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里的教师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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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里的教师面相

——谨以此文献给第28个教师节

黄耀红

语文教材里的人物形象，显赫如政治领袖、思想家、科学家，名流贤达、人文学者；平凡如草根、农夫、江湖艺人，沙场战士，成长中的孩子，以及一切普通劳动者。

每个进入教材的人物，都不可能不连着一些故事，一些历史，一些文化的启示和生活的参悟。

教师，这个与青少年朝夕相处的人群，这个活在当下又决定明天的职业，自孔夫子开始，几千年间，为人之师被这样那样的话语装点着，框定着，塑造着，期许着。无论是道德修为，还是学识修养，为人师表从来就隐含着楷模、表率、慎独的内涵，而其生活取向几乎是天生地拒斥荣华，拒斥星光，甚至拒斥显赫的庙堂。在人们心里，教师总是乐于贫寒、淡泊，崇尚那清风明月似的精神超越。

种种文学隐喻，始终将教师定格为一个燃烧者、照亮者、摆渡者、守望者，诸如蜡烛，渡船，米兰，春蚕，化雨的春风，温暖的太阳。这，就是几千年来教师二字身上的概念背负与社会寄托。

任何一种指称或描述，无论何其深切或动情，当它成为一成不变的观念定势之后，它的生命力就开始萎缩。因此，无论怎样优美的教师设喻，都可能让教师失去其作为公民、作为人、作为职业人群的那一份鲜活、丰富与生动，甚至有可能让教师二字日益异变为一张脸谱，一种概念化存在，最终的结果就是：抽空了教师作为人的真实性与丰富性。

发出这样的感慨，不只是因为教师节的到来，而是来自于对中小学语文教材里教师群象的整体考察。

                                                                               （一）

教材里教师面相，不是指他们长得如何，而是他们的精神长相，师性内涵。

教材版本很多，方便起见，这里且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至初中的九年一贯制语文教科书为例。

九个年级，18本语文书，数百篇课文中集中塑造教师形象的课文其实不多。

四年级上册的《难忘的一课》，以台湾光复为历史背景，突出特定历史境遇下教师的中国情怀——“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一语的反复出现，凸显出那饱经殖民之苦的教师因光复而唤起的家国情怀，它们穿越时空，依然成为一种可感的气场。

六年册下册的《我最好的老师》是一篇域外译文，里面塑造的怀特森先生的形象，他一反中国人心中好老师的形象。这个形象，集中反映出关于好教师的另一种价值尺度。与我们习见的好教师不同，怀特森不是媒体宣传的那种敬业、乐业、奉献的模范，在他的科学课上， 为了让孩子不迷信教师、书本，培养其受用一生的敢于质疑与批评的独立精神，他甚至不惜在第一堂课上，以别具一格的故错方式，颠覆了教师的传统形象，并致力让科学课堂成为一场惊动魂的思想冒险。

七年级上册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选入《朝花夕拾》的鲁迅散文，童年游戏与教育生活乃回忆之主题。其中，自然离不开对教师的描述。此文中的教师，名叫寿镜吾。这是中国私塾教育时代的旧式教师形象，他沉迷于典籍，吟哦并自醉于经典文字的铿锵与平仄之间。最致命的问题在于，他因为经典而忽略儿童发展的自然心性。那是中国教育以西为师、进入近现代之前的教师标本。

同册教材里的《最后一课》，出于法国小说家都德之手。在国已破、山河亦不在的特定情境里，韩麦尔先生对失去故土的沉痛与对祖国的深情眷恋，全都在“最后一课”的特写之中。那里，凝聚着他对祖国语言割不断的文化血缘。“最后一课”的氛围与情景，成为小说叙事与人物塑造的极有召唤力的心理空间，教师内心的那一种崇高与炽热，由此而抵达每一个孩子的心灵。

八年级下册中的《藤野先生》，其所回忆的教师属于日本仙台医学教授。那是鲁迅先生留学日本的一段深情记录。这位叫藤野严九郎的先生，他对中国的同情，对医学的严谨，对于解剖学的无限虔敬，对于学生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爱，不分国别的激励与影响，都在那异国异地的文化背景下显得无比温暖与光亮。这种为师的温暖与光亮，与那位来自弱国的留学生心头那种炎凉感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

师表的形象，从此超越知识与学科，越越国界与民族。

在现行人教版此前的版本里，还有一篇直接回忆教师形象的文章，即由魏巍先生写作的《我的老师》（此文现在仍收入苏教版教材里），文中蔡芸芝先生的慈爱、呵护、细腻，温柔与文学的浪漫，集中表达了中国教师的人格范本与美学诉求——温柔如水，春风化雨。

在教材话语高度统一的时代，所有这些教师形象，凭借语文教材这一独特的媒体，表达了人们对于教师形象的价值期待，亦显示出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教师的人生理解。

