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股长宝典------专为3分1.5分主任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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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心病”：“利害”与“是非”的纠结

作者:王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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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中，官场是“利害”与“是非”最集中、冲突最激烈的“名利场”，当置身官场的官员身不能免“利害”与“是非”的纠结与缠绕时，往往越是优秀的官员，内心中“利害之心”与“是非之心”的矛盾冲突也越剧烈，也就越容易患上“官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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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有病，人知否?官员为何患上“官心病”? “官心病”说到底还是心理疾患，心病还得心药医。要医治“官心病”，首先要透过官场弥漫焦虑症的复杂现象，诊断“官心病”多发易发的官场生态和官员深层次的心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施以同情理解和人文的关怀。
　　在整个社会中，官场是“利害”与“是非”最集中、冲突最激烈的“名利场”，当置身官场的官员身不能免“利害”与“是非”的纠结与缠绕时，往往越是优秀的官员，内心中“利害之心”与“是非之心”的矛盾冲突也越剧烈，也就越容易患上“官心病”。
　　“利害”与“是非”一致的期待
　　“利害”之心与“是非”之心，人天生就兼而有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说：“人不仅生来就希望被人热爱，而且希望成为可爱的人;或者说，希望成为自然而又合宜的热爱对象。他不仅生来就害怕被人憎恨，而且害怕成为可恨的人，或者说，害怕成为自然而又合宜的憎恨对象。”如果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那么，希望被人热爱，害怕被人憎恨，则是人与生俱有的“利害”之心。
       如果说，是非分明是人性的高尚，那么，人希望值得被人热爱甚于被人热爱;害怕应该遭到责备超过受人责备，这就是人的“是非”之心。一般来说，“利害”之心更接近人的原始本能，较多带有人性的弱点，更多的是出于私心;而“是非之心”则是人性的高尚，较多是带有道德涵养和理性认知的人性优点，更多的是出于公心。
　　官员首先是活生生的人，具有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优点，同样具有“利害之心”与“是非之心”。但是，又不是人人都能够当上官的，官员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相比常人，应该更具道德修养和理性认知，也就是应该具有更强的“是非”之心和道德感。李克强总理说，当官发财，应当两道。商人重言利，官员重言义，这两者都是天经地义的。
       相比于商人，一个走在正道上的官员的价值取向更应该是为官一任，留芳一方，也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名声。更何况，官员名声的好坏与他的政治生命利害攸关，别人特别是上司的评价好坏直接决定着他为官的陟黜进退。一个具有很强道德感和理性认知的官员，不可能仅仅于满足于得到别人的钦佩，如果仅仅出于“利害”之心，因为受到赞誉、被提拔重用就沾沾自喜，就不免有浅薄之嫌。
       出于“是非之心”，他更希望自己真正值得别人的钦佩，能够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和提拔重用。客观公正的评价，既能迎合他的“利害”之心，又不违背他的“是非”之心，官员对客观公正的期待，正缘于对“利害”与“是非”一致的期待。内在的良知告诉他，只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才是得到了证明的、没有偏袒的、磊落无私的评价，与他的品行、才能相匹配的，也才能经得过众口铄金的考验，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人声政去后，民情闲谈中”，则是他寤寐思服、孜孜以求的从政的最大快乐。
       为了能够得到真正值得别人的赞誉，他会受内心的公正、是非之心的指引，勤勉从政、廉洁奉公、为民谋利，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努力使自己的品质和行为值得别人的赞誉。即使别人一时还不能了解他，赞誉姗姗来迟，他仍相信别人迟早也会以公正、是非之心评价他，他仍会感到内心的满足和期待。
　　“利害”与“是非”之间的取舍
　　然而，客观公正的评价永远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真正能得到客观公正评价的幸运儿并不多见。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却常常会出现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情形，得到的赞誉与应该得到赞誉相去甚远，而蒙受不明真相的指责和不公的耻辱则并不鲜见。“利害”之心与“是非”之心，这两者表面看起来十分相似，但很多时候区别很大，甚至泾渭分明，很多情况下非但难以一致，而且甚至处于十分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
