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瑫 黄周颖：裸奔者范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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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瑫 黄周颖：裸奔者范美忠

何瑫  黄周颖：裸奔者范美忠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36岁的中学教师范美忠从距离震中15公里的教室中抛下学生夺命而出，却又亲手把自己送进了一场震动全国的舆论风暴。在震后10天的一篇文章中，他说自己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哪怕母亲也不会管，“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
铺天盖地的谩骂声接踵而至，集合了懦弱、无耻、缺乏责任心等评判的“范跑跑”一词广为流传，成为他此生难以揭除的标签。
然而，这一夹杂着愤怒情绪的刺耳代号，却远不足以呈现出这个千夫所指者的真实面目。在熟悉的人眼中，他是一个令旁人生羡却不敢效仿的精神裸奔者，逃离毫无归属感的故乡，考入最高学府，却又对之满心失望，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四处游荡。孤独、绝望、愤怒、狂傲、虚无、分裂成为他的人生基调，他的身上，交织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种种冲突悖论。
现实中存在一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他们身段灵活柔软，在现实夹缝中游走自如，为实现胸中理想常做出适度妥协。范美忠对之心生佩服，却从不愿效仿。幼年时，他日复一日用拳头击打自家墙壁，这一场景恰是他个人，乃至以他为代表的一类人命运轨迹的映射——个人欲求与坚硬现实持续冲撞，纵然疼痛，也不停歇。
震灾过后，那篇有意挑衅大众伦常认知的文章将他与外部世界的格格不入推向顶点。道德审判的狂欢之后，看客纷纷离场，他本人的精神余震却一直持续，至今已是7年。他将自己多年的精神困局形容为一个蛋壳，自己努力挣脱而不得，“范跑跑”事件却像是一把锤子，从外部将蛋壳狠狠击破。
锤子力道凶猛，砸碎了蛋壳，也砸伤了他自己。汶川地震7年之后，《智族GQ》记者贴身采访范美忠，探寻其漫长艰险的精神重建历程。在此过程中，他抛弃了曾经的精神教父鲁迅，尝试皈依基督教却以失败告终，随后投向了曾经怀疑拒斥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庄子的信徒。从鲁迅到庄子，这一精神源头的颠覆是否如其本人所言业已实现，目前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但其变化过程却摆出一道横亘在旁观者面前的命题：置身于纷繁复杂遍布困扰的世事之中，每一个向往精神自由的个体，究竟该以何种方式面对自己的内心。
裸奔者范美忠
▼布道
往返于成渝两地间的火车每天从四川省隆昌县金鹅镇瓜子岩村旁驶过，隆隆的汽笛声让村民们烦躁不安，却又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对于这个偏居川南的破旧村落而言，铁路负载着数辈人对繁华富裕的想象，以及改变命运的可能。但村中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孩子在成年之前，却从未获得机会借此打探外面的世界。1980年代中期，这个戴着1000度近视眼镜的瘦弱男孩，为自己制订的首要任务不是应对初中课业，而是日复一日用拳头疯狂击打自家泥土砌成的墙壁。三年过后，他的心愿达成，练出一身紧实肌肉，足以对抗父亲及四个兄长的殴打辱骂。
“青春期那种对父亲的彻底反叛，是我特别成功的一点。后来那么多人骂我，却完全击不垮我，为什么?因为这种经历让我十几岁就完成了人格的独立。”如今，43岁的中学教师范美忠回忆起儿时与父亲的冲突，将其视为个人性格的源起。家庭气氛的暴戾贫苦令他心生绝望，北大历史系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被村民们视作光宗耀祖，在他眼中，却获取了一种逃离压制的解脱感。
自1992年离开隆昌，二十多年间几经辗转，范美忠如今的落脚地，离故乡不过二百公里。2015年2月的一个清晨，我在成都文殊坊的一家茶馆里见到他。他被围坐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中间，与他们进行有关文学、历史、哲学的无主题自由讨论。这是为期一周的公益课程的其中一天，八个小时的讨论，他的回报是三四百元的象征性酬劳。
村邻眼中，没有比考入北大这样的学校更加美妙的改变命运的机遇。然而，1997年毕业至今，范美忠从未像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大多数毕业生那样，获取超过平均水准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但他却毫不在意，甚至从未对此产生兴趣。
牛仔裤松松垮垮，裤脚早已磨破。黑色羽绒服的下沿露出来了白衬衣的一角，另一角却藏在里面。十几个人中，范美忠是穿着最随意的一个。为了保证秩序，讨论引入了罗伯特议事法则：每人有两分钟时间提问，范美忠则有五分钟时间回答，一旦到时，必须停止，除非下一个人放弃提问。多次超时后，范美忠表达了反对。“这套规则是非常好的，但是用于开会，我们是讨论问题，并不完全适用。”
主持人表示，既已如此规定，就要执行下去。他再无异议，却加快了语速，陌生的人名和术语越来越密集地出现。他飞快地转动手中的纸杯，杯口已被捏扁。一脸茫然的面孔越来越多，但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他的眼神始终投往一个固定的方向，前方并不是某个提问者，而是人群外的一块地板。
他非常享受这种言说的快感，至于听众能否接受，不是他关心的问题。范美忠十多年的好友、北京十一学校特级历史教师魏勇这样描述他的讲课风格：“用叶芝、昆德拉、海德格尔、李泽厚作为下河前的准备活动，安东尼奥尼、伯格曼、基耶斯洛夫斯基也不过是一点儿小风小浪，真正的风浪是突然一下到了诸子百家，一个豪华转身、一个古典巨浪。于是，许多没见过风浪的学生被他打晕。”
正如范美忠曾在不同场合反复表达的那样，他在我面前多次评价自己为“中国最好的文科老师”。中午12点，讨论结束，我们走在去饭馆的路上，聊起了曾被他视为精神教父的鲁迅。“北大钱理群对鲁迅的研究根本比不上我。我花了五年做到了中国鲁迅研究第一人。”
然而，即使是他看来最理解他的朋友，也对他的这番自我判断持有保留意见。成都同辉国际学校校长李勇对我说，范美忠更像是一个不由分说的布道家，需要的只是一群听众：“美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老师。他更多考虑的是把我想说的尽可能说出去。可是好的老师要照顾受众的心理，他想听什么，他能听懂什么，他需要听什么?美忠是不考虑的。”
类似的评价，范美忠心知肚明，却不为所动。每接一届学生，他首先要做的是“在学生目瞪口呆之时对他们进行知识轰炸”。他也从不掩饰对大部分老师在智力和道德两方面的优越感。他曾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公开撰文：“我对那些要我注意教学方法的劝告不屑一顾：你们这些老师懂什么?连《史记》都没看过也跟我谈历史!你们那点儿可怜的知识和僵化的头脑再有教学方法也没用!”
在他的眼中，大部分老师是充当应试教育的帮凶，向学生们传递无用甚至有害的伪知识。为与他们划清界限，这个自视“中国最好的文科老师”的人，至今没有教师资格证。“参加这种考试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这自然令他付出代价。学生抗议、家长举报、校长停课、然后离开，如此周而复始，“大半个中国倒腾了一圈”。最短的一次在广州华美外国语学校，仅21天。但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他所痛恨的应试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各种人的反应都在我的预料范围内。每一次离开，主动权都在我自己手上。”
然而，当这种行事风格在特殊的历史节点出现在课堂外的公共空间时，受众的反应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令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也让这个自视极高却寂寂无名的中学老师在一夜之间世人皆知。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范美忠在剧烈震荡中，第一个跑出都江堰市光亚中学教室。10天之后，他在天涯论坛贴出《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我是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
这番言论迅即引起了无数批评与谩骂。次日，网络写手五岳散人撰文提出“范跑跑”一词，这成为了范美忠此生难以揭除的标签。
时任教育部发言人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北大历史系党委书记说：北大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耻，如果开除他，我们很赞成。类似的批评，当时无法计数。“如果发生在十几年前，我可能会去自杀。但当时我一丝这种想法都没有。中国十三亿人，哪怕十二亿九千万人说我是错的，只要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回忆起旧事，他的神情有些不耐烦——“我绝不后悔”、“如果事情重来一次，我还会那样做”，过去7年间，这样的语句他已经重复了无数次。
在他眼中，童年一次次用拳头击打墙壁，恰是他此后人生轨迹的映射——个人欲求与坚硬现实持续冲撞，纵然疼痛，也不停歇。正因如此，他人为名利打拼之时，他四处漂泊，寻觅理想的归宿;而当要求开除他甚至杀他全家的大字报贴上光亚学校的大门，他却选择留下，一待就是7年。
在他研究鲁迅的一本著作《民间野草》中，他引用里尔克的诗句：“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也许，还有许多人会死在途中。”而算上汶川地震之前的3年，他在光亚学校任教已近10年。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们一度觉得，他或许已经不再漂泊，找到了归宿。但他本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我见到他的一周前，光亚学校正式批准了他的辞呈。
离开成都后，我飞往三亚，采访在此休假的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谈及范美忠辞职一事，这个1949年后内地第一家私立学校的创始人说：“地震的事对他刺激非常深，我觉得他现在还是一个病人。他辞职的时候情绪是失控的，根本没有计划。”
范美忠本人的说法与此大相径庭。他评价自己如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生命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极度的黑暗中找到了出路”。他认为自己摆脱了曾经的精神教父设下的牢笼：“鲁迅无法解决你的问题，基本让你走向绝望。”
那新的精神资源是什么?一天午饭过后，他提议去一个附近的茶馆喝茶。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时，我向他提起了里尔克的那句诗。“那你觉得自己依然还在漂泊吗?还是说像他说的那样，已经死在途中?”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没有转向庄子，我早死了。庄子让我起死回生。”绿灯亮起，我们快步穿了过去。
▼漂泊
成德高速上车流稀疏，远方弥漫着四川盆地常见的雾气。范美忠的妻子吴文冰坐在后排，不时提醒丈夫开慢一点儿，注意安全。
