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号gjcjssh365发帖日志36：=毕-福-剑-事-件-的-理-性-思-考-----2015年4月10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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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近日，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在餐桌上调侃毛泽东的视频被人放到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柴静雾霾视频引起的争论主要发生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那么毕福剑风波则直接展现了当今中国左右两派的深刻分裂，因而更有意义，也更有看头。 毕福剑的言论显然属于私下谈话，未经其同意而公布在网络上显然是不道德的。虽然毕也许属于“公众人物”，但是公众人物也有隐私。我们在小范围内的私人谈话往往和公开场合的发言不一样，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当然，他所谈论的毛泽东更是一个公众话题，本来确实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怎么说国家领导人都没事，更不用说是已故领导人，但是中国“国情”众人皆知。这类言论不要说没有“自由”，连严肃的讨论都是没有空间的。好在改革三十多年之后，私人言论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张。如果说公开场合的言论要遵守“政治底线”，私下发发牢骚、排排腹诽总是可以的。 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告密”（或“揭发”）的罪恶即在于它打通了私人和公共言论这两个原本不同的空间，让私人空间失去私密性，让公共空间的不自由来压迫相对自由的私人空间。如果任由这种行为蔓延下去，私人言论空间将受到极大挤压，社会诚信也将受到进一步破坏。人们不得不时刻提防自己身边的“告密者”，说话之前都得先打量周围有什么人，这些人是什么“背景”、是否“可靠”，否则就只能说一些不找边际的“假大空”，让原本就因为缺乏言论自由而盛行的虚伪之风变本加厉。 私人言论自由是中国改革的最大进步，也是当代中国之有别于北朝鲜或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难道还有谁想回到“文革”时期夫妻同床异梦的年代吗？如果在同一桌吃饭的人可以“告密”，妻子是否可以“揭发”丈夫的“反动言论”呢？当然，这种状态可能正是极少数不食人间烟火的左派想要的，但是左派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前天我刚在微信上看到，某些左派在公墓祭奠江青的活动受到压制，几个年纪大的还被警察殴打。自由派当然不会纪念那位“文革”的一线打手，但是会尊重左派们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确实不分左右，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权利。你今天不尊重言论自由，说不定明天自己就成为压制言论的牺牲品。人应该是具备一定远见的理性动物，为什么要支持一个迟早会虐待自己的制度呢？ 毕福剑风波的症结当然还是公共空间的言论没有受到保护。美国某个明星要调侃奥巴马或华盛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不会那么介意别人把此类谈话公开化，公开了一般也不会引起什么风波。他的谈话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不合适，甚至触犯众怒、引发论战，但是至少政府不得介入其中。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赘述。用霍姆斯大法官的话说，只要不会造成“清楚与现存的危险”──说白了就是冲击政府、聚众斗殴、踩踏伤人等肉眼可见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危害，政府就不得以任何名目压制或惩罚言论。政府不仅不得压制言论，而且政府执法的目的就是防止任何人诉诸暴力阻碍自由讨论。所有人都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只要没人动手，政府当然也不得动手，或以任何措施阻碍言论与思想的自由表达。 在自由派看来，祭奠江青的行为很愚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会产生清楚与可见的危害，所以左派完全有祭奠江青的自由。在左派看来，戏谑毛泽东的言论很错误，但是迄今为止毕福剑的言论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危害。网上波涛汹涌，舆论众说纷纭，左右酣战激烈，好像还有越来越极端的趋势……这样天会不会塌下来呢？我看是完全不会的。网上炒得再凶，也只是口水仗，伤不到什么人。何况言论还是解压阀，有助于发泄社会情绪；不让人们发泄，胸中块垒无法排解，反而更容易引发非理性行动。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左右分裂正是缺乏言论自由造成的。由于在公共空间中缺乏言论自由，左右不能就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直接对话，只能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发表言论，夹杂着因为缺乏公开对话而必然产生的各种“阴谋论”，中国的左右才会像今天这样向各自的极端越走越远，以至到了缺乏基本理解和同情的地步。他们之间已经不是观点和立场分歧，而是正在成为两种不同的动物乃至不共戴天的敌人。 割裂中国左右的最大鸿沟正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只有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不同意见才有可能对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底线共识。我的这个判断至少有两点理由。一是言论自由本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挽救毛泽东本人。多数右派之所以憎恨毛泽东，主要因为他是“大饥荒”和“文革”的始作俑者。假如那个时候中国有哪怕一点点言论自由，这两起危害民族深重的大灾难或者不会发生，或者即便发生也不至于那么惨烈。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左右评价如此截然相反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也就不会成为如此讳莫如深的禁区。 二是不论毛泽东应对这两起悲剧承担什么历史责任，只有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各方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才能弄清真相，让人心服口服。今天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左右分歧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官方不允许正常的自由讨论，而左派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采取选择性“失明”。 只要政府还是捂着盖着，自己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然后希望各方都能“买账”，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对这个基本问题不会形成共识，左右只会越走越远。人民已经不是小孩子，乖乖坐在那里等答案。“端正思想”、“统一认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明智的执政者应当顺应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至少，老百姓私下里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何况政府内部有同样想法的人也多了去了，凭什么自己敢想，还不让别人说出来？ （本文作者张千帆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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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告密者，一种历史幽灵的闪现