　　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人们常常要在“利害”与“是非”之间艰难地抉择和取舍。而通常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舍“是非”而取“利害”，因为“利害”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或者说，连接着人们每根有痛感的神经。“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当“生”和“义”远在天边，孟子坐在书斋里，喝着茶这样说，也许是轻飘飘的。可是一旦斧钺在前，别说砍掉他的脑袋，就是割下他一个手指，他老人家也要痛得哇哇直叫，什么“义”不“义”的，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对每个人来说，“利害”如十指连心直接相连着自身之痛，这种痛感是十分强烈而难以忍受的。
       而“是非”关系到的是他人之痛，即使和他十分密切的人的痛苦，也不能使他感受到痛感，他至多只能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产生同情，激起恻隐之心。同情的痛苦与自身的痛苦比起来，是非常微弱的。因此，当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实际问题困境时，很难以公正是非之心从容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当。更多的是受利害得失的激情驱使而趋利避害。
　　权者，衡也。官员行使手中的权力时的权衡，更为集中在“利害”与“是非”之间的取舍。正如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对许多官员来说，以权谋私，还是以权谋公，这同样是一个关系生存与毁灭的问题。
       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官员身在官场，也更加身不由己。他官当上越大，越发现自己没有自由，越要依赖一张剪不断、理还乱的体制关系之网，也就越受由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组成的官场逻辑摆布。在法治不彰、人治难除的情况下，“潜规则”很容易成为官员在官场中的生存策略。当“明制度”难行、“潜规则”盛行时，官员如果遵循“明制度”就会寸步难行、动辄得咎，而奉行“潜规则”则会如鱼得水、左右逢迎。
过去有个说法，尽信了官法要打死，尽信了佛法要饿死，而有的官员则说，尽信了廉政准则要把路堵死。官场“潜规则”说穿了就是官场“利害共同体”为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约定俗成的对抗“明制度”的“暗规矩”，奉行者能够不当获利，而违背者则不当受损。       随着奉行“潜规则”的官员越来越多，正直的官员则越来越难与之抗衡。不被之“同化”，就会被之“异化”。不奉行者不仅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而且会被同僚视为“异类”，受到耻笑和嘲弄。试想，在一个作弊成风的考场里，你如果不作弊，别人至少说你迂腐得过于老实;而在一个大家都抱着球走的足球场上，你还规规矩矩地踢球，在周围人的眼中，难道不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吗？
　　成功与荣耀的光环难掩羞耻与恐惧
　　当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官员熟谙“潜规则”，把“潜规则”运用得炉火纯青而步步高升，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前呼后拥、众星捧月的成功与荣耀的光环，能使他感到真正的快乐吗?一个背着圣像的驴子，当路人对着圣像顶礼膜拜时，驴子也许自以为了不起而趾高气扬起来。但官员的智力显然超过驴子，他心知肚明，正如别人膜拜的是圣像，而不是驴子，别人奉承和羡慕的是他头的乌纱，而不是他的品行和才干，对来路不明的成功的羞耻感使得他的快乐很快化为乌有。
　　正如优秀的考生不希望靠作弊取得好成绩，优秀的球员不想靠踢假球赢得比分，优秀的官员也不想靠弄虚作假获得别人的赞扬和提拔重用。他们希望自己得到的赞誉是值得赞誉的，希望自己是凭德才兼备、真抓实干而得到提拔重用的。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但是，他要想获得真正的快乐并不容易，他正当的理想和抱负因与现实抵牾而往往难以实现。当正道行不通时，人们也许只能变通着走旁门左道。