吴文冰之所以坐在后排，是因为她肚里怀着孩子，需要宽敞的空间。按照预产期，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还有不到半个月就将降生。因为担心成都的医院过于拥挤，他们驱车前往德阳做最后的产前检查。
产检结束后，我们去医院附近的餐馆吃饭。刚一落座，范美忠问服务员：“青菜有哪几种?”对方一一列举，他摇了摇头，带着我们离开。他向我解释说：“文冰爱吃的那种菜这里没有，我们换一家看看。”妻子怀孕后，他包揽了买菜做饭的任务。“她做饭其实不好吃，所以我宁可多做一点儿。”看到我有些惊讶，他特意补充道。
这是范美忠难得一见的，让人嗅到烟火气的时刻。见到他之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斗士，永远在与人争辩宏大命题，柴米油盐这种东西似乎与他无关。
这并不符合范美忠对自己的判断。“婚姻拯救了我，让我变得柔软。我原来是一个缺乏爱、缺乏归属的人。一个人长期这样，心理是会变形的。买菜、做饭、带孩子，这些形而下的东西迫使我低下头来关注现实世界，这样的生命才可能是通透的。”
他的朋友李勇则张开双臂，用手势向我演示他眼中范美忠的变化：“在他的生活里，一头是物性，一头是诗性，前者是世俗生活，后者是精神追求，结婚前他无限地靠近后者，但这是非常危险的。妻子的出现，把他往另外一头拽了一点儿。”
幼年时的穷困常令人成年后被追逐财富的欲望所绑架，范美忠却恰恰相反。作为家中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儿时与四兄一姐抢食的经历令他对物质的欲求产生厌恶。初二时，有三个月家里没有油，盐巴在口腔留下的咸涩久久挥之不去，这让如今的他对街头的“苍蝇馆子”赞不绝口。与贫苦相比，他眼中对自己未来性格影响更为深重的，乃是爱的缺失。
曾经读过四年私塾的范父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还会杀猪、编箩筐、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上担任大厨，这使他具备超出村邻的挣钱能力。但自范美忠形成记忆以来，范父对赌博的兴趣盖过了一切。他总习惯性地将杀猪刀磨得锃亮，却只磨不用。早上醒来，范美忠总会看到一把利刃挂在墙上，这令他心生恐惧。
勤劳隐忍的范母挑起养家重任，农活最忙时，她夜里两点入睡，4点起床，以至于多年之后，七十多岁的她与九十多岁的母亲坐在一起时，比母亲显得更加苍老。“父母的爱是任何东西无法代替的，但我感受不到。母亲不是不爱你，但她必须出去劳动。父亲呢?他一早就去赌钱，天黑才回来，男人对家庭的责任感，你是完全看不到的。”范美忠说。
每年寒暑假，范美忠有两个多月时间可以回到隆昌。但最近几年，他在家乡的时间越来越短。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春节，他只打算回去两天，初二就离开。“在成都其实也很无聊，但是回到那里更难受。那是母亲的家，是你哥的家，不是你的家。你会发现他们面孔很熟悉，但交谈起来非常陌生，无法交流。那种时候你感觉极其孤独，坐立不安。”
这使他在成年后的漫长时间里，成为一个找不到归宿的异乡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只是一个过客。”《过客》是鲁迅《野草》中的一篇，主人公是一个不停向远方行走的老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范美忠在文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一篇对《过客》的解读文章里，他写道：“行走本身即已成为目的，停止即意味着死亡。”
四处漂泊时，他曾有一年未和家人联系过。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家乡的电话，才知道父母曾经以为他已经自杀了。原因是搜到他很久之前发在网上的一篇文章：《自杀离我有多远》。
他戏称自己有“处女书情结”，同一本书会反复买好几次，原因是“不想让上一次做的批注框束新的思考”。而这件事的另一面则是，每去一个新学校，他会把大多数书送给同事，只随身携带少量原典。到光亚学校前，他从未买过书柜，一大堆书就随意散落在房间里。“因为我每次搬家都清楚，这就是一个临时的落脚地，睡觉的地方，不是家。买书柜怎么处理?难道背着到处走?”
即使已经在光亚执教了10年，这种漂泊感依旧困扰着他。“我内心有非常痛苦的一对矛盾。一方面你渴望漂泊，因为你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让你失望，然后你就总会觉得有一个遥远的地方，神秘，未知，充满着可能性，就像当年的新教徒，漂洋过海，到美洲寻找新大陆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你又极其渴望有一个地方，让你觉得稳定、熟悉，心里踏实，有安全感。这是非常矛盾的感受。”
到光亚的前两年，为了抵御独居带来的孤独感，每天上完课后，他会来到学校附近的一个茶馆读书，点一杯10块钱的竹叶青，从下午两三点钟，一直坐到晚上打烊。为了找到“稳定、熟悉”的感觉，他每次都坐在同一个座位上。第一次去时，老板养的狗刚生了一窝小狗。每次去喝茶，他都要逗小狗玩儿，日复一日，一窝小狗只剩下一只，他却依旧每天坐在那里。除了老板，小狗只听他的指挥。
每到一所新的学校，他都会给学生们放映他最喜欢的电影，《死亡诗社》。那个孤独却饱含激情，鼓励学生自由思考的“船长”在曾经的他眼中，正是自己的化身。但多年过后他说：“船长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充满善意的。可我在黑暗阴冷的深渊里待了太久。”
促使他这样思考的是他的学生。汶川地震后，他对大多数批评意见予以猛烈的反击，但当光亚学校的几个学生表达对他的失望时，他开始反思：我是不是真的太过冷酷了?
答案是肯定的。他用一连串的形容词来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孤独、虚无、黑暗”，但又无能为力。“我也想多给别人一些爱，但是做不到。我从小没有感受过被爱的感觉，你自己都没得到过的东西，怎么给得了别人呢?”
▼裸奔
名为“第一线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班”的培训进行到第三天，一位听课的企业家请几位授课老师吃晚饭，范美忠也在其中。企业家来自新疆，饭桌上的话题便从新疆问题开始，自然地延伸到了更广的时局领域，时不时还会插进来几个荤段子——性和政治，男人们的饭局主题总是如此。
范美忠却几乎从不发言。他后来对我解释说，他对当下的时事并不关心。直到服务员端上了一盘秋葵，面无表情的他却一下子兴奋起来：“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王维的这首诗就是秋葵名字的来历。”原本热闹的包厢突然沉默了几秒，众人纷纷掩饰尴尬的表情，夸赞他有学问——在一个荤段子横飞的饭局上突然冒出两句唐诗，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情景。
另一位老师则成为了饭局的主角。他牢牢主导着话题的走向，偶尔开几句其他人的玩笑，实则是夸赞对方，语言风趣而不失分寸。他叫魏勇，北京十一学校的历史特级教师，范美忠最好的朋友之一。2003年，范美忠执教两个半月后被杭州外国语学校驱逐，在天涯社区发表帖子批判杭外校长。次日，魏勇发出《坚决反对范美忠的个人英雄主义》，两人由此不打不相识。互动几句后，他们发现对方竟是隆昌老乡，魏毕业于隆昌一中，范则是二中。
单从饭局上的表现来看，他们像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前者一身书生气，显出几分迂腐，后者则身段柔软，深谙处世之道。而二者的教师生涯也似乎是两条相反的轨迹：前者毕业于最高学府，一路颠簸，驻足于一所西部县级市的私立中学，后者师专毕业，从家乡的一所小学起步，一步步成为京城名校的王牌教师。
另一天中午，我和范美忠、魏勇一起吃午饭。聊着聊着，范美忠情绪有些激动：“我不怕别人骂我，你可以把我刚才说的写出去!”说到这里，他的手机响了，出去接听大概五分钟后，他回来说自己要赶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西装革履的魏勇用手指着他的衣服调侃道：“你穿得这么随便，就别去砸场子了吧?”范美忠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还是急匆匆去了。
就是这样两个状况迥异的人，却保持了十几年的友情，至今联系密切。双方都认为对方对求知本身充满热情，并且具备与自己对话的水准。他们共同的朋友，德阳外国语学校语文老师丰继奎向我这样分析二者的异同：“魏勇既有俗世的油滑，又同时怀有某种理想主义。相比之下，美忠是一个拙于谋生的人。他身边的很多人，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但在现实中其实都捕获了很多猎物。而美忠呢，一点儿猎物都没打到。”
对于性格造成的命运差异，范美忠不回避。“魏勇是一个有弹性的人，能够适当扭曲一下自己，在缝隙中游走前进，既让自己活得更好，同时能够实现理想。他这个能力是很强的，我很佩服。这种扭曲自己的能力，我几乎没有。”
在2012年一篇题为《启蒙者魏勇》的文章里，他用看似更为刻薄的语句评价这位挚友：“他在理想和现实、批判思考与体制限制之间周旋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魏老师的这种内心分裂能力和世俗智慧才是我最佩服的。”
当同样的问题抛给魏勇时，他将范美忠定义为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裸奔者”：“为什么许多人喜欢范美忠?因为他有侵略性;为什么许多人反感范美忠?因为他有侵略性……他的侵略性源于思想裸奔的举动，比基尼让伊斯兰长袍感觉到侵略性，裸奔则让比基尼感受到侵略性。所以裸奔者范美忠让一切比基尼思想者自卑羡慕，进而产生一起裸奔的愿望——当然，仅仅是愿望。”
童年的回忆毫无愉悦可言，尽管如此，范美忠觉得父母的一个共同点给他留下了愿意接受的烙印：真实。由于家事繁重，担任集体公社会计的范母曾一度辞职，几天后，邻居们纷纷上门请她回去，因为只有她能秉公办事。而范父也是从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人。“我爸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又臭又硬的感觉。不管是官是富，我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吹捧别人的话。”
一件事如果让他感到厌恶，他必定反对。他的姐姐范美琼回忆说，父亲有时酒后会殴打母亲，家里无人敢发出声音，范美忠却会站起身来和父亲理论。
这样的习惯被他带出了故乡。1992年，北大新生要在石家庄接受一整年军训，这被他视为“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年”。他每天熄灯后将头蒙在被子里偷听《美国之音》，直到随身听被没收。“这东西我军训前没听过，军训后也再没听过，但是当时禁止我们听，那我就偏要天天听。”
一年后的北大初体验，令他感到崩溃。他发现自己当时人文基础之薄弱，不但无法与大城市考来的同学相比，“甚至不及校门口卖盗版光盘的文艺小贩”。只是读了几本历史研究著作，他便觉得，自己过去12年阅读的课本，乃是满纸谎言，从小建立的世界观顷刻崩塌。一番恶补后，他又有了新的认识，觉得北大教授们多是寻章摘句的考据家，全无知识分子的情怀与格局。他表达失望的方式是放弃考试，在宿舍闭门自修，每天与室友辩论，且绝不认输。四年下来，成绩稳居末位，这并未让他失去批评教授们的底气：毕业后，他写出一篇流传甚广的《评北大历史系诸君》，将老师们骂了个遍。
这篇在今天看来过于愤懑苛刻的文章，夹带着他当时对个人命运的不满：成绩不佳，又无其他技能，找工作四处碰壁。他觉得一门心思读了四年书，其实是把自己推向了极尴尬的境地：20岁时才从零开始补课，基础之薄弱，注定成为不了大家。而若是投身于现实，他天天琢磨的东西，又离社会太远。
某一天，他突然觉得自己如此痛苦，全是书本的错。一气之下，把四年来买的一千多本书全卖了。
冷静之后，他决定做一名老师。“自己成不了大家，但可以培养未来的大家。”他回到四川，进入自贡蜀光中学。校长看中他的最大原因是，一个考进北大的人，一定能传授给学生们其他老师不具备的考试技巧。
这个推测是错误的。范美忠不希望学生们重演他当年进入大学后世界观崩塌的一幕，“我上课的基调就是猛烈批判教材”。不到一个月，党委书记嘴唇发抖地质问他：你觉得学生考试的时候，该写你讲的，还是教材上印的?
