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湖湘教师读书论坛---现场观察》专栏第4帖：本届论坛嘉宾【十年砍柴】帖文搜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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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湖湘教师读书论坛---现场观察》专栏第4帖：
                                         本届论坛嘉宾帖文搜辑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湖南新邵人，知名专栏作家、文史专家。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曾做过公务员、记者，2008年10月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作、编书、卖书。现出版有《闲看水浒》《晚明七十年》《皇帝文臣和太监》《闲话红楼》《进城走了十八年》《自由与宽恕：曼德拉传》《找不回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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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的敞怀和北大的闭门




“十一”长假，妻子的大姐带着她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来京游玩。从北师大毕业的大姐当年回到老家谋了一份教职，此番带着儿子进京，和大多数父母一样，不仅仅希望儿子看看天安门的大排场以及感受游乐园的热闹刺激，也希望给儿子来点“激励教育”，让北京高校那种氛围感染懵懵懂懂的小孩。
除了她自己的母校外，必定的旅游项目就是带着儿子逛北大、清华了。尽管我对走马观花的游校园能否激励还不识愁滋味的男孩，抱以深深的怀疑。但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这个陪同是当定了。
10月4日上午9点，我和妻子陪着他们母子俩，开车来到清华的东门。东门的保安非常礼貌地说，此门不能进车，你们开车进清华必须走南门。他怕我走冤枉路，仔细地告诉我往南走，第二个红绿灯往西拐，上了成府路，然后你们走附路，在过街天桥前往右拐，就到了南门。按着保安的指点，我们顺利地进了清华。把车停在路边，然后陪着小孩慢慢地走。比起北大的秀丽精致，清华更空旷、粗犷一些，笔直的水泥路两旁，柳树叶被昨夜西风凋零满地，方方正正的建筑物倒也有种质朴的美。一路上看到许多和小外甥一样的小孩，在父母亲戚的陪同下，蹦蹦跳跳地走着、欢叫着。小外甥也很兴奋，在清华园的大牌匾下摆了许多pose要求给他照相。
两小时以后，我们到了北大西门，被告知不但车不能进而且人也不能进。平常来北大是采访，从没想过北大的门这样难进。这番节假日作为游客，才知道“黉门一入深如海”。保安说北大是学校，不是公园，节假日不欢迎游客进来，如果是公事，请相关部门的人来迎接。我一想，自己是陪小孩来玩的，他和他妈妈不能进去，我进去有啥意思？只好劝说悻悻不乐的男孩：算了吧，以后有本事自己考进北大，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走进这个校门了。
谁知道小男孩的自尊被伤了，愣愣地说了一句：“我要考清华”。
这本来是“十一”长假中的一件小事，我没有过多地想什么。今天在新京报上看到徐友渔先生的一篇文章，是评论北大假期闭门拒绝外来游客的。我便想起小外甥那失望的表情。从这件事来简单地比较北大、清华孰优孰劣，是草率而滑稽的。每个学校情况不一样，对学校的管理政策也不尽相同，这点完全可以理解。比如说北大的校区比起清华来说，可能狭促一些，再比如可能在某些人心中，北大更需要稳定和安宁。。。。但是我想，小孩们来北大、清华，不仅仅是因为里面有未名湖、博雅塔，有工字楼和荷塘。不说中国之大，就说北京，风景之美，园林之巧，胜于二校的地方不少。家长们之所以想带着孩子进两校参观，是因为两校就是学林里的少林武当，两校寄托着许多家长和国民的希冀。可能许多家长只有朴素的愿望，希望两大高校的短时间游历，能给孩子幼小的心中留下一点绚丽的梦想，当然这梦想能否实现谁也说不准。我们这两年争论什么“大学之道”、“大学精神”，似乎更多停留在那些“学富五车”的鸿儒们嘴上，而真正的“大学之道”和“大学精神”如果和大多数老百姓无关，那是什么“道”呢？那是难于上青天的鸟道。
大学吸引人的决不是仅仅是风景——尽管像北大、武大、厦大等许多学校风景独好。当年北大占了燕大的巢之前，是在沙滩。老北大的风景确实没什么可炫耀的，灰色而破落的楼，没有围墙，也没有湖光塔影。可老北大在多少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风景？记得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回忆，当时北大的课堂几乎对全民开放，许多旁听生可以自由地去听课，没什么保安阻挡。据说一位大家每次上课，教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可到了考试只有两人参加，这位先生才明白原来平时来听课的都是不具备北大学生身份的“私淑弟子”。清华一个卖饭的打工仔托福考了个叫人咋舌的高分，于是“英语神厨”之类的吹捧就出来了。比起民初的北大这算什么？一个湖南来的打工仔当年就可以堂堂正正在北大旁听，而且向那些声名赫赫的先生提问。人家后来还“换了人间”呢。
今天的北大人还在拿九十多年前的蔡先生长北大时的“兼容并包”说事，联想到前不久一个包括我在内许多网友常去的一个北大网站被关闭，真是有点讽刺意味。难道再过五十年，说起北大，还只能说说严复？说说蔡元培？说说胡适？中间那五十多年有什么可说的呢？也许说那五十多年，北大从破破烂烂的沙滩搬到了风景如画的燕园？说说让“四海翻腾云水怒”的第一张大字报？或者只能说，那五十多年，无非还叫“北京大学”这个名字而已。
显然，北大对学界而言，有着符号化的作用。可它要是完全符号化，或者干脆成了个鸟笼，那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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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本山大叔的卖拐三部曲：中华是个“忽悠”国


尽管早有人议论本山大叔江郎才尽了，但在春节联欢晚会的盛世欢歌中，依然缺不了大叔那张猪腰子脸。既然人们群众这样喜欢大叔，代表先进文化的央视，不管怎样都要让赵本山同志除夕夜准时轰炸全国人民的眼球。
今年春晚本山大叔带着两个刚出徒的弟子，又将范伟忽悠了一把。从卖拐，到卖车，到把轮椅卖出去，尽管范伟吃了n次堑，总结出一大套防骗防蒙的心得，还是着了本山大叔的道儿。观众在嘻嘻哈哈中欣赏着本山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骗术，笔者感到一阵阵悲凉。——堂堂中华，实在是个“忽悠”大国。
我并非有贬低本山表演艺术之意，本山能够将卖拐系列小品在人们以为山穷水尽时，一次次演绎到2005年，尚能给人一点柳暗花明的感觉。尽管比起2002年第一部《卖拐》，有点牵强，但也很不容易了。赵本山的卖拐系列之所以广受欢迎，证明他是今日中国超出其他人一大截的喜剧演员，在别人绞尽脑汁将讽刺小品和主旋律、喜庆气氛搞三结合时，他依然能抓住中国老百姓的心态，知道老百姓喜欢看什么。

