫子都剪了，有些教师也是假辫子。

    第二天早上，夏震武带着16个随从，穿戴整齐，道貌岸然，摆着架子来了。他看到的教师没有按他的要求穿戴，而且连孔子牌位也没有。许寿裳是教务长，他就责问许：你们这师范学堂腐败已极，必须整顿。大家愤怒，当面反驳他。他恼羞成怒，要开除许寿裳。鲁迅、夏丏尊等许多老师纷纷辞职、罢教，搬到外面的湖州会馆去住。双方相持一二十多年，夏震武指使人用梁山泊的绰号来嘲讽他们，什么“白衣秀士”许寿裳、“神机军师”许缄甫、“霹雳火”张冷僧，鲁迅[周豫才]被他们叫做“拼命三郎”。最后学生请愿，宣布夏的九大罪状，全省学界起来呼应，杭州十三个学校联名指控夏滥用权威，摧残教育，嘉兴、湖州等地发起全省11府驱夏计划。最后触犯众怒的夏震武终于被免职了，鲁迅他们获得胜利。这次事件被称为“木瓜之役”。“木瓜”是鲁迅他们给夏起的尊号。事后，20多个老师在湖州会馆合影留念，上面就四个字的题词。他们相互之间也以“某木瓜”戏称，自然鲁迅是“周木瓜”，不是“鲁木瓜”，那时还没有鲁迅这个笔名。

    杭州有西湖美景，有享受美食的饭店，拱宸桥的租界里还有消魂的妓院。这些对鲁迅都没有诱惑，他喜欢一个人独处，经常跑的地方只是浙江图书馆，借大量线装书来读、抄。辛亥革命前夕，他辞职回到绍兴。不过他对这所学校还是关心、留意的，十年后，已经发生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推动新文化思潮的校长经亨颐以及四大金刚[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四个语文教师]被免职，学生奋起抗争，风潮旷日持久。鲁迅那时在教育部工作，他赞许地说这次“木瓜之役”比自己十年前参与的那次“木瓜之役”声势规模大得多。

    杭州工作期间的“木瓜之役”是鲁迅难忘的一段经历，他对杭州并无坏印象。后来他很少来杭州。他为什么会那么不喜欢杭州？我们知道西湖边曾经发生过冒名的 “假鲁迅”一事。1928年1月间，，杭州的大学生当中盛传鲁迅到过杭州，有人亲眼看到他在孤山脚下曼殊和尚墓前看到他题诗。当时，鲁迅已是享有大名的作家，不是当年在杭州默默无闻的教师。这件事所以在杭州读书人中也有不小的轰动。

    过了一阵子，连鲁迅在上海也知道了，他先是从叶圣陶那里听来的，接着他在2月25日收到开明书店转来杭州一个姓马的女士[马湘影]的信，说是自己和他1月 10日孤山一别长久没有见面了等等。鲁迅回信说自己已经10年没去过杭州，决不可能和人在孤山作别。过了一些天，马女士到上海见真鲁迅，鲁迅才知确杭州有一个人自称鲁迅。他还看到了那个假鲁迅写的诗，一共四句：

    “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

    不过是一首打油诗罢了，引起注意的是后面的署名竟然是“鲁迅游杭  吊老友曼殊句”还有日期标明是民国17年1月10日。

    鲁迅写信托杭州的青年朋友许钦文去调查一下。结果到了孤山脚下，苏曼殊的墓前没有找到传说中那首诗。根据传闻，诗是题过的，可能被人擦掉了。许钦文他们在学生中打听，知道确实有一个叫“鲁迅”的先生在苏曼殊墓前题了这首诗。这个人就在杭州，是西湖不远的松木场小学教书。他们找到了这个人，也姓周，名叫鼎 [或鼎夏]，三十多岁摸样，脸瘦长，上唇留着短须，身上穿了白色裤褂，脚上是草鞋，手里拿着教鞭，正在上课。见面互通姓名，许钦文和同行的朋友川岛没有说自己的真名，只是说慕名拜访他，他居然真的是自称鲁迅。说话的口气是对当时世道不满，怀才不遇才隐居教小学生。说自己写过一本《彷徨》的小说，虽然销了8 万多册，但自己不满意，要另外写一本。鲁迅还写过别的什么，就说不上来了。谈话时，此人嘴里虽滔滔不绝，却目光发直，眼睛四面乱看，指手画脚，想当然地做出一些他认为鲁迅应该有的手势。还叫他们两个以后再去，有什么问题去问他，他乐于知道。川岛他们的感觉是此人神经不正常。