00 告密者（GMZ），一种历史上曾经声名狼藉的幽灵，突然浮出水面，成了当下的新闻热点。2008年12月，《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这些披着“天使外衣”的告密者，以“关爱同学”的名义复活，蔚成校园文化的诡异风气。 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案，给人了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所我曾经应邀前往演讲的学校，涌现出两名杰出的学生告密者，她们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告密者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正是基于这种“双管齐下”周密手法，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告密者”的称号。 在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告密者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这种告密传统此后在东德达到辉煌的高度。乔治奥威尔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就是这种现实的寓言体镜像。但所有那些西方史迹，跟本土厂卫制度相比，却只能黯然失色。 朱元璋是中国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 清代不仅承袭了这一传统，而且在特务政治方面变本加厉，形成以告密文化为特征的“核心价值”。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遭小人告密为“雍正去头”，结果戮尸枭众，满门抄斩。扬州举人徐述夔日下晒书，风吹书页，信手援笔题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人告密，遂被斩首弃市，整个家族均遭株连；毕生为御诗润色的沈德潜，因《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给乾隆，惨遭死后剖棺戮尸之祸。杭州人卓长龄所著《忆鸣诗集》，书名“鸣”与“明”谐音，被告密者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大怒，亲令开棺戮尸，连孙子都被斩首。本朝马屁作家夸为“盛世明君”的乾隆，秉承康熙雍正的遗志，在众多告密者的支持下，亲自制造了130多件冤案，把文字狱推向华夏流氓社会的巅峰。 在我的个人生命记忆里，告密者曾是一种规模盛大的文化形态，朋友、同事、亲戚和亲人之间互相检举，罗织罪名，俨然一场经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欢，而他们的每一种指控，都会成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据。在1958年，至少有30万敢于批评的中国人，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中沦为“右派”，在严酷打击中死去活来。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国人因告密者的揭发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历史上最辽阔的冤狱。 教师是那种最先面对告密者的群体。在大规模灾难降临之际，他们率先遭到造反学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动学术权威”的教师，难以计数。据官方数据统计，仅1967年8~9两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那些曾经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浪漫少女、面带红晕的“祖国花朵”、满脸稚气的“革命小将”，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检举揭发女副校长卞仲耘的诸多罪行，继而将其活活打死；与此同时，北京女三中校长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学生打死，就此开启了暴力的酷烈大门。这场从告密开始的运动，最终升温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广西《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载，该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食人盛宴——众学生在校园内揭发批斗完自己的老师之后，将他们剖腹肢解，就地架设炉灶，烹煮至熟，然后分而啖之。 “告密+迫害+吞噬”的复合型狂欢，书写着最黑暗的民族记忆。1977年以后，新政府推动大规模平反运动，勉力修复历史冤狱，令告密者成为一种民族羞耻，教师重新召回了个人的尊严，但告密者的幽灵仍在徘徊，并于改革开放30年之后卷土重来，再现了这幕令人吃惊的丑闻。众所周知，批评是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也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容忍和听取不同意见，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标尺，而在以“和谐”为政治目标的社会中营造斗争气氛，置敢说真话的教师于被告密的恐惧之中，这不仅是以司法教育为使命的高等学府的耻辱，更是社会正义和民主进程的敌人。 在英语中，告密者常被称之为“RAT”，含有“讨厌鬼”、“可耻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语义，但我不想在此过多苛责这样的学生。她们不过是某种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已，只要予以适度的引导和矫正，还有恢复心灵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却是我们要加以严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们今天不起身阻止这种闹剧，那么它就会发育成更可怕的灾祸，并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丑恶的部分。 来源：朱大可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0c5lp.html?t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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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姥爷当晚饭局真相独家揭秘！