本山大叔的卖拐三部曲就是忽悠三部曲骗人三部曲，揭示了这个社会防不胜防的骗术、骗局。“忽悠”作为方言词，影响已然超出了东北那旮旯，全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论老幼，大约都能体会到忽悠的意思。据说民国时期在全国最有影响的一句东北话，是张作霖大帅入关后带来的：“妈拉个巴子”，那是凭借奉军的枪炮；今日最有影响的一句东北话，恐怕算赵氏师徒告诉全国观众的“忽悠”。
中国人喜欢欣赏骗人的把戏，老百姓自己在一次次被骗后，会咬牙切齿地骂那个骗子，可也许是因为“骗”处处可见，“骗”伴随人的一生，对那些骗术高明的人，中国人隐隐有些艳羡和钦佩。说某个人骗术高明，不一定是贬低这个人。
此原因大约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历史，是“瞒”与“骗”的历史。翻译成东北话：俺们这大中华，千年来就是比谁更能忽悠。
中国历代统治者，表面上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国，讲“仁义礼智信”，而实际上使用法家、纵横家那一套管教老百姓，谁能将老百姓骗得最稳当，谁就是个成功的政治家。“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在骗与被偏的较量中，谁能最先识破别人的骗术，而不使别人识破自己的骗术，他就会赢。宁可使我骗天下人，不能使天下人骗我。《论语》、《孟子》从来只是用来准备科举考试做文章的，真正行事处世的靠的还是《战国策》、《孙子兵法》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兵不厌诈”不仅仅用在战场，更用在官场、商场、情场甚至日常生活之中。“三十六计”号称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就是如何叫人上当受骗的伎俩，和街头做局骗人钱财的行为没有两样。战国时的张仪巧舌如簧，骗得楚怀王一愣一愣的。项羽、刘邦争天下，刘邦背后一套，当面一套，鸿门宴上拼命地给霸王灌米汤，霸王傻乎乎地将汉营中为自己提供情报的曹无伤给说出来。大伙儿佩服的是张仪、刘邦这样的人。至于怀王、项羽，同情者少，更多的是嘲笑他们的天真。
“遇人只说三分话，不可抛却一片心”，“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些民间俗语折射的是，我们社会的大众教育就是不信任教育——不能随便信任别人。因此，中国的陌生人之间，如果像老外那样见面就笑逐颜开地打招呼，估计别人会琢磨他不是神经有问题就别有所图。
金庸小说最引人入胜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世武功，而是那些高明的骗术，像岳不群这样的人，能骗自己的妻子、女儿、徒弟、同门兄弟，便是超一流骗者。张无忌的母亲殷素素自杀前，咬了一口自己的儿子。就是要让他记住，父母以后不能保护他时，最应该提防的是那些骗他真情的女人。
现在中国做父母的，何尝没有殷素素那样的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呀，这世上的陷阱实在太多。陌生人敲门，可能他是个抢劫犯；火车上给你喝饮料，里面可能有蒙汗药；去买东西，商家花言巧语推销的多半会是假冒伪劣产品；街上向你乞讨的气概不要理，他们很多比你父母还有钱；和你山盟海誓的男朋友，没准是个骗了无数少女的大色狼。。。。。。。。
老师在课堂上教育孩子要诚实，可大多数父母是不愿意让孩子真的诚实，会灌输老实人吃亏的道理。如果你同情别人受了骗，长辈知道后大不会说：不长心眼儿，活该！如果两个孩子玩心眼，一个成功地欺骗另一个，骗人的孩子未必会被父母责骂，也许还会夸他有出息；工作后谁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把上上下下哄骗得团团转，他便是父母妻子朋友眼中的能人。
中国这种到处被“忽悠”的环境，决定着老百姓自学成才，不断提高忽悠水平，防范被忽悠风险。因此一些表现骗人和防骗的文艺作品、新闻节目格外吃香，各大电视台开办的骗术曝光之类的节目收视率甚高，便是这个原因。本山大叔的“忽悠”系列来源于鲜活的现实，当然具有无比的艺术感染力。
曾经有一位和自己的老师比忽悠水平的人，最终没有忽悠过老师，折戟沉沙在外国。他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红宝书不离手，“四个伟大”不离口，可算是得忽悠术之三昧。现在问题是，讲假话并不难，难的是国民的整体忽悠水平和国球兵乓一样，傲立世界。要想成功地把人忽悠成功，必须不断地提高技艺，正手、反手，快速、缓慢，单独、合作等等忽悠水平要与时俱进，而且还得培养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接班人，才能像本山大叔那样，一年又一年地忽悠着范伟。
不过，忽悠不好也是有代价的。曾经我们被忽悠：粮食亩产几万斤，可不久就饥民遍野；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水深火热之中等我们去解救，可一天醒来却发现当官的子女带头投身那“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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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丢北大自由魂