    真鲁迅遇到了假鲁迅，3月27日，鲁迅就这件事写了一篇《在上海的鲁迅启事》，声明在“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存在，但那个鲁迅的言行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却没有销到8万本的鲁迅无干。几天后公开发表。这篇启事收入他的杂文集《三闲集》。许钦文几个朋友则托人告诉杭州教育局的负责人，请他转告那个假鲁迅不要再装下去了。

    此事到此为止，以后没有下文。看来也不构成鲁迅不喜欢杭州的理由。因为当年夏天他就来杭州游玩，而且带了许广平来。

    1928年7月12日，鲁迅带着新婚的妻子许广平，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到杭州已经半夜，那天住在西湖稍微有点距离、比较僻静的清泰第二旅馆。在杭州一共玩了四天，到7月17日早上才离开。这大约是他一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次西湖之游。除了西湖的风景，他还去过城站、河坊街等热闹地方买东西。陪同他的有年轻作家许钦文、川岛，都是杭州教书。这次西湖之行早已定下，1927年从广州北上，定居上海后，就打算来杭州看看，许钦文、川岛写信约他来看西溪的芦花，他说来看梅花，结果一直拖到1928年夏天才成行，变成了看荷花，好在西湖每个季节都有花可看。

    到杭州第一天，有人请鲁迅到著名的楼外楼吃午饭，这个饭店可能因为“山外青山楼外楼”这首诗的关系，很多到杭州的人都要去吃一吃的。不过现在已不是一般人吃得起的地方了。楼外楼好就好在位置，它的名菜并不多，主要有醋溜鱼，西湖莼菜，现在一般做汤。还有抢虾等。我们说说这个醋溜鱼，鱼是养在西湖里的，当场捞起来的。醋溜鱼又叫宋嫂鱼，传统的做法是用鲤鱼，宋代就有了。杭州有些菜都与名人有关，比如东坡肉。现在的醋溜鱼也是章太炎的老师俞曲园发明的，他用他老家浙江德清烧鱼的方法和宋嫂鱼的做法结合，鱼则改用草鱼。因为浙江一带的鲤鱼比不上黄河鲤鱼。当年流传这样的说法：醋溜鱼，溜乃嫩，醋而香。

    那天，鲁迅最喜欢的一个菜是：虾子烧鞭笋。虾子是虾的卵，味道鲜美，颜色橙黄，色味双全。这道菜现在楼外楼菜谱上没有了，只有火腿烧鞭笋、雪菜烧鞭笋，或者虾子炖婆参。
   
    那个时候，楼外楼不在现在的位置，而是在俞楼和西泠印社之间，大约在“六一泉”边上，是一座三层楼的洋房，当时新造没几年。徐志摩更喜欢之前的老式房子，对新楼房很有意见。

    饭后，鲁迅一行信步走到附近的西泠印社，在四照阁喝茶聊天。一直谈到黄昏，主要是谈英国萧伯纳和苏联高尔基的作品，也说了说中国发绘画、雕刻等。临走时还在西泠印社买了一些碑帖拓本，其中有贯休和尚画的罗汉像石刻。晚上，川岛做东，在杭州龙翔桥附近的素菜馆“功德林”请鲁迅夫妇，这是杭州城里最有名的素菜馆，城外最有名的是烟霞洞，胡适喜欢那里的菜。鲁迅其实不喜欢去素菜馆，倒不是因为他爱吃荤的，他平时喜欢蔬菜。而是因为他讨厌素菜馆明明是素菜，却要装什么鱼、鸭、鸡、火腿之类。他认为你如果喜欢吃鸡鸭鱼肉，何必到素菜馆来，直接吃荤好了。这次请他在素菜馆吃饭，没想到鲁迅还感觉很好，特别对一道叫“笋油”菜很喜欢，实际上就是清炖笋干尖。

    杭州的夏天特别热，鲁迅来的几天尤其热。第二天，鲁迅生病了，肠胃不好，拉肚子，在旅馆吃药休息。他自己说“蒸神仙鸭”一样蒸了半天。

    第三天，鲁迅病好了，他们夫妇做东，在楼外楼回请几个杭州朋友。饭后，他们去虎跑喝茶、谈天。那里树多，比较凉快，特别是水好，所以喝了很多茶。据川岛回忆，喝茶在虎跑寺里，都是用碗，而不是杯子。鲁迅好象年轻了许多，和他们一起说笑、嬉闹，泉水洗头、洗脚，到泉眼扔铜钱，他玩得很尽兴。然后叫了一辆敞篷车，绕着净慈寺、苏堤回来，一路看风景，他笑得很开心，还开玩笑。

