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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野夫:文革中的底层之恶
原本我们会认为,越是在民风淳朴的底层社会,人与人之间越是充满关爱。问题是,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对“阶级敌人”的友善,会给自身带来危险。你必须表现出人性中的恶,否则自身难保。
外婆吊脚楼里的童年
我的故乡利川,是偏居湖北西南角上的一个县,“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这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伤心之地。
利川就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偏僻、贫穷而美丽。我出生在汪营镇西流水村,当年有很多边民来镇上赶集,就形成了一条用作集市的古街,大约一里长,铺着青石板路。街边有一条河流,沿河建着许多土家族的吊脚楼。我的童年记忆,就从宁静温馨的吊脚楼开始。
当时父亲奉组织安排去领导一家煤矿,母亲在区供销社上班,我家姐弟三人,就由外婆抚育在古街成长。那个年月是没有电的,吊脚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韵味。每个夜晚我都紧抱着外婆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讲故事的声音中入梦。外婆爱讲《二十四孝》,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日后我方才知晓,一个“孝”字,蕴含着外婆终生难解的痛楚。
外婆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曾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八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赴任之前,他把外婆许配给天门望族刘家的三少爷。刘三少爷,也就是我外公,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战乱年代,外婆就这样成了军人的妻子,茫然走向孤独的命运。
关于外公,我只知道他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抗战爆发后,他随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大宅日渐凋敝,外婆带着我母亲东躲西藏,靠捡棉花纺纱度日,饱受乱离之苦。终于等到日本投降,外公衣锦还乡,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本该阖家团圆,谁料外公早已重新娶妻生子,不认我的母亲,还逼迫外婆离婚。母亲性格刚烈,坚决改名换姓,以示与外公恩断义绝。而善良温婉的外婆,为成全外公的功名家庭,放弃钱财补偿,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族人皆知外婆贤德,因而挽留被弃的外婆住在破败的老宅,寡居的外婆,依旧恪守着刘家媳妇的孝道。1948年,外公奉命移师恩施,中途遭遇伏击身亡。灵柩运回武汉,外婆亲往扶柩。她没有一丝怨恨,默默将外公埋进了刘家祖坟。
这些悲苦往事,幼年的我哪里会懂,只有外婆慈爱的目光印入心底。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深入骨髓的品质,她永远对人恭谨热情,街坊无不称道。古街上住的几乎全是弱势群体,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外婆看到街上的小乞丐,都让我拿点饭送过去。结果幼小的我也学会了乐善好施,看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并不知道自家日子其实也很窘迫。有时母亲看不过去,说我两句,外婆依旧维护着我小小的自尊。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相信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其实外婆骨子里是个读书人,如果不是旧式家庭不看重女儿家的教育,她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才女。我看见外婆裁剪衣服很有趣,也拿她的剪刀比划,缠着她教我。印象中,那是外婆第一次神情严肃起来,她对我说,男人不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以后学什么好呢?外婆说,可以去学法律———她未必真正理解她父亲在日本学的法律为何物,却相信这个世界需要法律来主持公道。
可惜公道难求,“文革”的暴风骤雨,打破了古街的宁静。我的童年,在四岁时戛然而止。
噩梦 革命好像惊悚剧
1966年的那幕情景我永生难忘:我在古街上玩,忽然远远看见一大队工人,踏着青石板路而来。他们背着大刀、红缨枪,还有步枪和机关枪,昂首阔步,神气十足。队伍的最前面,走着我的父亲,还有他的一些同僚。父亲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还有个用草绳编的辫子垂下来———在四岁孩子的眼中,这是一个滑稽的扮相,我以为是父亲在率领着这支队伍,于是兴冲冲地跑回家报信:外婆,赶快上街看呀,太好玩啦!
但是,我看到了外婆和母亲的泪水。外婆将我紧紧抱在怀中,我懵懂地意识到,原来这并不好玩,灾难降临了。
父亲只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在1966年夏天的烈日下,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弯腰跪在批斗台上。所谓批斗台,是在街上新修的石阶,模仿延安宝塔的造型,上面写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父亲汗如雨下,母亲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给父亲送去。我从大人们的脚缝中奋力钻过,终于接近父亲,却被押着父亲的人一把夺去瓶子,摔碎在石阶上。
我家理所当然地被抄了。外婆的缝纫机被搬走,辱骂母亲的大字报贴满门窗,两个姐姐失学,还有人把机枪架在我家门口恐吓。现在我说自己的童年结束在四岁,是因为在那以后,我不再天真快乐,耳闻目睹的太多恶行,让我变得沉默寡言。
原本我们会认为,越是在民风淳朴的底层社会,人与人之间越是充满关爱。问题是,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对“阶级敌人”的友善,会给自身带来危险。你必须表现出人性中的恶,否则自身难保。原本常受外婆接济、对我家感恩戴德的乡邻们,突然都横眉立目。我看见街上的泥瓦匠每天在擦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和大刀,平日里老实巴交的乡民,一夜间都变成唱戏的:他们粉墨登场,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斜挎着盒子炮,在街上巡回来去,像是在彩排一出惊悚剧。
可是敌人在哪里呢?镇上流言纷飞,某天传说四川万县的造反派要来血洗利川,人们就架起了铁丝网和机枪,还在国道上埋下地雷。某天又是警报尖叫,说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要我们全体钻山洞备战。还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一群饥饿的知青,洗劫了镇上仅有的一家饭馆的馒头。于是全镇老少大打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把几十个知青全都打倒在街头。
还是说回我自己吧。念小学时,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生性调皮,班主任不喜欢我。于是到小学毕业,学校就不让我继续上初中。没办法,我只好上山打柴。1990年我发表过一个中篇《少年樵夫》,说的就是这段生活。你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人,为何要与一个小孩子为难,我差点就变成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混混。母亲一生不低头,唯独为了我去求文教站的站长。是母亲屈辱的泪水,使我重返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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