连战昨天来到北大校园——这个曾经是他母亲母校燕京大学的鹊巢，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仅从字面上理解，是在推崇北大在中华学界泰山北斗之地位：
“1949年之后北大好多好多的老师跟同学们好象种子一样，跨洋过海到了台湾，尤其到了台湾大学，把自由的种子带到那里去，在那里开花结果。包括傅斯年、毛之水等等师生后来都是在台大当教授，受到大家非常欢迎的教导。尤其胡适和傅斯年先生，都是五四运动的健将。”
“今天我来到北大，我也愿意回顾一下，中国近百年以来整个的思想的发展，应该也可以说归功于北大。大家都知道胡适先生提倡自由主义，那是代表一种自由、民主、繁荣、进步的创举，也曾经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作为台湾大学的高材生，连战此番话，确实有北大精神再传弟子前来寻根的意味。在连主席奉送的高帽子面前，在座的北大师生除了自豪外，还有没有一丝羞愧？
北京精神之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流风余韵在今天座落在燕园的北大，还留存多少？这里有瞧不起自考生的身份高贵感，有节假日关门拒绝外来游客的自恋，有把一个敢对掌管意识形态部门讲些真话的教授赶走的气魄，有将学生多年来自己点点滴滴建成的网站关闭的明智。。。。。。
以为把蔡元培先生的塑像，立在校园内，这就是北大么？以为校门挂着本朝太祖题写的龙飞凤舞的牌匾，就是北大么？以为依仗政府的拨款，喊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就是北大么？
真正得自由思想之精魂的北大人，应当有胡适先生这样的宽容，或者有傅斯年先生那种在权贵面前不摧眉折腰的风骨，而非沦于皮相的狂傲或自负。
一九四九年前，北大无论处在什么样艰难的环境中，都没有丢掉其自由独立的魂魄，哪怕是军阀混战、日寇围城，或是辗转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一九四九年是个分水岭，真正的北大魂，似乎随着国民党残兵败将的军舰，带到了那个岛屿。
尽管国民党在反思丢掉大陆的教训时，也信奉用警察来管治岛上的人，包括知识分子，所谓的“戡乱”期间，也出现过“雷震案”这样的文祸。可掌台湾大学的傅斯年这个地道的北大人，极力维护台大的学术自由，坚决顶住警察不经过司法程序前来骚扰台大师生；当年被老蒋奉为保护神的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岛时，老蒋带领一帮文臣武将去迎接，包括“国子监祭酒”傅斯年。在贵宾室里，只有三个人敢坐着，除了麦帅和老蒋，就是傅斯年，他大大咧咧地翘着二郎腿，旁若无人地翻看杂志。
而今天，一些掌管北大或其他高校的人，以自己是个副部级高官而自得。环顾今天大中华圈内的大学，真正有资格说承接当年北大自由香火的，恐怕只有台湾大学了。不但奠定台大基础的校长傅斯年是北大人，影响台大精神气质的胡适、殷海光等，也和北大也有极深的渊源。连现在骂完这个骂那个、做老顽童状的台大毕业生李敖，如祥林嫂似的一再念叨他父亲是北大毕业的，他和胡适先生、殷海光先生的关系等等。
这大概是礼失求诸于野，当年晋室南渡，中原文化之精髓也随着世家大族转移到江南。感谢那弯浅浅的海峡，总算给北大之魂魄找到了个栖身的地方。
我们对比49年后北大和台大，这边号称“北大”的，将来历史将记住他们些什么呢？“反右”时教授们的检讨？文革时第一张大字报？“梁效”的评论员文章？那些劫后余生的学者有关牛棚的记忆？而那边的台大，49年后所干的许多事情，酷似49年前的北大。
其实，北大魂魄的丢失，我们不能责怪北大人自己。连先生的一席话，能否给今天的北大人一点触动？想一想何时能招回北大自由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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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之感觉：鲜活的中国人和鲜活的历史

中国人爱炫耀于异邦的是本国悠久的历史，历史教育在我国也有着很长的传统和厚实的群众基础。
可是，今天你问一个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历史课上你学习什么？他也许会给你背诵很多距政治比距历史更近的概念。什么几种社会形态，什么历史发展的规律，什么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伟大意义。等等。若举一例，问他陈胜是什么人。我想大多数上过历史课的人，会如应付考试那样：告诉你陈胜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起义的农民领袖，是在大泽乡起义的，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最后失败了。那些学习用功的也许还会把公元前多少年准确地背出来。
这样的历史，中间活着的不是一个个有趣的、和我们一样的人。而是些死板的、组合在一起的零部件。如果老师依据《史记》中的《陈涉世家》，给学生们讲陈胜的故事，两千多年前那个戍卒会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
他年轻时和所有的小伙子一样，不安现状，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样话可能很多人都讲过。贱时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在他没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前，这样的话只是寻常的吹牛皮。
还有他称王后，过去穷苦时的老伙计来投奔他，看到他威风八面。这些乡巴佬啧啧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说过“苟富贵，无相忘”的陈胜很不地道，怪罪老伙计轻慢自己，将人家给杀头了。
现今针对学生的历史教育是这样，而对整个国民的历史意识培育何尝不是主题先行？难怪大多数人不愿意亲近主流史学家整理出来的“煌煌历史”，而热衷于观看那些银屏上的历史戏说。——尽管后者可能荒诞而不真实，但至少有趣。
公众不需要硬塞给他历史概念，也不需要代替他去判断是非。公众自有一双历史眼，来看待兴亡变迁，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不是某些人为了某种目标人为进行加工过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人物真实的、无人“梳妆打扮”的言说和行为。
一旦剥离意识形态主导的价值判断所包裹的重重外衣，历史人物不顶着英雄或贼寇，贤达或小人的标签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以原生态的言行出现。真实的历史，有趣的历史，往往就藏在历史人物的片言只语中。
看余世存兄编辑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我便有这种感觉。
1840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到上个世纪末，这160年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变化最剧烈、各种潮流激荡得最汹涌的时期。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每个置身于其中的普通中国人，身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大变局的印迹。可是，这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反而山色朦胧雨亦奇，是“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因么？是，又不是。那些曾主导过这160年历史的人，究竟是怎样的？难道仅仅是贤良寺中让人肃然起敬的牌位，或是岳坟前让人吐唾沫的铁人？难道这160年，仅仅只体现证明谁更合理合法的历史规律？
余世存兄对中国的近现代史，比某些所谓的大家，更有精到的看法。然而他自己不说话，不是他不能说，而是他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说话。避免了庸俗的评点与阐释。
160年间中国重要的历史人物，其言语几乎都在这本书里能找到。我捧读起来毫无因年代久远的隔膜感，那些帝王也罢，革命家也罢，权谋家也罢，军阀也罢、才子也罢，学问家也罢。他们都是些鲜活的人，就像生活在我们同一个小区。
慈禧太后说，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活脱脱是一个当家日子长了、不愿意将手中那串钥匙给儿媳妇的老太太模样。孙中山回答犬养毅最喜欢什么的提问时，他的排序是：革命、女人、书。这是个真性情的革命家，而非躺在中山陵上让人顶礼膜拜的先行者。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这个当年有着“一万里外觅封侯”豪气的权臣，晚年和任何一个油尽灯枯的老汉无异。
看《非常道》，要耐得住性子，慢慢地翻读。全书23万字不算多，可牵连着大变局中涌动了160年的波涛。非仔细咀嚼，则不能体察文字背后沉甸甸的重量，也不能体察编者平和下面滚烫的激情。
这本书，名为余世存编辑而非著述，我以为所要花费的功夫，比寻常的著述还要多。也许是为了尽量避免编者本人的主观情绪，此书光秃秃的既无序言也无后记，开篇便是听历史人物说话。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一直躲在历史人物背后的余世存，其实他想表达的也都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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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端学者架子的性情文字（书评）