0 因为饭局上的一曲智取威虎山，毕姥爷火得一塌糊涂。 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马赛君联系上当天出席饭局的神秘人物，独家为大家揭秘这场把毕姥爷整惨了的饭局，到底是肿么一回事！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先！ 先别鸡冻，事情先从视频发出的四天前讲起…… 4月2日17:18分，央广网转发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一条新闻，题为《刘瀚锴一行到白俄罗斯大使馆进行文化交流》。 文章称，4月1日下午，应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邀请，在白俄罗斯文化联盟副主席伊戈尔·巴巴克带领下，诸多名人应邀走进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进行文化交流。 其中包括，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外事助理、白俄罗斯文化联盟中国首席代表刘瀚锴;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紫萱(芭比娃娃);著名慈善企业家黄光华。连白俄斯驻华大使馆大使、前副总理维克多.布里亚也出来迎接。 白俄斯驻华大使维克多.布里亚带领大家参观文化长廊 注意这个措辞：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外事助理 会后，交流中的大部分人出席了饭局，当然还有毕姥爷。 有网友称，饭局是在北京美泉宫。 下面是内饰 看看这阵仗…… 但这个饭局的规格比这图片还高些。 注意啦！饭局现场高清大图！ 请看！ 毕姥爷左边西装的就是刘瀚锴，刘瀚锴左边就是画家史国良、史国良左边是白俄罗斯文联副主席巴巴克。 毕姥爷右边是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紫萱、第二张照片最右边的老外是星光大道歌手吉米。 刘瀚锴何许人也？此前一些关于他的新闻都与书画艺术有关。他爱写诗，和文艺圈关系也密切，还和陈凯歌陈红夫妇合过影。 在新闻中，他的头衔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外事助理。另外他还有很多头衔。 比如《亚洲论坛》副总编、中华志愿者协会艺术家委员会外联部主任、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财经频道书画艺术栏目主任、中央党校中国国宝书画研究院国际文化艺术交流部主任。 白俄斯驻华大使维克多.布里亚和刘瀚锴紧紧拥抱 “很多名家都在他那儿，他都很熟嘛”。参与此次饭局的知情人称。此时，马赛君想起了毕姥爷的北京“新星光书画院”。 知情人士告诉马赛君，作为毕姥爷的外事助理，刘瀚锴经常跟着出去，比如毕姥爷到境外主持活动了，或者其他一些外事方面的活动，都有他，这次饭局就是他组织的。 “来白俄罗斯的客人了，刘老师安排的，毕老师那天作陪。” 知情人称，当时桌上有个朋友问，毕老师知不知道当年智取威虎山有两个版本，现在唱的版本是改编过的，还有一个东北民间流传的版本。 “毕姥爷就唱了一下，两个版本都唱了，现在的唱了，民间的也唱了。” “中间有段对白，是两个人的，唱的时候是代表正面人物，说话的是反面人物。” 知情人称，当天的实际情况是，毕姥爷一人分饰两角，“那扮演土匪就要按照土匪的语气，该怎么说”。他称是有人断章取义，“其实毕姥爷不是那个意思”。 不过对于谁拍的视频，知情人称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表示不是外国友人拍的。 根据视频的角度，应该是左边外国人后面这个男人拍的。 视频角度 也就是白俄罗斯文联副主席巴巴克右边的人。 有网友称，这个人是张清，是北京东博书院的秘书长。但是他本人对此否认。 张清照片 照片中像张清的人 还有人说，张清只是把视频从朋友圈发到了微博。 但是发微博应该是最狠的吧~~~~~~~~~ “谁在拍现在也搞不清楚，反正我们没拍。”知情人说到这，就挂掉了电话。 再上几张当天饭局的毕姥爷高清大图！ 作陪做成了主角儿，毕姥爷自己也是醉了吧…… 最后来一张饭局全景大图 数一数，加上拍照的人，刚好13个呢~~~~~~~~ 有种似曾相识的赶脚…… 来源：新闻马赛克 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2NDU5Ng==&mid=205959731&idx=1&sn=1ec388378a26ca6799dbe4b7c922dd8c&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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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卑劣的告密之风