冲突不止于此。他的第一堂课不到20分钟就讲完，然后回办公室喝茶，因为觉得内容很简单，无须多言。他在公开场合对校长说高三老师都是在摧残学生，不顾同事们尴尬的表情。事实上，他并不把他们视为“同事”，而是“当我的学生资格都不够的蠢材”。
三年后，他不辞而别。类似的故事随后在不同学校反复上演。在广州华美外国语学校，他21天即被辞退，导火索是在课堂上对比蒋经国和邓小平。2005年，朋友丰继奎邀请他做关于鲁迅的演讲，台下坐着德阳几所中学的五六十位老师，他张口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文科老师多数都是白痴”。没过几分钟，人已走了大半。
“他就是比较任性，谁都不管，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绍兴稽山中学语文老师蔡朝阳与范美忠在新浪读书沙龙相识，一度共同担任论坛版主。他用10个字形容范美忠：“执着如怨鬼，纠缠似毒蛇。”2002年5月，这两位网友在绍兴的一处出租屋首次见面，接头暗号是一本林贤治的鲁迅研究著作《记忆》。范美忠毫无初次碰面的拘谨，聊了三天三夜。“你根本没机会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听不懂。他就是不停讲不停讲，你带个耳朵听就是了。”
与范美忠交谈的几天里，我充分体验到了蔡朝阳的感受。他极度看重言说的连贯性，对交谈环境也十分在意。和他去德阳的那天，我找了两家茶馆，都被否决，打车找了大半个小时后，他仍不满意，直到打电话咨询一个当地的朋友才选定地方。“我这个人对吃饭穿衣一类的事情不是很注意，但是聊天的地方，一定要感觉舒服，才能进入交流的状态。”
因对应试教育体系深感绝望，“不愿成为其帮凶”，在他的教师生涯中，还曾短暂穿插过一段媒体从业经历。在《经济时报》，一篇近万字的文章被删去三分之二，“感觉就像挥刀自宫”，在《南方体育》，“我忍受不了新闻娱乐化”，一个月就主动走人。他只得回到自己熟悉的教育领域，在成都的《教师之友》杂志担任编辑。
这段经历仍然是不愉快的。时任主编李玉龙回忆起一个细节：和一个教育专家讨论问题时，范美忠觉得对方姿态高傲却见识浅陋，骂他“傻逼”。李玉龙命令范美忠道歉，他强忍脾气照办，但最后还是忍不住来了一句：“虽然跟你道歉了，但我还是觉得你是一个傻逼。”
2005年下半年，《教师之友》团队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被迫解散，在尚未清理完毕的编辑部办公室里，他用一台旧电脑连写了一个月文章，名为解析鲁迅《野草》，实为复盘己命：“鲁迅自身对社会抱有过于完美的理想主义态度……他仍然缺乏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鲁迅的启蒙未尝没有效果，但是因自身心态过于急切，总希望更快地见到更好的效果，故反而产生失败和受挫感。”
他觉得自己几乎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偌大的中国，竟无一处自由表达的空间。”就在此时，在朋友的牵线下，他在成都的一间茶馆里，收到卿光亚的邀约，担任IB项目的中方老师。
IB项目全称为国际预科证书课程，学生获得证书，就可取得进入大多数国家大学学习的资格。没有指定教材，没有教学大纲，甚至没有固定的考试形式，都由任课教师自行掌握。该项目的学生不参加国内高考，这意味着老师也无应试压力。这些都令范美忠兴奋不已，觉得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制。
在光亚，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授课自由。为了表达对他授课方式的充分尊重，卿光亚甚至从未听过他讲课。但好景不长，他不再忍受外部空间的逼仄，内心的痛苦，却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无节制地蔓延开来。
他觉得找不到哪怕一个能与自己进行有质量交流的人，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多次抱怨学生“质量普遍太差”后，卿光亚甚至为他特意修改了选课制度，由学生选课改为双向选择，不喜欢的学生，他可以不要。
包括魏勇在内的朋友们，经常接到他抱怨的电话。“他经常说，学生差得不得了。他的兴趣其实不在教育本身上面，而是通过讲课这种形式去探讨高精尖的问题。他看到学生没兴趣听课，他自己也没兴趣讲了，好吧，那你们就自己看书吧。这是没有道理的，基础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大师、文豪，而是发掘孩子身上的可能性。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不会去挑拣学生。”
范美忠接受这样的批评，但不愿做出改变。教育对他而言只是走出精神困境的手段，不是最终目的。目力所及范围内，很难找到一个比光亚更宽松的环境，但精神之困却还在延续，这令他内心的绝望感达到了峰值。坐在都江堰堤坝旁那个固定的茶馆座位上，三十多年来的种种痛苦矛盾，累积到了即将爆发的时刻。
▼重建
范美忠偶尔会参加中学同学组织的聚会。多年不见面的同学，见面后总会问他，你原来那么强壮，现在怎么瘦了这么多。
在我面前，他突然攥紧了拳头。“因为那时候天天在墙上狂打，本来很平整的一面墙，打得坑洼不平。”拳头越练越硬，后来已经察觉不到痛感，他便不再满足于在家中操练，而是成天提着一根棍子到处走，等着别人与他干架。
类似的行为模式延续到了成年后，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他就转向虚拟世界。他不用网名，始终实名发帖。和现实中风格类似，他发帖火药味十足，回复极快，别人还没来得及回复一条，他已洋洋洒洒又发了七八条。
这种风格自然会激怒别人，针锋相对的反驳文章屡屡出现。这反倒让他结识了不少朋友，魏勇、李勇、蔡朝阳皆是如此。由于讨论话题多集中于学术领域，引发的波澜始终限于小圈子里，直到2008年5月22日发在天涯社区的那篇《那一刻地动山摇》。
7年过后，如今的他承认，当时的文风过于极端，语气比平时更加挑衅，但他强调，这是有意为之的结果，至今不后悔。“矫枉必须过正”。
为了躲避盛传的大余震，随后几天，他没有上网。直到三天后一个记者的电话，才让他意识到文章的影响。他问记者：我并不是一个受人关注的人，你采访我干什么?记者说：你自己上网看看吧。
“我蒙住了，不知所措。不是害怕，是压根儿没想到会扩散到这种程度。”直到风波渐渐平息之后，他才回过神来：提着棍子和别人在小巷里打斗，或许没什么。但若是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挥起棍子，结果就不是自己能预料的了。
记者的电话如潮水般涌来。他一概拒绝，希望事情渐渐平息。但发现一些曾对他予以极高评价的人也称他为“人渣”后，他推翻了自己。“我怎么能以这样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上呢?我还想用我的声音影响这个社会，如果现在不出来扭转这个形象，那以后说话还有谁听呢?”
在他自己的观察中，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成为了扭转形象的关键节点。一位辩论嘉宾请求主持人让他提前离场，在其看来，现场近乎疯狂的谩骂声，已经超越了承受极限。但范美忠表现平静，用微笑回应嘉宾的请求：“放心，我足够坚强。”
节目播出后，大量支持他的声音出现，舆论由此前的一边倒批评变得多元。无论褒贬，都已让他感到麻木，他更敏感的是，媒体约访时，不再将注意力局限于那篇文章，而表现出对他过往经历的强烈兴趣。
央视、新华社、《南方周末》、《朝日新闻》、BBC……媒体规格之高，问题之细致，令他意外。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他忍不住问记者：难道是中宣部下了文件要求你们报道我?回答让他哭笑不得：“竞争媒体都在做你的稿子，我们不做，就是漏题。”
一拨接一拨的采访，持续了大约三个月。“当时我突然就想：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传播我的观念呢?平时写文章发网上没什么人看，现在到处都采访你，那你就借采访把观念说出来噻!虽然他们肯定会删，但是总能出来一些的。”
对于邀约，他也并非照单全收。北京一家培训学校请他去讲座，他本已接受，但在临行前，得知对方临时将主题改为了“如何考上北大”，他在电话里大骂对方。“我当时非常生气。我这样一个反对高考、追求教育理想的人，你让我讲这个?”