李零先生是搞考古学研究的，我非学术圈内人士，对其学术成就如何不敢妄评。——那是另一个水泊梁山，如何排座次，似乎有不可为外人道的规矩。但据媒体介绍，先生在那个圈里还是很有江湖地位的。至少人家的名头放在那里：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尽管李零先生痛斥过“博士生导师”之衔乃是国际丑闻。可他身在此山中，按此山的标准评价，他也躲不过，不管本人是否喜欢。
在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现在还在学术前沿活跃的专家中，李零先生的文字是我最熟悉也最喜欢的。——大约许多非学界中人亦有这种感觉。别的大家想必文字也不错，可很少有人放下身段，写一些“闲文”让我等解颐或解惑，一般的专家喜欢圈在高高的院墙内，一本正经从遥远的夏商周，讲到离我们较近的元明清。这学问大约是很高的，喝彩者多是同道中人或入室弟子？我等江湖散人无缘窥其精髓。而李零先生，常常在《读书》等刊物上，写一些很有趣的文章，告诉我们古人是怎样喝酒、吃饭、泡妞和上厕所的；那些刺客当年是什么样的风采；古代人赌博、吸毒大约是啥样子。娓娓道来，让人难以释卷，可无野狐禅那类无凭无据的毛病，有趣而有征。
近期，李零先生的《花间一壶酒》出版了，汇集的是他这几年写的“闲”文字。但说其“闲”，是写作的态度不那么端学者架子，其内容不闲，说的都是中国人安身立命、杀伐攻守、吃喝拉撒的根本问题。比如说他用轻松的文字来分析当下高校体制的弊病，高校之病，有感触的很多，摆出杏林高手的样子给它开药方的也多了去了。像李零这样在《学校不是养鸡场》等文章中，用大白话、大实话把道理讲得很透彻的不多，如“大人有钱你有命”，“发展不是没头苍蝇”，这类性情文字读起来多痛快。
人都是有个性的，写出来的文字也应当千姿百态，能见其真性情的。可是我们许多学院的大学者，好像一旦有了“教授”、“博导”之类的头衔，好像说大白话或大实话就是很丢脸的事情。于是文章里面不是言必称希腊，就是称尧舜，如果让读者明明白白读懂，显得人家没学问，把你绕得云山雾罩，满脑门犯晕，似乎才能显出人家的高明来。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晚清和民国初年的那些大学者，不仅仅乐于写一些“闲文”，即使他们写学术文字，也很本色，能见其真性情。如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这些人都是不世出的大学者、大文豪。可是这些大家为文，没有一丝端起架子显摆学问的痕迹，那些钩沉探微的学术文章，照样用轻松有趣而明白的文字写出。那时候的大学问家，虽身在院墙里面，可是思想和性情没有被圈住，——也许那时候的大学还不是“养鸡场”的缘故。
李零先生在《花间一壶酒》的自序里已经说得很清楚：“我理解，跟公众讲话，必定要超出专业讲外行话，就和普通人说话一样，业余玩票就是业余玩票，既不必自卑，也不必自大，自己得想明白了。我从来都没想过，用杂文为学问造势，或用学问为杂文造势，好像全能冠军。”
整本书里，李零先生嬉笑怒骂，但仔细读完这本书，我觉得他的姿态还是如本书第一篇文章也是书名《花间一壶酒》。对着月亮和自己的影子喝酒，是越喝越清醒的，甚至有一种难为人理解的大寂寥。虽然李零尽量不端知识分子的架子，说着北京街头引车卖浆者一样的话。但无论他的言说如何轻松和诙谐，依然掩盖不了一个读书人的忧生忧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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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掩饰欲望的八戒才可爱
(闲看水浒、胡侃红楼、醉解西游诸系列，对西游动手最早，但可能成书最晚。因为纯粹的“玩”的心态不容易找)