    回上海前一天的下午，鲁迅去城站的一家旧书店抱经堂买了些旧书，逛了几家新书店。晚上又去河坊街买了龙井茶。他说，杭州市的就书店书价比上海高，茶叶比上海的好。所以他经常托朋友在杭州买了茶叶寄去。书和茶叶是鲁迅的最爱。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从1927年和学生许广平同居，但对朋友介绍总是说许是自己的助手。没有公开两人的关系。一年后，这次来杭州游玩，虽带有和许广平补度蜜月的意思，但根据我的朋友刘克敌教授《伟大而尴尬的“私奔”》一文，鲁迅当时要求定的是个三人房，到了杭州，他向陪同他们的许钦文提出：“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让许钦文睡在中间的床上，把他和许广平隔开。真是世上罕见的一次蜜月。为什么如此？因为他和朱安毕竟没有离婚，他也没有想过要离婚，他和许广平的关系有点尴尬。一直等到    1929年，许广平怀孕5个月了，他才告诉家人，并含糊地告诉各地的朋友。

    鲁迅在杭州四天，玩得很高兴，这是他有生以来难得的一次。以后他经常说起这一次杭州之行。但说到杭州，他感到杭州市容学上海十里洋场的样子，总是显得小家子气，气派不大，喜欢的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有玩的地方，不过，一个人如果留恋忘返的话，这里的湖光山色也最足以消磨人的意志。所以，在鲁迅心目中，杭州西湖，更适合袁子才一类人，身上穿着罗纱大褂，与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优哉游哉的生活。当然那就无聊了。苏小小是南朝时的美女兼才女，她的墓现在新修，在孤山下西泠桥边，很热闹的地方，墓在亭里，亭本来叫“慕才亭”，爱有贝之财不爱无贝之才的游人，有意无意把它当作“摸财亭”，每天去她的墓上摸，甚至拿硬币去贴。这恐怕是鲁迅先生想不到的，也是美女苏小小和才子袁子才们想不到的。

    我们知道，鲁迅还写过《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对西湖十景代表的这种无聊的“十景病”也有深刻的批判。

    但是，仅仅这些原因，鲁迅也不至于不喜欢杭州。

    鲁迅晚年为什么对杭州一直耿耿于怀，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喜欢这里的一些党棍、文人。

    当时掌握上海文网生杀大权的多为浙人，比如潘公展、朱应鹏、穆时英以及鲁迅所怀疑的杜衡等，他的论敌之一王平陵虽然不是浙江人，却是浙江第一师范毕业的。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有故乡的许绍棣、叶溯中秘密呈请南京政府通缉鲁迅。许是台州人，叶是温州人。这件事发生在1930年，鲁迅和郁达夫等作家应冯雪峰之请参与发起一个叫“中国自由大同盟”的团体，鲁迅有一篇生前没有发表过的文章，专门谈到此事说，许绍棣、叶溯中两人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他，二人后来果然飞黄腾达，许官至浙江省教育厅长[以后因为和王映霞的绯闻有名]，叶官至官办的正中书局大员。当时确实有国民党浙江党部呈请通缉 “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的传闻，鲁迅也因为这个消息一度离家去避难。鲁迅为此还起了 “隋洛文”这个笔名。到1936年，他在去世前不久给杭州黄萍荪写信，还说到六七年前因为自由同盟的关系，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他的事。对这个办《越风》杂志的文人黄萍荪，鲁迅也指责他是受到许、叶的唆使，每个月骂自己两次。

    但通缉鲁迅的事一直没有人看到过正式的公文，也许“呈请通缉”只是“呈请”，南京国民党当局没有真的下令通缉，也许连“呈请”都是传闻。许对鲁迅有意见是真的，鲁迅曾批评过许的母校复旦大学，浙江当时是“复旦系”的天下。