一些心态乐观的朋友，觉得他是因祸得福。丰继奎曾对他说，这件事让我觉得你才是真正北大出身的人，你通过让自己下地狱的方式，上了从教以来最成功的一堂课。
但很快，情势急转直下。6月初，他接到通知，光亚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教育部指令，要求吊销他的教师资格证。这是一个乌龙事件，因为他从未获得该证，吊销无从谈起。但经媒体报道，他被光亚解聘的消息很快传遍网络。
危机时刻，曾经的电视剧导演卿光亚巧妙处理了此事。他一边向前来求证的媒体确认解聘的消息，一边安抚声称要起诉教育部的范美忠：“你先回家休息，暑假结束就回来。奥运会一开，大家什么都忘了。”为了让他安心调整状态，卿光亚后来甚至将他暑假期间的薪水装在信封里，开车送到他成都的家中。
正如卿光亚所料，一场道德审判的狂欢过后，看客纷纷离场，只留下千夫所指者默默舔舐伤口。谈起这段经历时，范美忠拿过我的笔记本，在上面画了一个圆圈。“这是一个蛋壳。我以前一直努力破壳而出不得，”说着，他又在圆圈顶端画了一个箭头，“直到2008年，那件事像一个锤子，从外面把蛋壳敲破了。”
锤子的力量太过猛烈，砸碎了蛋壳，却也砸伤了他。“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已经把人性看得过于阴暗、丑陋和虚伪，但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自己以前对人性的估计还是过高了。”
越是这样觉得，他越是想要摆脱曾经的精神教父鲁迅。他觉得自己对人性之恶的洞察已经达到了和鲁迅相当的水准，但这又如何?“鲁迅只提出问题，却从来不给出答案。”
决定离鲁迅而去的这一年，范美忠37岁。他在《荣格自传》中看到一套神秘理论，称37岁是一个人找到自我，精神发展走向真正成熟的节点。他将信将疑，阅读了更多材料，发现似乎确有道理——37岁这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黑格尔写就《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完成《存在与时间》。与他们相比，37岁的范美忠，却要彻底重建自己的精神体系。他形容当时的自己在沼泽地中越陷越深。“我拼命想抓住一个东西把自己拉上来，但扑腾半天，却不知道该抓什么。”
最难熬的时候，他通过打篮球透支体能来释放压力。李勇成为了他的球伴，几个月间，两人把成都市内所有小学的球场打了个遍。
时至今日，自认为已经上岸的他反复强调妻子的帮助。经朋友介绍，他们2006年初在网上认识，7个月后走进婚姻。为此，吴文冰放弃了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回到家乡。在京时，她曾借从事儿童出版的机会，混迹于北大的知识圈子。“北大的很多学者、博士，比美忠更帅，性格也更柔和。但是和他们聊天感觉很失望，根本没什么力量。美忠那种真、纯的力量感，非常有魅力，让我眼前一亮。”
“如果当时没有遇到我，他现在很可能已经走向崩溃。”范美忠认同妻子的这个判断，觉得对方带给了他一直所期盼的归属感。“我以前一直很害怕有了婚姻和孩子，就会失去自由。但婚后看法很快就改变了，它其实让你获取更大的自由，从那种漂泊的、没有归属感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他们在一起最爱做的事是，在书房里各捧一本书，读到触动之处就念给对方，交换各自的体会。汶川地震之后，在吴文冰的引导之下，亟须心理重建的范美忠每日诵读《圣经》，尝试和妻子一样，成为一名基督徒。
他一度觉得，基督教像是一架直升机，将会把自己从沼泽中拉起。但这番尝试最终以失败收场。“基督教讲求无条件的宽恕。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终究还是很难做到。”
▼出走
2015年1月31日的傍晚，范美忠在微信朋友圈公布辞职一事：“终于辞职离开光亚学校了。10年，这是我做得最长的一个工作了。稍事休息，接下来要做三件事：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准备华德福高中的历史课;继续写《庄子解读》。”
5分钟后，一位朋友留言：“嗯，终于摆脱了卿光亚的魔爪，祝贺!”
他马上回复：“我是很感谢卿校长的，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和照顾。只是一个工作做久了，确实感到疲惫和厌倦。”
看似平淡的回答背后，暗流汹涌。
2011年，他觉得自己对学生理解能力的忍受达到了极限，试图通过开设新课程的新鲜感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在西方思想长河中漂流多年后，他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传统，具体对象是《庄子》。这是一个带有偶然性的选择：“一般的作品我看不上眼，要教就教最好的。唐诗宋词好，但是太熟悉了，厌倦了。那就只有先秦经典了，《论语》讲了一遍，不喜欢。那试试《庄子》吧，其实我当时不懂，大学在床头放了四年，就是读不懂。”
头两年的讲授过程，“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讲得是不好的”。“当时我一直是在批判《庄子》，不讲逻辑，逃避现实。其实根本没读懂人家意思，还瞎批。”
他觉得自己随后突然找到了门径。“第三年才入门，第四年水平就已经非常高。可以说能够代表当代研究《庄子》的最高水平。”
如今，他的自我定位不只是《庄子》的研究者，而是皈依者。这是人至中年的一场精神出走：“曾经我对中国文化是完全拒斥的，但现在我觉得它绝非我以前想象的那样。鲁迅那代人对中国文化有很多成见，其实他们并不太懂。《庄子》这种原典，才真正涉及中国人精神的核心问题。”
“那你现在对鲁迅什么态度?”
“没有任何兴趣了。鲁迅全集还是要留着，其他研究鲁迅的书全扔了，除了我自己写的。”
他觉得“庄子把我对绝对真理的执着和理性逻辑的自由都打破了，这让我彻底自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和”。一个例证是，2008年的风波过后，他和妻子曾经把批评自己的言论全部汇集在一个文档里，现在打开这个文件，他内心不会产生任何波动。
早年间在课堂上大谈政治，向学生“放毒”的场景，如今鲜有出现。早前，他曾参加成都的一些知识分子聚会，在一场读书会中，大家围坐成一圈，谈起了反腐话题，挨个表达愤怒。范美忠感觉尴尬，差点儿中途离开。后来，他退出了这个组织。“别人都很愤怒，我一个人无动于衷，也不是很好。可是，总不能伪装愤怒吧?”
但一如过往，并不是谁都能认同他的自我判断。卿光亚眼中范美忠这几年的变化，就与他本人的讲述相去甚远。他在我面前表示出对范美忠未来生活的巨大担忧，例子之一，就是他不久前辞职的经过。
对于收到范美忠的辞呈，卿光亚早有心理准备。“每次地震周年的时候，总有媒体问他辞不辞职，为什么不辞职?不停地给他心理暗示，结果搞得他居然把辞职当成了一个提要求的法宝，每隔一段就来说一下。”
为了让范美忠留下，卿光亚屡次做出妥协。除了专门为他修改选课制度外，还把他的课程都安排在早上11点。“他说他起得晚。其实是没有理的，按照学校规定，早上8点准时上班，不管有没有课。他也不坐班。有一次他睡过头没来，我还去替他上课。”为了让他安心任教，卿光亚说自己还对他做出了一些暗中的保护。每年春天，都江堰市教育局都会派人来校询问范美忠的状况，卿光亚总会想办法错开范美忠讲课的时间，避免双方直接接触。
“狼来了”的故事上演了七年，终于成真。范美忠与成都华德福学校达成约定，将于2015年秋季学期起在该校讲授高中历史，他的妻子目前正是在此任教。他并不觉得华德福是比光亚更理想的平台，离开的原因只是厌倦了目前的状态。“我对中国的学校，已经不再抱有期待。一个地方待久了，即使它很好，我也会选择离开，因为它是旧的。”
按照他与华德福的约定，他本应在光亚执教到2015年夏天，但实际离开的时间却提前了半年。突然提前辞职的导火索，是一个看似琐碎的事件。
他错过了一堂期末考试的监考，高中分部校长为此开出罚单，要扣他三天工资。他当着校长的面将罚单撕碎，并向卿光亚抗议此事。“我当然是拒绝他。这种事情我不能通融。”卿光亚回忆说。而范美忠的反应则是，辞职。
卿光亚觉得，汶川地震让很多人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范美忠是受伤最深的人之一。“他比以前更敏感，更反叛。2008年之前，高中部是个外国女校长，要求老师着正装上课。他穿牛仔裤，校长要处罚他，他就跑出去买了一套正装，回来跟学生说，看到没有?这就叫规则，就叫纪律。可现在呢?”