《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人是猪八戒，好像许多人和我的感觉一样，特别是还有一些漂亮妹妹，放着英俊清秀的唐僧、神通广大的悟空、任劳任怨的沙和尚不喜欢，非得喜欢这个自私、懒惰、馋嘴、贪生怕死、好色、好吃、长得五大三粗嘴长皮厚的呆子。
我们为什么喜欢八戒？这个《西游记》中常常作为丑角出现的人物？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真实，真实得像我们隔壁那个很实在却不乏小奸滑、心地善良却爱占点小便宜的阿哥。他是个普通的男人，有男人的一切毛病和欲望。
不刻意掩饰欲望的男人才可爱。中国历史上的国王、皇帝我最喜欢齐宣王，因为他面对唠唠叨叨、前来推销自己歪理斜说、企图影响当时政局的孟老夫子，掷地有声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喜欢金钱珠宝，喜欢美女艳福，有几个男人没有这样的毛病？“十个男人九个花，一个不花身体差”，那个身体差的男人未必就不好色，要么是身体透支了，想花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是先天不足或后天被宫，这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男人。即使这样，一些被阉割的太监得势后，还要娶妻纳妾，满足他那些心理幻想。
作为天蓬元帅猪八戒先生因为调戏了嫦娥，而被贬斥到凡间，托身猪胎。我想天兵天将中的军官们，恐怕都有这样一点小毛病。都是些热血男儿，每天看到玉皇身边那么多美女搔首弄姿，能把持住吗？宫里的男服务人员可以一刀割断是非根，可这些虎贲之士你却不能给阉了。喝醉酒的元帅大人，扯住广寒宫的嫦娥，要求陪睡。酒后乱性的八戒将嫦娥姐姐当成民女甚至三陪等平常女子了。最后玉皇震怒，拿住他本来要处决的，多亏太白金星这位和事老出面求情，才重责两千锤，罚到人世间来受罪。——真是羊肉没吃着，惹了一身骚。一位高级海军将领酒后这点行为，平时哪会有如此的后果？我疑心这嫦娥和玉皇有一腿，被玉皇包养在广寒宫。泡领导的马子，那不是找死怎的？
下凡后的八戒，入赘高老庄。本来是个爱劳动、爱老婆、爱家庭的模范丈夫。可最后老丈人不喜欢他，要求两人离婚，理由是：“一则败坏家门，二者没个亲家来住。”其实根本原因是嫌贫爱富，嫌老猪吃得多，又是外乡人，出身是“黑五类”，被人歧视。竟然狠心地要求悟空，拿住八戒不要什么退婚文书，将其除了根。
悟空化变成高小姐去挑逗老猪时，看八戒好一副疼爱妻子的模范丈夫样子。悟空将他跌倒在地，他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温柔地说：“姐姐，你怎么今日有些怪我？想是我来迟了。”如此体贴的丈夫，《西游》和《水浒》中，除了林冲、武大郎，就是猪八戒了。当悟空佯装哀叹自己的“造化低”时，八戒委屈地申辩：“你恼怎的？造化怎么得低的？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如今你身上穿的棉，戴的金，四时有花果享用，八节有蔬菜烹煎，你还有那些儿不趁心处，这般短叹长吁，说甚么造化低了。”这是无数的普通庄户人家中地一个代表，他脾气好、不挑剔；没有大志向，没有硬靠山，不嫉妒别人的飞黄腾达，只是想过好“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因为他的平凡、现实甚至有些目光短浅，才是平常女子喜欢的丈夫，平常男子喜欢那类亲戚朋友。
当八戒打不过悟空，躲进自己的大本营“云栈洞”内，不依不饶的猴子将人家的大门给打碎了。老猪不能不恼怒地骂悟空：“你这个弼马温，着实惫懒！与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哩。”看到此处，我不仅大笑，好个可爱的八戒。他还想像遵纪守法的顺民那样，和那位什么都敢作的猴子讲理，指责人家私闯民宅。怪不得八戒恼怒悟空，自己在天庭的地位远远比弼马温悟空高得多，最后得罪权贵削职为民，等到那份做官的心冷了后，只想好好过日子，这猴子又来管闲事。
八戒被唐僧收罗为徒弟后，辞别高老庄时，更显出一位庄户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前程的迷茫。他对高老头说：“上复丈母、大姨、二姨并姨夫、姑舅诸亲：我今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辞，休怪。丈人啊，你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作女婿过活。”当悟空责怪他胡说时，他辨道：“哥呵，不是胡说，只恐一时间有些儿差池，却不是和尚误了做，老婆误了娶，两下里都耽搁了？”读到此，我不仅不觉得好笑，心中更感觉到一丝辛酸。让农民别妻抛家，去追寻那个缥缈而不可及的目标，他的心中将是何等的离愁别恨，八戒不是诗人，写不出：“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诗句，只祈求妻子和亲人平安。
在取经的途中，八戒处处显出他革命的不坚定性，一有风吹草动，就嚷着要回高老庄。这种不坚定正是他可爱之处，钢铁战士另人恐怖。在取经F4团队中，八戒是最有人性的一个。唐僧是没有什么本事但有执著的信仰追求的人，他有着近似虚伪的道德洁癖；悟空本领高强却不会享受人世间的寻常快乐，只会杀人；沙僧呢？则是个过惯了杀人越货的流窜犯，一旦被老大收服，就成了死心塌地的奴才。他们三人都没有心灵的家园，唐僧把一切交给佛祖，悟空这个天生的造反派已经被紧箍咒控制住，沙僧就是一副天生的义仆命。而八戒有自己真正的家园，无论革命形势如何发展，他心中都有一块自留地。在其他三人身上，“神性”和“兽性”的东西更多一些，而八戒身上闪耀的都是人性。有人性的缺陷也有人性的可贵。他嫉妒悟空的本领和大师兄地位，时不时地挑拨悟空是师父的关系，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当唐僧责怪悟空打杀了白骨精，将其赶回花果山后，遇到妖怪，八戒、沙僧加上小龙，使出全部本领依然救不出师父，呆子又动摇了，说：“不趁此散伙”，经不住小龙的劝说，去花果山负荆请罪，请大师兄出面。
在花果山被悟空指示小猴戏弄奚落，但还不能彻底放下面子，只说师父想悟空，受不住挨打的威胁，不得不说出师父陷入黄袍怪手中的实情，怕悟空不出山，特地用激将法将猴王请出了花果山。——此处显出农村青年猪八戒同志那些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聪明。
因为八戒从来就不愿意放弃身上的“人性”，因此一次次被斥为六根未净，最后取经成功后，论功行赏。就是因为八戒的革命坚定性不够，如来对他说：“（你）喜归大教，入吾沙门，保圣僧在路，却又有顽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担有功，加升汝职正果，做净坛使者。”辛辛苦苦满一场，最后得了个打扫祭坛的“超级泔水桶”职务。
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里，历代的造反革命的主体都是八戒这样的青年农民，像悟空这样天生的造反者毕竟是少数。八戒们告别高老庄，投入造反的滚滚洪流，大多是不得已。他们离家远走他乡，说他们有什么宏伟的目标都是胡说，他们的理想无非是过得富足安逸一些而已。要进京打扫龙廷坐天下要取回真经为万世师的理想只能属于少数人。当然八戒这样的农民还是运气好，最终进了城混了个干部身份，大多的被洪流裹走的农民不是魂断异乡，就是白头归乡，故乡已物是人非，发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感叹。
八戒这样有点私心的男人，平常人喜欢，因为常态的社会更多的是这些人，但在一个暴力集团中，老大未必喜欢。因为有私心会有独立的想法，会对老大的理念老大的命令抱以怀疑的态度，就会动不动开小差回家抱孩子。这样的集团是没有战斗力的，因此暴力集团——无论是朝廷还是江湖，老大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手下的部众“去人性化”，让他们从“人”变成可以控制的工具或牛马。他们害怕部下心中有一点私的缝隙，就可能被“异端”引诱，变得不坚强，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历代的造反集团几乎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最彻底的就是洪秀全。拜上帝教是邪教，洪秀全等人追求的是不但从组织上，而且要从生活上、思想上控制全部教众。他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儿子，具有对教众生杀欲夺的天然权力。让教众不能有任何的私有财产，所有的缴获一律归“圣库”所有；甚至不允许教众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夫妇俩分据男营、女营，而自己和诸王则可以任意取民女为妃子。
造反集团在造反时如此，造反成功占有江山后依然如此。儒家一直在为历代统治者做这样的理论贡献，到了宋代已经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人欲都没有了，何况独立的思想呢？战国时期像齐宣王那样直率的君主已经越来越少了。汉代以后特别是明代后，皇帝越来越混蛋，任用小人，荒淫无度，残暴无常，可将自己打扮得却越来越像圣人，越来越追求“君师合一”。一方面谕示天下，要尊孔尊孟，要戒淫奢，把自己说成夙兴夜寐、宵衣旰食的道德完人，另一方面将几千美女储存在后宫，让其任意取用。他们把猪八戒那点毛病发挥到极至，却不允许别人做猪八戒。
历史证明越是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完人的君王越是残暴，而敢称“寡人有疾”的君王往往承认人性许多东西是难以克服的，反而更能被百姓接受。
我喜欢八戒，喜欢他所具备的一切男人的小毛病。因为我不想当圣人，我也当不了圣人。