● 刘亚洲   

　　 中国是告密成风之国。人民是鸡鸣狗盗之辈。卑劣的人民选择了卑劣的制度，而卑劣的制度使卑劣的人民更加卑劣。制度鼓励告密。制度靠监视维持。
　　 英国饱受恐怖主义之苦，政府制定出揭发恐怖分子的法律，在下院被否定，理由：不能助长人民的告密之风。这说明不列颠民族的成熟。
　　 我不是今天才成为告密的受害者。我早领教过它的厉害。1973年初，全国大反走后门。武汉大学工农兵学员中，走后门者甚多，李小林首当其冲。非走后门的学员都成了发情的公驴，讨伐干部子弟。为避风头，李小林离校回家暂住。我留校窥测动向。
　　 某日，我打电话给她。学生宿舍电话安在走廊。一人用，众人听。我叫她沉住气，此风不久即会过去。我讲得激动，岂知数十双耳朵在宿舍里听得更激动。有人还将我俩的电话做了记录。第二天，在外文系最显赫的位置贴出一张没署名的大字报：《试问这两人要干什么?》将电话记录公布并加以抨击。回到宿舍，我对每一个人投去怀疑的眼光。但每一个人都笑得相当坦然。他们愈坦然我愈不寒而栗。
　　 1、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比如，“高薪养廉”。在中国，高薪未必能养廉。为什么?中国文化有很浓重的“家文化”色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父辈一定要给子孙留钱。这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我们作父亲的，自己薪水再高，还要想着留给孩子，因此他还要贪。这也是中国官场“贿赂文化”的成因之一。
　　 2、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同志们，你们有的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
　　 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对会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
　　 3、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
　　 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我们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我们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
　　 4、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
　　 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
　　 5、1986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深夜出去，红灯亮了，没有任何车，所有汽车到路口都自动停下来。我不理解，说美国人怎么这么傻呀。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控制。
　　 控制自己就是对心灵的拯救。小节如是，大节更如是。日本人讲，中国人的阵地很容易突破。黎鸣说得好：“中国宗教把老百姓变成了羊。”同样是坚守阵地，西方人虽然也害怕，但他能约束自己。
　　 我们呢?首先是希望别人去挡子弹。看别人跑了，想，你凭什么跑?我也跑。你当伪军吃香喝辣的，我也当。你贪污，我也贪污。我不能比你吃亏。西方国家不是没有接受贿赂的事，但总体上讲要比我们少。当他接受贿赂时，良心和精神会约束他。
　　 6、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儒、道、佛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方面都是异曲同工。正因为此，它们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这种文化宗教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夹击下，中国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种群。
　　 中国人最善长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第三是玩弄权术，最后是明哲保身。满清人对中国的统治最为成功。它深谙中国人官场的特征：效忠个人，不效忠国家。有奶便是娘。满洲人统治中国汉、蒙、藏三族，针对不同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手腕：西藏人信佛，清廷便在承德仿照西藏的样式修庙，把喇嘛接到中央来当大爷;蒙古人剽悍，便使用婚姻手段，把皇女嫁给蒙古王公。你生了儿子，都是我外甥。对汉人，用科举。汉人有个毛病，好当官。只要给你官作，就象给了狗一块骨头似的，服首贴耳。
　　 (部分内容摘自:《刘亚洲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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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福剑和他的玩笑：假面社会里的犬儒主义
徐 贲

当今世界上不同社会和国民文化中的犬儒主义可以分为两大类：公开的犬儒主义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它们的基本区别在于，当一个人因为犬儒主义而不相信统治意识形态、制度、权威、信仰体系以及由权力或习俗规定和主导的法律或价值规范时，尤其是怀疑和鄙视政府、政治权力和政治人物的时侯，公开的犬儒主义会在公共言论和行为中表示出来，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则经常不会，不仅不会表示不相信，而且还会假装成相信的样子。

公开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公然怀疑，公然拒绝，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也是什么都不相信，但正因为对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对什么都可以装作相信。他们玩世不恭，随波逐流，最后有的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于是索性不去管它相信不相信，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戴面具的犬儒主义者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摘下面具露出不相信的真面目。他们私下或在不那么公开的场合中也会有取下面具的时候。这时候，不加掩饰的犬儒主义就会成为同道者们之间互相联络的接头暗号，一般的饭局玩笑和牢骚都有这样的交际功能。这使得原本以怀疑和不信任为特征的犬儒主义反倒成为一种人际联系方式，也形成一种有群体特征的社会文化。

毕福剑是一个假面社会的犬儒主义者，他在公开的舞台上带着假面，扮演指定给他的角色，释放满满的正能量。然而，在私底下，当酒精松弛了他紧绷的神经，并在“朋友们”之间情绪放松和感觉安全的时候，他脱下了面具。就那么一小会儿，开了个玩笑，就惹上了大麻烦。对毕福剑的大加挞伐也许会暂时有一些杀鸡儆猴的效能，但是，这并不能使假面社会中的人们活得更真实，相反，这只会使得大多数人把假面戴得更严实。这样，假面社会也就会变得越加虚伪和狡黠，人与人之间也会越加相互猜疑和没有信任感，每个人都因为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揭发、出卖和背叛而充满了焦虑和恐惧。