    当然，浙江人中既有许绍棣、叶溯中之类，也有蔡元培、陈布雷、邵力子这样人品高洁的清流，他们对鲁迅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不说蔡元培亲自为《鲁迅全集》写序，备极推崇。在鲁迅移居上海的最初四年，蔡元培执掌大学院、中央研究院，每月给鲁迅发放三百银圆，名义是“特约撰稿员”，直到1932年初，国民政府以 “绝无成绩”的理由取消。

    出身新闻界的陈布雷、邵力子虽然弃文从政并且身居高位，毕竟对言论自由有着切身的体会，他们对鲁迅充满敬仰，加上一层同乡之情，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国民党当局对鲁迅的态度。特别是陈布雷，身居中枢，号称蒋的文胆，长期是国民党宣传工作方面的主持和决策人物，鲁迅著作的大量流布，和他是应该有一些关系的。

    鲁迅是1936年去世的，《鲁迅全集》在1938年就顺利出版，这和邵力子、陈布雷他们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通融，邵力子不仅尽快做了审核，而且特别指示：

    “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
   
    所以，《鲁迅全集》第一版是以比较完整的面目问世的。

    1944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八年后，战时首都重庆文化界要举办鲁迅纪念会，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主张，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布所谓鲁迅接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的津贴，以败坏鲁迅的名誉。结果，被陈布雷拦阻，布雷认为中央社不应发布这样的消息。鲁迅生前还是身后，浙江既有恨他的人，也有爱他、护他的人。但是，已经改变不了鲁迅不喜欢杭州的事实。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杭州 2008-01-21

【《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朱正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11/29.80元】

杭州文化人久久不能释怀的是，鲁迅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人间天堂。有一位浙大教授告诉我，据他考证，杭州给鲁迅的童年留下了阴影。   王 佩 文      我和鲁迅很有机缘。2001年，先锋戏剧导演张广天创作的“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在北京儿艺上演。我是剧组工作人员。每到曲终人散，大家就到东华门一带的小餐馆里消夜聊天。听到别人眉飞色舞地说鲁迅、许广平与朱安，我总是惭愧自己对鲁迅了解得太少太浅。   来到杭州，我听到了很多关于鲁迅的逸闻。杭州文化人久久不能释怀的是，鲁迅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人间天堂。有一位浙大教授告诉我，据他考证，杭州给鲁迅的童年留下了阴影。当时鲁迅的祖父因为科场舞弊案，在杭州蹲大牢。按照当时的规矩，儿孙探视坐监的长辈，可以在牢里住一晚。估计鲁迅在监狱里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从此对这个城市再也没有好印象。以至于后来郁达夫准备到杭州发展，鲁迅还写诗劝阻。   当然，以上逸闻不见于朱正新改写的鲁迅传——《一个人的呐喊》。朱正自1956年写过一本《鲁迅传略》之后，50年里不断订正增删，直到写出这新传。这本书使用了20年来新发现的鲁迅史料，并且有一些独特的创见。比如，他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朱正认为，是周作人错听了日本妇人的谗言。再比如，鲁迅与“左联”以及冯雪峰的关系，并没有前人想得那么简单。   我还是比较关心鲁迅的感情生活。朱正研究发现，在鲁迅日记中，只有一次提到过原配夫人朱安。那是1914年11 月26日，鲁迅写道：“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鲁迅后来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后来许广平跟鲁迅通信中，提到朱安，说“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但是朱正考证，这个“遗产”并不是母亲强加给鲁迅的，朱正说：“母亲给他定亲的事，是通知了在外求学的他本人的，鲁迅也没有做过不同的表示。”   后来鲁迅认识了许广平，一位进步文学女青年。两人你鱼我雁，通信频繁。称呼也在不断地变，从最初的“先生”、“兄”到后来的“嫩弟弟”、“小白象”。这些书信经过鲁迅编辑后出版，就是著名的《两地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出了一本研究《两地书》的专著——《近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作者是麦克道格尔。书中对书信原文和发表版做过详细对比，对潜文本作了深入的分析。   受条件所限，朱正老先生不可能作同样的阐释和发挥。这本鲁迅新传，在很大程度上像一本史料汇编，作者大量引用证人证言，有时引文达两三页之多。这不是作者偷懒，而是信史的写作手法，微妙之处需要读者自己加以推理和判断。   鲁迅说过：“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全面的鲁迅，可以去看看这本新版鲁迅传。伟人的轶事可以在酒酣耳热之际，讲给文学女青年听。至于“颇谬”的“妇”，就免了，大概只能在给孩子捉刀写作业的时候，争论藤野先生全名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