jssh365

废科举百年的一点感想

12年前的那个夏天，我还是某大学中文系即将毕业的学生，照例要做毕业论文。我选的题目是《鲁迅的乡恋》。中国文人的乡恋情结很重，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可是鲁迅那代人对故乡的爱恋伴随着的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故乡的幻灭感。当时我在论文里提到这种幻灭感来自两个原因：
一是资本主义代表的现代工商文化对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耕经济巨大的冲击，传统乡土社会固有的秩序被打破，传统的价值观受到莫大的冲击，故乡已非昔日之乡，这在鲁迅的同一代作家中也多有表现，如茅盾的《春蚕》系列；另一个原因则是科举制的废除，中国读书人从拜孔圣人发蒙开始，就被前辈预设好的科举之路突然中断，“读书出来干什么？”一千年来第一次成为一个最现实也最严峻的问题，士人求学的目的变得不确定，鲁迅那一代人便多有“走异路、去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这样的经历，他们对“故乡”的感觉是极其复杂的，可说爱恨交织。科举制的废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读书人和农业帝国之间情感的相互割离，而对故乡复杂的感情是这种割离后的直接体现。
那时毕竟年轻，见识浅，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经导师指点后，有幸发表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刊物《文学评论》上，也算是学了四年中文的一个交待。从此我和所谓的“学术”渐行渐远，为稻粱谋浮沉在江湖上。
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学术界和文化界都有些动作，热热闹闹中各种观点都出来了。但主要不外乎两类：一是坚持认为科举是一种僵化的人才选举制度，束缚人的思想，阻碍人才自由生成。另一种则是反思对科举制是不是一棍子打死，认为科举制度有它不可否定的合理性，如程序公正，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等等。有人称这类观点企图为科举制招魂。
再回想12年前我对有关科举的一些思考，自己认为当时的一些想法还是有道理的，只是随着年岁增长，有些想得更深入。
科举制业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对历史名词当然要历史地对待。在1905年前后这个中国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历史阶段，科举制当然是不合时宜，废除它是一种进步。当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而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显然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八股制艺耽误了多少青年，也耽误了帝国的转型。我想这点是没有疑义的。
科举的废除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留学教育的肇始，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事实也证明，科举废除后的二十余年，由于大批青年去日、美等国留学，现代大学制度在古老帝国的落地生根，在社科、自然等领域内迎来了上个世纪我国第一个人才井喷期。这二十来年来，如繁星丽天的各个领域的人才群，让今天的中国教育也许都应为之汗颜。可以说，北洋时期中国在内政外交观念的近代化，以及北伐成功民国定都南京后，一大批和当时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的青年官吏充实各部门，从而才可能有民国“黄金十年”的社会发展。——这一切，是和1905年废科举分不开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科举废得太晚而不是废得太早。那么科举中的一些合理成分是否也一并抛弃呢？我觉得首先要看这项制度由充满生机、体现公平走到僵化死板的路径。
有人说，科举在明代就病入膏肓了，清代无非是签发其死亡通知书而已。这话没错，科举之害，看过《儒林外史》的人基本上有个感性认识。但反过来分析这个论断，则应该肯定在明以前，科举制对中国经济文化所起的积极作用。
开始于隋，完善于唐的科举制，在当时不啻于一场解放无数出身寒门读书人的革命性制度。尽管统治者有“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的功利性目标，但确实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就是体现机会平等，比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种充斥人情关系的察举制度，比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类由豪门垄断重要公共职位的九品中正制，当然是大大的进步。
从唐到宋，因为帝国的开放与进取心态，决定着科举制健康地运转。唐代除了进士科外，还有明经明法等科，对人才的选择是多方面的。同时考试为主，推荐为辅——如考试前以“行卷”求得重要人物的推荐，尽管可能带来不正之风，但大唐的雄健之风使其负面作用较低。如王维得知张九皋走了太平公主的门子，内定为第一名，便在岐王的引荐下，见到公主，极力表现自己的才华，让公主折服，最终取得第一名；再比如朱庆余《近试呈张水部》“昨夜洞房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是巧妙地讨好考官张籍，张籍也很有意思，沿袭其意回了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从中可看出他看中了这位学生。在大唐这是佳话，对当时的官场风气并未带来格外的毒化，可是现在看来是舞弊行为，要搁在明清两代，恐怕是震动朝野的大案，不知有几人要人头落地。
宋代科举考的是策论，考士子治国之策，兼以诗词经义。大宋一朝，文坛大家和政治家如欧阳、苏、王、范等等，大多出自科甲。可见那时候科举制依然是人才勃兴的催化器。
可是到了明代，因为王朝日趋内敛、保守、专制，为了政治的需要，必须将文官选拔变得更为“标准化”，更呈现单一性。邓嗣禹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评价明代的“八股取士” ：科目日趋简单，方法日趋复杂。——这使科举制完全沦落为僵化的考试制度，为考试而考试，考试的目的已失去唐宋时选拔英才的价值了。
清承明制，尽管康熙等帝王明白科举之弊端，但为了统治需要，使帝国能有效控制读书人的思想，明知其僵化，依然用了近三百年。
科举到了明清，种种的弊端并非这种考试制度自身带来的，而是当时政治制度使然。统治者为江山稳固，特意照着自己的目标改造了科举制。专制之祸，祸及科举而已。
没有人否定科举初期的积极作用，包括清末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中国特重考试选拔人才——即使在其他民主国家里，除了通过竞选产生的主要阁员，其他的行政官和司法官无不通过考试选拔。孙中山变三权为五权，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特别单列出监察、考试之权，钱穆评价为，中山先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
为什么科举制的积极成分在民主社会的文官考试制度中能发扬，而在它的诞生地变成面目面目可憎呢？关键看这个社会整体制度是否开放、包容，整个社会的思潮是否活跃。大学制度和与之配套的学位制度，在民主开放的社会里，运行几百年，对社会繁荣稳定之作用，怎样形容都不为过。但如果一个社会依然集权、专制，一个政权依然以扼杀自由思想为目标，大学制度也会变味，在官本位价值体系下，所谓的硕士、博士学位与学术无关，无非是官场晋升制阶梯而已。
大学制度和科举制度一样，都是依附政治制度而存在的，如果政治制度不变革，任何一种教育制度或考试制度都可能有南橘北枳的命运。

