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是谁营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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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是谁营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在中国，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1964年内蒙古自治区两个牧民的孩子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与暴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姐姐龙梅被冻掉了左脚拇指，妹妹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被截肢，造成终身残疾。而她们放牧的几百只羊，绝大多数安然无恙。人们把这两个孩子称为“草原英雄小姐妹”，她们的事迹被搬上了舞台，拍成了动画片，甚至写进了小学课本。

可是这段被广为传颂的故事，对于同样生活在草原上的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而言却是别有一番滋味，这对父子不是别人，正是草原英雄小姐妹真正的营救者！

一、隐痛

在描写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动画片中，小姐妹最终被铁路工人和前来寻找她们的牧民发现了。龙梅和玉荣作为英雄人物，整个事迹被公布出来。当时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题词：向小英雄学习。题词以后，《内蒙古日报》，还有多家报纸杂志，都刊登了小英雄的事迹，同时也表彰了营救她们的铁路工人。

受表彰的人员一共有十三位，但是没有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这对最先发现和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父子。在整个事件后来所有的宣传中，他们被隐形了。

那仁满都拉那年九岁。他就读的学校是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兰夫的母校－－土默特学校。当他回到学校，学校正在开展向英雄学习的活动，龙梅、玉荣用过的很多实物，她们的皮袄，她们的鞭子，她们的毡靴－－一双被划开的毡靴，都在他们学校展出；还有两只羊的皮子，一只青山羊和一只白绵羊的皮，都挂在学校展示的墙上，下面说明，这是当时被冻死的两只羊。还有表彰铁路工人的报纸，都贴在墙上，让同学们去参观。

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里，三面墙都是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实物。那仁满都拉也跟同学们一块儿去了，但此刻，他的心情却特别复杂，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他回家就问父亲：“爸爸你看，为什么不表彰咱们呢？我看羊还把耳朵冻坏了呢。”同样委屈的父亲却什么也不能说。

让九岁的那仁满都拉耿耿于怀的耳朵，是怎么冻坏的呢？原来，父子两人发现了羊群后，父亲去送两只死羊，让那仁满都拉照看羊群的时候，他的帽带被风刮开了。在草原上，裸露的手一会儿就被冻僵了，想把帽带系上也系不了，这样，他的两个耳朵就被冻坏了。后来，那仁满都拉再也离不开帽子，冬天，别人不戴帽子，他却必须戴棉帽子。

就在当时，有人还创作了一首歌曲《歌颂草原英雄小姐妹》：“天上的白云白，不如公社的羊群白……”一首好歌，这么优美的一首歌曲，在哈斯朝禄家人听了，却是别样的一种感触，他们心里特别难受，当事人哈斯朝禄，更是感到无尽的委屈。

为什么真正的营救者会被忽略？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时光倒退到1964年，倒退到那个风雪交加的日子……

二、羊群

那是临近春节的时候，那仁满都拉和父亲哈斯朝禄一起，送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回家过年。他们家离白云鄂博火车站有八华里。由于是走着去的，时间晚了，他们误了下午3点从白云鄂博发往包头的客车，只好在白云鄂博住一晚上。

那天晚上的风特别大，刮得呼呼直响。这样的天气，在内蒙古的冬天是经常的。下雪以后，如果风大，就形成白毛旋风。白毛风特别可怕，牧区的人把这样的风叫“白灾”。整个风把雪刮起来，白茫茫的一片，三米以外就看不到人，很容易让人迷路。

正当哈斯朝禄父子安顿下来时，代替父亲放羊的龙梅、玉荣姐妹已经在暴风雪中走了一整天。饥寒交迫的小姐妹不知道，此时她们已不知不觉走到了离家二十多公里的白云鄂博矿区。

第二天，那仁满都拉和父亲往家赶，跨过铁路以后，就看到西边铁路下边，一个壕沟里面有一群羊。哈斯朝禄一看，有一群羊却没有人看管，心里一惊。他怕是自己家的羊，让风刮到了这边。

不了解的人可能在想，铁路跟居民住的地方到底有多远，真的有可能会把羊给吹到铁路这边来吗？

原来羊是顺着风跑的，动物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牛和羊一般不会迎着风跑、顶着风走，顺着风走省劲舒服。

