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头发的故事 (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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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头发的故事 (外一篇)

来源:《随笔》2015年第2期作者:张鸣

长毛，毛发虽然留得合乎圣人之训，但思想和行为，却非常让人不放心。长毛的复古发式，眼见得，越来越没有市场了。连进军浙江这样清初曾经激烈反抗满人统治的地区，都没有迎来渴望光复大汉天声的人们。

　   太平军又被称为长毛，清朝方面则概呼之为“发匪”。因为太平军不剃发，不蓄辫，有的时候束发，戴上帽子(冠)，扎上头巾，有的时候，干脆披散着。一般来讲，太平军对长毛的称谓是认账的，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呼自己人为长毛。当然，他们不会认可“发匪”，对应的，他们会回敬清兵为清妖，并不刻意强调他们的异族身份，叫他们胡匪。
　　太平天国的这种做法，是针对清朝剃发蓄辫的。当年满人入关，为了强调征服的意义，刻意让汉人随他们的习俗，男人需将头顶的大部分头发剃掉，然后将剩余的部分，编成小辫子。这种习俗，早年的鲜卑人就有，因此被称为索头奴。后来，女真人也是这样，继承女真传统的满人，继续这样，而且逼着汉人也这样。不消说，满人的征服，恰在这个头发的问题上，引发了汉人自发的反抗。所谓嘉定三屠，揭竿而起的汉人，其实不是反抗满人进驻，而是不愿意剃发蓄辫。
　　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此前的异族征服不是没有做过，但都不大成功，最终不了了之。在古代，人们对于事关身体的习俗，特别敏感。对汉人来说，“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圣人信条，是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信条，在民间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事关孝道，而且有巫术的意义。人们固执地认为，一旦伤害了自己的头发，就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灾难。而害人的时候，也每每要搞一点对方的头发，施行法术。但是，满人很强大，也很执拗。虽然，在推行剃发令的过程中，有过妥协，但最终，还是以不妥协的强力推行了下去。而汉人，包括士大夫，也只好以所谓“生降死不降”聊以自慰，死的时候，不仅穿明朝衣冠，而且把剃掉的头发也装殓进棺材。
　　只是，到了晚清时节，汉人经过两百年的努力，已经悄然地将剃发蓄辫的满人习俗，给改良了许多。从大部分剃掉，小部分留下编辫子，变成额头前小部分剃掉，大部分留下编辫子。汉人顽强地用自己的努力，一分一分地收复着失地，弄得满人也觉得这样剃发蓄辫才好看。而对于皇帝来说，只要剃发和蓄辫这两个屈服的象征还在，其他的，也就无所谓了。整个清朝，反清的造反，一般都在辫子上做文章，一刀剪掉。所以，只要听说哪儿有人剪辫子，皇帝就神经过敏，要地方官严查。乾隆皇帝，就发过这样的神经，闹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自己见鬼。
　　太平天国不剪辫子。他们只是不剃发，不蓄辫，尽量保持汉人原汁原味的发式。在太平军控制区域，不仅不许剃发，连剃刀都不能有，谁私藏剃刀，就是阴谋投敌，把自己变成清妖，所以，严惩不贷，发现就要杀人。所以，太平军不仅不剃发，连胡须都不能剃。在太平军统治时间长一点的地区，男人额头前的头发都是比较长的，因较长时间没有剃了。如果发现一个前额头发短的，不是新来的，就是敌人的奸细。当然，头发最长的，就是广西来的老长毛。对于他们，前额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剃过的痕迹了。清兵辨别新老长毛，一般都是看头发。