波兰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里刻划了他所熟悉的那个假面社会，那个社会里的“访客到了西方，会受到莫大的震撼，因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从与火车站的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接触开始，到处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轻松、神态自若，在这显然当中看不到那种在低垂的脑袋和不安地转动的眼球中表现出的内心紧张情绪，他们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包括公开说出自己的怀疑和不相信，对来自假面社会的人们来说，这绝对是一件足以令人紧张害怕、心有余悸的事情。毕福剑给世人的教训是，哪怕是在本该可以信任的朋友和熟人之间，只要是对任何“别人”开口吐露了“不合适”的想法，就算是玩笑，也会给自己招惹灾祸。

大卫·布兰登勃格（David Brandenberger）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幽默》（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一书里谈到了前苏联的犬儒主义。早在斯大林时期，许多苏联人就对革命、内战、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集体化运动、工业化、大恐怖、斯大林、秘密警察、苏联生活方式疑虑重重、敬而远之，但却又假装出十分虔信、衷心拥护的样子。只有在私下的家人和好朋友之间（当然是冒着很大危险，因此必须非常小心警觉），他们才敢在政治笑话的揶揄和嘲笑中流露出自己的真正想法。

不能公开表达的犬儒主义常会以戏谑和玩笑来表现，玩笑本来就是一种伪装——“我只是开开玩笑，不要当真”。在毕福剑所生活的环境中，玩笑并不只是一种娱乐和排遣，玩笑里包含着不满和批评，因此也是一种认知和评判方式。玩笑是面对“乖讹”（incongruity）事物，对之有所察觉、知晓和排斥后的反应。笑话的对象是被判断为“不好”或“丑恶”的事物。笑经常是普通人对生活中“怪事”和“坏事”——反常、不像话、荒唐、离谱、怪异、荒诞不经的事情——的情绪反应，也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方式。

这种玩笑应对可能是对坏事很在乎，但却没有纠正或改变的办法，只能苦笑而已。它也可能根本就不在乎，只是觉得糗事、怪事滑稽好笑，可以逗人一笑。这两种都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玩笑”，都是明白人的无行动，一个是没有行动的可能条件，另一个则是根本就没有求新思变的意愿。这两种“笑对”都在认知和行为上与犬儒主义有着亲缘关系。

犬儒主义的“玩笑”是特定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产物，玩笑和环境具有共同的荒诞和笑话特征。许多人带着面具，假装相信，时而一本正经，时而滑稽夸张地扮相表演。犬儒主义者们顺从统治权力，玩它设定的假面游戏，可是，他们并不是无代价地被动游戏，他们有自己的犬儒玩法：规则由你，我与你配合，相安无事，但多少得让我得些好处。这种无是非的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有奶便是娘构成了压迫性制度下假面犬儒主义及其游戏人生的一个主要特色。

与苏联人不同，美国人可以公开怀疑和大声嘲笑他们国家里的两党政治、政客和政府、美国梦、自由民主、福利制度、自由消费，公开拒绝参与公民政治或在选举日投票，甚至公开揶揄上帝、基督教或任何形式的信仰。而且，公开的犬儒主义并不能为犬儒者获取什么个人的好处。由于民众可以公开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媒体也经常用各种“民意调查”的方式来评估民众对不同对象的犬儒主义态度和程度。

相比之下，苏联人和今天中国人的许多看穿和幻灭是不能公开“说穿”的。这种不说穿不是在心里坚持真实与谎言的区别，而是对这个区别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根本不相信这个区别还有任何意义。观察和分析这样的犬儒文化，当然不可能借助于西方那种民意测试的办法（就是测试了，结果也未必可信），而是必须细致地对许多具体现象或个案进行诠释和解读。毕福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犬儒主义个案，他让我们对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增加了既形象又具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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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福剑道歉的“错”和“罪”
徐 贲

4月6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在私人宴会和朋友言谈中对毛泽东出语不敬，被要求道歉。4月9日毕福剑发微博道歉：“我个人的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我感到非常自责和痛心。我诚恳向社会公众致以深深的歉意。我作为公众人物，一定吸取教训，严格要求，严于律己。”那些要求毕福剑道歉的人，是因为他有“错”还是因为他有“罪”而逼他道歉呢？毕福剑自己又是在为自己的“错”还是“罪”在道歉呢？

在中国，许多人对错和罪的感觉和观念是紊乱的，因此长期处于一种难以自拔的失调状态。一方面是没有罪而被强迫认罪，最后觉得自己真的有罪，处于完全被外力洗脑、操控的状态。另一方面，却在有罪的时候良心并没有什么不安，根本不觉得有罪。不该觉得有罪的时候觉得有罪感，这是一种心理疾病，诱发和造成的因素往往在外部。同样，该有罪感的却没有罪感也是一种心理疾病，诱发和造成的因素也往往在外部。

