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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抗战时期一项伟大的教育决策
在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当是最辉煌的篇章。同政治和军事上的成果相比,这一时期的教育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更为可圈可点,甚至堪称世界奇迹。
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自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仅次于军费,教育事业因此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第一的战争年代,教育竟然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其中秘密何在?
一、面对意见分歧, 蒋介石力排众议,作出决策:“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平津、南京及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平津及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
其时,全国的局势更为严峻。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占5%,却要养活全国50%以上的人口。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主流的意见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中占主流。例如,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在军政界,争论也很激烈, 最能体现意见分歧的是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开口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则针锋相对。陈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完全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在这关键时刻,从蒋介石到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力挺教育。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刚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力排众议,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中做出了最终裁决,提出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则直接批驳“教育无用论”:“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这些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教育讲话和表态,纠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张,维护了“抗战”时期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不但没有暂停,相反还得到了保护——战时大专院校学生享有暂缓服兵役的权利。
重视教育需要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又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据侯杨方先生介绍,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二、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包括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 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公务员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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