　　太平军用他们的头发，讲述一个古来民族主义的故事。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上说:“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不许剃发，把所有的头发都留着。太平天国的冠服是不是真的复古了，看来未必，只是跟清朝不一样而已。但发式却的确在复古中，不剃，不削，保留原样。今天复原的太平天国领袖的像，都经过了今人的修饰，实际上，当年的他们，是可能长发及腰的。
　　然而，在现实中，除了少数的檄文之外，太平天国在跟清朝的恶斗中，似乎并不刻意强调对手的鞑虏身份。按照汉人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思路，所谓的胡虏就是禽兽，就是狼犬，不仅无文明，无人伦，而且非人类。强调胡汉的分野，激起汉人的民族情绪，从理论上讲，的确是一种合适的策略。但是，这样古老的民族主义的呼吁，在两广也许还有点市场，到了长江和黄河流域，却已经很难唤醒当日的记忆了。由于清朝满汉隔离的政策，亲民之官，多用汉人。同时赋税不高，徭役不多，很多人不觉得自己身处异族统治之下。甚至对于脑袋上的头发，人们已经习惯了剃发蓄辫，岁月，已经将这种原本满人强加给他们的习俗，变成了自己的。跟太平军对阵的，满人也微乎其微，满眼望去，都是自家同胞。
　　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刻意强调的，每每是人妖之分。自己是人，而清朝人则是妖。人妖的分别，标准不是种族，而是宗教。对于头发，相对于此前反抗者激烈的做法剪辫子(还包括后来的革命党)，太平天国则更加温和。无论抓到了清兵，还是对征服地的老百姓，只要求他们散掉辫子，不再剃发就可以了。因此，一旦清兵再打过来，老百姓转投政府军很容易，找个剃刀或者别的替代品将前额剃一剃，刮一刮，再把辫子编起来就结了。在两军对垒之时，太平军投降的人不少，太平军占领的城市，想要逃出来的百姓更多。但是他们往往都会做一件事，剃发蓄辫。因为，他们也害怕清朝的官员计较。而剪辫子的做法，则更像是投名状，无论太平天国之前的反叛者还是后来的革命党人，这样决然的做法，用意就在于让人没有回头路可走。事实上则为渊驱鱼，对争取民众，效果更差。
　　其实，太平天国打出古老的民族主义旗帜，对争取汉人，唤醒民族压迫的记忆，唤醒民族仇恨，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器。再次易发易服，也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唤醒人们的被压迫的屈辱记忆。但是，最容易有这样记忆的人，是汉人士大夫。对他们来说，在异族统治下固然不舒服，但比较起太平天国拜上帝的毁弃传统，羞辱圣人，他们更不能忍受的，是后者。即使有个别民族意识特别强的人，乐意响应民族主义的号召，投奔太平天国，进来之后，也会为这个天国农民领导人所吓倒。所以，长毛这个原本能唤醒民族仇恨的象征，最终，除了作为太平军的标志之外，什么都没剩下。随着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宗教气息越来越浓，士大夫们更喜欢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而忘记了那个同样文采飞扬的《奉天讨胡檄》。这个变化，在太平天国自己，也有体现。《奉天讨胡檄》里通篇都在骂胡虏，到了洪仁 再次草拟讨伐清廷檄文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讨妖檄文》，里面的华夷之辨的色彩已经淡了，剃发蓄辫这样的事，居然不提了。只有在《钦定军次实录》的宣谕众民条里，才强调一下:“凡欲脱满洲鞑子妖魔之轭，投诚天朝，仍为中国华民者，必须留发。以诠父母鞠育之恩，以顺上帝生成之恩，切不可剃之。”
其实，到了晚清，清初紧张的民族关系，早已缓解。相对于种族的不同，人们更看重的是统治者的行为。在乱世之中，两下争斗，人们只是想要一个比较靠谱一点的统治者。长毛，毛发虽然留得合乎圣人之训，但思想和行为，却非常让人不放心。长毛的复古发式，眼见得，越来越没有市场了。连进军浙江这样清初曾经激烈反抗满人统治的地区，都没有迎来渴望光复大汉天声的人们。　　滥杀的王朝