原来，哈斯朝禄父子出来以后，家里靠那仁满都拉的两个姐姐放羊，她们都是孩子，哈斯朝禄很是担心。他们看到这羊群的时候，羊都堆挤在一块儿，而且羊身上大多挂满了冰，说明这羊是经过长途跋涉过来的。父子俩赶紧到跟前一看，确认不是自家的羊，但可以判断，是从铁路西边来的，属于他们生产队范围，应该是被顺风吹过来的。

于是两人决定，把这些羊赶回生产队。四百只左右的羊，在暴风雪当中，轰赶起来是非常吃力的。这一晚的暴风雪依然没停，肆虐地下着，他们赶了几步以后，发现羊群里有两只羊被冻死了，一只是青色的山羊，一只是白绵羊。

哈斯朝禄觉得，活羊得救，死羊呢，也应该交到一个地方寄存起来。他临时决定，让儿子看着这群羊，他先去把死羊寄放到铁路扳道房。因为他们待的那个位置，离铁路扳道房是最近的。父亲就背着那只青色的死山羊，一脚深一脚浅，踏着积雪走了。

三、小姐妹

父亲走后，九岁的那仁满都拉留在那里看羊。看羊的过程中，他发现从西面山坡上，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当时上身穿着白碴皮袄－－羊皮外面没有用布缝面，就是羊皮的本色，还穿着一双毡靴，牧区叫毡疙瘩；戴一个带毛的棉帽子，帽带也开了，衣服前襟也都是开着的，手里拿一个羊鞭子，脸冻得紫青紫青的，神志已经不是很清楚了，目光呆滞，走得很慢。

那仁满都拉问她：“这是你的羊吗？”小姑娘点了点头。

多年后，龙梅在面对电视台记者时，人家问她，说你最先看到的是谁啊？谁先发现你的？龙梅说：“我最先看到那个小娃娃。”她说的那个小娃娃，就是那仁满都拉。

两个孩子在冰天雪地里才说了几句话，哈斯朝禄就回来了。面对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女孩，他有些惊讶，便用蒙语问她：

“你是哪个生产队的呢？”

“日光队的。”

“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龙衣。”

她原来不叫龙梅，本名叫龙衣。怎么后来大家都叫她龙梅呢？

原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记者来采访的过程当中，认为龙衣不好听，不知道哪个记者写文章的时候，就给她改成了龙梅。“龙梅”挺好听，以后就这么叫出去了。

“你爸爸叫什么呢？”

“吴添喜。”

哈斯朝禄告诉小姑娘，自己认识她父亲，并且给她说了自己的名字。

“就你一个人放羊吗？四百只羊呢，对吗？”

“不是，山里面还有我一个姐姐。”

龙梅的语言显得迟钝。哈斯朝禄困惑不解，姐姐的抵抗能力应该比妹妹强，怎么妹妹来了，姐姐反倒还在山里面呢？

但是来不及思考多少，他拉起龙梅的手就走，走到扳道房去。后来才知道，孩子是给冻坏了，神志有些不清，口误，把妹妹说成了姐姐。

四、营救

去到扳道房，哈斯朝禄赶快给龙梅脱毡疙瘩。因为手、脚和脸最容易冻伤，所以当哈斯朝禄给龙梅脱靴子时，怎么脱也脱不下来。她的脚跟靴子粘在一起了。她在雪里跑了一天的路，雪灌进了靴子，走路时，雪和脚摩擦以后化了，继续冻，整个脚和毡疙瘩就都冻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大冰坨子。

正当哈斯朝禄焦急万分的时候，从窗外面走过来四五个年轻的铁路工人，是来接班的。哈斯朝禄喜出望外，赶紧求救。

“工人同志们，这是我们牧区的孩子，冻坏了，请你们帮着救一下。”