心理学把该有罪感却没有罪感称作为“精神变态”（psychopathy）。精神变态是指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后不仅没有罪感或悔意，而且还振振有词地有一套辩解的说法。例如，2012年，在北京的保钓游行活动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因观点不和，两次打一名80多岁老人耳光，当时就称这位老人是“汉奸”。如果他在内心完全不觉得年轻人打老年人是一桩罪过的话，他就无需把那位老人说成是应该挨打的“汉奸”。在他的辩解中，打老人成为一件理智（其实可能只是情绪）告诉他应该去做的事情。而在事后，他仍然拒绝悔过，还是把错误责任完全推到被他打了的老者身上。心理学家埃里克·伯恩（Eric Berne）称这种反社会的道德感为“道德精神失常”（moral insanity），认为是完全丧失了罪感的结果。但也有不同意这一说法的心理学家，如派屈克·卡斯门特（Patrick Casement）便认为，精神变态者（psychopath）在下意识中还是有罪感的，他们为自己多方辩解，把责任推到被伤害者身上，正是为了摆脱这种罪感的重负，以求得内心的释然和解脱。

毕福剑表示，他觉得需要向“社会公众致以深深的歉意”，然而，并不表示他就真的在自己心里觉得内疚。前一个是“错”，后一个才是“罪”。他的道歉只是表示“懊恼”和“后悔”（regret）——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了另他的良心不安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真的有罪，社会也不应该认为他有罪。

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在《恶的象征》（Symbolism of Evil）第三章“有罪”中说，有罪（或罪感，guilt）不等于有“过错”，这是因为涉及过错的仅仅是“惩罚”，而“有罪”则包含了三种可以区别的意义：“从伦理—法律方面考虑惩罚与责任的关系；从伦理—宗教方面考虑微妙审慎的良心；以及最后，从心理—神学方面考虑深受诅咒和谴责的良心。刑罚以古希腊方式合理化，伦理意识以犹太方式内在化和细腻化，人的苦恼意识以保罗教义方式受辖于律法和律法书——这些都是有罪概念所具有的三向分离的可能性。”

对缺乏基督教宗教信仰的人们来说，这三者的关系中，最突出的也许是“古希腊人的合理性”与“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宗教狂热”之间形成的差别。在理性的罪感中，没有伦理—神教的契约，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观念中没有上帝与人之间的那种人化个人关系和盟约。因此，罪是可以在城邦中起诉的，起诉一个人，根据的是城邦中绝大多数人的伦理观。当然，这个过程仍然可能包含某种宗教意识，因为城邦保留了“供神”的大事；它在古典时代还保留祭神事务，以致不义一直与不敬神同义。反过来，在希腊说到不敬神，乃至不洁，也总与不义有关。无论从哪一头开始，纯洁、神圣和正义这三个要素在古典时代鼎盛期都是不断相互渗透的。这样的伦理来自于绝大多数人的“自然本能”，也就是直觉的道德良心。

弗洛伊德把罪感看成是“自我”（ego，理智）与“超我”（super ego，良心）之间交战的结果。良心是一种直觉，例如，凡是人都会在良心里把“弑母”、“弑父”、“杀人”视为一桩罪恶。而理智则是辩解和推理的过程和结果，理智可以与良心相对立，压倒良心，但并不能消除良心，结果便产生了罪感。

例如，一个名叫张红兵的前红卫兵在“文革”中揭发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和他父亲、弟弟一起向政府举报，后来方忠谋被枪毙。张红兵的舅舅方梅开回忆，张红兵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结果他们还是举报了亲人方忠谋。可以设想，张家父子在举报时不会完全没有犹豫，而这个犹豫便是产生于良心与理智的交战，理智占了上风。但是，张红兵一辈子摆脱不了罪感。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2013年3月底，他的二审判决仍然是败诉。他的努力是向母亲公开忏悔的一种方式，希望以此来洗涤自己的罪过，他这个努力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努力本身比努力的结果更加重要。

弗洛伊德不同意把“罪感”仅仅看成是害怕上帝对做坏事的惩罚。这是因为良心对一个人的错误行为有谴责的作用，就算上帝不惩罚，良心也在惩罚他。张红兵的忏悔。先决条件是他还有良心，而不是他害怕上帝的惩罚（或“天谴”），或者他想从忏悔来得到好报。人们常说的“天谴”或“有好报”预设了一个赏罚分明的神，并把“罪感”与惩罚联系并等同起来。里克尔和弗洛伊德显然都不同意这种观点。