       上述的官员也许在一次次在“潜规则”面前碰壁后，变得“聪明”起来：世人皆“浊”，为何我独“清”?何不随其波而扬其流?适者生存诱使他堕落起来：为了谋求升迁，他曲意逢迎、投其所好、讨好上司。但是，他的良知、自尊、自爱并未完全丧失。如果他是靠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投机取巧，营造假大空的“政绩工程”得到上级部门的好评和别人的赞扬，如果他是靠以权谋私、敛物敛财、跑官买官，得到上级领导的青眼有加而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高处不胜寒、周围都是黑，就不仅使他感到羞耻，而且使他感到恐惧。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不仅深为自己与卑鄙者为伍而深感羞愧，而且为自己葬送高尚而更深感耻辱。世事洞明使他看穿别人的赞扬其实是虚情假意、阿谀奉承， “潜规则”下深不可测的“馅阱”更使他不寒而栗。他害怕纸包不住火、乌云遮不住太阳、镀金政绩终会锈蚀、跑官买官难免败露。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他深知自己靠不择手段获得官位，相比窃贼更是卑劣之尤。他觉得永远洗不干净自己的手，抹不掉身上罪恶的红字。他更恐惧自己一旦东窗事发，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要他良知未泯，他就会在夤夜独处时经常受到理性反省和良心拷问的折磨，而害怕真相暴露的恐惧、焦虑更是如影相随而挥之不去的夜夜恶梦。只有那些卑鄙、低劣，眼中只有“利害”，心中毫无“是非”的无耻之徒，才能身处龌龊、身负罪恶而安之若素，不感到良知谴责，不感到害怕、焦虑而酣然入睡。不辨荣辱，对虚荣毫无羞耻之心之人，也就是真正病入膏肓的不可救药之人。
　　评价不公、任用不公的屈辱与抑郁
　　在纷驰骛、众竞进的官场，历来是得志者寡、失志者众。正如闪闪发光的宝塔尖下面都有层层堆砌的塔基，官场每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官员的背后都有很多因失意而郁郁不得志的官员。
　　凡官场的“潜规则”都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使得少数邀功请赏的官员踩着大多数埋头苦干的基层官员的肩膀而步步高升，直接挑战着公平正义的“明制度”。官场“潜规则”的最重要定律之一是，一个官员能力高低、干得好不好不重要，而能不能给领导留下深刻的好印象最重要。因此，越是与上级领导接近的官员得到赞扬和升迁的机会越多，而离上级领导越远的官员得到赞扬和晋升的可能也就越小。
       官员要得到提拔重用，最好是进入与领导关系密切的圈子，其次能进入领导重视、关注的法眼。这就造成一些常见的官场现象：正如长在茅坑边上的禾苗更为茁壮，领导身边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重用，被层层下派到下级地方和部门的重要领导岗位。这就害苦了最基层的官员，他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秘书给领导拎包拎几年”。
       相比招商引资这些热点部门的官员，从事社会管理和民生服务部门的基层官员，平时工作做到家，没有群体性事件发生，上级领导却认为他没有做事情。相反，只有群众上访到政府，堵住大门，上级领导着急了，他们再做工作把事态平息，这时候上级领导才会肯定他们很辛苦，做了大量工作，觉得对他们也要有所交待。所以，基层官员觉得更明智的选择是，宁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也不把问题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维稳更是硬任务。要解决维稳的麻烦还得靠基层官员，就必须靠提拔晋升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为了安抚基层官员，就要腾出新的职数，而上级领导觉得最省事的做法是以年龄为杠一刀切，让年纪大的基层官员提前退居二线。这样做的结果还是苦了基层的官员，不到50岁就提拔无望，过了50岁就得让位。他们说自己的政治生命是北极的太阳，匆匆转了一圈，才两三点钟就要落山。正如不想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升官的官员也肯定不是好官员。评价不公、任用不公是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承受的最大屈辱和抑郁。
　　人性的弱点是最不希望周围的人走到自己的前面，当官员们看身边出现的一个个新贵，就像不知是那根竹鞭上冒出的竹笋，越长越高，超过自己，岂能不郁闷得无地自容?对一个有政治抱负和才干的官员来说，得到了不应有赞誉和重用，固然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而遭受不应的指责和冷落，则使他感到更大的痛苦。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因为与上级领导的疏离而怀才不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为政治理想和抱负难以实现、才华难以施展而极度苦闷。
   更使他不能忍受的是，自己为了做官，已经付出了出人的代价，扭曲了人格，玷辱了名声，非但没有升成官，反而弄巧成拙而受到别人的耻笑和嘲讽。而最使他受到沉重打击的是惩罚不公，他不但为人作嫁衣裳，还要代人受过。为了丢卒保车，缘于上级领导重大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损失和后果，却要他来承担责任、承受骂名。相比于落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惩罚的愤懑而引起的痛苦，背上不应有的黑锅的阴影则是更加黑暗和令人窒息的阴郁。       他惊恐地发现，才高被嫉，名清受谤。真相永远扑朔迷离，世人总是不相真相。没有人会理解他是清白无辜的。人生苦短，譬如朝露。他对将伴随终身的洗刷不尽的耻辱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公正永远是弱者的诉求。他为讨一个公正的说法，为了讨回清白的名声，他将用自己的余生，不停地申诉、辩白、上访，而他也终于成了人们眼中那个可怜、可笑、可嫌的祥林嫂!