他还告诉这些工人，说山里面还有一个孩子。

这时，那仁满都拉也在扳道房里，他目睹了这个场面，并临时充当了翻译。因为龙梅不懂汉语，铁路工人又不懂蒙语，双方的对话就是由他来翻译沟通的。

这几个铁路工人马上脱了衣服就帮忙，他们给龙梅拿雪擦手，毡疙瘩脱不下来，就拿刀子划个口子，然后拿剪子铰。这个时候的龙梅，已经饿极了，那仁满都拉拿着铁路上发的大面包，一点点掰着喂她，一边拿铁路工人的大缸子，给她一口一口地喂热水。龙梅吃得很香。

龙梅获救后，哈斯朝禄赶忙去找白云鄂博矿区领导，矿区很快派来了汽车，还组织了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山里去寻找玉荣。

哈斯朝禄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说的：

那天我跑得满身大汗，找救护车，往政府跑，往邮局跑，打电话，虽然刮白毛风，我衬衣衬裤都出汗了。

他们在山里发现玉荣时，她的半截身子已经让雪埋住，休克了。当她被抱起来以后，还用蒙语说了一句话：“我的鞭子。”

下午，铁路工人把玉荣也抱到了铁路扳道房，哈斯朝禄一看孩子，这哪里是姐姐，分明是妹妹嘛。她穿一件紫色的花棉袄，那脸也都是紫颜色的，抱回来时，已经昏迷了。他们赶紧把姐妹两人送到医院，时间已接近黄昏了。

然后，哈斯朝禄父子背着年货领着狗，踏着积雪，迎着夕阳，走回家去。

此前，哈斯朝禄在区委求助时，曾自报家门对区长说，自己是日光队的牧民，叫哈斯朝禄，把情况简单叙说了一下。他当时觉得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树起两位小英雄，小英雄的背后，又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

五、隐形

正在白云鄂博地区采访的记者，听说两个小女孩的事迹后，马上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最鲜艳的花朵》，龙梅、玉荣一时间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各种荣誉随之而来。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安排她们到中南海住了十五天，姐妹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大典，被各级领导接见。

可是，在所有报道中，唯独不见哈斯朝禄、那仁满都拉父子的名字。为什么整个事件中最重要的见证者会被抹去？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营救者何以被隐形了呢？

这还得从哈斯朝禄当时的身份说起。

一开始，记者前去采访时，就被当地某些领导挡了驾，领导告诉记者说：“这个人，救她这个人，政治背景非常不好。”这就是所谓的历史问题。

哈斯朝禄毕业于伪满洲国新安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是日本人创办的，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干部的许多人，也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当时的年轻人为了生计，投考了这个学校。

1945年初，哈斯朝禄毕业。这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他不愿意跟着日本人的军队去和苏联人作战，只好称病逃离了部队，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再没有回去。

1946年2月，哈斯朝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几年里，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内蒙古部队里任职，还升任为团级干部。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遭遇挫折，1958年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岗位上被开除公职，1960年被管制，并从管制两年延续到管制七年。哈斯朝禄全家被强迫下放到达茂联合旗新宝力格苏木公社日光大队，从一个编辑变成了牧民，一个实实在在的放羊人。在那个时代，管制分子没有政治权利，形同罪犯，在群众面前抬不起头来。人走在大街上，背后就被指指点点，人们也自觉地不和这样的人接近，叫“划清界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4年的冬天，当得知是哈斯朝禄这样的人营救了草原小姐妹的时候，有关领导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身份的人，那怎么能报道？！

但是，如果缺掉第一施救人这样一个环节，隐去哈斯朝禄父子发现小姐妹的过程，这个故事又该怎么讲呢？于是，一个精心编造的情节上演了。

六、谎言

是谁取代了哈斯朝禄父子成为头号功臣？

当时的报纸上没有提及哈斯朝禄父子的名字，却清晰地写着另一个人：王福臣。他取代哈斯朝禄父子成了发现并抢救小姐妹的“头号功臣”。在之后的表彰大会上，王福臣和其他几位铁路工人一起被授予“民族团结光辉榜样”的称号。