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文革”中遇害，一个严重的教训便是那时候的人把“有罪”（与良心有关）与“有错”（由政治或法律决定）完全混为一谈。一个人政治上“有错”，别人和他自己都会觉得“有罪”，他也会被迫或自愿地“认罪”，碰不碰就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将“有罪”混淆为“过错”会对人造成心理伤害，使得罪感脱离个体自己内心的善恶或是非分辨，而以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行为。

这种罪感很容易被个人或权力利用，变成控制他人的手段和工具，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心理压迫和摧残。例如，有的孩子因为父母期望过高，达不到父母望子成龙的要求，终生在内心埋藏着罪感。又例如，权力统治可以用逼迫一个人觉得自己有罪，并以此来证明他有罪。心理学家勒斯·帕洛特（Les Parrott）称此为“错误的罪感之病”(the disease of false guilt)——“错误的罪感让你以为你所感觉到的就是真实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罪，那你就一定是有罪。

因此，可以用强迫一个人深挖灵魂、深刻反省、剖心洗脑，逼迫他不断写自我检讨的办法来让他觉得自己有罪，并以此确证他事实上有罪。这种以感觉证明事实的定罪方法给当事人带来的不是纾解和解脱，而是焦虑和癫狂。“文革”中无数人被逼疯，就是这种情况。有了“文革”的无数教训，今天对待毕福剑事件，应该严格分别有“错”和有“罪”，政治的正确不等于道德的正确，不能分辨这两种不同正确的社会定会是一个陷入焦虑和癫狂而不能自拔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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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土”趣味：毕姥爷和他的《星光大道》

2015年04月08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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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秀节目界，《星光大道》堪称古董，它的节目形态已经沿用了11年。主持人毕福剑每次宣布结果高喊“倒数五个数”也成了经典台词。 （东方IC/图）

2014年《星光大道》创办十周年时，央视为这档中央一套周六黄金时间播出的综艺节目举办研讨会，主题是赞赏节目“打造百姓舞台，服务人民大众”，但节目组自己的主题则是哭穷。

“19万，一期的经费还没有地方台一个嘉宾上一期节目的经费高。”《星光大道》制片主任许志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从2004年《星光大道》开播时就在这个节目组了。

《星光大道》的选手，绰号跟外形同样带着泥土气息——烤串姐、顶缸姐、洋芋疙蛋，2015年央视春晚，他们跟刘德华、刘欢、那英、孙楠等巨星同场演出。2006年起，《星光大道》选手上央视春晚成为惯例，他们10年来共参演了21个节目，全是歌舞。

观众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看惯了超级大片的城市观众会挑剔我们。”《星光大道》导演王爱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在山东农村，“草帽姐”说她的家人“就指着这个节目活”。

2015年春节期间，《星光大道》在所有上星频道的综艺节目中收视排名第一，11年来它多次获得这样的成绩。

不是选秀是“大综艺”

《星光大道》堪称中国电视选秀类节目里的古董——节目形态原创于中国选秀节目刚兴起的时代，至今沿用了11年。

2004年，央视三套的创作团队看到国外选秀节目风行，本想做一档中国版的《美国偶像》，没有通过。根据台领导的意见，模仿变成原创，创作团队用半年端出了《星光大道》，要“展示各行各业文艺爱好者的劳动技能和艺术水准”。

同样诞生于2004年的《超级女声》偷师《美国偶像》，每天用4小时播放海选过程，并由三四个专业评委不留情面点评，选手的洋相和评委的毒舌成为节目看点，轰动一时。而《星光大道》则更像传统的央视文艺晚会，选手的表演都经过悉心编排，嘉宾的点评充满温情和鼓励。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规定“评委点评不能让参赛选手难堪”，同时限制选秀节目播出分赛区比赛。

地方台选秀节目只能在赛制上动脑筋：这一时期，“分组淘汰”“捉对厮杀”“车轮战”“反向车轮战”纷纷上场。《超级女声》甚至为每期比赛都设计新规则，以保持新鲜感。

《星光大道》则以不变应万变——比赛始终采取末位淘汰制，每轮比赛，每位选手表演一个节目，收到反对票最多者淘汰，节目组觉得这种赛制“挺科学的”。主持人毕福剑在宣布结果时高喊“倒数五个数”，也成了《星光大道》最经典的台词。