无论卿光亚如何一再表达惋惜，这对合作十年的搭档终究分道扬镳。提前辞职意味着，未来半年内，范美忠将没有固定收入，可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必然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支出。但和过去一样，仍然无法在他身上感受到关于金钱的忧虑。一天傍晚，我和他一同乘坐公交，路过一栋闹市区路口的高楼时，他告诉我大楼的主人是一位北大哲学系1987届的师兄。“钱挣多少算多呢?很多时候只是个数字。每年成都北大校友会聚会时，这个师兄都是捐钱最多的，但那些钱换算一下，也不过是这栋大楼的几平米罢。”
他习惯性地将话题拉回精神层面。“我读懂《庄子》的同时，也完全解决了自己的精神问题。心灵得到自由，生命得到安顿。他让我的生命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思想获得了大突破。”
七年之间，从鲁迅到庄子。这种颠覆性的变化，真的已经完成了吗?他的朋友冉云飞告诉我，他强烈怀疑。“他一段时间内喜欢什么，他就极力推崇什么。这是他的大问题。这是多年累积的知识结构的缺陷造成的，很难解决。”
实际上，范美忠如今仍然在被一些问题所困扰，尽管在旁人看来几乎称不上是问题。几年前，朋友送了他一辆二手桑塔纳，也将烦恼送给了他。那天傍晚等公交车的时候，他说自己每天都在为出行方式感到纠结，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他觉得开车与否将自己置于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他最好的朋友魏勇觉得，判断他是否真正完成了精神的蜕变，还为时尚早，也并不重要。“我经常想，也许在我们同情范美忠的时候，其实他正双倍地同情我们。我们很多人都是假猎手，永恒地瞄着目标却永远不肯扣动扳机，而他想开枪就开了，管它准不准。开枪常失准头的猎手还是猎手，可永远不开枪的猎手还是猎手吗?不如说是猎物。”
文章来自《智族GQ》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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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有意义的教育  
                     2005年06月29日 00:26:08

]范美忠

北大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刺激        应该承认，我不是一个天生就有教育情怀的人。我之关心教育和形成自己对教育的认识，主要是因为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对我造成的强刺激。虽然很多人都在批判当下的中国基础教育，但对其弊端，我可能是体会和感受最深刻的人之一。 　    我出生在农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中学。1992年高考时，因为考得好了一点（据说还是什么状元），我进了北大历史系。当时我的同桌对我说：“你应付考试那么厉害，要是当老师，肯定能教出很多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 　上北大的第一年是军训。我受到很大震动，因为突然间我觉得自己的优势不仅全没了，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很无知，很无能。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踢足球！同寝室的北京同学听的唱的英文歌曲和摇滚我闻所未闻；他们还看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小说，这些人的名字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当时我甚至还看不懂。这时我才发现，他们的见识远在我之上。我被应试教育教傻了！虽然在高中时，我是同学中公认的比较喜欢读课外书，知识也比较渊博的人，但大城市和农村，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的环境差异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眼界一旦打开，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考上北大的分数实在没什么意义，能够背诵死板僵化的教科书上的教条，能够做一些低层次且并无实际意义的题目又能算什么呢？ 　    军训时这种差距感还不是特别明显，回到北大后我才真正地傻眼了：这里有国际马拉松冠军，有全国围棋、田径和乒乓球比赛的冠军；有父母是大学教授从小家学渊源读书很多的人；有能独立举行舞蹈和钢琴专场演出的学生……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社团活动、组织晚会也没我的份儿，因为大城市和重点中学来的学生这方面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我真的发现自己一无是处，12年的读书生涯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是家人和乡亲的骄傲，在北大我却感到非常自卑。 　     当感觉到评判标准变化，分数并无实际意义之后，在看清和承认自己被剥得精光、一无所有的现实之后，我开始拼命学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大学四年我只做了两件事情：看书和踢足球。但是请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看书需要时间，你十九岁进北大，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已经浪费了，除了认识几千个汉字，能背几千个英语单词，你还懂什么？其次，某些东西必须在适当的阶段接触和学习。一旦错过，你就再也补不起来了，补起来也还是有一个疤！最后，从同学间的比较来看，与那些生长在大城市，容易得到好书的同学，与那些家学渊源的同学，与那些中学时代遇到过好老师的同学相比，你很难再追得上了！你在努力，你在看书，别人难道就成天玩着坐着吗？ 　因为痛感差距太大，因为突然打开一个知识和思想的大世界之后强烈的紧迫感，我没法以一种从容的心境把这些书读透，而是以一种狼吞虎咽的方式，以一种可怕的速度进行恶补。 　在短短四年时间之内，我浏览了诸子百家，通读了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还有《全唐诗》、《剑桥中国史》，以及李泽厚、冯友兰的思想哲学史等等大量书籍。但这样的速度能读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未来的大师应该由我培养出来 　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我所受的基础教育，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我痛恨教育体制，痛恨课程设置，痛恨教材，声称对我的中学老师“一个也不宽恕”！ 　到大四时，我已经觉得要成为学贯古今中西的学术大师的梦想恐怕不太可能实现了，于是，我产生了要到中学去，改变基础教育现状的强烈冲动。我为当代中国没有思想大师、文学大师、史学大师感到深深的遗憾！我想：未来的大师应该由我培养出来。要是能培养出鲁迅、王国维这样的人，我该是多么幸福呀！ 　我为这个梦想激动万分。如果继续读研，之后留在大学任教和搞研究，我最多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学者而已，但如果我当中学教师，能培养出多少人才啊！因此，虽然班上公认我与其他几个同学是最适合搞学术的人，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是决定到中学去教书。在当时我们可能的出路中，以功利的标准看，到中学教书被认为是最差的选择――无权无钱，前途也已基本注定，所以我始终不敢告诉同学们说我想去教书，而是声称自己准备考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去中学教书时间会比较充裕，便于准备考研。 　尽管如此，我的选择还是坚定的，于是我到成都找公认是最好的四中、七中、九中三所中学的校长。他们说，哎呀，北大的，我们欢迎，但历史老师需要得少，至少今年不要。 　后来自贡蜀光中学接纳了我。这也是一所在四川很有名的中学。刚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同事听说我是北大的都感到很惊奇，说：“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才教书，你北大毕业有的是好去处，到中学来干什么？”有的问：“你的女朋友在自贡吗？”还有学生和老师私下里传说：“他在大学一定犯过错误！” 　 三年痛苦而失败的教书生涯 　在蜀光中学，我主要担任高一年级的历史教师。这个时候我的教育理念和想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给学生介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好书，介绍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各种哲学思想，让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就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知识；第二，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启蒙；第三，高度重视艺术和体育教育。 　应该说，我太书生气了，对中学教育的现状严重估计不足！其实，我本不该如此缺乏心理准备，因为我自己就是受那样的教育过来的，而且在中学时也没有觉得这样的教育有什么不对。但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应试教育没有改变，我自己却变了。 　随着知识视野的打开，思想的提升和见识的增长，北大四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脱胎换骨！明白了那些陈旧和僵化的东西毫无意义之后，我已经根本不可能把我高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不可能再如大多数老师那样机械地讲授课本上的死板的知识。以那种教法，即使我教的学生都考上了北大和清华，我也不会有任何成就感。因为那在相当程度上是反教育的，不可能培养出有人文情怀和公民素养，又具有真正创造力的人。在那样的教育中我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创造的快乐和意义感，同时，我对教育和社会的责任感也不允许我这么做。 　在我教书一段时间之后，校长从学生家长和老师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我的负面信息，于是，特意来听我的课。听完之后他找我谈话：“你上课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要少讲课外的东西。本来我们准备在你熟悉一年之后就对你委以重任，让你教高三文科班！现在你老讲课外的东西，讲教材以外的学术观点，一点都不管考试，又讲得那么深，我们怎么敢让你带高三？” 　我说：“我不想带高三，因为我不想摧残学生！”校长脸色大变，说：“难道高三老师都是在摧残学生？”我默认。与我同一办公室的高三老师则脸色尴尬。 　我刚去的时候对同事们还比较尊敬，经常去听他们的课。但他们的课上得僵化教条，让人觉得索然寡味。 　有一次期末考试是教同一个年级的另一个教师命的题，改试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居然根本不会做这些题，就去找命题老师要标准答案。这个老师很生气，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范老师，在其位，谋其政！要有敬业精神，不能误人子弟。怎么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做！”我的想法是，我教的是高一，这个时候文理还没分科，也还远没到搞应试教育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同办公室的一个语文老师讨论了一下关于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结果全校老师都传说：范跟王老师大吵了一架！我愕然。原来作为老师，他们已经如此不习惯讨论问题。我于是感到更加孤独、痛苦和寂寞。 　当然，我得承认，这个时候我的教育理念的偏差和课堂操作技巧的缺乏也是致命的。 　我的第一堂课很有趣：一节课的内容，我不到20分钟就讲完了，然后对学生说，怎么这么简单还要我讲？好！没事了。 　每接一届学生，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洗脑。我跟他们说你们过去在语文、历史等课上学的东西相当部分都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伪知识，真正的文科知识你们连梦都没梦见过。然后在学生目瞪口呆之时就开始对学生进行知识轰炸：从《史记》、《左传》、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从穆旦、海子到兰波艾略特；从弗洛伊德到超现实主义；从涅乐队到行为艺术。 　这个时候，学生的态度就开始分化：一部分只重考试的学生一看我讲的跟考试没关系，就开始做其他科的作业；一部分虽然听得云里雾里，到底还是觉得新奇，还是勉强在听，不管听不听得懂。你想这样密集的流派、理论、人名、书名的轰炸，学生怎么受得了！