王福臣何许人也？事件发生时他身在何处？这戏剧性的转换从何而来？

事情还得从父子俩和小姐妹相遇那天说起。

当时，哈斯朝禄发现了走丢的羊群和两只死羊，于是决定把死羊就近送往铁路扳道房寄存。

在哈斯朝禄的讲述中，扳道房里当时有一位姓王的工人在值班，只有他一个人。哈斯朝禄对他说：我是牧民，我想把这两只死羊寄存在你这儿。

好说歹说，但这个工人不愿意，态度也不好，理由是，你寄放到这儿丢了怎么办？让他拿走。

哈斯朝禄继续请求，还补充说，不但是这两只羊，还有一群羊没人看，自己还得把那群羊送到生产队去。

这个姓王的工人最后同意了，但是要求下午6点以前必须把羊拿走。

把羊放下以后，哈斯朝禄折回铁道边，一看，怎么在儿子身边多了一个孩子呢？他一看龙梅的样子，就知道已经冻得神志不清，他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她带到扳道房去。

到扳道房以后，那里只有一个单人床，哈斯朝禄也不管这个铁路工人同意不同意，直接把龙梅抱到床上，他同时对那个工人说：

“王师傅，你看我们这个孩子，牧区的，冻坏了，请你帮帮忙！”

工人的态度并不好，特别冷淡：“你没见我这儿就我一个人值班吗？我离不开这儿，我能离开吗？”

他确实也离不开。这位姓王的工人就是王福臣。

后来，王福臣对记者的描述，是另一番情景。他正在值班，看一个小姑娘摇摇晃晃地要跨过铁路，就一个箭步蹿上去，把龙梅抱过来，抱到了扳道房开始抢救。

那仁满都拉记得，王福臣先后四次到哈斯朝禄家，来说服哈斯朝禄，要和他交朋友，实际上是希望哈斯朝禄保持沉默。那仁满都拉回忆，父亲是这样对这位工人师傅说的： “好了，老王，你去对记者讲，你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反正报纸上的报道也没有我，而且记者也不可能到我这个牧区，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来采访我这样一个人，你想怎么说，你凭良心说去吧。”

七、成“贼”

由于哈斯朝禄身份的特殊性，当时报道龙梅、玉荣姐妹俩的事迹时，遵循的是“哈斯朝禄将功折罪，不见报不表扬”的原则。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随着宣传的持续发酵，很多意想之外的事情接连发生了。

《草原英雄小姐妹》被搬上了银幕。艺术家们根据当时的报道，又进行了“艺术加工”，人和自然作斗争的思想还不够，需要增加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主题。那么，这个敌人是谁呢？电影中，龙梅是铁路工人从铁路中间救回来的，背了羊的人身份变成了怀着阶级仇恨的牧主，他拿着一把刀，把羊圈栅栏门给割坏，把羊群都放跑了。坐在影院里看电影的那仁满都拉，第一次在影片中发现了父亲的影子，可是父亲不再是救人的人，而成了“偷羊贼”“企图害死小姐妹的凶手”。

现实中，哈斯朝禄的命运也越来越朝着他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

1966年的一天，哈斯朝禄突然被捕了。白云鄂博矿区在批斗哈斯朝禄时，给他扣了两顶帽子：在施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他还是一个杀人未遂的人。这些罪名，哈斯朝禄的家人一开始都认为是王福臣造的谣。

但同一年，哈斯朝禄被关进当地监狱，两年后又被转送库伦旗劳动改造。1972年5月5日，他的三女儿、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四连的战士在救火的时候英勇牺牲了。第二年，他因女儿立功的原因提前获得释放，但并没有恢复身份，他们一家都成了黑户口，在那个年代，黑户意味着没有口粮，几乎没办法生存下去……

尽管哈斯朝禄父子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表彰和认可，但一开始，龙梅、玉荣一家和哈斯朝禄父子私下里关系还算不错，小姐妹的父亲吴添喜逢年过节也总会领着两个孩子来拜年。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渐渐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

后来，龙梅曾经这样解释她们当时不能面对真相的原因：

“那个年代，我们也左右不了我们自己，社会活动也比较多，因为我们正是学习的年龄，当时那个年代那个背景下，我们就得服从人家组织安排，工农商学兵，什么会都落不下，什么活动都落不下。”