赛制创新的风潮在2007年达到顶峰，尝到甜头的众多选秀节目纷纷进行现场直播，并设置观众短信投票环节，同年被广电总局叫停。诞生于2004年的《超级女声》和《梦想中国》相继停办，其他选秀节目被禁止在黄金时段（19：30-22：30）播出。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各电视台纷纷搁置选秀，转而关注奥运，“选秀鼻祖”湖南卫视甚至在这一年没有推出任何选秀节目。《星光大道》在选秀节目里一枝独秀，据央视索福斯收视调查统计，2008年《星光大道》虽被推迟到周六22：30以后播出，仍占全国卫星频道综艺娱乐节目收视比重的2.54%。

奥运年过后，选秀节目纷纷杀回收视战场。这一轮新的选秀热潮在2011年被收紧，广电总局规定全国省级卫视每年的选秀类节目不得超过10档，且类型不得重复。地方卫视的对策是：重金办选秀，引进国外版权，在导师阵容和视觉奇观上进行比拼。

《星光大道》对节目的编排投入有限，如果一位选手想使用全息投影或者庞大的助演阵容，必须自掏腰包。导演王爱华认为贵的不一定好，她以朱之文为例：“参加节目的成本算都算得出来，但就是打败了花高昂代价参加比赛的选手。”

2013年，广电总局出台新规定，黄金时段所有卫视，全年总共只能播出4档歌唱类选秀节目。新一代的选秀节目，又改走精专路线。2012年开播的《中国好声音》强调声音本身的专业性，2013年创办的《中国好歌曲》则主打原创歌曲。《星光大道》仍保持大杂烩面貌，以唱歌为主，舞蹈、器乐、杂技、武术无所不包，选手甚至在舞台上扎扫帚、编大蒜。

“央视和广电总局都没把《星光大道》当成选秀节目，”许志刚说，“我们是大综艺。”

“爱好文艺的劳动人民基数很大”

《星光大道》的选手网络遍布全国。2011年农民歌手“大衣哥”走红网络，《星光大道》节目组立即联系当地县委宣传部，去山东农村“抢”人。

《星光大道》周赛常设“家乡美”环节，由选手展示家乡风貌和地方文艺。各地政府往往非常支持《星光大道》海选工作。每年，《星光大道》在十几个城市进行海选，许志刚介绍，海选前，当地宣传部门会在电视、广播、报纸集中宣传一个多月。

唱得好的选手未必能选上，《星光大道》看重选手的个人特点。王爱华介绍：“每期5位选手，基本上照顾到工、农、商、学、兵。”这保证了二三线城市和农村观众关注的群体。阿宝参加首届《星光大道》时戴着白头巾、穿着羊皮袄，被包装成陕北放羊娃。其实他是山西大同人，参赛前在南方城市的酒吧里驻唱多年。“如果一开始给他打扮得特别时尚，可能老百姓不知道他是谁。”《星光大道》导演郭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独特的“土”趣味使得《星光大道》不愁选手资源，“爱好文艺的劳动人民基数是很大的。”许志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星光大道》在北方尤其有强大的号召力。目前已有的10届中，来自东北、山东和陕西的选手夺得其中6届冠军。另外4届南方地区的冠军，其中3位是云南、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歌手。

“《星光大道》曾经选了一个在上海很红的歌手，也是笑星，上了节目观众听不明白，笑点全都没甩开。”郭艳认为南北方言和文化差异是重要原因，“李玉刚、杨光他们就是跟观众很会互动”。

“地方综艺节目风起云涌，央视一套没有好的品牌综艺节目也不是回事。”许志刚说，新台长发起“全台办一套”，2012年10月，《星光大道》从中央三套转到一套，还是在周六黄金时段。此前该时段属于电视剧。

更换频道的《星光大道》由原先的6个摄像机位增加到26个，画面由标清升级为高清，周赛播出时长从90分钟延长到100分钟。

2014年，“哭穷”的《星光大道》也在年度总决赛时，请来了林志炫、明道、陈小春等十多位明星，以吸引年轻城市观众。

《星光大道》自己的明星体系也日渐丰满，从这里走出的歌手，商演出场费从几万到上百万不等。在网上，朱之文、刘大成等“星光帮”歌手每天的活动行程都有人专门整理，甚至图文直播，细致程度不输给刘德华、范冰冰等大牌明星。

节目对选手没有合同约束，但只要节目组邀请，“星光帮”歌手通常随叫随到，即使是凤凰传奇、李玉刚等当红歌手。“我们会对选手进行入门教育，央视这个平台把你推出来了，你要回报给普通老百姓，”许志刚说，“出了名，家里谁都不认识了，栏目组叫你你也不来了，那可不行。”

一位央视节目导演观察到：央视其他频道的节目也不时邀请《星光大道》的选手来参加，收视率往往能提升，这些频道也会经常重播《星光大道》。“曾经有位选手统计，某期《星光大道》重播了大约30次。”这位央视导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