　　更不可忽视的是，在一个公平正义缺失的官场，甚至没有一个官员不认为自己吃了亏。既使是已经占到便宜的官员中，与占到更大便宜的官员相比，仍觉得别人便宜占得更多、更早，而为自己便宜占少了、占迟了而感到愤愤不平。如果说，人的潜能发展受阻是焦虑的根源，那么，心理失衡则是“官心病”最直接的发病诱因，“官心病”也就成了官场公平正义缺失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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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水浒》人物中可依靠的对象


文=周策宇


　　《水浒》是毛泽东欣赏的古典小说之一，他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
　　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以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
　　我们回过头再认真读《水浒》，就能领会毛路线上依靠的对象须具备甚么条件。
　　第一条就是立场坚定敢杀敢拼不怕死;第二条就是头脑不要太复杂，文化水平越低越好，最好是李逵这样不识字、大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蛮汉。
　　第一条好理解，毛信仰马、列主义。马克思当时认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目的;列宁说：夺取政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毛也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手下没有一帮敢杀敢拼不怕死的忠诚壮士，就不可能进行武装斗争。再说，武装斗争也合乎中国特色。
　　中国的朝代更替大都是武装斗争打出来的：周灭商、秦灭六国、汉推翻秦……唐、宋、元、明、清一直到本朝。
　　第二条，是孔夫子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产生的影响，头脑简单又立场坚定，这样的人最有战斗力，若是书读多了，知道了许多历史真相，也许观点就不会一致，使唤起来就不那么顺手了。
　　根据以上观点，我们再具体看看〈水浒〉人物里面哪些是“我们路线的人”。
　　李逵又名李铁牛，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家庭出身贫农，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这样的出身与处境，正是早期入伙最有利的条件，加上他在战场上表现十分勇猛，《水浒》第四十回中有一段文字描写李逵劫法场后 “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兀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象李逵这类“绿林大学” 敢杀敢拼的学生，立场坚定不怕死，又是战场上的主力，尽管身上还有酗酒好赌的流氓习性，但有的领导就喜欢这类人，毛说：“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有毛撑腰和介绍，李逵肯定是最早入党的《水浒》人物。
　　武松是河北邢台清河县(今邢台市清河县)人，属城市平民，家庭出身略逊李逵，他凭一身武艺走南撞北，居无定所，无牵无挂，是个流浪汉，有赤手空拳在景阳山冈打死老虎的光荣战绩，也称得上当时的名人，又有毛介绍，入党也是情理之中事。
　　鲁智深曾是渭州经略府提辖，是个旧军官，出身虽不怎么地，不过后来在二龙山建立了根据地，拥有一支武装力量，是革命早期党拉拢争取的对象，有毛泽东介绍，不但能入党，也许还能当个营长、团长之类的职务，至于他后来要在六和寺退党修行佛教，根据党的组织原则、纪律，根据入党誓词，却不一定能如其愿，因这事打成叛徒也未可知。
　　李逵、武松、鲁智深因毛介绍能入党，那么和李逵家庭出身差不多的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拼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等这些人呢?