jssh365

陛下亲切接见留学归国人士玄奘
玄奘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在慈恩寺举行

大唐日报记者十年砍柴贞观22年6月18日长安报道 今天上午，杰出的留学归国人士玄奘法师先进事迹报告团在长安大慈恩寺广场举行首场报告会。在报告会举行之前，当今文武圣皇帝陛下在玉华殿亲切接见了报告团全体成员。太子殿下、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中书令褚遂良参加了接见。
陛下非常和蔼地询问了玄奘法师等人的身体状况，并作重要指示。陛下指出，法师西行求法，历经十七年，行程数万里，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终于将天竺国佛陀所创的真经带回东土。陛下充分肯定了玄奘在天竺刻苦学法，积极弘。。法的行为以及促进上国和西域天竺各国民间友谊的贡献，特别表扬了他在和数国高僧大德当场辩论中，征服了在场的外国元首和宗教界领袖，扬我大唐国威，让西土人士见识了我大唐文化之昌明。陛下强调，有关部门要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协助玄奘师徒尽快完成翻译《大唐三藏经全集》这一震古烁今的文化工程，并希望天下官民，认真学习玄奘法师善于学习、不畏艰险的时代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为建设更富强更文明的大唐做出贡献。最后陛下说，法师立国的十七年内，大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法师在翻译经文之余，到全国各地多看看，多走走，多了解当今天下的大好形势。做一个爱国、爱教的高僧。
玄奘法师首先感谢陛下在公务繁忙之余，拨冗为《大唐三藏经全集》作序。法师激动地说，玄奘以一见识浅陋之沙门，在西域及天竺各国，能得到尊重，依靠的是陛下的天威和大唐的国势。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以来，德笼九域，仁被八区，和风及炎热天竺，圣威镇冰雪葱岭。戎夷君长，每见东方飞来的鸟，都倍加珍爱，疑其来自大唐上国。何况玄奘是个亲自沐浴过圣恩的和尚呢？玄奘表示，他决不辜负陛下的殷切希望，尽快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佛经全部翻译工作，作为对天长节的献礼。法师还向陛下呈献了他写就的《大唐西域记》。该书记录了法师西行求法的所见所闻，凡八十万言，涉及到地理、语言、历史、宗教、民俗等诸方面内容，填补了我国人文研究方面的许多空白。

今天上午十点开始的报告会由礼部、光禄寺、长安府联合举办。可以容纳五千人的慈恩寺广场座无虚席。高耸入云的慈恩寺塔垂挂两条黄色条幅，上书：“落实陛下圣谕 学习求法精神”。参加报告会的有六部官员、皇室宗亲、神策军将士及长安各界群众代表。报告会由中书令褚遂良主持。
报告会是在“敬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开始的。
玄奘法师首先报告了他于贞观三年秋，离开长安西行，历经千辛万苦达到天竺不平凡的历程。他特别提到出国时边境各级将士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各国对大唐的无限向往和对大唐国民的友好情谊。当他讲到他在离开国境至伊吾国那段无人区的几天几夜中，水草全无，九死一生，几乎绝望。但想到要取得真经方能报效祖国，便决定依然前行时，在场观众许多人留下了感动的泪水。当他讲到谢绝高昌国王曲文泰的挽留，决心求法不得永不东归，以及谢绝了天竺各国给予的优厚条件，依然归来报效祖国时，场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法师的大弟子悟空、二弟子八戒、三弟子沙僧也报道了他们协助法师西行的事迹。他们在报告中讲述了法师慈悲为怀，把他们从犯罪道路上挽救过来，并信任他们、培养他们的过程。悟空说，他乱龙宫、闹天宫，触犯了法律，被判处五百年徒刑压在五行山下服刑。劳改释放后，师父没有歧视他，而是鼓励他重新做人，并委以重任。他今天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师父的关怀。八戒现身说法讲述玄奘法师思想工作的细致入微，他在刚刚加入取经团队时，身上还残留着高老庄小农意识，爱占小便宜，贪吃贪睡，师父没有对他进行粗暴地批评，而是和他促膝谈心，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沙僧则说，和两位师兄相比，他沉默寡言，因此师父特意给了他更多的关怀与爱护，看到他想家，给他唱通天河流域的家乡小曲。
报告团唯一的女团员观音姐姐则从大唐和天竺的世代相传的友谊以及和平发展的国际局势的高度，讲述了她如何促成玄奘西天取经，以及玄奘在途中遭到妖魔鬼怪侵害时，她及时提供的帮助。
褚遂良在报告会结束时要求各地军民认真学习陛下接见报告团时的讲话精神，参照玄奘持之以恒的求法行为，找差距，找不足，改进工作，加强学习。
报告会结束后，部分观众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国子监学员李永亮说，玄奘舍弃西方优厚的生活条件，回到祖国参加建设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学习，我们要珍惜当前的大好机会，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成才。神策军校尉沈虎说，弘扬佛法和保卫陛下和长安安全虽然工作不同，但许多要求是一样的，都要不怕苦不怕累，他一定要回去将这次报告的精神传达给所在军营的兵士。宗教界人士法门寺定慧法师说，玄奘取经成功是佛门的一大幸事，玄奘也是佛门的骄傲，陛下对佛教的关怀更令天下僧众欢欣鼓舞。
据悉，报告团还将赴洛阳、扬州、渔阳、太原、益州等地巡回讲演，本报将跟踪报道。