不坐飞机才怪！ 　我对那些要我注意教学方法的劝告不屑一顾：连《史记》都没看过也跟我谈历史！我自以为真理在握，一站上讲台就慷慨陈词，滔滔不绝。 　学生对我的评价也开始出现分化：有的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喜欢听我吹牛，因为我居然会跟他们讲兵器知识讲战争侃武侠聊足球！有的学生恼怒地说：“谁听他的，听都听不懂，他在那里自我陶醉！” 　我的确是在自我陶醉，我从来不理会学生的反应，不发动他们参与进来一起讨论。我也从来没问过学生对我的课怎么看，没问过学生希望我的课怎么上。我居高临下的态度和特立独行的狂傲姿态让学生对我充满敬畏。一部分学生根本不敢私下找我交流，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学生，尤其是爱踢足球和爱看书的学生又跟我没大没小，好像哥们儿一般。 　他一开口就告诉我们，中学历史教材没什么好教的，接着便开始把我们知道的熟悉的一点点东西贬得抬不起头，又狂轰滥炸般把一大筐我们闻所未闻的东西捧得天花乱坠。于是第一堂课下来，我们就觉得自己无知得如同白痴。 　第二堂历史课就有人开始做其他科作业或是睡觉了，包括我在内的另一部分人则仍然饶有兴味地听他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神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堂课。 　他的另类从头到尾地贯穿在我们对他的记忆中，没有过丝毫的磨损。 　他大谈鲁迅、穆旦、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卡夫卡、艾略特、《人间词话》。他曾经倾情地为我们朗诵穆旦的《春》，还曾请来他的一位朋友为我们讲那些陌生的音乐，讲谭盾、叶小钢。他觉得我们是那么的糟糕，却又坚持不懈地灌输给我们那些值得和需要了解的名字，仅仅是为了我们上大学后不会像他当年一样“像个白痴”。从这一点说，他比其他任何一位老师都看得远、为我们考虑得远，因为他没有任何功利的追求。在相对轻松的高一，他让我和很多同学疯狂地迷恋上了文学―――我和朋友从学校图书馆“挖”出了《人间词话》和几本诗集，兴奋地读着、谈论着。 　除了课堂上的范美忠，我还看到过足球场上汗流浃背的范美忠，大桥上一手拎菜一手捧书的范美忠，小书店里蹲在地上看书的范美忠。他是我所见过的把“另类”二字阐释得最准确最自然的人。惟一一次在办公室里见到他是一次期末考试后分发各班批改后的试卷。这种场合的混乱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成绩。嘈杂混乱中，他愤愤地嚷了一句：“一个分数就让你们成了这样！”他的话淹没在一片喧哗中。我当时正巧站在他旁边，听见了这句话，从那以后我再没去打听过自己的分数，不管是什么考试。 　他一定有过很多的故事和传奇，但我们不敢向他打听，只能从他讲课时的言语中零星了解一些。他的孤傲、博学和强健，给了我北大的最初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最后在北大和清华间的选择。但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学校里关于他的记忆在年复一年地淡去，我们有幸成了他在这里教过的最后一届学生，我们离开后，不知以后的学生们还会不会知道范美忠这个名字，即使知道了，又如何呢？不会再有人给他们讲叶芝兰波波德莱尔了。 　无论如何，我对他只有感激和敬佩，这是一种最传统最纯粹的学生对老师的感激和敬佩，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教过的这些学生，也不屑于他们对他的任何态度。我曾想过，如果现在有机会再见到他，甚至和他互相认识，我也会躲避、放弃，因为我知道自己只会被他藐视。我曾把他讲的一堂课录了一部分到磁带上，我只是常常怀念着那段有他这样的老师的岁月，那段毫无功利之求的沉迷于文学的岁月。 　（这个学生是2002年四川省高考理科状元，现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生，网名红蓼知秋。文章首发在榕树下散文随笔论坛。） 　 这就是我在学生眼中的形象。 　虽然这个学生或者还有其他一些学生对我心存感激和敬佩，但如果从真正的教育的角度来看，那时的我还基本上站在教育的门外，还远不是一个合格的专业的老师，我依然有愧于他们。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们打开了广阔的人文视野。 　 新的震撼：从学校到社会 　由于在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时极度缺乏策略，我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而学校环境的极度僵化、封闭和压抑，则让我觉得自己如置身于疯人院一般！在自贡蜀光中学教书三年之后，也就是在2000年夏，我毅然“飞越疯人院”，离开自贡到了广州，开始寻觅新的出路。 　如果说当初从中学跨入北大，从乡村到北京带给我巨大的震撼，让我感到知识和视野严重不足的话，那么这次从自贡到广州，从学校到社会，我再次受到强烈的震撼：我落伍了，我乡巴佬了！ 　 1997年互联网兴起时正好是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但我一直拒绝电脑，拒绝上网，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科技产品是反诗意的。这种拒绝一方面导致了我对电脑基本操作技术的陌生，也使我丧失了对很多新信息新思想的了解。 　到了广州之后，我首先寻求的是在报社工作。现在在媒体工作是不可能离开互联网的。去单位试用之前，我才要我的同学教我怎么打字，怎么上网。我不知道网络上还有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我甚至不知道Intel公司是干什么的。同学跟我谈起IT、八卦新闻这样的名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天，才在一个小城市的中学里待了三年时间，我与当初同样起点的同学又拉开了距离。 　虽然自己读了很多书，但我发现，这些书对我的工作帮助并不大，或者说这固然是一个基础，但却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能力。因为一般的工作都用不上这么高端的文学、学术知识和思想。一般来说，这些工作需要的是综合能力，比如要同时具备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电脑的操作能力、对新闻的敏感和策划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创造能力、基于具体工作需要的实践能力，还有就是不断学习的能力和迎接挑战的精神。 　一方面因为我相关工作能力的缺乏，同时还因为我没有起码的工作经验，在最初的几个工作岗位上我很失败。比如，网站一般要求会网页制作，我不会；我到外企去面试，人家要用英语，可我学了十年只会读却不会听和说的傻瓜英语，这一关就过不了；我参加了半个月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员的培训，结果我根本没法开口向人家推销……我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解决不了的，但我还是庆幸我在这个年龄走出了学校―――如果再过两年，我还有勇气出来吗？ 　最后我这个网络技术盲居然在一个网站找到了工作。这次起作用的是我对足球的狂热爱好，因为该网站招聘的是足球频道的编辑。 　 从重书本和知识到重能力和实践 　这次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书本与实践，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巨大距离。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反思：我给学生传授了大量高深的文学、思想方面的知识，除了以后搞学问和当职业作家的极少数人之外，他们需要得了那么多吗？我只考虑了极少数学生的需要，而基本没从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角度考虑过问题。我是给了学生真知，但也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而已！我让他们在实践中去体会和学习了吗？我注重他们的情商以及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组织策划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了吗？我从超越知识、学科和学校的大的社会视角来审视和考虑过整个教育吗？ 　这一次经历再次强烈地冲击了我的大脑，使我重书本知识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要培养一个好人，而且要培养一个有用的好人，或者说培养一个有用的公民。它影响到了我再次到学校――到杭州外国语学校之后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行为。 　 2003年4月到6月，我在浙江省最好的中学之一杭州外国语学校教了短短两个月的语文。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否定第一阶段的教育理念，依然首先对学生进行“洗脑”，给学生大量介绍文学、历史、哲学、思想、电影、摇滚、绘画等各方面的课外知识；依然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同时，我也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注重对学生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比如，上课回答问题，很多时候我都叫学生站到讲台上面对全班同学陈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学生不好意思，说可不可以就在下面说。我说不行，你必须习惯站在讲台上面对众人的目光从容自若地表达或表现你自己。要是站在台上讲话都不敢，你以后怎么当领导、当主持人、当记者、当老师？怎么跟人打交道？我问学生：你们想一想，上了大学之后，如果要搞研究，你现在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如果你走向社会，你又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文学社办杂志，我大力支持。因为我认为，即使是这么一个很通常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得到锻炼的地方也太多了：要为文学社拉会员，要自己筹集资金，要自己设计封面，要自己根据读者的需要策划栏目，要自己约稿、撰稿等等。杂志内容可能涉及文学、思想、音乐、电影、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而这没有广阔的知识面显然是不行的。杂志做好之后，学生还要自己在学校里做广告销售，这跟学生走向社会之后的实际工作几乎完全一样。 　这些东西都是学生在一般意义的课堂上学不到的。当有的学生觉得做杂志耽误了学习时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考试成绩的时候，我就会开导他们。我想，这样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学生，真要他们走向社会去做杂志或者报纸的时候，他们不会有太多的不适应感，仅仅因为他们有过这么一段小小的经历，他们在以后面对一些类似问题的时候，就会比那种只会考试的人有更强的能力和自信心。 　由于时间短暂和条件的限制，我没能去探索更多的做法。同时我依然自恃知识渊博而根本对课堂操作技巧不屑一顾。由于缺乏自觉的理论意识，我的某些做法还带有自发的性质，比如有时我也会让学生参与对话，会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再加上我比较强大的知识背景和灵活的应变能力，这个时候的课堂效果就非常好。 　但很多时候我依然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顾“最近发展区”这样基本的教育规律，这种时候学生往往就很被动。我总是觉得教材上的很多内容过于简单，匆匆几句话交代过去，而迷恋于讲高深前卫的知识和思想，根本不顾及学生的接受和消化能力。我依然对学生进行知识轰炸，很多时候只图自己讲得痛快，而很少让学生参与，也很少了解学生的感受和想法。我比较偏爱在文学艺术和体育方面出众的学生，而较少顾及其他学生的感受。除了思想启蒙之外，学生的人格培养方面我基本不关心。在课堂上，我对学生是一种居高临下而非平等的姿态，可我反而奇怪：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提问？为什么不站起来反驳我―――我给学生创造了这样进行质疑和讨论的环境和气氛了吗？我有自觉引导学生质疑和思考的意识吗？ 　 我在BBS上看到了学生对我的评价，好话多： 　个人觉得，我们都能默认和默许各种平庸，以及纳入潜在规则的乌烟瘴气、钩心斗角，应该也能“容忍”范美忠的愤世嫉俗，即便他在眼下的“规则”之外―――何况，他的话也没怎么大错，呵呵！―――濯足的青衣 　他的想法的确芜杂了一些，讲话时而破碎，各种观点在他脑子里不断涌出，还有什么生活管理不好―――对他来说也许可惜，但不足以作为诟病的依据。世界上有点奇怪想法的人大多都貌似行为古怪，我倒觉得他们的存在补足了太过蓐柔圆熟的社会。―――飞非 　他当了偶两个月的老师，没有听过他的课的人根本想像不到他的才学如何好。我们听他讲课简直就像是一种享受，他读的书比我们一个学校所有人读的还要多，而且几乎是过目不忘，看过的内容他几乎是记在脑子里的，随时都拿得出来。虽然他有时候说话做事有点偏激或者不合常理，但我们都很崇拜他，很尊重他！―――小桥 　我是范老师现在的学生，我觉得他是值得敬佩的老师（以前还没有老师让我敬佩），他太有自己的见解了，没有什么隐瞒，没有虚伪。