　　农民造反的队伍，都比较喜欢杀戮。造反本是杀头的买卖，自己脑袋别在裤腰里闯荡，当然对别人也不大会客气。对敌对者杀，是展示自己的威力，对自己人杀，则是维系团体立威的必须。绝少有什么“仁义之师”，即使有，也是后来研究者的溢美之词。远的不讲，明末的造反队伍，都以滥杀著名，张献忠自不消说，有着屠川的恶名，李自成其实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一直有残杀过甚的名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流民，见惯了残忍，也就把残忍当工具，自然，洪杨的事业，也是这样。
　　战争过程的残忍和滥杀，两军对垒，彼此都差不多。尤其是久攻不下，一旦得手，每每会有屠城之举。在清军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屠城倒是不多见，但破城之后的滥杀，谁也难以避免。夹在中间的民众，被清军指为贼，被太平军指为妖，被滥杀者不知凡几。而清军方面，李鸿章的杀降，臭名昭著，太平军倒没有听说过有这样规模的杀降经历。显然，太平天国的滥杀，不是表现在战场上，而在于平时的统治。
　　我们说过，太平天国是一个具有清教意味的农民王朝。禁欲，是这个王朝的特色。正因为如此，许多在他们看来是社会恶习的现象，身在其中的人，都是该杀的。在他们眼中，只有用决然的杀戮，才能制止这些行为。这其中，有一些是所谓的不良行为的载体，比如看风水的堪舆先生，算卦看相的。太平天国规定得很细，有堪舆、卜、筮、祝、命、相的分别，但所有的这些人都在被诛杀之列。还有娼妓、女巫、戏子，以及奸淫、赌博、吸烟、吸鸦片的行为人，也免不了一刀。而在清朝，这些行业，包括做娼妓都是合法的，只有吸食鸦片非法，但也不至于判罪，更谈不上杀头。太平天国对于男女之事，防范最严，强奸的，男的杀掉，女的放走，但如果证明是和奸，则男女一并杀掉。有一段时间，即使合法夫妻同房，都是违法行为，只要被抓住，夫妻双双被杀头，算是违反天条。后来丞相以上的高官可以娶妻，下级军官和士兵不许，夫妻同房之禁，也无形中取消了。但奸淫之事却开始泛滥，尤其是后期招来各种土匪兵，更是无法约束。吸烟，甚至吸食鸦片者，也所在皆有，很多太平军的高级军官，都是鸦片鬼。禁欲的禁令，最后就变成了只对弱势者的一种霸道手段。
　　当然，作为一个宗教王朝，对于其他宗教，除了洋人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之外，概不容情。所以，在天国的境内，所有职业宗教人员，道士、道姑、和尚、尼姑都该杀，没有丝毫存活的余地。太平天国称敌人为妖，所有的妖中，除了清兵之外，就是这些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最可恶。受《劝世良言》的影响，太平天国对于反偶像崇拜，特别积极而且彻底。他们把佛道两教的和尚道士称为生妖，把道观和佛寺里的泥胎神佛，称为死妖。或者一概贬之为“该杀”。比如观音菩萨，就称为“观音该杀”，文殊菩萨，就是“文殊该杀”。死妖该杀，就是被捣毁，砸烂，生妖该杀，就真是动刀子。但凡太平军所到之处，佛道僧尼道士，莫不闻风逃走，如果不逃走，必定死路一条。这样的疯狂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历史，对于佛教有过三次灭佛的经历，但即使在这种时刻，也不过是强迫僧人还俗而已，对于并无罪过的僧道，见了一刀杀掉，这样的极端行为，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跟今日的原教旨主义者，倒是有点相似。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太平天国在居民日常管理上的严苛。天国规定，凡是私藏金银者要被杀头。这还可以理解，因为天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禁止有私有财产。只是，不许民众和士兵私藏金银，但位高者却可以大量拥有。李秀成在天京城破逃走之时，身上就带着大量的珠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些珠宝，暴露了他的身份。不仅如此，太平天国还不许私藏剃刀，凡是私藏剃刀者，均属于从人变成了妖的行为，要“定斩不留”。这是因为天国反清，不许剃发，私藏剃刀，有抗命嫌疑，所以要杀。进而，发现有剃发，甚至剃胡须，刮脸，都是违法行为，属于“不脱妖气”者，一样“斩首不留”。被判定是妖，必死无疑，连有妖气都不行，连降一格的处罚都没有，就是一个杀字。