jssh365

做清客帮闲的学问

鸳鸯在戏弄刘姥姥，以哄贾母、王夫人等当权派高兴之前，就明确是要把刘姥姥当成“女清客”。这姥姥若算清客的话，恐怕是一个精明而厚道的清客，比贾政身边那班清客强多了，和那个有官职在身而甘愿做贾府清客的人相比，人品更是霄壤之别。

清客用来是干什么的？无非是富贵人家，在吃腻了山珍海味，玩够了姨太太们以后，还是不过瘾，需要有一种文化上的声名，土财主总是不好听的。那时候没有高尔夫球场，也没有发明飞机，富贵人士很难飘洋过海去国际舞台上秀一把，除了玩玩票，捧捧戏子，比较高尚的爱好就是养一帮清客，没事在一起吟诗作赋，以显示诗礼之家的“文化底蕴。”

贾政自许为正人君子，显然不能和他的哥哥贾赦那般，与赌棍色鬼混在一起，因此他和清客的交往最多，有名有姓的就能数出来几位：詹光、程日兴、胡斯来、单聘仁等。这些读书人大多是来帮闲的，心甘情愿给大户人家做富贵景象的点缀。如贾府为迎接元妃省亲，修了大观园。贾政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名曰群策群力来琢磨匾额如何题，实际上是让这些人来烘托宝二爷的。这些具有专业水准的清客，当然不会傻到去抢宝玉的风头，而是小心翼翼作铺垫，最后目的是要突出宝玉的才华。当年王勃应阎都督的邀请去参加滕王阁落成典礼，本来是让他做个清客的，写《滕王阁序》这样的风头是要让自己女婿出的。可王勃没有做清客的自觉，毫不客气地提笔写就《滕王阁序》。——他是去交趾看望父亲路过南昌，不需要巴结阎都督，因此可以不需要有清客的帮闲嘴脸。

鲁迅将古代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则是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

贾府中这些清客，是靠什么活，难道他们的全家的生活完全由贾府包起来？我看未必。在帮闲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物质利益，比如修建大观园，一些清客参加了施工的设计、管理，这当然是贾政老爷看他们帮闲有功，给一点还差事给他们做做。但我以为最关键的是积累“无形资产”，长期出入公侯之门，这是张很管用的虎皮，很能吓住一些人的。比如他们有人作奸犯科，或者剽窃某位民间诗人的诗文，东窗事发了，地方官要想动他们还得掂量掂量，因为人家和贾府老爷在一起喝过酒的。如果有一天，机缘巧合能进入官场，从帮闲变成帮忙，那么给贾府当过清客的历史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雨村的升迁，就是和当年给贾府的姑爷林如海当过家庭教师很有关系。

古代中国是一个盛产清客的国度，这和科举制在中国的兴盛关系极大。一个帝国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而专门读书的人群，这些读书人能鱼跃龙门，中举、中进士走进仕途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能混个秀才功名就谢天谢地了。这些人总要吃饭穿衣、娶妻生子，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做师爷是一条出路，在地方包揽官司也是出路，当然做清客也是出路。而且清客是可以兼职的，一个给贾府帮闲的清客，如果揽了一个官司，恐怕打赢的几率比不做清客的讼师高得多。

对文人来说，帮闲只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他们最终是想进入权力中枢，名正言顺地“帮忙”。司马相如就不满于帮闲的地位，时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躲在家里暗暗地作封禅文，以示自己有帮忙的本领。李白在自荐信中巴结人家：“生不愿做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位谪仙人最终的清客生涯到了顶点，给皇帝和贵妃专写歌功颂德的诗文。“云想衣裳花想容”，写得多美呀，看来李太白做清客还是很有天赋的。可是他不满足写写诗文，总想一展平生抱负。这样皇帝就不乐意了，人家本来就让你来点缀太平盛世的，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好了，赐金归山，连专职清客的位置都没有了。——缺你一个算什么，大唐帝国中想给皇帝做清客的，如果排队的话估计能从皇宫排到长安城外。

不要以为帮忙才是正道，帮闲不如帮忙，有时候帮闲比帮忙更重要。贾府的焦大，救过老太爷的命，方才有了贾府后来的富贵，这是大大的“帮忙”，可怎么样？不如陪着贾政闲谈的清客，也不如陪着贾母打牌的老仆。历朝历代，多少帮了老皇帝许多大忙的开国元勋，最后被老皇帝三下五除二杀掉，而那些专门吹捧朝廷英明、皇帝万岁的“清客”文臣，却享尽荣华富贵。明代嘉靖皇帝想长生不老，信奉道教，常常用“青词”祷告上苍。因此他的内阁大臣们，必须要写得一手好“青词”，才能得到重要。当过首辅的夏言和严嵩都被称为“青词宰相”。你看看，要想做“帮忙”的大事，首先要帮好闲，否则的话连帮忙的资格都不可能取得。

焦大不读书，不知道帮闲的重要性，还想着当年帮忙的功劳，因此被灌了马粪；而刘姥姥同样不读书，可很知道作清客去帮闲的学问，因而深得贾母欢心。看来学问并非是做清客的最重要素质，做清客最重要的素质是要了解主子需要什么。而且要有自轻自贱的心理素质，要知道自己给主子上了一首颂诗被夸奖，哪怕主子还尊称自己为某某先生，步韵和了一首，那都是主子在万机之暇，给清客们玩玩而已，要是真以为主子把自己当回事，那么清客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那些到处给官员们讲课，告诉官员们要如何治国爱民的学问家们，不要以为自己真的是帝王师，说穿了，不过是一个写青词的清客而已，离真正入阁帮忙距离还远着呢，所以得意还为时过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