从历史时代看，殖民生活结束后的台湾教师与即将沦为亡国生活的韩麦尔先生，他们都在特定的背景下，表达着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和对祖国语言文字的别样深情；而《藤野先生》之特别令人敬重之处，则在于他以超越国界的科学精神与人格魅力，将爱与关怀播撒在一个来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君）身上。

这几个教师形象的背景色，都是战争与侵略，苦难与屈辱。他们都是特定历史里的“这一个”。

从代际差异看，科举时代寿镜吾先生身上那种拘泥于经典字句而、漠视童心的病弊与其人性本善无关，只与时代相切。他与蔡芸芝先生身上那种呵护童心、教书与育人并举教师形象形成很大反响，教育不断走向人本身的回归与自觉的思路清晰可见。

从文化背景看，藤野严九郎、韩麦尔先生、怀特森都是外域文化下的教师。他们的身上，并非只有个人性情的差异，更多地透露出外域文化背景下教师不同的精神特质。

藤野的人类视野、人道精神与国际观念，韩麦尔先生于国土沦陷之际的忏悔精神与血浓于水的母语依赖，怀特森为启迪学生坚持独立判断甚至不惜在第一次就蓄意“打击”学生。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突破了中国式教师的既有观念与脸谱化定势。

相形之下，这些外国教师的形象显得更为鲜活，更有个性，更具张力。

他们与中国教师之媒体形象间的差异，其实是教师价值观念的差异，当然也是教育观的差异。

多年来，中国教师的美学形象更多属于夜色里的独守窗前，属于不堪承受之重的悲情与敬重，属于天使与光荣的高蹈化与圣像化。而这些偏偏以小夜曲的抒情作为亘久的伴奏。正如二年级上册教材里《一株紫丁香》所写：

踮起脚尖儿/走进安静的小院/我们把一株紫丁香/载在老师窗前/老师/就让她绿色的枝叶/伸进你的窗口/夜夜给你做伴……

                                                                                              （二）

如果将教师这个角色不只是定位于课堂与教室，那么，教材里还有另一类特别是教师——妈妈或爸爸。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从这个视角观察，教材里关于父母教育孩子的文本则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教师的另一类面相。

低年级教材里多为童话文本。一年级上册的《自己去吧》里面有“鸭妈妈”形象，她的一句“自已去吧”正道出儿童教育的真谛——一切要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生命个体意志的勃发。同册教材里还有《一次比一次有进步》中的“燕子妈妈”；四年级上册里有作家毕淑敏的《学会看病》，它们都在突出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四年级教材中还有《“精彩极了”与“糟糕透了”》中母亲对于赞美与激励方式的坚持。

这些是不同的妈妈形象，也是不同的教师形象。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教育之于成长的根本意义：它是人类走向理性，走向超越，走向创造的必由之途。

还有一类便是父亲的形象。

四年级上册的《给，永远比拿愉快》，高尔基对于儿子的深情书信打动了所有止于至善的心，亦道出了人间之爱的真谛；《“精彩极了”与“糟糕透了”》里父亲的严厉之爱，属于有益于成长的爱的教育表达；《落花生》里的父亲则借花生说事，对孩子进行的人生启蒙亦是美学启蒙；《钓鱼的启示》故事里寄寓着深刻的道德领悟，让孩子懂得：道德的魅力在于自律，一切公德以私德为保障。七年级的《羚羊木雕》里则借一场父子冲突，让友谊与诚信等道德命题构成一种二难情境，引发教育与道德的反思；九年级收录的《傅雷家书》与苏霍姆林斯基《致女儿的信》都让人们看到人间最优秀的父亲，最优秀的父亲如何影响他的儿女。

《伤仲永》里却是父亲的汲汲于功利的反面例证。

相对于妈妈而言，父亲这个角度的教育内涵貌似更为丰富，更多具有冲突与矛盾的教育命题借这个角色里得以昭示。

总之，爸爸妈妈的形象，他们在家庭情境里的教育所为，与职业化的教师构成互补。

                                                                                           （三）

如果愿意将教师这个角色理解得更宽泛一点，教材里其实还有很多称得上不是“教师”甚似教师的形象。

一是一系列与“画”相关的选文，都表达着启迪教师成长的教育之道。

如二年级下册的《画风》《画家与牧童》《画鸡蛋》，三年级下册的《画杨桃》《想别人没有想到的》《神笔马良》。画与一切表达艺术相通，与教育艺术相通。因此，每一个“画师”都是一个教师。

二是一系列寓言中的虚拟人物，都是端居云上的教育大师。

像《揠苗助长》里的那位老农，《亡羊补牢》里的那位牧人，《愚公移山》里的愚公，以“望、闻、问、切”而声名远播的神医扁鹊。任何一个教师，都能从这些虚拟人物那里获得教育的智慧。

寓言因为最切近人本身而最能走向人生哲学的高度，也最能突出时间、地域与文化的局限。