八、申诉

当影射哈斯朝禄为反动牧主的情节出现在电影里以后，哈斯朝禄的小儿子那仁满都拉坐到电影院里，脸都在发烧，心里感到非常屈辱，他想说出事情的真相，但又不敢说。小小的他知道，说了也没有人信，人家反而会反问一些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不报道你们呢？”

从此，那仁满都拉再没有提起过他们父子救人的事。这对他的心灵是不小的伤害。

但是，事实真相总是有一种倔强的力量在生长。

从1964年开始，哈斯朝禄就向上级部门反映事情真相，从1973年被释放到1979年被平反，他的整个申诉之路，走得痛苦而漫长。

哈斯朝禄的三女儿因救火而牺牲，她和一同牺牲的六十九位烈士一样，每人都得到了政府发放的一百八十元到二百三十元不等的抚恤金，哈斯朝禄领到了女儿的二百三十块钱。他拿着这二百三十块钱，去申诉，去上访，库伦旗、达茂联合旗、呼和浩特、长春、北京，这些地方，他都多次跑过。因为缺钱，哈斯朝禄就买张站台票上火车，然后就求列车长；如果站台票上不了车，就买最近一站地的车票，上车以后找车长，如实地向车长反映，告诉人家自己是去上访的，没有钱买票，请求车长让自己坐一下车。

有很多好心肠的列车长出于同情会答应他的请求，而且嘱咐查票的人，“九车厢有一个上访的，让他坐吧。”但也遇到过一些心肠挺硬的、原则性挺强的，就会把他赶下车。

到了要去的地方，吃饭、睡觉怎么办？哈斯朝禄会节约再节约，一顿饭一碗面条，晚上睡觉没钱住不起旅馆，招待所也住不起，就去车站候车室对付一宿。而候车室也有它的规定，只有有票候车的人才有资格在那儿休息。铁路警察经常查票，有一次查到哈斯朝禄没有票，不容分辩，警察就拎着他的领子给揪出去，衣服都被揪破了。遇到这样的事，虽然觉得很无奈，但哈斯朝禄仍然坚持、隐忍。只有对着空旷的大草原，他才可以大喊大叫，发泄自己受到的冤屈。

从1964年到1979年，哈斯朝禄申诉了整整十五年。在他留下的一封长达一百一十九页的信中，老人详细回忆了营救小姐妹的经过，以及这些年来自己所蒙受的不白之冤。枯黄的信纸，斑斑墨迹，无奈这泪水铸就的文字多年里却乏人问津。

九、平反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哈斯朝禄感觉到了政治形势好转的趋势，他对放假回家的那仁满都拉说：“你来给我写一篇文章，就根据我这个申诉材料写。”

于是，已经长大成人的那仁满都拉用了三天的时间，写了题为《谁是第一个发现并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的信，直接寄到人民日报社。1979年4月份，《人民日报》把这封信选登在了内参上。

内参直接上呈中央各部领导，往往是老百姓反映的焦点问题。这个内参被胡耀邦同志看到，由于此事的全国影响，他立即做出了批示：“责成内蒙古党委调查处理。”这样一件大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开始还是很被动，后来在胡耀邦指示、中央办公厅催办之下，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了专案组调查落实，走访了所有的当事人。  

绝大多数当事人都如实地证明，首先发现并抢救龙梅、玉荣的是哈斯朝禄父子。最后，王福臣也承认，龙梅确实是哈斯朝禄领到扳道房来的。

哈斯朝禄的事迹和他后来的遭遇开始为他周围的人所知，人们为此还登门拜访，这使他感到很欣慰。哈斯朝禄晚年常讲，现在是他人生当中的黄金时期，国家稳定，他个人的生活也很稳定。

很多年后，常常有人问老人，是否后悔救了小姐妹。老人总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都过去了，只要她们姐妹好，记着我，就行了。”

2005年，哈斯朝禄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在为老人送行的队伍中，人们看到了玉荣的身影。

2006年，那仁满都拉又回到了白云鄂博火车站，冬季的草原上北风呼啸，雪花纷飞。四十多年前，九岁的他就是在这里巧遇了草原英雄小姐妹，也就从那时起他和家人的命运改变了……

注：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那仁满都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