　　军阀混战时期有句俗语：“扯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如果没有人介绍，他们为了混口饭吃，也不知会投奔到哪个党派门下卖命，倒是处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尤其是“社教”与“文革”时期，他们入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时讲究“政审”，所谓地主、资本家、右派……等“黑五类”、“二十一种人”家庭出身的人想入党，首先得背叛自己的父母祖宗，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入党因而大费周折……莫说入党，就连升学读书也没有资格，湖南1964年的中考、高考，成绩优秀但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绝大部分被剥夺了升学读书的权利，成为“知青”下放到农村劳动;上大学只论家庭出身不论学习成绩，发展到后来，象张铁生那样考试交白卷的党员也能上大学，并当作典型宣传。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石秀、解氏兄弟等人，凭他们贫下中农的家庭出身，只要他们愿意，轻而易举就能入党。他们和李逵一样不识字不会自己写入党审请，那，没关系，可由别人代写，只须按个手印，举起右拳头，跟着别人念完入党誓词便可成为党员。
　　那么，这些人入党后能否有所作为?
　　在黑白颠倒的年代，这些人如果混进党内，一定是不分是非的传声筒，难得指望做出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事来，能不开历史倒车就谢天谢地了。
　　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就是典型实例：那些法盲、文盲、崇尚暴力的李逵们成立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任意处置杀人，在短短的六十六天之内，杀害了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四千五百多人，杀害手段极其残暴!比起李逵“不问官军百姓，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阶级立场坚定”的鸟人!对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不问男女老幼，一律杀死。青年妇女集体轮奸后被杀害;在怀中吃奶的婴儿被刀枪砍死捅死从桥上丢到河里;六、七十的老太婆脱光裤子被投入八十余米的深坑;男人们被丢到石灰堆里活活烧死……
　　那么，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几员女将能不能入党?入党后的命运如何?
　　如果是革命早期，估计这些人可以入党，因为那时入党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这个时期的党员一定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那时入了党，其命运也还要看她们嫁给了什么样的党员老公，遇上钟情的，在大风大浪中还个感情寄托，若是碰上花心的党员老公，那可就惨了，在你为革命坐牢面临杀头时，那个花心老公却又有了新欢，此刻你还一厢情愿地思恋他，他却正搂着山寨夫心肝宝贝地喝酒作诗呢!
　　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和平时期能入党吗?如果顾大嫂不再开赌坊，孙二娘不再开黑店做人肉馍头，找点关系，估计问题不大，“在腐败治国”的特定时期，入了党后再回过头开黑店赌坊也未尝不可，若是有兴趣入朝廷参政议政，而这些娘们狗嘴里又吐不出象牙，提不出象样的议政方案，那也没关系，做个举手木偶，风波亭杀岳飞举手拥护，骂秦桧为岳飞平反也举手拥护，把握一条，只要随大流趋权势，就能当个年年参与议政的“不倒翁”，老百姓说你是个鸟，你昂头挺胸，亮出十二号针头都戳不穿的超级厚脸皮大声叫道：“俺这代婊又不是你们给的，俺就是个鸟!”人家也拿你没办法，你照样吃香喝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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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三娘在和平时期能入党吗?这个问题笔者不屑回答，且不讲地球人，只要是脑壳里没进水稍许懂点事的中国人都知道，武、貌双全的扈三娘，要想入党绝非难事，在特定的和平时期，混入党内王英式的长官廷尉多了去了，如果扈三娘不在乎二嫁、三嫁这些虚假名份，攀个干爹老爸，入党如囊中取物。　　宋江、卢俊义、吴应、公孙胜、关胜、林冲、花荣、柴进……等等，能入党吗?这些人都是“非无产阶级”甚至是“剥削阶级”出身，按照“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审原则，只要他们彻底背叛自己的家庭，他们“表现好”，通过考验，是可以入党的。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是革命队伍中的精英，事实上108位梁山英雄排座次，他们都名列前茅，占据了领导地位，由此推论，他们入党后，也必定位高权重。
　　而时迁、段景住这帮人，凭他们那一贫如洗的家庭出身，在“阶级斗争”年代，不仅能入党，还有可能成为优秀党员，还有可能霸蛮塞进高等学府“深造”，至于将来是否学有所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阶级立场”坚定，不会读书，塞进党校培训一年半载，出来后对社会对国家是否有所贡献?天晓得!