直来直往！ 　 老师的评价则复杂得多： 　不可否认范老师学识的渊博，思想的深刻，他的课可能很受学生（尤其是处于青春期极具叛逆精神的中学生）欢迎，范老师在大学的课堂里可能还能立足，但在中学的课堂中，个人感觉不是很合适……课堂上如果不跟随教纲、考纲，结果只能是在高考中吃亏。中国的教育需要改革，是不争的趋势和事实，国家的考试评价体系，教材的设置体系，教师的课堂教育，学生的学习模式等等，改革必须是各方面配套进行的，绝对不是靠一个老师或几个老师的几堂素质课就可以解决的，试问抛开教材，单纯讲学生认可的内容……结果会是什么？如果最后不能上大学，家长又有几个说无所谓的？ 　 进入《教师之友》：开始真正的教育思考 　虽然在此之前对教育也有一些想法，但我不得不承认，在教育方面我并没有太多深入的思考。我观照教育的角度其实跟人文学者和作家并无多大差异，直到2003年10月到《教师之友》杂志社以后，我才逐渐开始获得一种将宏观的教育理念和微观的现实操作结合在一起的完整的教育视角。 　 促使我视角转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对《教师之友》杂志的阅读。这种阅读的感受是冲击性的，是全新的。我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怀抱理想、关注、思考和研究真问题的教育杂志。 　其次就是对一些重要的教育书籍的阅读。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学会生存》和《帕夫雷什中学》。 　一、《学会生存》指出学校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封闭性：管理权是封闭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垄断；教材的编写长期以来是垄断和封闭的；教师也是封闭的，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很难有机会进入教育系统；学校与外界之间是相对封闭的，学校很少请各界人士，比如科学家、学者、企业家、新闻记者和作家等到学校来作讲座或者兼课；教育的场所是封闭的，老师和学生很少走出学校去打开眼界，去学习实践，去了解社会的需要；评判标准是封闭的，无论是对教师的评判还是对学生的评判，因而在现有教育体制内部被认为是优秀的教师、优秀的学生、有价值的知识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就未必是有意义的和合理的。教育封闭性的说法给我以很大启发，也让我对如何打破封闭性产生了很多联想。比如，我认为，如果所有师范毕业生都有机会进入社会，从事和体验一下别的工作，那么他们将可能对什么才是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有价值的教育形成更为深刻和直观的认识。 　二、教师从一个知识的传递者变成一个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学生思考的引导者和激励者，一个交换意见的参与者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这是《学会生存》对教师角色的定位。现在关于教师角色的说法不少，我仍然认为这个说法是最准确的。这个关于教师角色的定位也让我想了很久，因为原来我就只是注重单向的知识思想传递，而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学生仅仅记住了一些呆板的结论而没经过自己的思考，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如果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没有同时获得思维的训练和拓展；如果学生对书本和老师都产生了迷信；如果学生接受的是单一的结论，而不是在开放的论争和对话当中去建构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那么这样的教育其成果如何是值得怀疑的。 　三、学会学习、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事、学会生存，这是《学会生存》一书提出的教育的四个支柱，其核心是学会生存。而学会做事这一点，就已经是基于社会对个人素质实际要求的考量。 　第二本书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这本书所呈现的该中学在文学、艺术、科学和技术教育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让我震惊，而其时间还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实践而非空想啊！同时本书作者和该中学老师宗教般的教育情怀和高度的专业知识素养也让我击节赞叹！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新课程所追求的东西他们大部分都做到了。比如对文学艺术的重视、对生命的关注、对学生实践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等等。要说不足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特定时期的某些因素的制约下，其公民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 　    作为一个教师，我以为，持续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实践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我在追求教育理想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即使现在，也有太多的教育问题我并没有思考清楚。 　    现在，我们重新筹建了第一线教育顾问有限公司，公司每月出版电子杂志《教育飞船》，并举办一年一度的暑期高级研修班对教师进行培训，还开通了“第一线教育网”，为有理想的教师搭建网上交流的平台。我们力图将人文思想关怀注入到现在的基础教育中，并致力于现代西方教育理念与中国教育实践的结合。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平台上，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教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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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天涯访谈



    12月30日，网络名人范美忠接受了天涯杂谈的访问，回答了众多网友们关心的问题。以下内容根据访问情况整理而成。
　　
　　问：是什么样的勇气让您把这件事情弄的像自己做的很光荣很对一样给公布出来的？您觉得以您这种观点能够教好祖国的未来么？如果能，请问你想要祖国的花朵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听说您又重新走向了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当然，在我心里绝对不包括您，至少在我心里",您觉得当您教的班级里的孩子们的父亲母亲在听说是您这样的在危机时刻可以连自己父母都不要的独立思考的光荣的人民教师在给他们的孩子启蒙的话，他们还会继续的心甘情愿的让他们的孩子到您的班级上课么？
　　答：我地震中的行为和观点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公布出来不需要什么勇气.我教育学生诚实面对自身很好啊.我想要的是祖国花朵能争取自己的权利,承担自己的责任,坚持底线道德.在你心我光不光荣并不重要.至于孩子的父母是否会让我上课,我的一些学生家长当时就打电话表示了支持,我也向学生了解了一哈,有少数反对的.
　　
　　问：看了几篇批判你的文章。。所有关于是非善恶的言论基本都是扯淡。。我现在倒是比较关心你的个人处境。。有想过怎样解决自身困境吗？
　　答：我个人处境还好.不给教书,他们也不准22我出书.但这个社会要谋生很容易.开个书店或者茶馆什么都可以啊.我老婆也能挣钱.经济不是问题.就算万一有困难,也有朋友会帮助.不是问题.。
　　
　　问：在为诚实付出代价之后，老范如何看待当今表面光艳内心龌龊的社会
　　答：这个社会在面对我的时候的表现虽然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毕竟大学毕业以后我已经在其中打滚十几年.只是我还是没想到很多人如此虚伪装逼,如此自以为绝对正确.。
　　
　　问：范老师准备在民族大学的演讲为何临时取消了？北京那个聘用你的学校是利用你炒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答：有这么回事,他们确实不有名,但他们给了我机会.就算他们有炒作的成分,但我既需要经济收入,也需要讲台.
　　
　　问：就老范在北大学到的历史知识，能否谈谈中国政客和投机者们美其名曰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5000年吃人历史
　　答：专制,压迫,奴役,剥夺,谎言而已.什么光辉灿烂,博大精深.如果真有那么美妙的传统文化,今天的政治和社会又怎么会这样。
　　
　　问：老范能否以此为契机，浅谈一下理想社会和对民主的看法.
　　答：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但相对较好的社会起码应该有组织政党的自由,新闻出版自由,言论思想自由.公开的政治,人权得到保障.公民的素质也足以承担责任来维系这样一个社会.而每个个体的公民能够诚实地面对自我,追求个体的完善.社会具有诚信,政府廉洁有效率.在这个社会人们通过自己为社会的贡献,正当的努力而赢得尊敬并获得回报,而不是因为他拥有权力或者腐败裙带关系什么的.还应有广阔的民间社会的空间.在基本法律和底线道德之外,不同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能够得到尊重.社会因自由而充满活力,因正义得到实现而并无多少暴力和混乱.。
　　
　　问：您说就算是您的母亲压在里面，您也会毫不犹豫的跑。请问:你母亲现在知道你这句话吗 ? 她对你的这句话是什么态度 ?
　　答：我的意思是,在救不了别人(包括母亲)的情况下,我会先救自己.中央电视台记者问过我母亲这个问题.我妈说,我平时对她很好,是个好儿子.似乎这句话对她并无伤害.她好像更看重我平时对待她的行为而不太在乎我说的什么.
　　
　　问：现在有这么多的反对声音，哪么你觉得现实生活中可以承受么？是不是也后悔当初有这样的言论呢？
　　答：我不是今天才面对各种反对的声音,自我工作以来一直面对各种压力,饱受内心分裂和绝望的折磨,如果神经不够坚强我早已撑不到现在了.那种并无分量的谩骂批评我并没当回事.完全可以承受.何况发消息,写文章,打电话支持我的人也很多,大街上也有人走上来公开表示支持,他们也给了我力量.我一点也不后悔这样的言论,既为捍卫真实,也为自己的言论自由的权力.还有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
　　
　　问：范老师准备在民族大学的演讲为何临时取消了？北京那个聘用你的学校是利用你炒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答：据学校说是受到了有关权力部门的压力.跟光亚学校当初受到的压力差不多.学校聘用我可能是欣赏我,可能是炒作,也可能是想在经济上帮助我.我无法断定.我跟学校校长有交流,我觉得他还不错
　　
　　问：请问范先生，在被聘用又到现在的无限期推迟，现在媒体对这件事的评述多有不同，那究竟真实过程是什么样的？
　　答：很简单,学校受到了来自权力部门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但签了合同,而开华学校也并不想轻易撕毁合同,但又无法和权力部门对抗,因为权力部门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因此只好推迟.。
　　
　　问：其实对与范先生，你在地震中的行为我是理解的。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在内心中你对你的行为有过羞愧吗？　你能不能对关于“道德”方面，说一下你的看法、理解或见解？
　　答：既然我认为当时的行为没什么错,自然没什么羞愧.我理解的道德是:底线道德必须遵守,高尚道德各自选择.职业道德也须遵守,但须以职业培训为前提,教师的职业道德不包括以生命为代价救学生.
　　
　　问：我想问的是：你在以后还可以教给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吗？，你对这个社会是失望多些还是满意多些？
　　答：应该还有机会.即使不能面对面上课,也可以在网络上影响一些人.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我并不是没有再回到讲堂的机会.对这个社会极度失望之余,也有一些人的存在让我感到还有可为.
　　
　　问：能否介绍一下你目前的情况
　　答：我目前的情况还可以.看看书,打打球,陪陪家人,喝喝茶.至于经济状况,也还能维持,不教书,可以做别的.我老婆也能挣钱,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况还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呢.。
　　
　　问：请对谴责你的网友们做一下评论，他们都只是虚伪成性呢还是有基于义愤的成分，抑或其他
　　答：他们有的是基于真诚的义愤,也有可爱之处.只是还不太会思考问题,头脑比较简单,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成果.大多数是虚伪的.否则我们的社会何以这么糟糕?