　　干活不卖力要被杀，辱骂官长者杀，口出怨言者杀，饮酒者杀，编歌谣，讲故事，不合乎教义的，也杀，看了妖书，收藏妖书的也要杀。什么是妖书?所有的书都是妖书，除非天国重新审查过，再度刊印的(这样的书很少)。所有的邪歌、邪戏一概禁止，如有人聚众演戏看戏，“全行斩首”。也就是说，无论看的还是演的，都得死。书籍还可以等天国重新刊印，但戏剧歌谣则连这个盼头都没有，永远见不了天日，谁碰谁死。这样的文化专制，一个没有娱乐的世界，即使不是读书人，时间长了，也会受不了。
　　清朝的死刑，有绞、有斩首，十恶不赦者，才用凌迟。但太平天国的死刑，有点天灯(活活烧死)，五马分尸，还有桩沙(把人放在大石臼里舂死)和剥皮，当然也有凌迟。凡是被视为犯了重罪的，都这样大刑伺候。在比残忍方面，造反者一向不弱于统治者。
　　这么多的“死刑”，到底由谁来判决执行呢?也有这样的案例，天国的人犯了事，逐级上报，最后由东王或者天王裁决。但更多的时候，就是负责官员临场发挥，当场就把人砍了。事实上，如此多可以判人死刑的条款，根本就没办法逐级上报。而且太平天国也没有自己的司法审判制度，连成文的刑律也没有看到过。太平天国的统治，最可怕不是酷刑，也不是杀戮太多，而是随意性。每每都是由大权在握者按自己意愿，发布禁令，犯到了，就是一刀。据旁观的外国传教士看，太平天国根本就没有审判这一说，只要当权者高兴，就可以随意杀人。有的时候，禁令每每是临时起意，禁令毫无意义，而且发布之后，人们并不知道，但是，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借机杀人。有时抓来了壮丁，一看粮草不够，不由分说，就把人杀了。人是否被杀，往往看他碰上的这个太平军的将领精神是否正常。
　人性是有天生弱点的，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实未必，有的人对于杀戮和残忍有着更大爱好。这样的“天性”被激发出来，在一个动荡的岁月，一群好杀、好勇斗狠之人，能够滥杀，被特许滥杀，的确具有激励斗志的作用。滥杀的团体，对于一些嗜血的人来说，就是天堂。特别是，天国倡导禁欲，禁欲加上滥杀，对于社会上的性格扭曲的激进人士，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对社会上不洁行为的零容忍，是某些极端性格人士的特殊爱好，显然，太平天国给了这些人士一个机会，放肆地施展自己偏好的机会。同时，滥杀对于其他人，则有威慑作用。恐怖会导致人们的服从，绝对的服从，只要杀戮比较确定地指向“犯规”之人，那么人们不仅会因此而不犯规，而且会盲目顺从。造反者的秩序，每每是恐怖的秩序，为了建立恐怖的秩序，恐怖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况且，但凡农民或者流民造反，本身就是对压迫的反抗，对高等级人群的嫉视和不满，滥杀，就是发泄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只是，持续的滥杀，可以制造恐怖，也可以制造恐慌，含有敌意的恐慌。在两军对垒之际，只要对方的杀戮少一点，对正常秩序的维护意愿强一点，人们就会跑到对方营垒中去。所谓的得道多助，其实就是敌对的双方，有一方稍微讲规矩一点，杀戮少点，就等于是“得道”了。而反过来，持续靠制造恐怖维持秩序的一方，最终会被人们抛弃、别的不讲，单在经济上，就难以为继。没有人了，哪里来的钱粮呢?太平天国晚期，一样可以聚起百万大军。即使天京陷落，剩余的太平军，也动辄十几万，但往往忽起忽落，严重缺乏战斗力。靠恐怖可以拉来人，但靠恐怖却无法让人为他们玩命作战，只要碰到压力，就会四散逃命。靠恐怖，更没法建立一个正常的经济秩序，用以维持自己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