　　文革期间，湖南望城县杨桥公社副书记莫直正带领一帮人去托塔野鸡坪参观抗旱典型，听了那里社员从山洞中引出阴河水的事迹，回到杨桥召开基层干部大会，他当时说的话，过了四十余年，现在还活着的与会者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同志们，首先声明，我是一个‘大脑粗’(当时干部引以为荣的时髦话)没得文化，‘臭老九’的那套文条条的鸟话我不晓得讲，我只晓讲‘牛屎三担六箢箕’几句硬梆梆的话。这次到托塔野鸡坪参观抗旱，长了见识，学了经验。托塔野鸡坪的大队书记带领贫下中农到洞里头搞水，日夜奋战，在阴道里搞了四十多天，过硬把那个水搞出来了……”
　　如果“黑旋风”作报告，想来也超不出这水平：“我叫李铁牛，是个‘大老粗’，大字墨墨黑，细字不认得。东风吹，战鼓擂，吃过人肉杀过人，我怕谁?”
　　……
　　作为《水浒》108位英雄，早期参加革命，应该个个都能入党，包括好色鬼矮脚虎王英、开黑店杀人越货的地刑星张青、入宅小偷地贼星鼓上蚤时迁、盗马高手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还有那制造假酒谋财害命的地耗星白日鼠白胜等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
　　党的路线斗争历来就有，七次、八次、九次、十次……每次都得清洗一些或“左”或“右”的“叛徒”、“内奸”、“特务”、“反党集团”……这些位高权重的精英，若是站错了队，难保不被“批判”或“开除”。
　　宋江在三打祝家庄时立了功，受了表扬：“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可后来宋江接受招安，就成了叛徒，肯定被开除出党。至于卢俊义、吴应、公孙胜、关胜……这些人会不会开除出党?这就要看他们站在哪条路线上。就是站在正确立场上，也难保不被清除，冤屈的人事次次都有。且不说“文革”中多如牛毛的冤、假、错案，恐怕谁也统计不出历来的运动中到底冤死了多少人，毁坏了多少家庭。“大跃进”运动，造成全国性饥荒，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指出造成饥荒的原因，讲了真话，却莫名其妙地和支持他讲真话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真言逆耳利于行”，听不进真话，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结果造成了和平时期全国饿死三千多万老百姓的悲惨事件!若卢俊义、吴应、公孙胜、关胜等人凭着耿直心肠参加庐山会议，敢讲真话，只怕也会打成庐、吴、公、关梁山反党集团。
　　由此可见，《水浒》里入了党的同志，历经“反右”、“社教”、“文革”等运动及“三年大饥荒”等事件中，讲真话要格外小心翼翼，稍不留神，便有可能被“批判”，被迫害甚至被“开除”出党。
　　那么《水浒》里诸如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张都监、高廉这些狗官能入党吗?这些人呀，都是阿谀奉承之徒，深谙官场“巴结”之道，他们心怀鬼胎、表里不一，入党之前，不但不会说“我入党是为了贪污受贿”，反倒是“为人民服务”喊得震天响，一但党票得手，一但官场得意，便是“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坏蛋，其非法所得，决不是《水浒》里说的“十万贯”，而是“亿万贯”!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遇上励精图治、依法治国的英明领导，这些狗官便都一败涂地难得幸免。至于高衙内、殷天锡这类“贪二代”，倚仗“天恩祖德”，在党内虽能显赫一时，终逃不出正义的审判，君不见将载入史册的“石油亲王”、“电力老大”、“电信大王”、“厚太尉”、“薄知州”、“郭衙内”……，哪个逃得出神州天网?!万一阴差阳错侥幸逃过法律制裁，决逃不过人民大众的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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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转]胡星斗：中国人罪名大全作者：老鍾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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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常理推定、抢吃政府食堂饭菜、破坏计生……

      你属于哪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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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建议给老管罗致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丑化他，打压他，边缘化他。。。这样，你不就显得伟岸许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