　　
　　问：《那一刻地动山摇》后的一系列事件对你对世界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答：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说有的话:一方面感到启蒙任务的繁重和艰巨;另一方面很多相识和素不相识的朋友的真诚友善的关怀让我感动,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因为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可能还积极了一些.还有感觉到在一个无神论背景下的中国,大多数人是难于正视自己的内心的.
　　
　　问：关于你的各种风波起因还是在你地震时的那些文章和言论，但大多数网友并没有真正全面的去阅读你的文本，你能在这里简要概述下你的真实动机和想法吗？
　　答：我的真实动机:
　　一,记录历史真实;　
　　二,刺破感动牺牲营造起来的幻象;
　　三,提倡真实的言说;
　　四,改变道德化的思维模式而走向制度和技术思维.
　　
　　问：范先生认为，在目前的中国，教育制度和人文教育是错误的，但是据我所知，在日本和美国，都有明文规定老师必须承担起疏散和保护学生的义务，不知道范先生所向往的国度是否是地球上所不存在的？还是目前的世界没有达到范先生所期盼的高度
　　答：折中规定有两个前提:
　　一,教师对房屋不是豆腐渣有信心;　
　　二,平时有足够的疏散演习和地震知识的教育.
　　因此,日美教师不必冒生命危险,也不必惊慌失措.前提不同.
　　
　　问：您好，我想我们都在那个时候遭遇了突然事件，但是为什么您不考虑在这个时候有点变通，通过危机公关来避免自己再沦陷为众矢之的呢？
　　答：什么叫危机公关.我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观点.我也并不是众矢之的,支持我的可能比反对我的更多,虽然这并没在媒体上反映出来.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危机.
　　
　　问：你觉得现行教育制度的主要症结在哪里？
　　答：一是因为专制,教育是以自由思考和多元化为前提的;二是因为高考制度的制约;三是教育专业研究水平的低下;四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渎职,五是优秀的教师太少.
【狼按：这一点我不喜欢，症结这么多，其实都不主要了，我的观点是：关键是：垄断！
我不同意范老师的第四条：“教育行政部门渎职”，正是因为他渎职。他才会放松。才会打破垄断。一个异化的行政部门任何渎职都是好的。除非转变职能，否则我不会支持他。】
　　
　　
　　问：范老师，我想问你现在的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是什么时候，或者说对你的价值观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答：高中和大学.重大影响的事件主要是某四事件,还有就是对文革的困惑不解促使了我的思考.还有就是糟糕的愚民和应试教育对我的伤害促使我思考和反叛,并试图改变一些东西.同时,我也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节,国家的极度落后和黑暗,人的权利极度得不到保障,正义得不到实现,到处是腐败让我感到屈辱和愤怒,民族自尊心受伤,因而试图改变它的文化思想,教育和政治,还有国民性.还有真实自由善良的品性与现实的冲突带来的内心分裂促使我思考.
　　
　　问：你原本是想通过北京这份工作谋生还是有其他的目的或者说抱负？
　　答：第一,谋生;第二,在培训学校开拓应试之外的新的培训模式,就是培训学校也可以用来真正提高学生的素质啊.第三:在某权力部门的打压下尽力拓展可能的言论,教育活动的空间.
　　
　　问：你让我想到一个人，海德格尔。二战后海德格尔因为跟纳粹当局的纠结曾被占领军禁止授课，但诸多大师联名倡议恢复他的教席，因为学术、教学和政治立场无关。你认为仅仅因为你道德不高尚，在灾难前选择了求生而忽略了他人或者责任就剥夺你任教合情合理吗？
　　答：我觉得跟海德格尔没可比性,他的确跟纳粹当局合作了,而我并没跟我党合作.那一瞬间本能逃生没什么道德和责任的问题.
　　
　　问：范老师常提自由，萨特认为绝对自由依靠个人选择来实现，但这种选择仍然需要考虑到社会责任，新自由主义同样也把责任引入其中，你追求的是个人的绝对自由还是这种有限的自由？前者显然被理论修正过了，后者又与你的行为相悖，你如何看待？
　　答：我追求的是法律和底线道德限制下的自由.作为教师,自有教师的职责,但也有我的权利,不可能光有职责而无权利.如果有心里准备,我会组织学生撤离.前提是,房子没立即跨,因而无生命危险.因此,我并不觉得我对自由的追求忽略了责任.
　　
　　问：范老师，如果你一直不能就业，会想办法出国么？
　　答：不会,最多做不成教师而已.现在不是讲和谐吗?总不可能连经商的权利也剥夺吧?何况我的家人,朋友在中国,我的故乡在四川,我使用的是汉语.因此我不会想办法出国.
　　
　　问：在网友和舆论对你的批判里，显然存在着一种对你道德上的拷问，还存在着对你责任的追问，你认为这足以成为否定你成为教师的理由吗？
　　答：责任的前提是房子不豆腐渣,平时教育部门组织有地震预案和演习.履行责任的前提没有,责任就不存在.既然没有责任,更无所谓道德问题,所以他们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根本不足以成为否定我教师资格的理由.
　　
　　问：很想称你为老师，可惜你现在不是了，对不起，只好叫你范同志了。请问：范同志如果在国内不能从事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会不会移民美国或者西方国家？你认为从这次地震后，西方国家对你的评价是客观的吗？你认为在美国会有教育机构会聘请你吗？谢谢！
　　答：我不会移民国外.他们的评价我不知道.可能会不客观,因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有豆腐渣工程,不知道我们没有地震演习,也没经历过八级地震.我到国外能教什么呢?中文?有可能.有人推荐过我到香港和澳大利亚的学校去教中文,但我没兴趣.
　　
　　问：请教：您所在的房子垮了么？您后来组织学生撤离了么？
　　答：既然安然无恙,学生很快就跟我出来了,清点了人数.还组织撤离什么呢?房子不是豆腐渣,那是事后才知道的.到另一个学校,我并不敢确保房子不是豆腐渣,但我相信我会组织撤离了,因为有了经验会更镇定. 组织撤离最有效率的方式是按照事先演习的方案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没有事先的准备,组织撤离的效率一定很低下.
　　
　　问：范先生，现在有些高中的孩子，学习成绩没的说，但只怕他们被训练成考试的机器，我们做家长的到底该怎么教育孩子！让他们成为真正健全的人！
　　答：他们中很多确实成了考试机器.家长如何教育,话题太大.可以另外电话交流.有个家长因孩子的问题找过我无数次,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
　　
　　问：范老师，你觉得天涯杂谈对你专访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答：我觉得他们可能认为我这个事件有讨论价值吧.我这个事件毕竟闹得这么大,触及了那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通过专访能让我说出一个看法供大家思考,让大家了解我,或者还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问：范老师，当时您这个事情出来，闹得沸沸扬扬，我是支持您的，但想的多了，也难免有所纠结，那时我就想，要是王小波在就好了，我想问问王小波。不过今天我想听听您对王小波是什么看法？
　　答：他是有难得的清明理性,头脑清楚的人.不会被道德,政治,国家,民族,大众这些概念忽悠,也不会把自己给忽悠了.
　　
　　问：有人说，范老师在地震的那一刻的表现是本能的，而此后的言论却只是为自己的懦弱进行辩解，并把这种辩解上升到城市的高度，您真的以为人类社会只需要诚实这一种品德吗？你要否定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政治体制乃至普遍道德为什么不在地震前呢？
　　答：如果有人指责,我当然就可以辩解.我十几年前就否定过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一些虚伪的道德观念,只不过我是无名小卒,大家并不知道而已.
　　
　　问：范老师知道林浩小朋友吗？您是否觉得林浩在地震中的做法，他的老师是否应该遭到批评？
　　答：听说过这个人,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并没怎么关注地震中的英雄事迹,而比较关注地震中的问题,尤其豆腐渣工程以及为什么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震带建城市的问题.
　　
　　问：是否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代言人，如果在客观上成为这样的角色，你怎么看，你是否会为了捍卫自己的这样的自由或者权利而不惜面对生命危险？
　　答：自由需要每个追求自由的人来争取并承担因伴随自由而来的责任,而不是由某个人来代言.我会尽力捍卫我正当的自由权利并为之付出一些代价.但不会去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我有了家庭,即使没有家庭的顾虑.也并不见得就要冒生命危险.我们为什么不能想办法以和平而安全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呢?生命太沉重,死亡太沉重,自由也很沉重.
　　
　　问：范老师，如果时间能倒退，你还会选择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想法吗，我是说博客里写的那些话
　　答：仍然会如此.这是我的性格.
　　
　　问：范老师：地震中，你作为一个人的个体行为，我认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社会角色的老师，你的行为一点也没有体现出社会属性，是不是你长期以来近边缘化的处境形成的后果？这里面，是社会的因素造成的，还是你的性格使然？跟你的教育和成长过程有关系吗？
　　答：我说过,作为老师,我自由有责任,但没有为学生牺牲生命的责任.以社会的名义来剥夺我的生命,表面冠冕堂皇.实际上才是真正的反社会反道德.因为社会有个体构成并以个体为目的,不能成为剥夺个体的工具,从而工具异化为目的
　　
　　问：请问范先生：你怎么看待网上“人肉搜索”　你惧怕这个吗？
　　答：那时网络暴民的行为,是我国长期以来的暴民文化在网络时代的体现.我不惧怕这个.他们能搜索出来什么呢?
　　
　　问：你最近一次读的是一本什么书？（也就是说最后从你手上放下的那本。）
　　答：《停滞的帝国＿两种文明的撞击》建议大家读读这本书，对理解现在的中国很有帮助．
　　
　　问：范老师你好，请问社会上那些抨击你的人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中占了大多数，这明显与我国现实中的社会风气不符。他们攻击你的动机又何在？请你分析下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答：那只能说明他们太装逼太虚伪．他们攻击我来获得道德满足感．专制暴政和儒家文化无神论文化产生虚伪．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48463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